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绝路——完成了他蓄谋已久的谋杀行动，而这一切又发生的那么突然。 在一次例行的系务会议上，会议刚开始，光天化日之下，卢刚站起身，拔出手枪，当场击毙了导师戈尔咨教授，系主任尼柯森教授，史密斯教授，还有他的中国同学山林华博士。紧接着，他又急匆匆地赶到校长办公室，在那里开枪打死了副校长克莱莉博士。连在场的兼职秘书，二十三岁的女学生茜尔森也没幸免，一颗子弹穿过了她的前胸。这女孩子最后活了下来，但自颈部以下终身瘫痪。卢刚在完成他的行动后，饮弹自尽了。
这是一起精心策划的冷血谋杀案。卢刚为此行动而暗下购买了手枪，且去俱乐部参加射击训练。他在遗书中清晰地阐述了他的人生理念，也冷静地说明了他走上这条绝路的原因。他觉得自己长时期地受到了导师的不公正待遇，他认为系主任在博士奖的评选过程中犯有程序错误，他为此多次地向学校上级领导投诉，却没有得到重视。最后，他就以他的方式来寻求正义、替天行道，即使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也在所不惜。 他的遗书以“宣言”为标题，以“卢刚博士”的署名结尾，在行动之前又先把遗书寄往媒体，显然是想让他的观点产生最大的社会影响。可在血案发生后，当局截获了他的信件，直到一个多月后才公开了其中的部分内容，而那些被保留的部分，说是因为过分尖刻或具体地涉及到某些当事人。
血案发生后，官方也逐步地公布了调查结果，所有的消息都是不利于卢刚的。但是，这一调查是在肇事者已无法为自己辩护，也没有人出头为他伸张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且，整个过程是在学校当局主导下进行。所以，它的公正性是值得怀疑的。可以想象，在事件爆发后，从当权者的角度来看，最有利、也最简单的处理方式就是把一切过错都推给卢刚，而这一调查材料中的主要证据又只是当权者当事人的口头证词。不管当局如何粉饰，有一点是不争的事实：在卢刚多次地提出申诉后，学校仍然没有开始正常的调查程序，这起码是个失职吧？ 这一事件惊动了美国社会。在中国留学生中的影响更是震撼性的，但他们几乎都是站在舆论一边，众口一致地谴责卢刚。我不知道他们的真实想法，但大家都是局中人，即使没有亲身经历，也应该耳闻目睹过研究生受导师虐待的故事，为什么不能多一份同情心，为什么不能更多些独立的思考呢？ 卢刚是一个弱者，他感到极大委屈，最后才以同归于尽的方式来讨回他的公正。当然，个人性格是一个原因：他一直很顺利，没有经历过失败，心理承受能力较弱，心胸不够开阔，不懂得忍辱负重的道理。
假如当时有人疏导他，点破“退一步海阔天空”的道理，他也许就不会走上这一绝路。 我并不想为卢刚的行为辩护。但我知道在那种导师全权负责制下，学生的基本权利很难得到充分保护。他若受到不公正待遇，除非能提出有力的证据，或指控是与种族歧视、性别歧视或性骚扰有关，否则很难引起领导的重视，也很难讨到一个公正。而学生长期受压抑，就容易产生铤而走险的举动。今天，我可以坦率地说，我在博士学习期间，当被崔教授虐待最感痛苦的时候，也曾产生过报复的念头。 我也想过，众多中国留学生之所以公开地站在这个现有体系一边，因为那是最容易做到的。大家都是在这个系统里讨生活，都因它而“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而且，任何人，若是站在强大制度的对立面，只会感觉到自己的软弱。 另外，卢刚事件也使中国留学生感觉到社会舆论的压力。不可避免地，美国社会对外国留学生，特别对中国籍的留学生，会产生不好的印象。