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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胜利说的是我们校园里独有的一棵树，树干又高又滑，枝上结满了比眉豆还大好几倍的大扁豆角。那大扁豆角是红褐色的，铁锈一样，再加上我们弄不清是什么树，所以谁也不敢吃。
我们问王胜利豆角什么滋味，这小子支吾不出来。原来这小子刚从树下捡到这个豆角，下了半天决心，却不敢吃。他把豆角拿出来，说谁敢吃他输一个蟹子。
这小子能捉蟹子，海滩上被人们挖得象个猪窝，连个蟹子毛也看不见，可他去翻几下，马上就能捉个蟹子出来。
我说不给蟹子也敢吃，这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什么都敢吃。
我把豆角撕开，里面有黄色的汁，象橘子皮色，这更使我敢下嘴。
咬第一口时没什么滋味，我又咬几口，使劲咂几下。所有的同学都屏息静气地看着我，好象我正在喝敌敌畏。我咂着咂着，竟了甜味儿，而且越咂越甜。我开始大吃大嚼，这使王胜利眼红了，他伸手抢我吃剩的另一半。我们的卫生委员林晓洁尖声叫着阻止他，说是再等３０分钟，３０分钟后我肚子不疼才可以吃。她说她家邻居吃错了什么东西，半个小时后肚子疼。我们根本就等不了３０分钟，这帮小子一听说有甜味，早都发了疯，直接从窗跳出去，直奔那棵豆角树。还没等３０分钟，那可怜的树已经有皮没毛了。王胜利爬树水平不高，弄得少，他气坏了，叫我装肚子疼，说你只要大声喊疼，同学们就能把手里的豆角全扔了。然后我们俩平分。王胜利鬼心眼多，你怎么也斗不过他。但我不喊肚子疼，我不耍鬼心眼，我也不是认为耍鬼心眼不好，我就是不愿耍。
上课时我们大嚼豆角，使老师大吃一惊。后来我们给她一个，她也有滋有味地嚼起来。
我给姐姐留了几个豆角，回家给她吃。姐姐先是慢慢嚼，因为那豆角外皮又干又硬，你必须百折不挠地嚼一阵子，才能咂出滋味儿。但不一会儿，姐姐就嚼得有滋有味。我看到姐姐比我嚼得细，嚼得时间长，而且连渣渣也吞下去。这使我觉得姐姐十分可怜，明天一定多弄些回来，让她吃个够。我突然发现，姐姐瘦得很厉害，尤其在灯光的暗处，两个大眼睛象两个大洞，都有点不象姐姐了。
我叫姐姐睡觉，并说她要是再糊纸袋，我就一宿不睡。姐姐忙答应好，她就怕我这一招，她说把手里的几个纸袋糊完就睡。
可恨的是姐姐还没把手里的纸袋糊完一半，我就睡得用棒子也砸不醒了。我小时候愿睡觉，也能睡觉，不管在什么地方都能安然入睡。有一次在海滩上挖蛤蜊，我乏得睡过去，直到潮水涨到鼻孔眼里才醒过来。我愿睡觉还有一个更好的原因－－睡觉时不觉得饿。我背着书包逛马路，干脆不上学了。老师也不怎么追究，饿到那个程度还追究什么？尤其对我连校长和体育老师都治不了的学生我的老师更不怎么管。我们学校学生最怕两个人，一个是校长，一个是体育老师。校长有威严，体育老师有力气。但威严和力气对我毫无用处，往下你就更明白。我这个人不怕硬，越硬我就越拼命。要是来软的，我马上就完蛋了。这个世界除了我姐姐以外，全是和我来硬的，使我充满了拼命的劲头。
