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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俩从公社知青办的老萧处获知了我，就从公社林场步行十八里路，特地来找我。我邀他们在村前大树下就坐，并用竹筒勺子给他们各舀了一碗清凉的井水。他们大口地喝着，天太热，走长路最容易渴。我们聊得很愉快。
他们是来了解我们上海知青的情况，并想通过我们的事例，对那些刚从南昌下来的知青们进行一场思想教育。我同意了。他们下星期一将步行过来，自带干粮，当天往返。老李特别强调，不需要招待，只要提供凉水就可以了。
到了那一天，老李和老张带领着一个上百号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开进了我们这个小村，他们大多是高中毕业生，年龄应在十八九岁，看起来是那么地年轻、单纯、天真烂漫，就像春天的太阳，我也为他们的欢乐所感染。他们对农村的一切都表示出极大兴趣，问这问那的，有些问题在农村人听起来会觉得很幼稚。他们太可爱了！
最后他们在村前的空地上席地而坐，老李说了几句，简单地介绍了我，然后请我讲话。我站在他们面前，突然想到，我刚从上海下放到农村时，尚不到十八岁，难道我那时看起来，也是这样年轻单纯吗？想到这里，心里就隐隐作痛，一种难言的悲凉之意涌上了喉咙。 我轻咳了一下，压抑住情感，开始讲话了。我首先介绍了其他几个上海知青：小沈、小汤、小宋和小韩。小宋是大队代销店售货员，小韩是大队民办学校老师，她们实际上已离开了这里，我请她们过来是为增加阵容。 我先引用了马克思的话：“劳动是严酷的，但是把人锻炼成钢铁的教育。”接着，我回顾了下乡历程，从上海大城市来到江西农村，从柏油马路走到田间小路，从白面书生到普通农民，这是个艰辛的过程，但也是知识青年与工农结合的必经之路。我也谈了理想、目标、奋斗等，都是一些慷慨激昂的话。
那些年轻人坐在地上，仰着头听我说话，脸上的表情是那么的虔诚，他们被打动了。 在讲话结束后，我又带着他们参观了我们知青的生活环境和生产队的田地。最后，在送他们上路时，我又特意带着他们经过了村前山上的整片杉树林，那是我们到麾石村那一年亲手栽下的。那时种下的杉树苗，已长成一人多高的小树了，绿油油的很喜人。
是啊，这已是我在农村的第七个年头了，可还是前途渺茫。
屡受挫折的大学梦
我的目标是上大学，但却一直无法实现梦想，因为政治条件不过硬。在前两次招生时，我被推荐上去，却在政治审查时刷下来了。在那个年代里，所谓政治条件，主要指家庭出身，即父母亲的政治面貌。 我父亲是教师。那时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那虽不是“红五类”，但也不是最坏的“黑五类”。但我家还有“海外关系”，我大伯住在香港。因为是境外的亲戚，国内的人事部门就无法调查证实，那就具有可疑性，所以是“政治污点”。我大伯任香港国华银行副总经理，那是中国驻外机构，他算起来也是中国驻外机构的雇员，这应不同于一般的海外关系呀？我多次申诉，但从没有得到过正面的答复。 这在今天听起来，也许是荒唐的。可那个年代，政治决定一切，也直接影响到个人前途。我出身不好，为了改变命运，就要加入共产党，因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只要我是党员，在政治上也就及格了。可正因为出身不好的“政治污点”，我入党也就更不容易，就要有更好的表现。 我想入党，就要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大队的谢书记是个忠厚人，对我们上海知青一直很照顾，他也很支持我。入党的程序是先填写入党申请书，由大队党支部讨论通过后，再上报公社，只有当公社党委批准后才算正式入党。 那天，我与谢书记约了，晚上去见他——他极其关心我的入党进程，希望我的申请能尽早被大队通过。他邀我去他家吃晚饭。我就给他的小孩带去了一袋上海的大白兔奶糖，这在农村也是个稀罕物。 吃了饭后，我们就聊起天来。书记说了一些鼓励的话，他肯定了我的表现，说我有良好的群众基础，麾石村的人们对我反映很好，有口皆碑。 后来，他拿出了一个牛皮纸袋，递给了我。我看了才知道那是我的个人档案袋。那是对个人保密的材料，这也体现了他对我的信任。 在中国，每人都有个人档案袋，与他生命同时存在，终身保存。这一档案由单位的人事部门管理，当此人调到另一单位，也跟着转过去。里面记录着人生主要经历，社会关系，政治身份，也记录着在历次重大政治运动中的评定。在那个年代，这个档案袋的重要性不亚于肉体生命，也记录了很多的冤假错案——上海知青的档案是由公社党委保存的，但大队党支部为讨论我的入党申请，就从公社借来了我的档案，但我那时并不知道。 我拿着我的档案袋，双手微微颤抖。这东西极其神秘，尽管我从未见过，却一直在主宰着我的命运。我小心翼翼地打开了档案袋，取出里面的材料翻阅起来…… 其实，我的档案简单，因为我很年轻，又是在共和国成立后出生的。我个人材料包括小学、中学的学习纪录和成绩单，父、母、弟、姐、妹的社会关系等。而我急切地寻找父母的政治情况部分，父亲的政治结论一栏寥寥几句，是用黑色的墨水写的：
