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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夜，我通宵失眠。我想这位媒体人之所以会觉得震撼，不是因为我的文章，而是因为那段历史和书写那段历史的人。我原以为，尘封了三十年的那段历史今天没有人会再关心、再激动、再感兴趣，我重新打开记忆的窗口，完全是出于一个亲历这段历史的当事人一份义不容辞的责任。然而，现在我明白，这不仅仅是责任，更是追寻一种久违的精神。当今天的人们越来越多地沉浸在金钱、名利、权贵、肉欲等等纸醉金迷灯红酒绿中时，这一种久违的精神便更显现出脱俗、高洁、厚重、大气、慷慨激昂。我在写与此相关的文字时，发现自己对这种精神从骨子里充满了沉醉和迷恋，还有一种无以表述的景仰。而让我更加有冲动和激情去追寻这段历史和这种精神的，恰恰是在我看来对现实狂恋对历史厌倦的年轻人对我写下的久远的人和事那种发自内心的喜爱和好奇。
这是我下决心重返1976的由来。
醉白楼里的回忆就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开始的。
而我对醉白楼的选择则是基于一个“醉”字，我历来相信“酒后吐真言”。三十年的沧桑足以掩埋厚厚的历史，三十年的人生也是以淡漠辛酸的往事，要让一帮皱纹已爬上眼角，自发已悄然滋生的中年人和我一起打开尘封的记忆，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但三十年后重新聚首，举杯其饮，一醉方休，却是接到我邀约电话的每一个当事人共同的愿望。
为了这次聚首，我特意找出了我哥哥一直珍藏的一张照片，照片上的七个同学少年个个风华正茂，朝气蓬勃，清朝的眉宇间有一种久违的明净。看着这张照片，我仿佛觉得周围的一切污垢都会远远退去。七个同学中有五位是“总理遗言”案的当事人，我不知道经过三十年的世事沧桑，当年这些阳光帅气的小伙子们如今会是什么模样？
醉白楼座落在杭州最美的一角茅家埠的绿荫丛中，虽然它那古色古香的装潢和服务小姐略嫌俗气的打扮不太合我的心意，但它远离闹市的那种幽静和不事张扬的洽谈却让我对它情有独钟。
夜幕降临时，我所邀请的客人们陆续走进了醉白楼，他们都是下了班以后从各行各自的单位赶过来的，他们都已人到中年，脸上带着公家人掩饰不住的疲惫，开始发福的身材和鬓角滋生的白发让你不得不感叹岁月这把刻刀的无情，在他们身上你几乎已经找不到照片上那些青春少年当年的影子。
那一夜一共到了七个人；我哥哥瓜子；退休中学老师毛宁；当年和我哥哥一起关在北京监狱的阿斗；“总理遗言”案被抓者中年龄最小的晨光；那次和最终诞生“总理遗言”密切相关的“狗肉聚会”的始作俑者大耳朵；真正的“总理遗言”制造者蛐蛐儿的前女友J；还有这次聚会的发起人我。我最最遗憾的是我姐姐晓燕和“总理遗言”的第一当事人蛐蛐儿的缺席，晓燕那天晚上另有公干，无法请假，面蛐蛐儿目前的身体状况尚无法来参加这次聚会。虽然之前我和哥哥曾商量是否用车去接他，然后连人带轮椅一块儿抬上来，但斟酌再三，我们还是放弃了这个打算，因为我们实在无法把握这样的聚会给蛐蛐儿会带来什么样的的冲击和刺激，他目前的生活虽然简陋但是平静，这对一个病人应该说是比较适合的状态，假如我们的聚会又在他心中凿开大洞，掀起滔天巨浪，那对他的身体会不会造成不良影响谁也能预料。
