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里这一切同时到来，使我忙得腾不出时间来想船长，更别说怕他了。
说真的，第二天早上他就下楼了，像往常一样进餐，尽管吃得极少，酒喝得恐怕比平时给他的还多，因为他一直呆在酒吧间里，满脸怒气并哼着鼻子，这使得谁都不敢从他面前经过。在葬礼的前一天晚上，他又像往常一样喝得烂醉，在这幢悲恸的房子里，听到他难听的水手老调，不禁使人毛骨悚然。由于他很虚弱，我们都担心他一命归西，而医生突然到很多里地以外的地方出诊去了，自我父亲去世后他便再没到我家附近来过。我说过船长很虚弱，他的确看上去越来越糟糕而不是在恢复元气。他上楼又下楼，从客厅走到酒吧又走回客厅，有时他到门外嗅嗅海的气味，用手扶着墙行走，呼吸沉重而急促，就像人在爬陡峭的高山时的样子。他从不找我专门谈话，我但愿他忘掉了所托之事。但是他的脾气更加乖戾了，并且随着身体的日渐衰弱，也比平时更为粗暴。现在，他采取了一项警戒措施，就是当他饮酒时，把那把水手用的短刀抽出来放到他面前的桌子上。但是，这么做的同时，他对别人的注意反倒减少了，似乎沉浸在自己的思想里，到了很远的地方。比方说有一次，他使我们万分惊奇地突然哼出了一个不同的调子，一首乡村的情歌，那肯定是在他出海之前的年轻时候学会的。
事情就这样地过去了，直到葬礼后一个多雾、严寒的下午，大约三点多钟，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满怀对我父亲的哀思。这时，我看见有个人正慢慢地沿着大路向这边走来。他显然是个瞎子，因为他用棍子敲着路面，一个大绿罩子遮住了他的眼睛和鼻子。他弯曲着身子，似乎是上了岁数，要不就是因为有病的关系。他穿一件很大的、带着个风帽的旧航海斗篷，使他看上去格外怪异。我这一生从未见过比这更吓人的形象了。他在旅店前停了一下，接着用一种古怪的、唱歌似的调子提着嗓子向他前面的空中探问道：
“哪个好心人愿意告诉我这个可怜的瞎人——一个为了庄严地保卫他的祖国英格兰和神佑的乔治王而失去了宝贵的视力的人——他现在在这个镇子的什么地方？”
“你现在是在‘本葆海军上将’旅店前，在黑岗湾，我的好人儿。”我说。
“我听见了一个声音，”他说，——“一个年轻的声音。你愿意把你的手给我、领我进去吗，我好心的年轻朋友？”
我伸出了我的手，立刻，那个可怕的、软声软气的瞎眼的家伙像一把虎头钳似地抓住了它。我大吃一惊，想挣脱开，但是那个瞎子用胳膊一下子把我拖到他身边来。
“现在，孩子，”他说，“带我去见船长。”
“先生，”我说，“说实话，我不敢。”
“噢，”他冷笑道，“原来如此呀！马上带我去，不然我拧断你的胳膊。”
说着他就拧了一下子，这一下拧得我叫了起来。
“先生，”我说，“我是为你着想，船长不同从前了，现在他拿着刀坐在那里。另外一位先生——”
“喂，过来，往前走，”他打断了我。我从来没听过像这瞎子这样严酷、冰冷和难听的声音，这比疼痛还要令我恐惧，所以我马上便老老实实地服从他了，走进门去，直奔客厅，我们那个生着病的老海盗正坐在那儿，喝得烂醉呢。瞎子牢牢靠紧我，用那只铁手抓着我，差不多全身的重量都压到了我身上，弄得我都快要垮下去。“马上把我领到他跟前，当他能看到我时，喊：‘这是你的朋友，比尔，’要是你不照办，我就会这样。”说完他猛地拽了我一下子，我想我快要昏过去了。两相比较，我对这个瞎乞丐是如此的惧怕，以致于打消了我对船长的畏惧，当我打开客厅的门时，便用颤抖的声音喊出了他命令我喊的那句话。