父亲刘□，一九四八年从台湾返回，有敌特嫌疑，有海外关系，他兄长刘□，现住香港，据其自称是在我政府驻外银行机构工作。
那真是触目惊心啊！我当时的感觉，犹如当头一棒，眼前只冒金星，只觉得天昏地暗，那是一种突如其来的震惊，是我从未感受过的——那一瞬间，我却想到，我小学作文中曾用过这样的形容词（奇怪，我居然还会有这种念头，而且至今仍然记得），不过那是抄袭来的。因为没有亲身的体验，就以为那种描写是艺术夸张。可在那一刻，我明白了，过去之所以没有体验，只是因为尚未真正到达伤心处。 谢书记也许注意到我极度惊恐的表情，安慰我，说不要紧，我的表现是所有群众肯定的。他这么说，也许为宽我的心，也许因为他文化程度低，没有真正理解其中的含义。可我很清楚，“敌特嫌疑”是个没有结论的结论呀，这才是最可怕的。有这样的一个政治鉴定，我是没有前途了。 在那惊骇之余，一下子，我似乎什么都明白了——为什么我们家庭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是提心吊胆过日子；为什么在中学时，我报名去黑龙江军垦农场，强烈要求却被拒绝；为什么我数次被推荐上大学，都在政审时被否决；为什么我表现积极，入党申请却迟迟批不下来。一直以为因我不是“红五类”，那时才知道我父亲还有如此严重的“政治污点”。
不记得那天晚上是怎么回到家的。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一夜没睡，凌晨时迷迷糊糊入睡了，可又在噩梦中惊醒，首先跳入脑海的是“敌特嫌疑”几个大字。我真希望那只是一个梦啊！ 我欲哭无泪。天哪，我倒底该怎么办呀？我想到了放弃。算了吧，我为什么要苦苦挣扎，与自己的命运抗争呢？为什么要继续地做无用功？还不如像其他上海知青那样，回上海去吧。 我感到绝望了，我在绝望的痛苦中思索了好几天，后来就逐渐地冷静下来了。我反复地询问自己：①是否已经尽了最大努力？②理想是否已经完全破灭？ 那时的政策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我想到，我出身固然不好，但并不是完全没有机会了。我已担任生产队长，这是重要的一步。我是上海知青中的佼佼者，应以此为基础，作出不平凡的业绩，以成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典型”。 在那年代的政治术语里，“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专指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的人，而“典型”则是指他们中那些表现好，从而背叛了自己的“出身阶级”的榜样。那个时代极其看重家庭出身，但也为政治上需要，树立一些这样的典型。 当然这种典型是少之又少，可我对自己说，即使只有一个这样的“典型”，我就还有机会，我就要成这个“典型”。只要我入了党，也就有了新的人生。 只要希望尚未全部破灭，那我就要以十倍的勇气，百倍的努力，继续奋斗。当时，我是这样勉励自己：“今天我在为前途而竭尽全力，我也许不能如愿以偿，也许最后无法实现目标，但临终前我也可以告慰自己：我因为时运不佳、能力不够，才没有成功——但已尽力了，我死而无憾。” 我决定继续留在农村，我还要努力。同时我也去信家里，告诉他们我刚了解的情况。起先，我以为他们早已知道，只是觉得不便于告诉我。从回信中才获知，连我父亲也根本不知道这一组织结论。 事情就是这么荒唐，如此严重的政治结论，本人却丝毫不知。既然把他视为危险的政治人物，却又不作进一步审查，以消除这一政治隐患。他就这样地背了二十多年的政治黑锅，直到我了解到此事。 按说，我父亲的历史也不复杂，他1947年重庆大学毕业后，就去台湾高雄的石油炼油厂工作。当时中国大陆处于内战时期，国民党政府的失败已成定局，他在台湾感觉到当地人对大陆人的憎恨，认为台湾没有前途，就决定返回中国大陆了——可那时的中国大陆和台湾都是国民党的统治区呀！后来，我知道还是因为我的大伯。他与一个国民党的大特务同名同姓，结果就张冠李戴地被怀疑上了。就这样地，我父亲就有了这“莫须有”的罪名。 我父亲后来找了学校系党支部黄书记汇报，大意是自己过了这大半辈子，也差不多了，已无所求，但不能因为个人历史而影响小孩的前途。他反映了我的处境，请求上级能调查他的历史，并给予一个政治结论。上级同意这个要求，就开始了组织调查。 ——这个政治调查持续了近两年，最后终于推翻了原政治结论，我父亲上级也以公函形式通知了山前公社党委。但此时这一切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文革”已经结束，已经恢复大学高考制度，大学招生是择优录取，而我是通过了高考而上大学的。这些当然都是后话。