大家都那么地表态，也许只是想要表明卢刚的行为是由他个人品质决定的，与其他人没有关系。保护自己的软肋是人的本能啊！我想到了某中国旅美作家讲过的一个故事。 某一北方人到了广州，听说南方人吃猴子，也想尝个新鲜。朋友说：“你想要吃猴，可要有胆。”北方人当时夸下海口：“绝对没问题！”朋友带他去了一家饭店。老板说：“你要吃猴，那行，但得挑一个你中意的。”当下带他到了后房。只见一只大铁笼，笼中关着许多猴子，它们瞅着食客，眼含泪水，并不停地拱手作揖，似在求饶。北方人见此，恻隐之心乍起，想退出来。朋友手指顶着他的后脊骨：“你的胆哪里去了？”他只得闭着眼睛，随手点了一只猴子。只见那些未被点到的猴子马上抓住被点到的猴，七手八脚地把它推出了笼子。老板就一手提着那只猴，一手拿着菜刀，到后面厨房去宰杀烹调了。 是啊，连动物也有求生的本能，更何况是人。
我们都有一种自我保护的意识。我想，今天我有勇气说出自己读博士的经历，是因为我的侥幸：我博士论文的课题曾被崔教授完全否定，最后却获得国际商学会的最佳博士论文奖，那是我们学术领域的最高荣誉（见下文）。这也就是对否定之否定。若非如此，或许我也不愿袒露出这些屈辱经历，或许我也只会小心地把心口的创伤掩饰起来。
竭力而得之才更有价值（1）
我的博士求学是个炼狱般的经历，使我真切地体会到徐宁所承受过的精神痛苦和心理压力。我觉得她是一个勇敢、坚强的女性，我敬佩她。
但是，当她正式地提出投诉，也就激化了矛盾，迫使上级作出二择一的决定。我抗争是多次地向系主任反映崔教授的不公正。由于有徐宁的先例，也由于我及时地反映情况，他相信我，也想帮助我。但是，行政无法干涉学术，他又告诉我。 我在完成所有课程后，就要准备博士综合考试了，这是对整个学习的全面考核，也是学习中重要的一关，必须通过此考试才能够进入博士论文阶段——成立博士论文委员会，就论文题目建议书作答辩，最后才是论文答辩。
博士综合考试有两次尝试机会，如果无法通过，就要退出博士项目。博士生走到这一步，一般都是会过的。可我的情况有些特殊，崔教授已扬言我不适合读博士。我为了这一考试，向他请教，他拿出一个长长的书单，冷淡地说：这是我要你掌握的内容，你读不读，那是你的事了。泊萨博士也表现出相当的敌意。所以，我的压力很大。 系主任又主动担任了综合考试委员会的主席——他的专业不是国际商学，但却主持了我的博士资格考试和综合考试。我想他是为了保护我。
考试前的复习是极其艰辛的。因为学习的紧张，我整夜地失眠，无法入睡。我开始掉头发了，每次淋浴后都在浴缸里发现很多头发，睡觉起来枕头上也是散乱的头发。我猜是由于用脑过度引起的，但已无暇顾及这些了——幸好这种现象在我通过考试后就停止了，否则我今天就是秃头一个。 最后，终于到了预定的考试日期。博士综合考试包括两部分：首先是闭卷考，在考场里举行，五个小时内要交卷；然后又是开卷考，考卷带回家去完成，但要在收到考卷后的二十四小时内交卷。当我把完成的考卷交上去时，是大脑裂开的感觉。 而考官们在收到考卷后的四十八小时内，必须完成审阅。两天后，我去找系主任询问考试结果，他没有直接回答，面露难色，只是告诉我
考试委员会决定增加考试题目，我还要在解答额外的题目。结果，又拿到了一张考卷。在最后交卷时，人都几乎要瘫掉了。但我通过了考试，也就是说进入了博士论文阶段。 ——考卷评定是一个闭门操作过程，我无法知道教授们是如何讨论的，但我相信系主任利用了他的影响力，使决策过程产生了有利于我的结果。 我深陷在苦海中，而且是苦海无边的感觉。但转机最后出现了——崔教授的终身教授申请被否决了。
