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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那些家伙还是在徒劳地架安全网，一面架一面担忧地往上看我，似乎怕我突地跳下去。
军管会也赶来了，军用摩托、吉普车竟然开到煤堆上。一些当官的正在挥手指挥什么，持枪专政队员拉开好几道警戒线，看热闹的人被哄撵得尖声叫嚷，退下去又拥过来；广播喇叭一会儿男声一会儿女声，继续广播动听的政策；远处楼房顶上也站满了人，一动不动地等着看我跳下去的精彩场面。
看到如此众多的人群车辆为我一个人忙碌，我倒有点得意起来，这么个死法也不错，让全世界人都知道我死得英勇。我产生了恶作剧的想法，尽可能晚点跳下去，捉弄捉弄下面的人，看看这些家伙还能有什么新花样。
万万想不到，两个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跑到烟囱根底，他们戴着钢盔和厚手套，开始往烟囱顶上攀登。这使我感到不妙，一旦他们冲上来，我就完了。当然我可以跳下去，但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这么早就跳下去太便宜了。
那两个战士爬得很快，不一会儿就爬到一半，我都能清楚地看到他们手套上的缝纫线路。后面的战士背着一捆绳子，却使我灵机一动，原来你们还是想要活的。我等他们爬到可以清楚听见我的声音时，便大喊一声〃：你们再爬一步，我就往下跳！〃我把身子一下从铁栏上探出去，现在离死连一步也没有了。微微晃动的烟囱使我头眩目晕，我也真正地下了决心，如果两个战士再往上爬一步，我就毫不犹豫地跳下去。
两个战士不动了，他们仰起脸望我，原来是两个和我一样年轻的小伙子。我过去在路上经常见过这样的战士，他们大都长着半城市半农村的眼睛，既精明又忠厚。对着这两个与我无冤无恨的战士恫吓威胁，我有点不是滋味儿，但也没有办法了。
我发现我的话音连地面上的人也听清楚，他们全都怔住并不知所措。几个指挥官又朝我要跳的钢架铁罐那儿比比划划，不过又无可奈何，那上面无法架安全网。大概他们也意识到，即使真有办法架安全网也没用，我会在他们架网之前跳下去。
广播喇叭不知什么时候停了，我看到下面的人能听清我的声音，便可着嗓门宣讲起来。我说我根本不想死，是专政队里一小撮坏家伙逼的，他们把我打得死去活来，他们根本就不讲什么政策，他们其实是暗藏在革命队伍里的一小撮阶级敌人。我把广播里听到的，大字报上看到的和自己想到的词句，大用特用。最后一直说得我口干舌燥，说不出声来。
可以看出，那些看热闹的老百姓听得目瞪口呆，他们从来没听到敢这样骂专政队的狂言。
时间一分一秒地挨下去，两个战士还吊在烟囱的半腰，下面还是忙忙碌碌的。人越聚越多，车也越来越多，救护车也开来了，几个带胶皮手套，穿白大褂的医务人员站在那里，等着抢救我。广播车上的喇叭又响了，但不是原来的声音。一个南方腔调的声音说，他是什么什么负责人，他保证按政策办事，决不再打我一下。他说我的问题不是敌我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只要我认识错误，重新做人，是可以得到宽大处理的。
这个什么负责人说的话挺中听，也挺有些道理。然而，这是对烟囱顶上的我讲，到了烟囱底下，全他妈不认你。一想到那几个横眉竖目，斜叼烟卷的坏家伙，我就什么也不能相信了。当那个负责人讲完话时，我蓦地感到，人活到这个份上，确实不应该再活下去。即使是刚刚讲的话全都兑现，我也没脸走下烟囱，那实在是太没意思。
