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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所想和观察记下来。求上帝保佑它不要落入其他人的手里，因为这会让人很难堪的。
因为我有很多属于个人的想法，不能告诉任何人，当然也包括亲爱的妈妈——她从来不会说人家坏话，还有艾蒂——她虽然比我大4岁，但在我看来，却并不比我聪明4岁。我将把这些私人日记藏在账簿的后面，不让人发现。我想的是，它会呆在我的书桌最底下。除我之外，任何人也看不到。爸爸说，欺骗是大自然的艺术，我们可以向它学习。
自从爸爸出名后，到唐豪斯来的客人可真是多如水流。很多人都来自很远的地方。我非常喜欢跟他们在一起。这不单单是因为他们都是些知名人物——现代思想家和拥有各种希奇古怪的标本专有权的形形色色的科学家，而且还因为他们给了我一个求之若渴的休闲机会。
有客人来的早上，每个人都急切地行动起来，以求把自己最好的模样展现出来。我们像是一支调遣去克里木半岛的军队。妈妈沉着地进行组织分工。戴维斯太太急急忙忙地吆喝着把锅搬到各处的火炉上。加了香料的羊肉和烤土豆的香味弥漫着整间房子，一直到仆人住的房间。帕斯洛在配制室里配好了酒。园艺工康福特套好马，驾着四轮马车到奥尔平顿去接客人（很可能不止一个客人）。
因为我18岁了，所以被强迫穿上一件硬衬布的裙子，系带太紧了（腰围24英寸，一寸不多），真让人受罪。我觉得几乎不能动弹或是呼吸——想想我多喜欢无拘无束，在田野里乱跑，或者藏在树林和土坑里玩。艾蒂可以不穿紧身胸衣，因为她体质太弱。
总之，每个人都忙得不可开交。只有爸爸例外，躺在床上，因为一想到有什么他必须露面的社交活动，他的胃往往就会犯病。
这种忙乱的景象给人的印象是，达尔文一家人都很正常和安足——至少在下午的时候是这样。从某些方面来看，我们当然如此。不过有的时候，在快乐和有礼有节的表面下，我发觉有种怪异的东西。毛病到底在哪儿，我也不清楚。但是与我们一起坐在丰盛的餐桌上的客人，如果他观察力敏锐，他会注意到我们有些强颜欢笑。如果他有我们某些现代小说家的那种睿智——正如我们在穆迪的流动图书馆中的加特斯克尔太太或特罗洛普身上看到的那样，他可能会察觉出其中的缘由来。我们并不像我们展示给外人看的那种样子。实际上，我有的时候觉得，我们努力表现得好客和快乐，只是在演戏而已。
1865年1月6日
像往常一样，爸爸是我们整个家庭的中心。我觉得《物种起源》发表的6年来，他的情绪变得越来越糟糕。现在他在书房里一躲就是几个小时，不再是以前的样子——回想起来让我感觉是如此的温馨。那时候，他常常沉浸在对黑雁之类东西的研究中。他坐在轮椅里志得意满地转来转去，还经常到大厅的罐子里取一撮黑鼻烟。当我们小孩子突然冒出来问他要一把尺子、一枚别针时，他会好奇地抬起头，从来不会因为我们的打扰而生气。而现在，他一躲就是好几个小时，好像他根本不想和我们在一起。不管我怎么想，我也猜不透他为什么脾气变得这么糟糕。
3天前，为找一块橡皮膏，我无意中打开房门，看到他坐在黑皮的马鬃椅上，阴郁地沉思着什么。我开口一说话，把他吓得跟小鹿似的。他站起身，责问我为什么“偷偷溜进来”打扰他，让他得不到“一刻安宁”。他那样一个劲地大喊大叫，我把门关上了，整个大厅还能听见，惹得正在给霍勒斯上德语课的卡米拉站到楼梯上边，一脸关切地朝下张望。
前不久，他叫帕斯洛在窗扉上安了一面小圆镜。这样，只要选一个恰当的角度坐在椅子里，他就能看到前门的门廊。他告诉我们说这样能方便他看见邮差，但我对那种解释表示怀疑。我认为他这样是为了瞧见来访者而又不被人家发现。因此如果说他不在家，就能装得更像。我觉得，他这样做不单是为了避免打扰的问题，而是有某种更深的、让他的内心不得安宁的原因。
爸爸的健康也不见有任何好转。实际上，在最近一段时间，它明显地恶化了。他现在每天都要干呕两三次，还常说有胀气和其他胃病。他也不喜欢吹风。外边的空气太香了，因此他拒绝出门。除了消化不良，他还感到头眩，一阵阵发晕和头疼。有些时候，他身上会发荨麻疹或者湿疹。可怜的妈妈简直成了佛洛伦斯·南丁格尔护士，牺牲自己的所有时间给他端茶、擦背和朗读，以使他的神经放松和转移他对病痛的注意力。他在书房建了一个类似盥洗室的东西——一个盆子固定在地面的一个平台上，前面遮着半堵墙和一个布帘子，距离存放他珍贵的书籍和小抽屉的屋角不足10英尺。它是用来应急的。这样他就能迅速从椅子上站起来，一把推开写字板，跑过去呕吐。听到这样响动——着实吓人，仆人就会紧张地聚在大厅，面面相觑。只有帕斯洛才允许进去帮忙。有的时候，这个管家甚至还不得不把四肢无力、面色苍白和大汗淋漓的他抱到楼上房间去。