大家坚持不要红洒和白酒，一致说只喝清凉沁脾的啤酒。但我注意到，他们连啤酒也喝得不多，菜吃得更少，醉是根小小可能的，每一个人都清醒异常，但这并不妨碍大家打开回忆的的闸门。没有铺垫，没有过渡，尤其须引导和提醒，忆起1976年那段惊心动魄的岁月，几乎每一个人都滔滔不绝。尽管那天我带了录音机和采访本，但我终究没有拿出来，我觉得在那样的场合，自己无法只做一个冷静旁观的笔者，因为当年我也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他们讲述的每一句话，每一段回忆，郜点燃起我血液中偃熄了多年的火苗，让我全身心热血奔流，我在这一瞬间深深体会到：1976年那段岁月已刻骨铭心地嵌入我的生命，无论这段岁月走得多么久远，只要有一根火柴轻轻一擦，熊熊的烈焰就燃烧起来了。
1976年轰动全国震惊世界的“总理遗言”最终酿成了公安部发文件追查的重大政治案件，这一案件涉及七个家庭，关押要犯十二人，受此案牵连而遭传讯和被追查者无数。直接涉案成员可分为三部分：北京组、临安组、留守组。北京组关押了核心案犯七人：遗言制造者、杭州汽轮机厂青年工人李君旭（蛐蛐儿）；蛐蛐儿的父亲，杭州市第一医院院长李伯伯；我哥哥，杭州半山发电厂青年工人瓜子（我哥哥的绰号）；我姐姐，杭州炼油厂青年工人晓燕；我父亲，“文革”中被打倒、后又被解放但仍赋闲在家的老干部；浙江江山某军工企业职工阿斗；阿斗的父亲，“文革”中被打倒的“走资派”，一度出来工作，后又靠边站的老干部刘叔叔。临安组关押了涉案人员五人：阿斗的妈妈，浙江大学的干部许阿姨；我哥哥的同学，当时刚从农村抽调回城的大耳朵；父亲曾任团省委书记，被大家当作小弟弟的晨光；比我哥哥他们要大七八岁，但不知为何也进入了这个圈子的中学体育老师毛宁；蛐蛐儿前女友的父亲，省委组织部的一位处长王叔叔。而留守组则是我们这些虽然没有被抓进去，但也遭到公安部门软禁和反复传讯的家属，有我，我母亲；阿斗的妹妹小利，弟弟小亮；蛐蛐儿的母亲；蛐蛐儿的前女友；晨光的姐姐；毛宁的妻子张老师和其三岁的女儿妞妞。
那天来醉白楼参加聚会的有北京组两位，临安组三位，留守组两位。得知我写了一篇《我所经历的1976》在《收获》发表，大家都很兴奋，看得出来，他们还是希望今天的人们了解那段历史，不要忘记那段历史。尤其是大家说到了已经去世的蛐蛐儿的父亲李伯伯，阿斗的父亲刘叔叔，说到涉案还活着的老人现在都已八十多岁了，不免沉重和唏嘘，更感到抢救这段历史的重要性。我说我就是为了这个约大家来的，我们每一个当事人都有这个责任。他们说，你不用说责任，这是我们大家自己的事情，多少媒体想要采访，我们都拒绝了，为什么？我们怕把事情写走样了，这是写历史，不是写故事！你来写最合适了，因为你也是当事人，你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
那天大家最后还是喝掉了十几瓶啤酒，七嘴八舌地说了1976年“总理遗言”案前后的许许多多事情。他们一个个眉飞色舞神采飞扬，眼睛里闪现出的光亮一扫身上的倦意和公家人在公开场合大多会有的矜持，那种小年轻才会有的激情和活力荡漾在他们的眉角眼梢。那样的激情和活力进射出来的光彩让我好像又看到了那种久违的青春的影子。他们的述说往往是交叉的，你争我抢的，有时候三四个人叠在一起说，嗓门一个比一个大，我根本不知道听谁的好，但我没有打断他们，我也没有要求他们一个个说，我知道他们憋得太久了，每一个人都有一种不吐不快的感觉。我静静地听着，我的脑子显然跟不上他们说话的速度，我也不指望在这种场合能记下他们讲述的每一个细节，但我还是在他们喷涌而出的叙述中渐渐理清了自己的思路。我决定我的第二篇文章就从“临安组”的成员开始写起，因为在醉白楼的酒桌上话最多和话最少的毛宁和大耳朵都是临安组的，他俩一个高门大嗓，一个沉默寡言；毛宁生气勃勃，已是退休的人却有着像小伙子一样的体魄和神气；大耳朵小毛宁七八岁，却两鬓斑白，神情落寞。这种鲜明的对比给了我一个让人好奇的悬念，而悬念往往能让人产生探究的欲望。