终身教授待晋的位置（Tenure Track Position）是“上或走”（Up or out），所以他必须离开宾州大学了。 秘书璐比过去对他毕恭毕敬，在他将离开时，却暗下在幸灾乐祸。她私下告诉我：你无法想象他对我的粗暴无礼，我是为了这份工，在默默地忍受。 崔教授的确是不同凡响。按规定，没拿到终身教授，还可任教一年。就在那最后一年，他也要把权力用得淋漓尽致。他走后那学期，我上课的班上有个学生，三番五次地询问我，她能否及格。那种惶惶不安使我奇怪，因为她的成绩还是不错的。最后她才说出来，她是重修这门课了，上学期她上崔的课，但没有及格。不仅是她，而且很多学生，据她说是大多数，都没有及格。难怪乎，她已成了惊弓之鸟。 我几乎都不相信。美国老师一般给F（不及格）成绩很谨慎，因为这会把学生的平均成绩（GPA）拉下来，而这平均成绩对学生非常重要，它将决定学生申请财务补助的资格，还会影响到他们今后的职业发展。但这在我与系主任的一次谈话中证实了，他当时是这么回答：“我没有办法，谁若是擅自改动教授评定的成绩，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崔教授的离开改变了系里的气氛，也改善了我的处境，特别是我与泊萨教授的关系。我对他表示出极大尊重，热情积极。他有时盛气凌人，我以平常心待之，并主动与他多沟通。我的努力化解了他的敌意，他对我的态度变了，变得友好了。
——在处理与泊萨的关系中，我也有了新的体会：面对敌意的环境，只要保持积极的心态，以乐观的态度待人，在多数的情况下是可以得到善意的回应。我把我的体会告诉了我母亲，她只说了一句话，却是高度的总结：“俗话说，拳头不打笑面孔。” 后来，泊萨教授还是我博士论文的导师。他也想帮助我。但说实话，他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他的研究兴趣是新崛起国家（New Emerg ing Markets）的股市行为，而我的研究方向是国外直接投资的理论，这是国际商学一个主要研究方向，也是崔教授和奈教授的领域。我的学习曾受惠于他们
可在他们离开后，我就只能靠自己了。 我博士论文是研究跨国公司的理论，我把信息经济学的信号理论（Signaling Theory）应用到了国外直接投资的发展，从而使其在实证上向前迈出了一大步。我已意识到我的研究的重要学术意义，我为自己的突破而激动万分。虽然泊萨教授是我的导师，对我的研究不是很懂，也没有很大的兴趣。坦白地说，他对我也没有信心。 所幸的是，我博士论文委员会的另两个成员，经济系的邦德教授和会计系的麦克尤教授，都是资深教授，对信息经济学造诣很深，也给予了我很好建议。我从与他们的讨论中，获得极大启发。遗憾的是，他们不是我的论文导师，所以不会为我的研究费更多的心思。但是，他们的智慧见地，他们对我论文的肯定，是我前进的动力。 在此过程中，我基本上是靠自己努力，在摸索中不断前进，但也走过弯路。那时我全心投身于研究，夜以继日地工作，因为我要早日完成学业。我的情绪也会随着工作的进度而高低变化，当研究有所突破时，我会欣喜若狂，而当实验结果不理想时，我也可能会彻夜难眠。
1992年6月22日是我的博士论文答辩日，那时我对自己的研究结果已极为满意了。站在论文答辩委员会面前，我口若悬河
介绍了论文的主要内容、研究结果和重要意义，也回答了所有问题，一切都顺利流畅。最后委员会主席示意我退出会议室，委员会成员将要闭门进行讨论和表决。但从教授们满意的眼神中，我知道自己已经通过了。我站在门外等候的时候，仍然感到兴奋，是一种余兴未尽的感觉。 几分钟以后，主席又把我叫回了房间。当我走进去的时候，所有教授们同时站起身来了，主席郑重地宣布，我已顺利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教授们与我热烈握手以示祝贺，并第一次称我为“刘博士”——从那一时刻起，我就已拥有了世界上最高的学术学位：哲学博士（Doctor of Philosophy）。 