1865年1月11日
在我的记忆里，爸爸总是在生病。只要他一上床，整幢房子便会噤若寒蝉，我们几乎都不敢大声说话。妈妈说他的病是工作引起的。他思考自然科学的问题太紧张了。为了证明她的说法，她提醒说他第一次犯病——到现在几乎30年了——是他刚刚开始提出物种演化和自然选择的理论的时候。22年来，除了在基尤与几位朋友和同事（如地质学家赖尔先生和植物
学家胡克先生）进行过讨论以及与哈佛大学的阿撒·格雷先生在信里做过讨
论外，他从未公开过他的理论，而只是把它藏在私人笔记本里。
她说，你能想像这么多年来一直思考这些理论有多累吗？难怪爸爸要向格利医生求神奇的水疗法。一次，我陪他到莫尔文去。看到他心甘情愿地接受冰水浴和把自己裹在一条冰冷的“水淋淋的床单”里，以使血液在各个器官间流动，我感到非常吃惊。
对于爸爸身体的不适，我有自己的看法，因为我注意到使他最容易犯病的几种场合。他不仅在有人提起他的理论时会犯病，而且在谈到这一理论的起源时，他也会这样。比如说，1858年，爸爸收到从荷属东印度群岛的来信后就患上了严重的呕吐病，而且久治不愈。信中，阿尔弗雷德·鲁塞尔·华莱士先生提出了几乎完全相同的理论，连所有的细节都非常相似。爸爸痛苦地说，就那些语句便可以用作自己书中章节的标题。后来爸爸接受了赫胥黎先生和其他人的劝告，鼓起勇气把他自己关于自然选择的理论公之于众，并在林奈协会上与华莱士先生的论文同时提交。接着他极度兴奋地赶着把《物种起源》出版出来。他累得精疲力竭，差点没能完成。不过，之后不久，他真的病了——不是因为理论受到了挑战，而是因为两个作者的巧合使他的成就受到了置疑。卑鄙的理查德·欧文是爸爸的主要诋毁者之一。他梦想着建一座新的自然科学博物馆。据说他在伊顿帕雷斯的一次餐会上曾说：“还有什么比一个孩子有两个父亲让人更难堪呢？”有句让在场所有人捧腹的反击是：“尤其是其中一个是个大猩猩。”
我就不明白，就算是华莱士先生提出了类似的理论，人们也用不着有那种反应啊。或许这种巧合可以看作是其理论有效性的证据，而不是削弱了它的有效性。因为一旦有某种思想开始流传，想撷取它的人就会不止一个。这在自然选择理论方面更是如此，既然它是如此地简洁和优美。不管怎么说，是爸爸的艰苦努力，才使得它具有可描述性和为人们所理解的。我知道他非常敏感，他痛恨一切的争议，包括《笨拙周报》中的漫画和《名利场》里令人恐怖的素描。当他发现华莱士先生几乎没得到人们的承认，或是觉得人们可能以为他本人想否定华莱士先生的优先权而又有点事与愿违时，他感到极为不安。
我希望我的父亲出去旅游一下。我认为没有什么比一片片新的视野更能抚慰人紧张烦躁的神经了。但近来他连伦敦也懒得去，而且固执地拒绝考虑穿过海峡到欧洲大陆去。对于一个年轻时候周游世界、曾在异域有过如此多冒险经历的人来说，这似乎很让人难以理解。前不久，小猎犬号的3个老船友来唐豪斯住了一个周末。爸爸弄成那个样子，几乎和他们没有呆上10分钟。后来哥哥伦纳德在花园里遇到他，他们便一道散步到草坪那边去了。听他讲，爸爸突然一句话不说，脸上带着恐惧的表情转身就走。这给伦纳德印象极深。他后来给我说：“当时我脑中闪过一个强烈的念头，觉得他希望自己干脆死掉算了。”
1865年1月20日
我原想说我们在唐豪斯的生活改善了，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我们的家就像一个疗养院。爸爸又开始自己做水疗了。他甚至把15年前约翰·路易斯在屋外搭的一个棚子都用上了。那是一个简单的新奇玩意，就是在屋外水井边做一个能装四五加仑水的锥形容器，然后把它悬在屋顶上。爸爸在里面脱掉衣服，然后拉一下一根细绳子，水就从头顶带着巨大的压力倾泻下来。有时，霍勒斯和我在外面都能听见喘息和呻吟声。别人还会以为里面的人快死了呢。我们等了5分钟。这时爸爸又穿戴整齐冲出来，一副快冻僵了的痛苦的样子。我们中的一个人通常会同意陪他沿着沙道走几圈。所谓沙道，是我们屋后面连接花园尽头的一条小路，是他修来思考问题时散步用的。