可怜的船长抬起了他的眼睛，一瞥之下便酒意全无，清醒地瞪着眼。他脸上的表情与其说是恐惧，倒不如说是垂死的病容。他挣扎着要起来，但是我不相信他有足够的力气来挪动他的身体。
“现在，比尔，坐在你原来的地方，”乞丐说，“我不能看，却能听得到一根指头的动静。公事公办，伸出你的右手。孩子，捉住他的右手腕，拿到我右手这边来。”
我们两个都照他的话做了，接着，我看到他从握手杖的手心里拿出个东西放到了船长的手上，船长立刻握住了它。
“现在，完事了。”瞎子说，说完他就突然放开我，以令人难以置信的精确和敏捷窜出了客厅，到了路上。我呆呆地站在那里，能听得到他的棍子笃笃地探路的声音，那声音越来越远了。
我和船长都费了半天工夫才缓过神来。但是最后，几乎是同时，我松开了一直抓着的他的腕子，而他抽回了那只手，迅速地看了看掌心。
“十点！”他叫道，“还有六个钟头，我们还可以捉弄他们。”说着他跳了起来。
尽管如此，他还是遇到了麻烦，他用手捏着喉咙，站在那儿摇晃了一会儿，接着便头朝下轰地一声栽倒在地板上。
我赶紧跑过去，一边喊我的母亲。但是再快也无济于事了，船长由于中风，已经一命呜呼了。这是不好理解的一件怪事，因为我肯定从未喜欢过这个人，尽管近来开始可怜他，可一旦看到他死了，我却禁不住泪如泉涌。这是我知道的第二个人的死亡，而对前一个人的哀思在我心里仍清晰如新。
第四章 航海用的大木箱
当然，我没有耽搁时间，我把所知道的一切告诉了母亲，也许本该早就告诉她。我们立刻意识到自己正处在一个既困难又危险的位置上。那个人的一些钱——如果他有些的话——当然属于我们；但是让船长的那些船友们、特别是我见过的那两个怪物——“黑狗”和瞎乞丐——自动放弃他们的战利品，作为船长欠债的抵偿，是不大可能的。至于船长让我立刻骑马去找利弗西医生的嘱咐，将会使母亲被孤单地留下，毫无保障，这是当初不曾设想到的。说实在的，让我们两个中的任何一个在这房子里多呆上一会儿看来都是不可能的：厨房里煤块烧落的声音，钟表走动的嘀嗒声，都使我们胆战心惊。在我们耳中，四周充满了走近的脚步声，并且一看到客厅地板上船长的死尸，就会想到那个可恶的瞎乞丐就在附近徘徊，随时都可能回来。此时此刻，就像谚语说的，我是吓得魂不附体。事情必须尽快做出决断，最后，我们决定一同到附近的小村子里去求援。说到做到，我们头上什么都没戴，便立刻在渐浓的暮色和寒雾里跑了出去。
小村子在下一个海湾的另一头，尽管从这里看不到，却没几百码远。令我勇气大增的是，那与瞎子出现的方向刚好相反，他要来也得从相反的方向来。我们在路上没用多长时间，虽然我们有时停下来紧握着手倾听一阵，但是没什么不寻常的声音——除了轻涛拍岸和寒鸦噪林外，再没什么了。
当我们到达村子时，已是掌灯时分，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当我看到窗里橙黄色的灯光时，我是何等的雀跃。但是就这，就像后来被证实的那样，是我们在这个地方所能得到的最大的援助。因为——你会想到，人们该为他们自己感到羞耻——没有人愿意答应同我们一起回“本葆海军上将”旅店。我们越说我们遇到的麻烦，男人、女人和孩子们便越往他们自己的屋子里缩。弗林特船长的名字，尽管对我来说是陌生的，对那儿的一些人来说却如雷贯耳，带来了极大的恐慌。在野外劳作、到过“本葆海军上将”旅店那一带的一些人想了起来，他们曾在路上见到了几个陌生人，还以为是走私客哩，因此大家四处逃散了。此外，至少有一人还看到在我们叫做凯特湾的地方有一艘小帆船。因为上述情况，一说是弗林特船长的同伴，就把他们吓得要死。总而言之，事情的结果是，有几个人自愿和我们一道骑马去找住在另一头的利弗西医生，但是没有一个人愿意帮助我们去保卫旅店。
