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张的考试终于过去了。我走出考场时，自我感觉不是很好。我碰上了我们公社的老蔡，他是上海66届高中生，也就是说，他在“文革”前已全部完成了高中的教育。他显得信心十足，说这些考试题目太简单了。我听后，心中更是沉甸甸的。 当然，我也有出乎意料的喜悦。考化学时，我居然做完了所有题目，而且相当有把握。无论如何，我已尽了最大的努力，接下来就是等待发榜。我已作了最坏打算，也许不行，那就等下一年再重新来过。 我在焦急地等待着，心中更是忐忑不安。 终于等来了考试结果通知，我五门课程的总考分为359分，并不是很好。其中有我失望的，语文才考了65分，我原指望在这门考试上多抓些分数；但也有意外的惊喜，化学分数竟是92分，是我所有成绩中最高的，这连我也没有想到。当然那一年的化学高考题目也是相对比较容易的。 1978年江西理工科高考的总分录取线是340分，我359的总分就已经上线了，也就是说，我将会为某一所大学录取。我很想去上海上大学，可根据我的成绩，可能性不会很大。不管怎样，我还要继续等待……
好高骛远的境界
今天回顾往事，我自己都会感到惊叹，我那时为什么如此坚强，这是哪里来的力量？——目标是力量的源泉，信念是毅力的基石。只要有明确的目标，只要相信目标可以通过努力而实现，我就能经受一切艰难、困苦和挫折。
可以说，农村的九年生活，是我人生中最艰辛的阶段，也是逆境崛起的历程。我的奋斗，是以健康、青春、尊严为代价，可我最后实现了大学梦，也由此获得了人生的感悟。 为什么我能够承受那么多次的挫折、屈辱和痛苦？那么多次的冲击都使我几乎放弃：在我劳动过度大病一场以后，当我为自己的“政治污点”而震惊之余，在我多次推荐上大学被拒后……可我没有，一直坚持到最后。 今天回顾往事，我自己都会感到惊叹，我那时为什么如此坚强，这是哪里来的力量？——目标是力量的源泉，信念是毅力的基石。只要有明确的目标，只要相信目标可以通过努力而实现，我就能经受一切艰难、困苦和挫折。可是到下乡后期，在信念开始动摇时，我就感到脆弱，磨难就变得不堪忍受。 目标是人生奋斗的最根本的要素。只有目标明确，我们才能不为诱惑所动，始终保持前进的方向。当年，为了上大学，我选择了一条更为艰辛的道路——谢绝了供销站售货员的工作，放弃了县制革厂的招工指标，却去担任生产队长的重任；不去顺应上海知青回城的大潮流，却在经济落后的江西求学。 只有目标明确，我们才有持续下去的决心和动力。比如，我在坚持跑步锻炼，目标是五公里。我更习惯于跑步机上的运动，因为我跑步时身体有很强烈的不适感，要靠毅力才能坚持。若在跑步机上，我随时可以知道进展和离目标的距离，这样就比较能够坚持下去——试想一下，我们的跑步若是以感到累为止，那么很快就感到累了，就会放弃。 我们还要志向远大，只有这样才能勇于为将来而放弃眼前利益——这能使我们自觉克服人性的弱点。 今天的流行语是“跟着感觉走”，但那是错误的。人的大脑对感性事物比对理性事物更能理解，人体感官对物体的观察是“近大远小”。所以，我们肉眼看数步之遥的小平房，要比半里路外的摩天大楼体积更大。若是凭着感官的直觉作选择，我们就更倾向于短期行为，往往“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为了短期利益而放弃更有价值的回报。