一阵悲凉涌上全身，我最后地环视一下我住的城市。正是春末夏初季节，嫩嫩的白杨叶子和细细的柳树叶子，象淡绿色的烟雾，在整个城市的大街小巷中飘浮。太阳已经升到中天，金光灿灿的海透出深蓝和墨绿色，城市的屋脊倒金光灿烂起来。然而，这全都没用了，我鼓足了最后的力气，瞄着钢架铁罐处，准备尽力一跃。
一声尖锐的急刹车声使我愣怔一下，只见一辆溅满泥土的吉普车冲到烟囱根底，车还没停稳，就从车门扑出一个女人，披头散发地向上面伸着双手，撕裂嗓门地哭喊：〃弟弟！弟弟！你千万不能。〃我定睛一看，是我的姐姐。
我当时并不知道专政队派车跑了几百里地，把我姐姐和姐夫从农村接来。姐夫那派被另一派打败了。他在革命组织头头学习班里认真检查错误，说是在伟大的革命风浪里喝了几口水，没什么，还要继续革命。他坚决要求革命委员会批准他到农村去，象红卫兵小将那样接收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样，他带着我姐下了农村。
姐姐的哭喊声使我浑身一震，我怎么也难相信这是事实，我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死了。更使我吃惊的是车上还下来个小孩，是一个专政队员抱下来的。小孩看到我姐姐哭喊的样子，吓得哇地一声哭起来，并从专政队员的怀里挣扎着扑向我姐姐，连连喊妈。那声音又尖又细，是个小姑娘。姐姐有孩子了。
我象傻了一样，不知该怎么办才好。我真想不到专政队会把我姐姐搬来，我自己都找不到我姐姐，他们竟能找得到，我模模糊糊地有些感动，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怕我死。批斗时说我死有余辜，还要踏上多少只脚，可我真要死又把他们吓成这个样。
我姐姐没喊几声便被一些人叫到广播车里，大喇叭嗡嗡了一阵，陡地传来姐姐的喊声〃：弟弟，我是你姐姐，领导叫我来看你，没想到你要。呜呜呜。〃姐姐哭得什么也说不出来了。
大喇叭响亮地放着姐姐的哭声，四周密密麻麻看热闹的人群晃动了，他们全被姐姐的哭声感动。我心里更是难受得不行，我恨不能立即爬下烟囱，跪到姐姐身前，求她原谅。
姐姐的哭声停住了，整个世界都静无声音，我感到大烟囱在我脚下微微地颤动，好象是被姐姐感动的。喇叭猛地又响起来，是又尖又亮的童音〃：舅舅，你下来，你别死，我想你。〃呜姐姐的哭声又传出来。
象谁推了我一下似的，我不由自主地奔向梯口，抓住烟囱梯子的扶手，一级一级地往下走。下面的人群嗡嗡地骚动，都想靠近烟囱根，看看我什么样。
专政队厉声吆喝，哗哗地拉动枪栓，轰赶着人群。我知道下去没有好下场，但我顾不得那么多，只要让我走到姐姐面前叫一声姐姐，看一眼我从未见面的小外甥女，怎么处理我都行。
可我做梦也想不到，我的脚跟还没落地，一群专政队员如狼似虎地扑上来，没容我转身，就把我五花大绑捆翻在地。我不用说看我的姐姐，连捆绑我的人都没看清，就被连拖加拽地关进一间只有一个小窗洞的屋子。
住一会儿，军管会的官儿到小屋子里，看样他不是一般人物，后面还跟着两个当兵的保护。他只看了我一眼就吩咐专政队给我打水洗一下，又吩咐给我换一套干净衣服，最后还吩咐给我做点病号饭，面条热汤什么的。
专政队员连连点头，兔子似地跑来跑去。这些家伙在我们面前横眉竖眼，飞扬跋扈；见了戴帽徽领章的，却象个孙子。何况这个戴帽徽领章的还是个大官。给我换衣服时，这些家伙温柔得比女人还女人，似乎压根就是这样。
军管会的官儿挺厉害，他并不怎么相信专政队的温柔表现。