醉白楼酒酣人散时，我留下了每一个人的手机号码，并和他们约定，找一个时间一起去临安的天目山，去那幢掩映在西天目的深山老林中，关押了“总理遗言”案五个要犯的“留椿屋”，寻觅1976年的风雨烟云。
然而，这个约定很长时间没有成行。这些当年曾是“文革”中共和国头号大案中的要犯们，现在几乎个个都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担负着一定的领导职务，他们都很忙，不是这个公务就是那个出差。从盛夏到深秋，从满目翠绿到遍地金黄，人还是凑不齐。等到杭城落下了透出肃杀之意的潇潇冷雨，我终于决定不等了。我给阿斗打电话，我说我希望立刻去西天目，我的第二篇关于“总理遗言”案的稿子是写临安组的，我必须从关押临安组所有成员的“留椿屋”写起。阿斗在电话里迟疑了一下，他告诉我他第二天就要去住院了。我有些吃惊，问他生什么病了，阿斗说，他身体一直有几个指标不太好，除了已经明确的类风湿关节炎、高血压、糖尿病以外，还有一个很要命的指标偏高。医院一直没有床位，现在刚刚通知他有床位了，他得住院检查。我听了心里又难受又发慌，我想起我姐姐曾对我说过，我们这些人住在监狱里时精神备受折磨，免疫功能都被破坏了，出来时一个个看着和平常人没什么两样，实际上五脏六腑都被损伤了。当时听姐姐说这话我并没有太在意，现在看来姐姐这话不是随便说的。蛐蛐儿终日与轮椅为伴，基本是个废人；我哥哥在而立之年患了一场凶险的大病，差点阴阳两隔；我姐姐心脏、肠胃也总有事儿，没有因此影响工作，那是这代人大多具备的责任和毅力。现在阿斗又……我问阿斗那怎么办？阿斗说，你别着急，我让晨光来组织。我说那你还能去吗？虽然阿斗不是临安组的，但平时他也很忙，要采访他很不容易，我很希望他能去。阿斗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两三秒钟后说，我去，我向医院请假。
最后成行的是五个人：我、阿斗、毛宁、晨光、大耳朵。
出发的前一天晚上雨下个不停，第二天的天气预报仍有中雨。我很担心天气作梗，行程生变，辗转一宿，祈求上苍。因为我总觉得许多事情常常是在不经意中一拖就拖黄了。
老天保佑，第二天虽然依旧云雾压顶，但雨霁天清。一辆深灰色的子弹头面包车载着我们一行五人向西天目进发。
车出杭城，进入余杭地界，公路两旁的秀色就扑面而来。等过了临安收费口，天目山脉便逶迤映入眼帘。墨绿、金黄、深红、棕褐，油画一般的色彩将天目山妆点得美不胜收。
我说：你们关在这么美丽的地方真是浪漫啊！
坐在车尾的晨光大声说：是啊！我们当时从关了两个多月的市公安局出来被押送上天目山，一路看风景，好像不是去坐牢，而是去旅游。
岁数最大的毛宁撇撇嘴不以为然：我可没有这样浪漫的心情，我们是犯人，是去坐牢，我在里面就是想老婆，想女儿，都快想疯了！
我注意到阿斗和大耳朵一路上没怎么说话，阿斗是关押在北京的，我猜测他也许触景生情，想起了当年关在北京的岁月；可大耳朵为什么旧地重游，却如此沉默寡言呢？
车过藻溪镇时，我明显地感觉到车上每一个人脸上的神情都凝重起来。毛宁告诉我，进人藻溪，天目山就触手可摸了。
西天目山古称“浮玉”、“天眼”，又名“西峰”、“西山”，素有“浙江诸山之祖”的美誉。这里古木参天，修竹蔽日，奇石嶙峋，谷幽泉清。诸峰之下，有青龙、白虎两山对峙。“留椿屋”就坐落在青龙山南麓。与西天目大名鼎鼎的“禅源寺”相距不远。来此之前，我听说这幢貌不惊人的小楼曾是三十年代著名电影皇后胡蝶的别墅，当年同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等曾和胡蝶在这里幽会。来此之后才知道这传说有误。事实上，这幢别墅是上海怡和洋行的小开潘志铨为其父潘澄波颐养天年，于1936年向禅源寺租地营建的。门前石碑上“留椿屋”的题字乃是清末榜眼朱汝珍的手书。胡蝶当年拍电影《桃园春梦》时，这里的确是外景地，胡蝶也确曾下榻留椿屋，至于她是否真的在这里和戴笠幽会，那就不得而知了。倒是另有两位大人物先后在留椿屋住过，一一位是蒋介石，另一位是周恩来。
