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惨。
万里长征始于足下
当时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制度,每一公社下辖数个生产大队,再下面就是按自然村组成的生产队。生产队是基本的生产和核算单位,组织农民参加集体劳动,并“按劳分配”,发放劳动成果。
江西农村以种植水稻为主,普遍推行双季稻生产。但因为属于偏冷型的亚热带气候,适于农作物生长的温暖期比较短,所以每年春暖之际,要尽快地把早稻秧苗插下去,以获得足够的水稻生长期,才能有良好的收成。这就是俗语所说的:“一年之计在于春”,所以春插季节的劳动,是分秒必争,极其繁重。
到叶家村后不久就开始了春插农忙。我们也与当地农民一样地出工、收工,参加生产劳动。挑担、拔秧、插秧、锄地、砍柴、挑水等农活,对我们都是新的挑战。农民们挑着重担在田间小路上健步如飞,可我们连空手走路都会滑下水田去。但由于努力,我们适应得很快。
在江西的上海知青,都经历过水土不服阶段。到农村后不久,全身长出了很多红点,像疹子一样,很痒,然后就转化为水疱,破了以后就流出黄水,痊愈后不久,又长出新的疹子。这样地长好了又发,断断续续,要到两年后才会适应。记得我有一次回上海,去公共澡堂洗澡。那里大伙都是赤身裸体在冲洗,旁边那个不相识的小伙子,我看了他一眼,他也看着我。我问:你下放在江西的吧?他点了下头,说:你也是吧?我们会心地笑了——我俩全身都是点点斑斑,疤痕累累。这是上海人在江西农村生活过的铁证。
我少年时很害羞。一次,西塘大队组织上海知青们学习,每个人都要发言,谈思想体会。我勉强才开了个头,就脸涨得通红,说不下去了。大队团支部书记何红根笑话我:“来自大上海的,怎么连在大众场合下讲个话也不好意思?”
小谢是我们的带头人,他能言善道,长于外交。我比较木讷,但工作踏实,不怕苦不怕累,努力表现——三十多年后我故地重游,当地农民都还记得我,众口一致地说,小刘是最“吃嘎”(好)的,舍得累,吃了“恶苦”。
与天地斗其乐无穷
农村的习俗,每个村子中间都有一个大厅,称之为“总厅”。那里是集体开会和议事的地方,每到春节期间,厅里会生起炭火,众人围着烤火聊天。
走进总厅,就看到竖立在右边的鼓架,上面架着一个很大的鼓,看起来就像是古代衙门里的皮鼓。那鼓敲打起来,鼓声低沉,可以传得很远。白天鼓声响起,是集体出工的时候,若晚上鼓响,则是干部召集村民们来开会。
在春播农忙季节,前后大约要忙上三个多星期。在那期间,每天凌晨三四点,在睡梦中就被“嘭!嘭!嘭!”的沉闷鼓声惊醒,那是开早工的通知。我从床上挣扎了起来,走出门口,天空仍然是黑漆漆的,只见靠近村边的秧田中,已挂起了一盏点亮的马灯,隐约可见。早工的活是到秧田去拔秧。
我们几个知青,摸着黑朝灯亮的方向走去。到了秧田边上,我站在田埂上,迟疑了一下,一咬牙就把那尚留着被窝余温的脚踩入了水田。那是早春的凌晨,田中的水仍然寒气逼人
双脚浸在冷水中,是浸入骨头的冷痛,那种感觉刻骨铭心,我今天仍能清晰记得。
站在水田中的最初两三分钟,人就像是凝固了一样,当双脚被冷得麻木了,就丧失感觉了,也就不痛苦了。接着就弯下腰去拔秧,把秧苗拔出来后,再把秧苗根部的泥土洗干净后用稻草杆扎成一束,扔在一边后再拔第二束秧苗,第三束秧苗……这样地,一直要干到天亮。
收早工后,就匆匆地吃了早饭,那只是青菜煮粥,再放些盐而已。因为很饿了,就吃得特别香——回想起来,我都觉得不可理解,那么大的碗,我一下子就能倒两碗粥下去,人胃的容积真有那么大?