据说怯懦是会传染的，但另一方面，辩论却可以极大地鼓舞人，于是当每个人都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后，母亲也向他们发表了演说。她宣布，她不会让属于她没了父亲的孩子的钱白白损失掉，“要是你们没有一个人敢去的话，”她说，“我和吉姆敢。我们会沿着来时的路回去，对你们这些胆小的笨蛋来说，我们多余言谢。我们会把那个箱子打开的，即使为此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克罗斯莱太太，谢谢你给我们个袋子，好用它去装回我们应得的钱财。”
当然，我说我会和母亲一道走。他们也当即为我们的英勇而惊呼起来；但是即便这样也没有一个人愿意和我们一道走。他们所愿做的只是给了我一支装好子弹的手枪，以防遭到袭击，并且还答应一旦我们在返回的路上被追赶，他们就备好马鞍；同时，派了个年轻人骑马去医生那里寻求武装支援。
当我俩在这个寒夜冒险出发时，我的心跳得很厉害。一轮满月冉冉升起，带着红晕出现在雾气的上方，它催促我们加快步伐，因为显然，当我们再返回时，一切将亮如白昼，而我们一出门便暴露在任何一个监视者的眼皮底下。我们悄无声息地迅速溜过篱笆，不过并没看到或听到任何增加我们恐惧的东西，直到“本葆海军上将”的大门关在了我们身后，我们才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我立刻划好门栓，我们在黑暗中站着喘息了一会儿。房子里只有船长的尸体与我们作伴。接着，母亲在酒吧间里拿了根蜡烛，我们手牵着手走进了客厅。船长像我们离开时的样子躺在那里，仰面朝天，睁着眼睛，一只胳膊向外伸展着。
“拉下百叶窗，吉姆，”母亲小声说道，“他们有可能来，在外面观察我们哩。而眼下，”在我拉下百叶窗后，她说，“我们得从那个人身上拿到钥匙。我真不知道，谁敢碰他哩。”她啜泣着说了那些话。
我立刻跪下身子。在靠近他手的地板上有一个小圆纸片，一面涂了黑色。我立刻断定这就是“黑券”了，就拾起了它。我发现字写在另一面上，书写得非常美观、清晰，上面写道：“你将活到今晚十点。”
“允许他活到十点，妈妈。”我说，就在我说的时候，我们的老钟开始打点了。这突如其来的动静把我们吓了一大跳。但是消息不坏，因为这才六点钟。
“眼下，吉姆，”她说，“钥匙。”
我逐个摸了他的口袋，几个小硬币，一个顶针，还有一些线和大针，一支咬了一头的嚼烟，他那把弯柄的招刀，一个袖珍罗盘，还有一个火绒箱①，这就是口袋里面装的全部东西了。我开始失望了。
【 ①内装火绒、燧石及钢片，用以引火。——译者注】
“可能挂在他的脖子上。”母亲提醒道。
我强忍着厌恶扯开了他颈部的衬衫，那里果真挂着一条油腻腻的小绳，我用他的招刀切断了它，我们找到了钥匙。这小小的胜利使我们充满了希望，立刻毫不迟疑地上楼，进到那间他躺了那么久的屋子里，他的箱子自从他搬来时起就立在那里。
它和外面其他任何一个船员的箱子一样，在盖子上用热烙铁烙上了他姓名的起首字母“B”，由于长期不爱惜地使用，箱子角有些磨损、裂纹了。
“把钥匙给我。”母亲说，尽管锁眼很生涩，她转动钥匙，顷刻间便把盖子打开了。