当着我的面，他订了三条规定：一、不许再进行体罚刑讯。二、认真过细地查清问题，按政策办事。三、决不许再发生今天这样的事件。总之，要触及灵魂而不是皮肉。
专政队这些家伙不但鸡啄米般地点头，还掏出小本本一字字记下来。最后，这帮家伙唱歌似地齐声答道〃：坚决按首长指示办事！〃我始终一言不发，我知道这些家伙阳奉阴违的伎俩。大屋子里的那帮小子天天讲专政队的笑话，我早把他们看透了。因此，当军管会的官儿离开小屋时，我赶紧提出：一定要见我的姐姐。
军管会的官儿问专政队的负责人〃：家属呢？〃〃我们正在做家属的思想工作，让她也能从政治上帮助犯错误的亲属。〃〃这个方法很好。〃那个官儿走了。
我知道完了，马上就要天地大变。不过我并不害怕，顶多是个死。人到了这个份上，死好象是一种出路。然而，并没什么动静，一直到晚上我睡过去，专政队也没来惹我一下。我觉得我也许把问题看得过份严重，其实我并没犯什么大错误。我没杀人放火搞破坏，我没讲反动话也不是反革命，我的出身好得不能再好，我父亲逃荒要饭，我唯一的错误是没积极参加革命造反派去打走资派牛鬼蛇神，但我却勇敢地帮助林晓洁她们捉过走资派胖领导。我想来想去甚至认为自己还挺有功劳的。打架斗殴算什么错误？我打的那些小子全不是好东西。
我睡得挺香。吃了好几碗面条，穿着专政队发的那种劳动布装，上面还印着〃革命委员会好〃的金黄字，再戴上一个红袖标我就――我还真戴上火红的袖标，光光彩彩地在大街上走。倒霉的是还没走上一分钟就掉进一个大坑里，坑边上的石块随我一起掉下去并很疼地砸在我身上。
我一下子醒过来，原来我不是躺在床上而是掉到水泥地上。我再眨眨眼，才发现我是被一群专政队员拖下床的。
我立即明白了一切，并立即怒火万丈。可恨的是我四肢瘫软，没有一丁点反抗的气力，我大概都不能自己从地上爬起来。
站在我面前的全是我白天打过的家伙，那个第一个挨打的两只眼几乎长在一起的家伙竟然也在，而且毫无损伤。他正阴险地朝我冷笑，得意他白天装死骗我没再打他。这些家伙看我醒过来，便咬牙切齿地骂起来，骂我是地富反坏牛鬼蛇神，骂我是疯狗，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向无产阶级专政反扑，就这一条就能枪毙好几次。
我装作昏昏然，暗暗用两臂护住脑袋，贴着地面看那一圈大头鞋我就知道又要来一次。天这么暖和了他们还不脱大头鞋，大概就是为这一手。奇怪的是我不想死了，而且无论如何也不想死。我做好一切不死的准备。
谁知这些家伙并不打我，反而摸摸索索地整理我的床铺，似乎要给我铺得舒服些。他们仔仔细细地铺完床，却又小心翼翼地把我抬上去。正当我莫名其妙时，这些家伙一下子按住我的四肢，用宽布条把我手脚牢牢地捆绑在床上。我大声叫骂，但没叫几声，有一个家伙命令给我嘴塞上东西。这个家伙在这其间老是命令和指挥着什么，我拗着脖子看清他是斜叼烟卷的那个家伙，恨得我差一点就连人带床蹦起来。
你绝对想不出他们用什么方法打我，全世界最有水平的打手也打不出这个水平来。这些家伙把我绑牢扒下衣裤后，并不凶狠地拳打脚踢，而是在我的皮肉上放一块极其光滑的木板，然后用木棒小心翼翼地打那块木板。这些坏家伙从半夜一直这么仔细地打到早晨。打得我以后多少天不但不能说话，连呼吸一下都心肺俱裂。我那粗糙的皮肤不仅没有一丝伤痕，还变得细嫩透明，红盈盈的象姑娘的脸蛋。当然我的身子肿起来，但肿得美丽无比，亮晶晶地象抹了层猪大油。军管会的官儿并没忘记我，派人来检查询问过。但他们都以为我得了什么怪病，连那个对我挺好的医生也断定我没挨打，因为我没有一丝外伤。