接着就是出上午工。我们挑着满簸箕的秧苗捆,到了水田,就下到田里开始插秧。就那么弯着腰,不停地插啊插的,要到吃午饭时方能休息一下,然后再继续干,直到晚上,肉眼已看不清插下的秧,才收工回家。
我走在收工的路上,一脚高一脚低,一方面是因为疲惫不堪,另一方面也因为我是近视眼,天黑就看不清路了。回家后,农民们还要煮饭、喂猪,可我们就吃些冷饭剩菜或上海带来的酱菜、肉松什么的,很快就睡下了。
在一天的紧张劳动后,上床的感觉就不是躺下,而是瘫倒。浑身的肌肉酸痛,脚底板也是火辣辣的——白天踩在水田里干活,已被割了许多小口子。我倒在床上,心里在想:已是无法再爬起来了。可到了第二天凌晨,当鼓声又响起时,我又强行地爬起来,又是那么跌跌撞撞地走向了田头。
因为是农忙期间,生产队杀了一头猪,每户农家可分到一斤肉,知青受到特别照顾,每人一斤肉,我们五人加在一起就有五斤肉了。那是新鲜猪肉,是大家很久没有吃到了的。
我们提着肉,挺首昂胸地回家,肉切成了大片,扔到锅里加一勺水,放一撮盐,煮熟后就那么地吃了起来,还觉得特别香。那几个上海姑娘,也啃得欢。我看了一眼小郑,她筷子夹着一块白花花的肥肉,正飞快地往嘴里送,那猪皮上的毛还未刮尽呢!
回想起初到农村时,她那种挑剔劲儿,现在却也在狼吞虎咽,我乐了——古人说的不错,人是“衣食足而后知礼节”。农忙季节的劳动强度太大,人体消耗过多,生理上需要补充油水。
收获后的喜悦
农村在秋收后,就是农闲季节了,再到阴历年底,就要准备过年了。生产队也开始分配结算了,那称之为“分红”,就是按各家庭的人口、出工人数和天数、劳动强度把劳动成果分配下去。
我们上海知青也分到了应得的份额,包括一年的口粮、钱和其他实物。我分到了人民币六十七元多,尽管微不足道,却是辛勤劳动后的第一次收入,意义非凡。我们还分到了花生、食油等农产品,那都是极其珍贵的。当时城市的消费品极其匮乏,在上海几乎所有生活用品都是计划供应,每个家庭都会按期领取到粮票、布票、棉花票、肉票、蛋票、糖票、酱油票、盐票、油票……
我分到了十五斤花生油,二十三斤花生——要知道,上海每人每月才配给五两食油,而花生则是很少有的。我准备了一副担子,两个大纸箱,装上了食油、花生,还有自制的蕃薯片、麦芽糖、油炸豆腐、乳豆腐、豆豉等农副产品,喜气洋洋地准备回家把年过。
原本我是与小谢同行,可那三个女知青又来央求,要和我们一起走。那天,天空才蒙蒙亮,我们五人就出发了。我们步行,行李则由三个乡下老表用独轮小板车装着,吱呀吱呀地推着,一直把我们送到临江车站。从广州到上海的慢车停靠临江站,我们就是搭这班车。可快到年底,铁路交通运输正处于高峰期。火车虽然停下了,可车门口堵得满满的,不可能再上人了,况且我们还有这么多行李。
这倒难不住我,农村生活已使我变得粗野了。我领着头,我们一行人顺着列车一路走过去,看到一个车窗口是半开着的,这就是机会。我纵身一跳,双手抓住窗沿,再翻个身,一骨碌就钻进了窗口——我的脊背肌肉非常发达,在单杠上引体向上的动作,一下就可以做五十多下。
我进去后就强力打开了窗子,一边嘴里在说:“叔叔,阿姨,我们是上海知青,要在这里上车,请借贵方一块宝地……对不起,请挪一下小桌上的茶杯。”
因为既成事实,多数乘客只好默认了。只有一个小伙子生气了:“你看看,把我的茶杯都打翻了。”
我眼睛一瞪,吼道:“已经道歉了,你到底还想怎么样?”