一切为了改变命运
那个时候，我仍在奋斗之中。但我终于明白了：光表现好是不够的，我必须有特殊贡献，我要在领导农业生产中作出不平凡的业绩。只有这样，我才有希望入党，只要能入党，也就能把这一局死棋走活。 我在农业生产上是一把好手了，耕、耙、犁都会了，挑担、推车都不比当地农民差，插秧更是一把快手。但这已不够了，我还要进一步掌握农业知识。 我就向贵修老头学习，他在村里年纪最大，也是本村人，不仅熟悉二十四节气等相关的农业知识，而且对当地的田地资源情况最了解。我常请贵修喝酒，虚心请教。一个上海知青，这么尊重他，他很有面子，也乐意传授经验。我们结下了友谊。 在生产队中，农民的劳动力和劳动技术决定他们工分的底分，所以他们要掌握技术活，但他们不是都很懂农业生产知识，因为生产队干部负责生产的组织与计划，他们才必须知道农业知识。 还有那些年纪大的农民，在集体化前是单干务农，所以还懂得农业知识。贵修就是这样的老农。由于他的认真传授，再加我的虚心学习，我开始比一般农民更懂行，也很了解当地水土情况。总之，我成为了一个比庄稼人更庄稼人的庄稼人。 我还一头扎进了科学种田的研究。上海的家人给我寄来了一些农业书籍。我白天在田头劳动，晚上收工后钻进蚊帐，凑在煤油灯下阅读。我是带着问题学习的，比如到了禾苗生产期，那是水稻最受昆虫威胁的时期，我就对照书本，研究各种昆虫的习性和防治方式。我也常在收工后，到田间去研究禾苗生长情况。很快地，我成为了当地颇有名气的农业小专家。 我虽然是生产队长，可一些农民起先并不重视我。在农务上有不同意见时，他们会说：“伢子啊，话到种田，你懂得几多哦？（孩子啊，说到种田，你到底懂多少啊！）”这是开玩笑，我也不介意。但不久，他们就对我刮目相看了。
我担任生产队长后，又到了春插季节。我们那里种植双季稻，春插的质量对早稻的收成影响很大，而早稻产量又占水稻总产量的百分之六十多，所以春插工作的完成对全年总收成举足轻重。我要有所作为，这是个关键的时刻。 当时农村在推广“合理密植”，也就是在插秧时，秧苗兜的行距要比传统的方式更密
每兜也要放更多根的秧苗。流行观点认为，田地若是肥沃，可以适当密植，因为土壤中的养分足够支持更多的禾苗。但田地贫，秧苗兜的距离就应该稀一些，因为土壤没有足够的养分。 这种说法似是而非。因为田地若是肥沃，田里的禾苗会自己发兜（即抽条，长出多支苗来），最后结出更多的稻穗；可田地若是贫瘠
秧苗无法发兜，只能靠插下的秧苗长大后结稻穗。所以，贫瘠的田地就更是该合理密植。 当时尽管在推广合理密植。但在偏僻的山村地区，山高皇帝远，上面的政策很难有效地落实下来。我们村属田地贫瘠地区，就应该合理密植，但农民受保守传统影响，一直在私下抵制着。 我当生产队长后，就钻研起水稻种植技术。最后我得出结论，以我们的客观条件，合理密植才是提高产量的最有效途径，所以一定要推广下去。我召开了全村农民会议，宣传了合理密植的科学原理，并强调了落实。我也规定了惩罚性措施，插秧若达不到标准密度，就扣一天的工分。 在春插开始后，我发现插秧还是没达到密度标准。我若在场，大家都会顺从，可我若不在，却又是按惯例行事。刑不罚众，我又不能扣所有人的工分。最后我终于发现了，是贵修老头在作怪，他时常发牢骚，与我唱对台戏，而他又有威信，大家都听他的——他暗地在与我较劲。
我必须有个对策。要行之有效，就得杀鸡儆猴，我在暗中留神着。一天终于有个机会，我发现贵修领头插秧的那块田整个密度都不合标准，就跳上田埂怒气冲天，指着他破口大骂，又粗暴地把他拉上田头，推搡着，摆出一副要揍他的模样。自从前次在马家集打架后，老乡中已有我武功异常的传说，对我都心存一分敬畏。我又威胁要把他捆到大队部去。此时，可怜的贵修已吓得脸色发白，众乡亲们都为他求情，并承诺大家都会按标准插秧，我才骂骂咧咧地收了场，但还是扣了他一天的工分。 这一招还真灵。以后就再也没有人敢作怪了。我们顺利地完成了春插工作，在完成的质量和进度上都得到了好评。 ——在2004年夏，我出国二十年后第一次去了当年下乡的农村，但贵修早已过世了。当回想起往事，我心情极其复杂：那到底是粗蛮霸道、忘恩负义，还是勇于坚持真理；是为了目的不择手段、急功近利，还是在为改造农村的落后不遗余力？这些问题，甚至在今天，我也无法回答。但那是一个人性被扭曲的时代，很难以今天的价值观再去衡量过去了的历史。 在农忙接近尾声时，一件似乎是偶然发生的事情，却极大地影响了我的处境。公社党委袁副书记，一次在下乡检查工作时路过我们村，看到大家在插秧，就下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