只有认识到人性的弱点，理性和自觉地提醒自己，才有克服的意识，从而作出有利于个人发展的选择。 由于中国人比较务实，才把“好高骛远”作为一个负面含义的成语，以去挖苦那些不切实际、追求过高目标的人。 但是，我们人生就是要有“好高骛远”的精神。如此追求，你也许会身处“志大才疏，眼高手低”境地，也许别人讥笑你“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即使你是不切实际，从而无法达到自己的最终目标，可就是在对目标的追求中，你能最大地发挥自己的潜力，取得原来可望不可及的成就。 而且，在下面的励志篇中，我会提到“普通人的实现法则”，从而使你相信，即使是“好高骛远”的目标，最终还是很可能实现的。 总而言之，在人生的追求中，“好高骛远”是关键，明确目标是动力，远大志向是指路灯。我之所以有今天，就是因为对目标的锲而不舍。我当年如果没有目标和志向，没有“好高骛远”的境界，也许就会走上另一条路，那么也许就没有机会在此讨论人生的体会了。 但是，人生光有目标不够，尚要有追求目标的勇气和力量。
4。博士，祸福相倚的求索
在敌意环境中求生
那是1986年的暑期末，一个晴朗的日子，我驾着一辆福特牌的旧车，离开了俄亥俄州的阿克朗市，沿着80号州际高速公路向东急驶。我刚刚完成了MBA（工商管理硕士的缩写）学习，去追寻我的博士梦。 我是在往宾西法尼亚州的路上。我已为宾州大学商学院录取，是去攻读国际商学专业的博士学位。我很振奋。进入了宾州的地界后，沿途都是高低起伏的山区，道路也变得盘旋弯曲，限定时速已降为每小时五十五英里，可车还是以每小时七十五英里的速度疾驶着，却仍然觉得车速太慢，不自觉地，踩着油门的右脚还在使劲。 在进入了被称之为州学城的小镇后，我才注意到我以三个小时就完成了二百多英里的行车路线。我已来过一次了，那是在我刚收到宾州大学的录取通知后。那时尚在暑假之中，整个校园显得宁静安详，我一下就喜欢上这座文化气息浓郁的大学城，向往那环境优雅的学习环境。这一次则是开学之际，马路上熙熙攘攘，到处都是暑假后返校的学生。那是一个有三万五千多学生的大学校，是美国大学的“十大”（Big Ten）之一。
我觉得我在人生道路上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我心中充满着激情，暗下决心：一定要把握时机，努力学习，从而有所作为。 ——当时我并不知道，我将在那里度过六个寒暑，精神上会受到极大折磨，个人意志要面对严峻考验，这一经历也将对我的人生和思维方式产生刻骨铭心的影响。
国际商学专业设于商学院的商业后勤系。我报到那天，先去见了系主任巴考斯基教授。他是铁路运输管理学的著名学者，一个高高瘦瘦、行动敏捷的老头。在我的印象中，他永远是儒雅风范，西装领带，多半还穿着西装背心，对我和蔼又有耐心。我们初次见面，他就很友善，谈过几分种后，他带着我去见国际商学专业的博士指导员奈教授。那是一个看起来年轻，长得帅气的教授，他也很客气，向我介绍了情况，并作了学业的指导和安排。 在与奈教授谈话结束后，我就在国际商学的办公室，与刚结识的秘书璐比小姐聊了起来——我想多了解一些情况。
商学院有四位国际商学的专业教授，但两位教授已暂时离校：丹尼尔博士正在欧洲作访问学者，他是这一领域的著名学者；克里西博士是国际金融教授，已请了一年事假，正在纽约的一家国际银行工作。其他的两位教授，一个就是我刚见过的奈博士，另一个是崔博士。 正在说话间，外面进来了一个中等个子的亚裔中年人，长着很有韩国人特征的方形脸，脸上所流露的是那种师道尊严的傲然。 璐比小姐马上说：“这就是崔教授。” 我已通过学校资料对他有一些了解，他是国际商业的主要教授之一，早年毕业于韩国大学，又到美国留学，完成硕士和博士学位教育后，就一直在宾州大学任教了。 我那瞬间的感觉，如同他乡遇故知。我恭敬地站起来，先自我介绍，又对他表示了仰慕之意：“崔教授是我们亚洲人中的佼佼者。由于东、西方在文化和语言上的极大差别，亚洲人走商科的学术道路不容易，您能够这样在学术界崛起，是我学习的榜样，希望崔教授今后多多指教。”