他看我气势汹汹的样子,就不出声了。
才眨眼之间,下面的行李就都传了上来。其他几个上海知青也被随来的乡下老表连推带顶,从下面塞进了窗口。
安顿好后,我才松了口气,发现上衣已全被汗水湿透了,因为用力,也是因为过度紧张。到此时,我才陪起笑脸,向座位上那些乘客表示歉意,说也是不得已呀!我们人都已在车上,他们也就只能体谅了。
终于到上海了!走出了火车站,我看着走在路上的行人,先大吃一惊:“上海女孩子的肤色怎么这么白啊?”苍白得就像在农村杀鸡时,放了血、拔了毛后的鸡那个颜色——请原谅我的不敬,但那确是首次回上海时的第一个视觉印象,因为在农村已见惯了晒得黝黑的肤色。
走进家门后,第一感觉是房间里太明亮、太干净了。在看到家里的锅碗后,又是一惊,怎么这么小啊!锅也就乡下人的碗那么大。我问:“我们家的锅碗都换过了?”
“没有啊!”
我明白了,我已习惯了农户人家的大碗、大锅、大灶,就会产生这种视觉上的误差。一会儿,我妈下班回来了,她看着我就抹眼泪,可我却充满着幸福感。
在吃饭时,我妹大叫起来:“哥,你怎么把吃剩的骨头都往地板上吐啊?”
我一下醒悟过来:“对不起,这是在乡下的习惯。”我告诉她,乡下屋内也是泥土地,吃剩的骨头扔到地上后,狗会吃个干净。
大病一场(1)
第二年开春时,上海知青们又先后回到了农村。稍事休息后,我就投入了劳动。我已很有经验了。去年我初次下水田插秧时,那秧苗插得东倒西歪,不成行也不成线。小谢就强多了。他是高中生,在农忙时曾去上海郊区参加劳动,有过插秧的经历。
但到这时,我就是插秧的一把好手了,甚至超过当地的农民。只见我下到水田后,左手操起一把秧苗,右手从左手里分出一株秧苗,三个手指捏着敏捷地插进了水田,然后又是第二株、第三株……一排六行,插一排退一步,一排又一排……那插秧的速度,真是比鸡啄米还快,即使在前面的人已先插秧很久了,只要我动起手来,那就是稀里哗啦地,一下子就赶上去了,最后还把他远远抛在后面。而且,我插的秧,窝距行距整整齐齐,秧行排列笔直。我在村里还是“起率”(即插第一排的秧,他人则跟着我的秧排插)的。乡下人夸我聪明,学习很快,才插了一年秧,就超过了他们很多人。
其实,我只是善于总结经验罢了。插秧的动作,左手握着一把秧苗,右手的中指、食指和拇指从秧把里分出一株株的秧苗,再插到水田中。但我已悟出了窍门:提高速度的关键不在右手插得快,而是能用左手的大拇指,迅速均匀地从秧苗把中分出一株株的秧苗。多数人不习惯使用左手,所以要提高插秧的速度,就要人为地训练左手动作。在插秧季节前,我就先训练自己了,有空就左手握一把短稻草杆,练习以大拇指分秧苗的动作。这非常有效,所以到插秧时,也就看到我那种令人惊叹的速度了。
一天上午,我与会计叶钱儿争执起来,我说我一天可插一亩田的秧,他却表示不相信,他是故意激我。我们打起赌来:我单独在一块九分多的水田插秧,只要完成了就可以收工——要知道,集体出工平均每人每天才插三分多田的秧。
我埋头干了起来,弯着腰不停地插着秧,插了一排又一排,中间也不休息。到了下午一点多,本是午饭时间,我也不回去,让小谢替我把饭带到了田头。到了下午,水田中的空白面积已越来越小,胜利在望了,但我的速度也慢了下来。我极度疲乏,真渴望能放平身体,给酸痛的腰背一个休息的机会。但我还是强迫自己,因为我知道,如果躺下后那就再也不愿起来了。
到了下午五点多,终于插完最后一株秧。我一下子就坐在湿漉漉的田埂上,仰天躺下了,就那么面朝青天背朝地躺着。我陶醉在那种放松后的舒服感,还有目标实现后的成就感。好几分钟后,我才又站了起来。
