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落子无悔- 第10部分

诚实是学术生命线

在上文中，商学院副院长提到，仲裁决定将不利于徐宁，那还是为她的学期报告之事。这在美国人来看，是违背了学术诚实（Academic　Honesty）的精神。美国大学非常强调学术上的诚实，而且是把剽窃和抄袭（Plagiarism）看成是学术上的犯罪，不少人为此栽了跟头。　在我读博士的第三年，国际商业专业新进了一个台湾学生——小陈，高高瘦瘦的，戴着一副厚片眼镜，嘴唇也厚厚的，看起来很忠厚的样子。他是自费留学生，来攻读科学硕士学位。他刚到时，就向我询问学校情况，我也很乐意帮助他。但因为大家都是学生，忙于学习，平时见面机会也不多。硕士学习一般只需要两年时间，很快他就要毕业了。可是，就在最后的学期，他却碰到了巨大的麻烦。　在宾州大学，科学硕士的学位有二种结束方式：或是完成一篇硕士论文，或是加修额外课程和完成一学期报告，小陈选择了第二种，因为学期报告不需要答辩，可以更快完成。他赶着完成学业后回去，因为留学美国对一般的台湾学生来说也是昂贵的，而且小陈的父亲正病危，他是独子，在家庭中责任重大。
但学期报告也要有指导教授，小陈找了国际金融教授泊萨当他指导教授。后来小陈却几次向我诉说泊萨的不公平。他的学期报告是评估美国杜邦公司在台湾投资项目的环境影响。泊萨教授对此没兴趣，而是要小陈去搜集台湾股市的数据，并做数据的分析。在一次讨论中，小陈争辩，这与他的论题没有直接关系。泊萨教授沉下了脸，说：你既要我当指导教授，就得这么去做。　小陈心中不服，觉得自己是自费读书，没有理由为教授的研究课题去当廉价劳动力。他想换库马教授为指导教授，而库马也同意了——我猜想库马当时并不知道小陈先找过泊萨，但后来应该会知道。教授们会互相通气，而且他俩又都是印度人。　最后，小陈完成了学期报告，并把初稿交库马教授审阅。而库马收到报告后，就去了图书馆，按图索骥，根据报告列出的文献索引，找到所有的参考书，借回来后细细寻找，结果发现文章中摘引了原文，虽然也提到原著者的名字，却没有用引号把原文句子标出。库马也不与小陈沟通，就直接捅到系主任那里，指控小陈犯了抄袭的错误。　这样一来，问题就严重了。事件爆发后，小陈才来问我该怎么办。他知道抄袭有错，却不明白它的致命性。我给了他一些建议，但他不愿去申诉或无法等候整个过程。那时他父亲刚去世，他要赶回台湾办理丧事，也就再没有回来了。这样地，小陈浪费了两年的光阴和留学费用，没有拿到学位就离开了学校。　2003年6月3日，美国有重大影响力的《纽约时报》发布了一条重要新闻：执行编辑瑞尼斯和管理编辑波伊德同时宣布辞职。
这一消息在新闻界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他俩为不久前暴露出来的抄袭丑闻所累，最后引咎辞职了。那是该报记者基生？布莱尔，一个二十七岁的美国黑人，先因抄袭而辞职。但此案并未了结。在后续的内部调查中，人们发现他所完成的七十三篇报道文章中，在三十六篇之中都存在着弄虚做假、抄袭和背离事实的情况。知情者进一步指责，说他的行为得到上司的纵容和包庇，这才导致编辑上层的改组。该事件对这家有着一百三十五年历史的老牌报社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而且也促使整个新闻业界重新自我反省。　另一个是发生在高等学府的案例。波士顿大学大众媒体系主任约翰？许斯教授在一次给四百多名新生做报告时，引用了登载在《国民》杂志1999年11月29日期刊中的斯狄乐文章中的一段话，一共才六十四个单词，但他在引证后没有说明文章的出处。