一股浓烈的烟草味和柏油味从里面冒了出来，但是上面除了一套质地优良的好衣裳外，就什么也看不到了。那套衣服是被非常仔细地刷过并叠好了的，母亲说它们从未被穿过。在那套衣服的下面，开始出现了各式各样的东西：一个四分仪，一个锡制的小酒杯，几颗烟，两对非常漂亮的手铣，一根银条，一只西班牙老怀表，还有其他一些不值钱的小装饰品，大多是外国制造的，一副黄铜杆的圆规，还有五六个珍奇的西印度贝壳。从那时起，它常常使我想到，他一定是带着这些贝壳一起度过他流浪、罪恶、被追逐的一生的。
就这样，我们除了些银子和小装饰品外，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就连这两样东西对我们来说也没啥用场。再下面，是一件旧的航海斗篷，在很多个港口沙洲被海盐浸得发白。母亲不耐烦地把它拖了出来，现在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箱子里最后的物件了，用油布捆着的一包东西，看上去像是些纸，还有一个帆布包，一碰竟发出了金块的丁当声。
“我要让那些滑头们看看，我是个诚实的妇人，”母亲说，“我要拿回他欠的账，多一个子儿也不要。撑好克罗斯莱太太的袋子。”然后她开始计算船长欠的钱数，从那个水手的袋子里如数取出来，放到我撑着的那个袋子里。
这是个费时费力的活儿，因为这些硬币来自各个国家，模样各异——西班牙金币，还有法国金路易、英国基尼以及八里亚尔的西班牙银元，还有其他我不认识的，都杂乱地混在一起。
基尼大概最少，也是那些硬币里母亲惟一知道如何计数的。我们大概才数到一半，我猛然把手搭到她的胳膊上，因为我在静寂寒冷的空气中听到了一种声音，我的心都快提到嗓子眼了——瞎子的棍子一下下敲在硬梆梆的路面上，声音越来越近，我们坐下来，大气儿也不敢出。接着它急剧地敲击着旅店的门，再接下来我们听到门把手在转动，门栓嘎嘎作响，似乎那个残暴的家伙妄图进来；接着里里外外都是一段长时间的静寂。最后，手杖声重又响起来，令我们无比高兴和宽慰的是，它又渐渐地远去消失了。
“妈妈，”我说，“全都拿上，我们快走吧。”因为我肯定那插着的门势必会引起怀疑，会自找麻烦，虽然我庆幸插上了门，这种庆幸是从没见过那瞎子的人所无法想像的。
但是我的母亲，尽管她也害怕，却不肯多拿走欠账之外的一个子儿，同时也固执地不肯少拿一个子儿。还没到七点，她说，还远着呢。她知道她的权益，她一定要得到它。她还在同我争辩呢，这时从小山上传来一声低低的口哨。那对我们俩来说就足够了，足足够了。
“我要拿走我应得的。”她跳起身来说。
“我要拿这个来抵他的债。”我拾起那个油布包说。
下一刻，我们两人都摸索着下楼，把蜡烛留在了空箱子那儿，接着我们打开了门，开始“总撤退”。我们动身的那一刻，时候已经不早了。雾正很快地消散，月亮在高地上方把两边都照得通明，只有在小山谷的正底部和旅店门的四周尚有薄薄的一层面纱未曾消褪，掩护着我们逃跑的最初几步。离小村子还有一多半路程、刚走出小山谷底部一丁点儿的时候，我们便暴露在月光下了。不仅如此，几个人行进的脚步声已进入到我们的耳中，当我们回头向他们的方向巴望的时候，只见一盏灯前前后后摆荡着，在快速地向前移动，这表明新的来人中有一个拿着提灯。
“哦，宝贝儿，”母亲突然说，“你带上钱往前跑吧，我快要晕过去了。”
这定是我俩的末日了，我想。我是怎样的诅咒那些怯懦的邻居们哪，我又是怎样的责怪我可怜的母亲，由于她的诚实和小气，也由于她过去的蛮勇和现在的软弱。幸运的是，我们刚好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