我不知道历史的恰巧是否隐含着冥冥的天意。当年，作为中共中华革命军事委员会在主席、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为敦促国民党浙汀省政府主席黄绍竑积极抗口，曾专程从重庆来浙江．1939年3月22口，周恩来到两天目，下榻留椿屋，当天晚上就与黄绍竑会晤，共商国事。第二天，黄绍竑在留椿屋会客室主持召开浙西行署军政要员座谈会，周恩来在会上做了团结抗日的重要讲话。周恩来此行时间虽短，却巩固和扩大了抗日统一战线，使两天日一度成为浙江抗日救亡的中心。
多少年以后，已经长眠于地下的周恩来恐怕不会想到，有一群热爱他、景仰他的热血青年和他们的父母，因为痛恨和反对迫害他、残害国家人民的“四人帮”而被抓捕关押，其有五个人就囚禁在留椿屋。
现在回想起来，曾经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叱咤风云，又身为共和国堂堂总理的周恩来，在那场生死存亡的政治路线斗争中，却也有着旁人无法想象和理解的无奈。在自己的生命快要走到尽头时，周总理对祖国和人民的命运其实是充满了忧虑的。1975年9月7日，在北京城内北海两岸边一座不引人注目的灰色楼房里（周总理病重以后一直移居在这里，这儿临时做了他的医院，又是他工作和会客的地方），病情已经十分严重的周总理从病床上起来，撑着虚弱的身子，在这里接见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这是周总理生前最后一次接见国际友人。周总理当时说的第一句话让所有在场的人都震惊不已：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虽然周总理在接下来的谈话中不无欣慰地告诉罗共中央书记维尔德茨：现在，我们的副总理已经全面负起责任来了（周总理所说的副总理指的就是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但当接见完毕，总理应身边的工作人员请求和大家一起合完影后，谁也没有料到，总理竟一反常态，意味深长地说：希望你们以后在我脸上打叉。这句看似调侃的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情都沉重起来。周总理对邓小平的允分信任和对中同在他离去以后会走向何方的巨大担忧，在这一次外事活动中表露无遗。
以后的事实证明，周总理的担忧并不是杞人忧灭，而是他作为一个有丰富革命历史斗争经验的政治家，面对党内那些急于篡党夺权的阴谋家所产生的某种预感。果然，周总理尚在病榻弥留之际，一系列再揪走资派的言论又开始甚嚣尘上。
“现在到处有走资派。走资派就是复辟派。这些人，也就是民主革命时期的那些民主派！”
“现存的革命对象，就是旧礼会里吃过糠，抗日战争负过伤，解放战争扛过枪，抗美援朝渡过江的民主派。现存要打倒的，就是爬雪山、过草地的走资派，戴红领章红帽徽的走资派，就是勤勤恳恳、清清白白，不是叛徒特务，不搞贪污腐化的走资派！”
“党内资产阶级在党内形成一股势力，从广度上不是一个人，是一批人。”
“从中央到地方，有一根又粗又长的黑线。”
无怪乎人们对1976年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