我的班主任其实挺不错的，她曾旁敲侧击地对我说过许多次〃现在不好好学习的坏处，将来就明白了。〃她这话说得挺对，我现在早明白了。尽管有文化的人倒过不少霉，但总的来说比没文化的人活得好一些。我并不是说我现在后悔当初没好好学习，我只是说我明白老师说的那句话。我告诉过你，我这个人从不后悔。一个人活在世界上的好和坏，不是靠别人怎样评价，而是靠自己的感觉你自己觉得自己好就是好。我认识一个专门捡废纸烂铁的老罗头，这家伙一直活到八十多，现在还继续活。要是他哪一天早晨在垃圾箱里多捡了两斤破纸，乐得能唱一天〃借东风〃。我还认识一个知识多得都从皱纹里面往外淌的老教授，却老是活得不愉快，因为他一个同班同学比他多挣了７元工资，知识还远不如他。后来他气得不行，竟气成了癌症，大概活不到来年。
我们还是不谈人生哲理什么的，这些东西最好不要有统一标准，否则大家都往一个模子上套，套不上就痛苦万分。我刚才说的是我背着书包逛马路，逛马路的目的是给姐姐弄大豆角。我们学校里的那棵树不但豆角弄没了，连树枝差不点劈折光了。
我发现我住的这个可恨的城市树并不少，但大豆角树却不多。我在城里转了１８０个圈，也没见到一个大豆角。后来我在一座有院墙的小洋楼跟前发现大豆角树，上面结满了豆角，鼓鼓的汁水很多。这种树的种籽就是长在这个豆角里，一旦豆角变成瘪的，干干扁扁的，就是成熟了。成熟的豆角就完了，怎么咂怎么嚼也嚼不出甜味来。我在观察吃的方面绝对有能耐，只吃过一次豆角，我就什么都明白。这在书本上绝对学不到，你就是坐在教室里念上１０００年也赶不上我。
我在豆角树下高兴了两分钟，立刻就高兴不下去，因为树长在墙里面，只是从高高的插满尖玻璃片的墙顶端探出一些枝叶。
倒霉的是院墙只有一个铁门，而且从早到晚关得紧紧的。不用说，这里是保密单位。我们这个可恨的城市至少有一万个可恨的保密单位。
我并没为此就垂头丧气，我这个人从来就不垂头丧气。我要想干什么事，非得干成不可，否则就能发疯。
我开始围着这座小洋楼转，寻找我能钻进去、爬进去，或是翻进去的地方。但是没有，那院墙砌得严丝合缝，又高又厚，特别是墙顶端那密密麻麻尖刀似闪烁的玻璃片，叫你望而生畏。
我想了无数个方法用锤给那倒霉的墙砸一个洞。当然这不可能；我想搭一架梯子，这更是妄想。后来我就妄想下去，如果我是孙悟空，一个跟头翻进去；或是我会变，把腿变得象电线杆那样长，站在墙外也可以摘豆角。我哪怕变个蚂蚁，也可以从从容容爬进去；变成麻雀更方便，我突然觉得人最无能，连小鸟小虫也赶不上。
我的时间有的是，可以尽情地胡思乱想。胡思乱想和睡觉一样幸福，使你忘掉了一切，当然首先忘掉饿。问题是你得一个劲儿地胡想下去，千万别停顿，一旦停下来，你就倒霉了，而且更饿。幸运的是，就在我快要结束胡思乱想的时候，来了一个野小子。所谓野小子，就是蓬头垢面，衣冠不整的逃学学生。这些家伙晚上也不回家，钻进草窝里，地沟里，火车站和海港货栈的苫布底下，过着野狗一样的流浪生活。那时，我们这个城市有很多野小子，满街乱窜。我自认我和他们天差地别，虽然我也逃学，但我不蓬头垢面，我不下死赖去饭馆讨要剩汤剩饭。因为我有个比母亲还好的姐姐。重要的是，我觉得我正派，也就是正义。
这个感觉伴随我大半辈子，为此我老是火气很盛，吃了天大的亏还认为自己胜利了。
这个野小子长得尖嘴猴腮，一双老鼠眼滴溜溜转，长相很卑琐，使人望而生厌。不过这小子很坦率，毛遂自荐说他叫耗子。
看我对耗子这个名无动于衷，他有些不满，甚至显露出一些恶气怒意。后来我才知道耗子是我们城市东区大名鼎鼎的大王，这小子很能打，会猴拳和螳螂拳〃。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耗子的名声已惊天动地，连革命组织的武卫队都怕他。但我不怕他，我和他干过一次，打得两败俱伤，也可以说两胜俱伤这事以后再讲。