那时那刻，我百感交集。我在博士项目中度过了六个寒暑，那是一条极其坎坷的路。其他一些人，在类似的情况下，也许就放弃了。美国有个统计数据显示，进入博士项目的学生，百分之六十以上都由于各种原因而中途放弃了。这条路太长、太难了。 还有些人修完博士课程后，却无法完成博士论文，最后没有拿到学位。英语中还有个专门的缩写语表达这种情况，叫ABD （All But Dissertation）。我数次碰到这样的同行，但从自身的经历知道，他们不一定没有能力，也许是不幸地没有遇到一个好的导师，又没有特别的毅力和韧劲，无法在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结果功亏一篑了，而我只是因为坚持到了最后一刻。 拿到博士学位，只是美国生存的第一关，就业才是更重要的。那一年，正好碰上美国的经济衰退，高等教育的就业市场很差。但我最后找到了大学的教职。那是个以教学为主的学校。应该说，我还是比较幸运的。因为那时一些美国人都找不到工作。
迟来的荣耀
我的博士论文的主要思想来自我交给崔教授的学期报告——那个只得到59分的报告。他不满意那个报告，对我的论点基本否定。 但我没有放弃，一意孤行地把那个研究课题做了下去。其实，我下意识地已感觉到那是领域的一个突破。但是，在崔教授的无数次打击下，我已没有很多自信心了——那该不是我“自作多情”，在苦熬多年后，对自己的研究产生的自恋情结吧？ 无论如何，我还是把我的博士论文送交了国际商业学会（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去参加1993年的最佳博士论文比赛。该学会是国际商业领域最具权威的学术组织，每年都会举行一轮国际性竞赛，以选择出一篇最佳博士论文，在那年完成的所有国际商学的博士论文都可以参加，但参选者当然只会是那些自认为有竞争力者。 我参加这一比赛的动机，来自于内心深处的一种强烈愿望，我太需要一个客观的公众对我能力作出的公正评估。 我把论文寄出后，就开始等待了。两个星期后，收到了国际商业学会的信函，我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但那只是一个收到我论文的标准回函。但我也被告知，我的参赛论文已送交了评判委员会——其成员都是著名学者，评选结果出来后就会通知我。 三个月后，我才收到了一封寄自杜克大学商学院的信，打开一看，写信者是亚尔？阿哈罗尼（Yair Aharoni）教授，他是国际商学领域的著名学者之一，是这次最佳博士论文奖的评判委员会主席。他在信中祝贺我，说我入围了，是三名候选人之一。但最终结果将在国际商业学会的年会上才会宣布。 这封通知函使我感到兴奋。一个月后，我又接到了阿哈罗尼教授亲自打来的电话。他要确定我能参加国际商业学会的年会，并说我学校若不能报销差旅费，他们可提供资助。我在期待中，心情变得更为紧张了。不，是一种恐慌的感觉。因为我与生俱来的坎坷多磨，有过那么多次的热切期望，但随之而来的却是极度失望——这也许是我命中注定的，我已不敢抱有太多的奢望。 会议前一天清晨，我乘机前往夏威夷。一下飞机，我就感觉到了旅游胜地的那种悠然氛围。天上晴空万里，阳光明媚，暖洋洋的热风扑面而来，路上的行人大多身着休闲服装，看起来既舒适又放松。可我是来参加国际商业学会的年会的。 会议是在洲际假日酒店举行，主办单位已安排了从机场到酒店的大巴。我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