“不要说这些，我知道你们中国人就喜欢拉关系，我不吃这一套。”崔教授不客气地说，他的脸平淡得连肌肉也没有抽动一下，“不要指望我会因为你是亚裔学生，就会特殊照顾，我是一视同仁，对所有学生都是一视同仁的。” 当时的我，真有一种拍马屁却给马踢了的感觉，但还是毕恭毕敬地聆听着他的教诲。 可是，我也颇感意外，因为这是美国。我们若观察美国现代文化，就不能不注意到它那种人权和人道主义的强烈色彩。是因为农奴制和种族歧视的过去，是因为祖上作的孽，才有今天美国的负罪感，也才形成那种矫枉过正的社会倾向。美国社会对偏见和歧视极为敏感，即使那只是属于苗头现象。
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在聊天时，经常会谈论，说河南人怎么怎么地，上海人怎么怎么地…… 这种说法，在美国社会，特别是在有教养的美国人中，是很少听到的。因为把人按类分别，建立标准，这本身就是成见（Stereotype）和偏见（Prejudice）。我并不是说美国人没有成见和偏见，只是说，他们即使有这种想法，也不会轻易地表露出来，因为这反而显得自己教养不够。这不能算虚伪，而是在特定文化下的社会行为规范。 所以，当我听到崔教授把中国人定型为“喜欢拉关系”——不管对与不对，就觉得很意外，这种一概而论不符合美国的主流文化。而且，我们初次见面，他就已表现出那种毫不掩饰的敌意，这更使我感到吃惊。我遇到过形形色色的美国教授，他们有好有坏，但起码在表面上很客气。这使我产生了一种不祥的感觉。 以后，我对崔教授更了解了，知道他完全把自己看成美国人了——尽管他说英语带有明显的韩国口音，而且他表现出的那种强烈偏见也是美国人中少有的。
弱者的抗争
过了不久，我又遇到了另一国际商学博士研究生徐宁，一个挺秀气漂亮的中国女孩子，思路敏捷，善于谈吐，看起来就是女强人类型。她毕业于北京经贸大学，在一所美国大学拿到MBA学位后就来读博士了，她已入学两年了。都是中国人嘛，初次见面就感到亲近，而且她为人很热情，给了我很多积极的建议。我们很谈得来。
那时我人生地不熟，就急切希望能从徐宁处了解情况，她也很乐意地向我作起介绍。听起来，总的评论还是不错的。但当谈到崔教授，徐宁就表露出极大的不满。他自负、固执，有极度偏见，而且对她进行种种刁难。 有些事情乍听起来都是难以置信，但我已有过不愉快的经历了。我告诉了徐宁我与崔教授的初次接触，她告诫我要小心，说崔教授敌视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 那次谈话后，她又多次向我倾诉。她与崔教授的矛盾越来越激化。最后她忍无可忍了，正式向商学院领导提出投诉——她指控崔教授歧视女性、对她不公正的待遇。她说崔教授由于历史原因（指朝鲜战争中，韩国与中国是交战国），特别歧视中国学生。 在她提交正式投诉后，商学院就成立了一个由行政、教师和学生代表共同组成的仲裁委员会，此委员会将举行听证会，在听取原告、被告和第三者证人的证词后，要作出裁决。徐宁把我也列为证人之一，我所要谈的就是我与崔教授的第一次见面，以此证明他始终一贯地歧视中国学生。 那个学期，我正在修崔教授的一门课。一天下课后，他要我去他的办公室。我去了，他见到我，就从办公桌抽屉里拿出两份学期报告，递到我面前。我拿起来一看，是两份内容完全相同的报告，作者署名都是徐宁，但一个封面上注明是崔教授的课程作业，而另一个上则是奈教授的课程作业。