当时我不知道耗子的名声，是因为我住在城市的西区。我们这个城市地面高低不平，分东西两区。东区大都是楼房，大百货商店和大剧院、电影院都在那里，我们称东区为街里；西区大都是平房和一些乌烟瘴气的工厂，与东区没法比，好象两个世界。东区那面的海岸全是水泥砌得齐齐的港口码头，停泊着各种各样的轮船，使西区的孩子看了很开眼。但东区的海面却是灰蒙蒙的，象是漂着一层油灰，绝没有色彩。无论刮什么风，或是多大级别的风，浪涛只是顺着水泥港壁升上降下，翻不出花来，毫没有味道。西区却不然，全是荒滩野海，暗礁丛生。海水透明清澈得象流动的玻璃，略有一点风就能推波助澜，浩浩荡，荡。暖日里，白得耀眼的浪花飞舞跳跃，扑打奇形怪状的礁石发出轰轰的震响，叫你听起来浑身骨节都舒痒。冬日里更壮观，腾飞的海涛一下子被冻凝在半空，象一座座即将倾倒的山峰塑像。过去苏联兵没撤走那阵，常有一些金发碧眼的画家爬到礁石上作画，一面画一面狂喊〃赫老少！〃就是太好了！还有一些马达姆妇女也来逛景。一个个又胖又红，象冻肉似的。
这些家伙不怕冷，多么冷的天也穿着裙子，光溜溜的大腿，顶多套上双袜子。大人告诉我们，说马达姆连裤衩也不穿。因此，我们经常趴在礁石根处朝上望，看她们穿不穿裤衩。总之，西区的海有力气，有色彩。这也使西区的孩子性格同东区截然两样。
我们这边敢打敢拼，重视力气，说话声音高，骂人花样多，干什么事不拐弯抹角。即使是降为野孩子，也不下贱，顶多象动物那样凶猛的撕咬，却绝不耍花招。东区的孩子全会耍花招，说话象唱歌一样好听，骂人也没多少词儿，但耍起花招来，一个顶得上我们１０００个。这些家伙穿戴倒挺干净漂亮，很有些风度，一般市里举行什么重大的庆祝活动，都是东区那帮小子敲洋鼓吹洋号，或是唱什么歌什么的。我们西区的孩子只有排队走大街的份儿。
但东区的孩子要是降为野孩子，就卑琐得很，脏得象一堆垃圾。
他们什么能力也没有，只好偷和骗。
耗子就是这样的人，我一眼就看得出来他那件破得不象样的外套是挺贵的呢料，肯定是东区的资产阶级。他问我这座小洋楼里有什么。我说有大豆角，咂起来挺甜。这小子吃了一惊，说我撒谎。我立即怒火中烧，想给他那么一下子，但我讨厌他，讨厌得连给他一下子的劲头都唤不起来。这小子还穿着一双破皮鞋。我当时最恨穿皮鞋的人，因为我们校长就穿着双可恨的皮鞋。皮鞋破了就更可恨，难看得象晒干的扁口鱼。我叫耗子自己去咂那大豆角的味儿，尝尝甜不甜。耗子更对我难以相信，他那对绿豆眼滴溜咕噜地对我眨个不停。后来我才弄明白，这小子以为我要偷洋楼里的什么东西，他绝不相信我在这里转了半天，是为了那些破豆角。后来他也终于弄明白我确实是为几个破豆角，便对我失去了兴趣。他叫我跟他走，管保吃香喝辣的。这小子竟掏出一盒前门牌香烟和我套热乎，我没理他。
我不抽烟，西区的孩子没一个抽烟的，抽烟全是流氓。但我喝酒，我早就偷偷喝过父亲剩的残酒。能抽烟算什么，能喝酒才是好样的！管多辣的酒，西区的孩子全都能连干三口不咳嗽。
我不怕耗子，但对东区那些愿动头脑的家伙总有点莫名其妙的自卑，似乎总有哪些地方不如他们。耗子顶多和我一般大，但这小子挺老练，衔着一根烟，和我围小洋楼转了一圈。最后说〃：这楼进可以进，但没退路。〃东区那帮胆小鬼全怕死，什么都考虑退路。我立刻觉得他比我矮了一尺。不过我还是问了一句〃：怎么进？