事后有个学生看到了此段话的原文，反映上去，说他剽窃。在质询下，许斯教授承认，他演讲时引用了他人的句子而没有说明出处，他的辩护理由是因时间仓促而疏忽。但这毕竟还是错误，结果他还是辞职了。　如果说，以上的麻烦始于剽窃或剽窃之嫌，那么北肯塔基大学的丑闻则属于另外一种性质。前不久，该校经济学教授理查德？斯耐德被解雇，另外两个金融学教授也被迫辞职。人们发现他们发表的文章中用了与他们过去文章中一模一样的句子。进一步的调查发现，他们从1995至2001年所发表的二十三个研究报告中存在着学术上以弄虚作假、抄袭以及以换汤不换药的方式来发表新研究的做法。
——美国在学术诚实上的道德标准之高，对违反规范者的处罚之重，是在中国文化环境中长大的诸位读者所难以想象的。也许你会认为，抄袭这种事不算什么，许多人都在这么做，而且也不容易发现。请不要存有侥幸心理。这种行为，只要被抓住一次，你的学术生命就结束了，而且今天也有专门检查抄袭的电脑软件，别人真要来查你，是很容易做到的。　最后，我要给予来西方求学的中国学生一个忠告：同胞们，要警惕哪！

走上大学讲台（1）

我拿了学校的经济资助，因此要为系里提供劳务。这种工作通常有两种形式：或是研究助理，那是当教授的工作助手；或是教学助理，其实是承担教学任务。我更喜欢第二种，因为有独立工作的机会。由于情况特殊，我进入博士项目后的第二年就踏上了教学讲台。　我到宾州大学后的第一个暑假在纽约度过，在中文报纸《北美日报》当工商记者，直到开学前一星期才回到学校。刚到家，就听到系主任秘书留下的电话录音，要我马上去见系主任。当天下午我就匆匆地赶到了学院办公大楼。
在系办公室遇到秘书璐比，她故作神秘，告诉了我最新消息：国际商学的三个教授，不约而同地都提出了辞呈。丹尼尔教授是去主持印第安纳大学的国际商学专业，奈教授已接受了南卡罗来纳大学商学院的教职位置，而克里西教授则去国际银行界发展。　在我读博士时，全球经济是方兴未艾，国际商学这一学术专业正在崛起，所以该领域的专业人才也就比较流动。像丹尼尔、奈、克里西这样的教授，都是为了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而离去的，这对我们博士生的求学，却是极为不利的。　恰在这个时候，在我之前入学的三个博士生也都退了学：徐宁因与崔教授的冲突而离开了学校；美国学生安得鲁去一家共同基金组织做经理，他被年薪九万所吸引；还有一个印度学生要回去担任日本索尼印度分公司的财务总监。　璐比小姐还告诉我，系主任正在为我们国际商业专业的人事变动着急。因为事发突然，下学期连开国际商务课的教师都不够了。　我去见巴考斯基教授时，他显得很高兴。也正好快到下班时间了，他建议我们先去进晚餐，边吃边谈。然后他开着车，载着我去了镇上的一家意大利餐馆。　在那个时候，我只是人微言轻的研究生，却受系主任邀请，与他同坐一桌，共进晚餐，真是皇恩浩荡。我受宠若惊，不胜荣幸之至。在浏览了待者递上的菜单后，他点了龙虾套餐，而我却诚惶诚恐，只叫了一份最便宜的肉丸意大利面条。
他开门见山地告诉我，他需要我的支持。他要我下学期教两门《国际商学原理》的课。那是大学三年级的课程，而所谓的“下学期”也就是四天后，从下星期一开始。　我大吃一惊，到最后关头才分配给我这样的工作，实在太仓促、太艰巨了。而且，博士生通常要在修完课程、通过综合考试、进入撰写博士论文阶段时，才会承担教学工作，因为那时已积累了足够的专业知识，做论文研究在时间上又较为机动。然而，即使他们也只需每学期上一门课。　我坦白地告诉他，这太意外了。我没有讲课的经历，甚至都没有以中文母语教学的经验。我还提到了校方的规定：所有上讲台的研究生自己必须先修完教学培训课程，而我尚未完成此课程。　他说他有办法避过学校规定的限制。最后他说：“我完全信任你，你有能力胜任这两门课的教学任务。”　他是迫于形势，我也不便再推辞了——就这样地，我受命于危难之际，在极其仓促的情况下，承担起了两门课程的教学工作，而且我同时还需承担自己的学习压力。　——这样的工作分配对我是困难的、也是不公平的，但系主任是出于无奈。他后来一直对我很好，在我与崔教授的冲突中，他也在职权允许的范围内，给了我力所能及的保护。我想也是因为我在重要关头为他分担了部分的压力，并且竭尽全力地完成了任务。