收工时间尚未到,老乡们还都在田里忙着。尽管先已打了赌,但我也不好意思真的就提早收工。但在不停插秧十多个小时后,我已疲惫不堪,再也不愿弯腰了,就去干挑秧的活。
晚上收工后
我走在回家的路上,身体的感觉不对了。我暗中希望那只是因为太累了,只要休息一下就会恢复。回到家后,先躺下睡了,可到第二天早上,高烧已发到了39。5℃,全身无力。我还想坚持出工,可挣扎着下到田里,实在无法支撑,又提早回家休息了。
当时,春插最忙阶段已过去了,我就在家里整整躺了两天,烧退下了,但仍然体乏无力,没有一点食欲,知道要去看病了。由于乡下的房子室内极暗,我走到了室外,在“光天化日”之下,才发现自己全身泛黄,是那种令人恶心的黄疸色。我开始担心起来了。
我步行二里路,去了大队医务室,又找到蒋医师。当年农村实行“赤脚医生”制度,即选拔出一些有文化的农民,稍加训练后,就在乡下巡回治疗。这不能解决大问题,却能在一定程度上减缓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西塘大队只有这位蒋医师是从县医院下来的,被乡下人公认为最好的医师。
我诉说了症状,他检查了一下,说我没有发烧,不会有大病,可能太累了,休息一下就会好,要注意营养,多吃些腊肉、鸡蛋等。可他的建议对我没有用,因为我不仅没有食欲,而且一看到油腻的东西就反胃,想吐。
刚好小谢参加县知青代表大会回来。他顺便去了医院验血,发现得了急性黄胆型肝炎,决定马上回上海。
我翻出医学手册,找到了对肝炎病的形容:皮肤泛黄疸色,没有食欲,怕油腻食品,体乏无力,等等。这与我的症状完全相同,而且室友已确症为肝炎,我无法再抱侥幸心理——我患上了传染性肝炎。
那时我已知道,肝炎症状极其明显。但蒋医师仍然误诊,医术也就可想而知,可据说他还是大队四个赤脚医生中最好的。真是庸医误病啊!不,那只是反映了农村落后的医疗条件。
我决定与小谢一起回上海。可全身软弱无力,村子离临江车站有几十里的路,就是去光华山林场搭拖拉机,也要步行五里路,我哪能走得动啊!乡下人告诉我,只要打一针盐水葡萄糖,就能立竿见影,恢复体力了。临走前一天,我又去找蒋医师,提出要求,他同意了。
当年的农村
尚没有今天流行的打点滴,类似方式是用一个大针筒把盐水葡萄糖液注射进静脉血管。蒋医师做好准备工作后,开始为我注射。我伸出了左手胳膊,他第一次把针头扎进了我胳膊,没有见到回血,就拔出来再扎进去,还是没有回血,就再扎……就这样地,进去再出来,反复地试了四五次。我睁大着眼睛,咬着牙,耐心地观察着他的不懈努力。
他一边工作,一边解释说,这个活挺难的,就得这么地反复尝试。他额头上冒出了汗,也真难为他,为了找到我的血管,确是费了很大劲。好不容易才听他说:“行了!”就开始为我注射。
在注射过程中,我的小臂感到又痛又涨。到最后,针筒里尚余下了约四分之一的葡萄糖液,无论他怎样尝试,还是无法注射完,也就只能作罢了。
第二天清晨,我们就动身了,先步行到林场,再搭上去临江的拖拉机,最后才上了去上海的列车。我直到在车厢的位子坐下,才放松下来,那时就觉得左手臂涨得难受。我掳起了袖子,就吃了一惊,整个左小臂肿得像小腿那么粗,而且有一大片淤青。我感到吃惊,因为不知道原因。
最后,我到了上海,突然地出现在家门口。家人们看到面黄肌瘦的我,惊愕自是不言而喻的,我妹妹马上带着我去医院看急诊。
医生也不等血的化验结果,就根据初步诊断,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