最难受的是我好长一段时间站着睡觉，因为我的皮肉即使轻轻触一下棉花，也象针尖扎得那样疼。我敢说，要是全世界比赛遭罪，我绝对能得第一。我遭罪遭得连使我遭罪的那些家伙都感动了，特别是那两个眼珠子长得很近的家伙，暗地里给过我不少帮助，还给我接过好几次尿。
后来我又被他们这样巧妙地折腾过好几次。我不吱声，只要他们不把我弄死，我就能全找回来。说真的，我就是靠着这种强烈地报复心理才怎么折腾都能乐观地活。
形势越来越正规，我们被转到一个专门看管犯人的地方去干活。都是些简单地挖土钉箱子糊纸袋的工作。看管我们的是公安局的人，穿正规的警服，不象专政队那样打人，只是偶尔在审讯的时候扭你一下或踹你一脚，温和多了。比我关押得早的小子都叫那个地方是〃伦敦大学〃，后来我才知道是那里厕所少，大家只好轮流排队上厕所，意思是轮蹲。我在那里待了好长时间，练就了一身可以几天不上厕所的硬功。这对我后来的生活挺有用处，我可以持续一整天劳动，一分钟也不间断，大挣其钱。
我不明白整天闲着没事的公安人员为什么不修厕所。后来有人告诉我，曾有人从厕底下的粪池里钻到外面逃跑过，所以只留一个厕所，一次只能进一个人绝对保险。这个规矩沿用了好几茬犯人，而且粪池外面的出口用水泥封死了，还继续轮蹲。直到我离开那里也没改。
十六
我倒霉的那些年，当时觉得相当漫长，回忆起来却象没那段历史。我们还是跳过几年说吧。１９７９年，我３０岁。如果不刮胡子，我就是５０岁。然而我的心情很年轻，想什么事还是那么简单和快活。天气很好，阳光也很好，民权街还叫民权街，王麻子锅贴铺还叫王麻子锅贴铺。姐姐全家也从农村搬回来，照旧在服装厂工作。似乎大家白忙乎了十来年，一切又从原地踏步。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谁也不能回原地踏步，怎么使劲也回不去。就拿我自己来说，３０岁，人过三十日过午，半辈子了，还没个完整的家。青春可以消失，爱情可以过去，但老婆不能没有。中国人都是这么个过法，你要是例外了就不好看。更重要的还不是这个，不用说没有对象，就是有对象我也要不起。
因为我还没有职业。煤场早就给我除了名，其余的工厂全都不敢要我。有很多工厂干部都知道我，一听说我是那个年代里的谁谁谁，立即吓得面如土色。不知道我的那些干部却又要看档案，一看更完了，连我什么样都没看见就说不行。
我象溜死狗一样满街乱溜。我想去找郑为民那帮海碰子，在海上捞两个钱。但他们几乎全洗手不干，郑为民还当上什么警察，去什么地方学习了。有人说我要是多说些软乎话，回原单位是可以的，上面好象有政策。我们那个单位现在鸟枪换炮，根本不用抬煤，全是机械化。但我饿死也不回去，因为我不愿说软乎话就是不愿说。这其间煤场那些家伙还跑街道来调查我，说我在那个年头迫害过老干部。罪行是我把胖领导按进水里差点灌死。我为此大发雷霆，跑到煤场办公大楼从一楼叫喊到５楼，吓得干部们纷纷把门关紧，任我在走廊里喊叫。我说我在那个年头没参加任何造反派组织，没拿过枪。要不是我下水抢救，胖领导早他妈烧了若干周年！是我吆喝他不自杀的。
据说胖领导当时正在办公室，但他躲着我没敢照面。不过我这么喊叫一番后，再也没人来调查我了。
我开始喝酒，从姐姐手里弄出几个钱，我就跑小馆里去喝，喝得什么都不知道为止。酒真是宝贝，不管你有多大的愁事，喝下它也能兴奋起来。饭馆里有时有些小子打架，比我们那阵差远了。和我们比起来，他们简直是闹着玩。我已是３０岁的人了，不象过去那样好胜。不过酒喝多一点，也按捺不住。我喝令打架的小子全都滚出饭店，他们当然不滚，于是动起手来。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