事实上，我要感谢系主任，他原也可以取消这两门课程，那么我也就丧失了这时势造英雄的机会。　至今我仍然清晰地记得我的第一堂课，那是一段令人汗颜的经历。《国际商学原理》是商学专业的共同课程，所以是一个大班的课。我走进了教室，站在讲台上，鼓起勇气向下面的听课学生望过去。那是一个梯型大教室，密密麻麻地坐满了一百多名学生，白、黑、黄，什么肤色都有。　我站在那里，两条腿在微颤着，都难以控制，教室里有冷气，可我却头冒冷汗。讲课时，我都不敢以手势做辅助，因为如果我举起手臂就露馅了，我在发抖。　我将每句话都写在纸上，而且全部都背下来了，可我还是很紧张……我为准备第一堂课，花了很多时间，内容也很充分。可我把准备好的话都讲完后，瞄了一下手表，还只花了一半的时间。我已经没有东西可以说了。我灵机一动，说，这是第一堂课，所以提早结束。　在那个学期中，我每次走在去教室路上，心中所担心的就是所准备材料若不够讲怎么办？　第一次当老师，压力是极大的。每堂课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准备，而且往往是在前一晚上先把要教的内容弄明白，然后第二天再到课堂讲授。我觉得自己像是个做批发商的，现买现卖。有个精彩的美国式幽默：“研究生讲师和教授的差别是在于，前者的进度比学生早一个章节，而后者的进度比教学大纲晚一个章节。”（A　graduate　teach　er　is　one　chapter　ahead　of　students
and　a　professor　is　one　chapter　behind　the　schedule。）　万事开头难。
有过首次教学经历后，我每学期分派的劳务就是教课了。这样我花费在工作上的时间就比其他博士生更多，有人觉得我吃亏了，可在这个过程中我也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又提高了英语的口头表达能力，这对我职业发展极为有利。　如今，我站在讲台上已很自信了，只要列出一个提纲，就可以开始讲课，时间也掌握得比较好。即使处于一个完全陌生的授课环境，也感觉自如，而且下面听众越是多，我越是感到兴奋，发挥得也越是精彩。连我自己都有些奇怪，因为培训我们教学能力的美国教授也坦承，她每学期走进第一堂课的教室时，都会有种紧张的感觉。可我却完全没有。其实我是比较腼腆的，在与陌生人打交道或参加公共社交活动时，都会有一种紧张感。可当我登上了讲台，那就是完全不同的感觉，可以滔滔不绝，完全不感到害羞。我已经锤炼到“炉火纯青”、“厚颜无耻”的境地了。
——我想这就是职业的训练。所以，假如你生性内向，怯于在大众场合下讲话，请不要看轻自己，也不要放弃，应积极寻求锻炼的机会，你也可以成为公共演讲者。

祸从口出

教大家一句有用的英语俗语：“Watch　your　mouth！”意思是“注意你的嘴巴”，但实际意思是“讲话时要留神，不要说走了嘴”。美国是个民主社会，但并不是一个言论绝对自由的国家，你如果信口开河，很可能会招致麻烦。我就有过这样的教训。　在实际教学中，我逐步建立起了自己的讲课和评分方式。