〃〃这很容易。〃耗子吐了个烟圈，说〃：从门底下钻。〃我这才猛然清醒似地去看那扇可恨的铁门。铁门最下边离地面有一巴掌高的距离，但我不敢肯定能钻过去。耗子说没问题，只要脑袋能钻过去，身子就能钻过去。然而他还是劝我不要往里钻进路窄、逃路宽。管什么地方，先看逃路。我得承认，这小子确实有点玩艺儿。不难看出，他偷过不少东西，很有经验。
我不听他的，因为我不是偷东西。另外，我的胆子大，我才不想什么逃路。
耗子又拉拢我半天，说只要我跟他走，好处大大的。我当然不会跟他走，我最瞧不起偷东西，只有东区那帮资产阶级小子能干出来。我们西区的是靠力气，不靠歪门邪道。耗子拉不动我，却并不生气，反而很义气地说，以后我可以去找他到东区任何一个角落，只要提他耗子的大名，就象提拿破仑一样，没有不知道的。我也只好胡乱地应付着，因我不知道拿破仑是干什么的，但我可以感觉出是外国的一个名人。在文化知识方面，你不得不服东区那些可恨的脑袋瓜。
一等耗子走远，我就准备钻铁门下面的缝。我把裤腰带又往里煞了一个扣眼儿，这样我觉得身子又细了不少。象耗子说的一样，我把脑袋钻过去以后，身子就很顺利地钻过去。钻进院子里，我才发现里面象花园一样好看，一簇簇圆球般的灌丛，修剪得那样整齐，花圃的小路上铺满了从海边捡来的鹅卵石，两旁开着色彩鲜艳各异的月季花只有月季花在晚秋才能开得这么旺盛艳丽。我看到花丛上面晾了几件绿色的军衣，知道这里住着军人。这使我心里略吃一惊，不敢怠慢。三步两步奔到大豆角树下。但随即又跑回去，因为书包还丢在铁门下面。我这个人生来看重个人家的东西，别人家多么好的东西我不稀罕，自己家的一根针线也舍不得丢，西区的孩子都是这个毛病。我对书包尤其看重，因为是姐姐的书包。姐姐用了那么多年，一点没破，开线的地方用小针缝得密密匝匝的。上课上腻烦时，我就摸索这缝得密匝匝的针脚，想我的姐姐。姐姐在书包角上绣了朵小花，花蕊里绣着她的名字：陈秀兰。我这个人最不喜欢这些女孩子玩艺儿。但对姐姐书包上的一切，我都喜爱。所有的同学看到我背这样的书包，都远远地喊：〃背三尾巴子包了！背三尾巴子包了！。〃三尾巴是泛指女同学的外号，因为母蟋蟀三根尾巴。现在的学生已忘了这个外号，不知那时我们为什么对蟋蟀如此重视。我们西区男孩子最掉份量的事是和女孩子怎么怎么的。我也是同样，甚至更为激烈。但姐姐和女孩子是两回事，我就拼命打他们，拧他们，一直打得没一个人再敢说一个字。东区的孩子没这事儿，他们男女同学排队扯着手是极平常的。我们都惊讶得不行，脸皮还替人家发烧。我倒霉就倒在书包上。可我当时却想不了许多，我怕书包丢了。我背着书包爬树照样飞快，我就是有这两下子。站在树杈中间，我忘乎所以地摘大豆角，专找汁多肉嫩的摘。
突然，我听到树下面有人喊我，我低头一看是一个军人一个留分头的官。那时分辨官和兵看头发，头发长的是官，剃光了的全是兵。说是打仗时怕敌人揪头发。这个官很文雅，喊我下树的声音又轻又细，象个女人。他大概喊了好多声我才听见。
我当然不会下去，还是一个劲儿地摘。那个官开始抬高声音，有些严厉起来。这使我更加放心，从他尖着嗓子喊我的架势，说明他不会爬树，不会爬树你就奈何不了我。我甚至从容地去嚼一个大豆角。这下那个官急了，哇哇呀呀地大叫起来，意思不让我吃那个玩艺儿。我一想，坏了！我要是下去就完了，大豆角肯定被没收。这时我才觉得耗子说话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