“徐宁投机取巧，把同一报告当做两门课的作业，这就是学术不诚实，”他洋洋得意，“居然还要控告我，现在证据确凿，她已是本性暴露无遗了。”至于他与徐宁的冲突，他说，根源是中、西方文化差异——徐宁是东方文化的思维方式，把对她学术的批评看成是人身攻击，这是他在反驳徐的指控时一再强调的。接着，他又告诫我，在学习上不能像徐宁那样取巧。 崔教授话头一转，又提到了另一中国学生孙小彬。他主动向我解释，为什么孙上学期在他课上只拿到C的成绩。他说：孙之所以得到这个成绩，主要是他的程度太差了。 孙也来自中国大陆，我的朋友，是营销学专业的博士生。但他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我猜想，他以为我已知道此事，才主动提起解释，以说明他没有歧视中国学生。其实我在此之前，只知道孙修了崔教授的课，也知道他对崔的不满，可并不知道他得到的成绩。
可是，当崔教授向我透露孙的成绩，那就是对学生隐私权的侵犯，是严重违犯了学校的政策——其实，孙小彬是一个很优秀的学生，我们后来一起修过国际营销学的课，发现他学术上很出色，他后来在事业上也是极为成功的。 最后，崔教授又一反过去对我的冷漠和敌视，表现出极度的关心。他亲切和蔼地告诉我，今后在学习上有问题，可以尽管去找他，只要我认真，努力，他一定尽力帮助我完成学业。我当时真是受宠若惊，几乎是感激涕零了。 我当然明白，他在拉拢我。但他已达到目的了，因为我也有私心，要保护自己。那次谈话后，我就没有出席听证会。我没有勇气和盘托出我们首次见面的对话和我对他的看法。 事后不久，徐宁被迫离开了宾州大学，仲裁程序也以她撤回投诉书而结束。我最后一次与她见面时，她脸色苍白，似乎憔悴苍老了很多，可还是显得很坚强。对于徐宁，我深深感到内疚。我太软弱了，在关键时刻没有提供她所急需的支持。 会计系的玛克奈尔教授也是仲裁委员会成员之一。是我后来修她课时，她偶然提到这一事件，她相信徐宁的指控。起初，我以为她在感情上站在徐宁一边，是出于女人对女人的惺惺相惜。可我后来又有机会与商学院副院长谈到此事。他主持了徐宁投诉崔教授的听证会。他也觉得徐宁的指控可信，但因为有不利于她的证据，听证会的决定将不会支持她。在此情况下，他就建议徐宁撤回了投诉书。
——美国高等学府实行教授治校（Governance by faculty），在那种自下而上的教育制度中，教授拥有极大的自主权，行政无权干预学术。在学术自由的名义下，老师按自己的意思决定教学内容，课本采用、考试形式和内容，也按自己的标准评定成绩。当我还是研究生讲师时，就已享受到任课老师所拥有的那种有很大随意性的权力了。 这样的制度有利于创造百家争鸣的教学气氛，但它缺乏一个有效的制衡机制，使得老师在师生冲突中处于绝对优势，除非学生提出不可辩驳的证据，这个制度都假设老师是正确的。所以，学生往往很难把老师告倒。 但在通常情况下，若是老师滥用职权，制度就很难充分保护学生的权利。所以，选择研究生导师是一项高风险投资。若遇到的是冷酷无情的导师，那真是给折磨得死去活来，很多年都无法毕业。 我刚进入博士项目时，就已得到前人告诫，在校园里遇上其他中国同学，若也是博士生，初次见面，轻易不要起问：“你已来几年了？”或“你还有多久毕业？”因为这可能会触及到对方的痛处，引起不快。
诚实是学术生命线
在上文中，商学院副院长提到，仲裁决定将不利于徐宁，那还是为她的学期报告之事。这在美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