在第一堂课上，我就会宣布成绩是靠自己“挣来的”，并公布一个计分公式，学生通过作业、小测验、期中和期末考试来累积点数，向自己要争取的期末成绩努力，这很能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如果学生对自己的考试分数不满意，也能通过额外努力来改善成绩。他们可以写一个学期报告，这个报告的分数也加入累计点数来决定最终成绩。学期初，学生大多都不愿意做额外功课，但在期中考试成绩出来后，有些学生就需要考虑这一选择了。这已成惯例，期中考试成绩一公布，就会有学生在课堂上问：“老师，这次的学期报告有什么具体要求？”　当然，他们最关心的是这个报告的长度，这是个每次必问的问题。这已成为惯例，期中考试成绩一公布后，就会有学生在课堂上问：“老师，这次的学期报告有什么具体要求？”而我的回答是：“我没有限定报告的页数，但它的长度应像女孩子的裙子，要短得带有挑逗性，但又要长得足以遮住关键部分（It　should　be　like　a　lady’s　skirt
short　enough　to　be　interesting，but　long　enough　to　cover　the　subject）。”　这是一个美国式的幽默，随之而来的是全班学生的哄堂大笑，在笑声中，课堂的气氛就活跃起来了，我也自鸣得意。这个玩笑每次都可以用，每次也都达到预期效果，百发百中——直到发生了下面这个事件。　在一堂课上，我又用了同样的玩笑。下课后，一个美国女学生走过来说：“老师，你那个笑话很不得体，这是性别歧视，我无法容忍。你怎么能对我们社会当今关注的问题表现得如此漠视呢？”　“我只是引用一个伟人的格言。”我以退为进。　“谁？”　“这句话出自美国前总统罗斯福。”　可是，她反驳道：“罗斯福是一个伟大的总统，但时代已经不同了，你今天再用这样的措辞是对妇女的极不尊重，我表示抗议。”　今天的美国，有一个政治正确性的运动（Political　Correctness），其性质类似中国“文革”中的“上纲上线”，把一些简单的事情提升为社会歧视的大是大非，给当事者造成很大麻烦。如果此事件闹出去，性质可大可小，结果很难预测。　我心中很不以为然。但这是在美国，而且我只是个寄人篱下的博士生，地位尚不稳定，我不能、也不值得与她发生矛盾。我马上表示，我只是开一个玩笑，如果这对她造成心理伤害，我深表歉意。　“我要求你在班上公开道歉。”她还不愿意罢休。　我考虑了一下，说：“可以。”
在下一堂课开始时，我“郑重其事”地宣布：“同学们，现在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通告。”整个教室一下子安静下来了。　“上一节课有学生问到学期报告的所需长度，我当时是这样回答的。”我又把这个笑话重复了一遍，又是一片哄笑声。　“可在课后，就有女学生向我提出抗议，说这是性别歧视。”我接下去说。班上马上就出现了一片不满的嘘叫喧嚷声。　“这是哪个‘Bitch’（英语原意是母狗，也是骂女人的脏词）这么说的？”一个坐后面的男同学举起了手，挑衅性地质问。　在一片附和的笑声中，我侧眼看了一下坐在第一排的那个女学生，她起初那种洋洋得意的表情已经不见了。　“这个我不能告诉你。我现在重提此事，是为了告诉大家，我这个说法是错误的。我向所有受到这个玩笑伤害的同学，表示诚挚的歉意。”　我停顿一下，又说：“我只是引用了一位伟人的话，但时代不同了，所以我觉得那句格言也要改动一下——我们的学期报告应该像男人穿的短裤，短得足以挑逗人，但又要长得足以遮住关键部分。”　下面又是一阵哄堂大笑，这一潜在的冲突也就在笑声中结束了。下课后，那个女学生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