两天前，我和爸爸吵了一架。我无意间来到他的书房，拿起他通常放在披风上的短棍。那是一根一英尺略长的线匝，两端有金属握柄，非常沉，可以用作工具，必要时还可用作抵御野兽的防身武器。他把它保存下来，作为在南美呆过一段时间的纪念品，因为他在那里考察时常常把它别在腰带上。爸爸突然走了进来。他看见我拿着棍子，走上来就是一阵训斥，说他说过叫我绝不要碰那东西。但我敢肯定他绝不是因为这个才这样生气的。接着，他又变本加厉地责骂我是个“小间谍”。这句话让我非常伤心，更让我一下子无言以对。我放回短棍，一言不发。当我从他身旁挤过去走到门口时，我猛地转过身，说了些很难听的话，也就是说我觉得他不可理喻、恶毒。艾蒂听到我骂爸爸，于是告诉了妈妈。妈妈说我必须道歉，要不就别想吃晚饭。我选择了后者。我一个人呆在房间，没去参加每天晚上在客厅的聚餐。我试图使自己阅读那位数学家写的新书——《艾丽丝漫游奇境记》。但开始的时候，我心里非常地不安，根本没法集中于书中内容。不过后来，我发现自己完全被它迷住了。有时，我觉得自己就像是艾丽丝：我发现自己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好像我自己也掉进了一个兔子洞；有时我又觉得自己有20英尺高，能看到其他任何人看不到的东西；而还有些时候我又非常恐惧，觉得自己只有老鼠那么大，不得不到处跑，以免被人踩着。
1865年1月22日
一次，我偶然听父亲断言说：“一个优秀的科学家就是一个探寻大自然足迹的侦探。”我可能不是科学家，但说起来也好笑，我认为自己肯定能成为一个出色的侦探。
说老实话，我一直在搞间谍活动——虽然我并不喜欢用这个字眼。我之所以这样做，是
因为一旦我的好奇心被激发，我就难以自已。当很多人在一起的时候，我最喜欢的就是躲到一个不易被人发现的地方，偷听他们谈话。这是了解外面世界的惟一途径，而且远比《埃德蒙顿评论》和《泰晤士报》有趣。我就是这样才知道令人震惊的巴拉迪与布拉德利谋害可怜的小乔迪·伯吉斯的案件的。他们把他的衣服脱光，然后在一条河沟里用棍子打他，直到他不能动弹为止。其中一个人说，那两个男孩太小了，在被告席上几乎连头都看不见。另一个说他很高兴他们被判处了足足5年的劳教。
而最妙的是男人们聚集在台球室的时候。长沙发旁边的角落是一个绝佳的藏身之地。他们一心扑在打球上，完全把我忘得一干二净。夏天的时候，他们把窗子打开通风。我就坐在窗外的报春花和黄花九轮草花钵下面。正是在那里，我听说了几年前印度的哗变。赫胥黎先生说，事情是由于摩尔人被强迫用嘴咬抹了猪油的弹壳引起的——或者其他我不太能懂的类似原因。就在这周，我听爸爸说，南部邦联和北方各州的战事给牙买加造成了麻烦。他说：“那些黑鬼准备起来反抗我们了。”但是托马斯·卡莱尔先生相信，埃尔总督将会处理好这件事。
爸爸好像支持北方各州。我知道他很反感奴隶制——我曾听他描述过他与菲茨洛伊船长就这个问题的争论——我敢肯定他希望看到这种制度从地球上根除掉。但我也曾听他说，南方的美国人很有文化和贵族气质，在观念和教养上都和英国人接近，而不像北方人那样粗俗。如果南方赢了，对我们的制造商来说，将意味着廉价的棉花。当听他这样说时，我又不得不认为他的心偏向了南方。
1865年1月25日
我突然觉得自己特别善于打探别人的秘密。这纯粹是一种天生的能力，就如艾蒂长于语言或乔治善于计算一样。
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一到放假，表兄妹们就会到我们家来玩。小孩一多，整个唐豪斯就会被闹翻天。我们玩捉迷藏。我们在屋里屋外的旮旯寻找藏身之地。我总是第一个找到他们、最后一个被他们发现。常常是我在临时的巢里躺上一个甚至是一个多小时，心像小鸟一样扑腾扑腾的，听着找我的人在夕阳西斜的傍晚绝望的叫喊。有时是游戏结束好久了我才出来，然后从已经掌灯的后门冒出来，惹得他们一片叫好。
我发现，关键是你要善于从其他玩伴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一旦你猜中他们自己会藏在什么地方，那么要找到他们永远也想不到的藏身之地就易如反掌了。要当迷藏霸主可不是靠手段，而是靠近乎直觉的本事。我发现，如果我静下心来沉思，就很容易把自己置于其他人的思维中，并预测出这个人的思想和行为。
我自己也有许多秘密。我不敢跟任何人讲。有人喜欢上了约翰·卢伯克爵士的一个儿子（名字就不说了）。当我还是个小女孩时——或者用妈妈的话说，我还没变得不乖时——有时我们到他们的家——海欧克斯——去做客。于是，我们俩常常偷偷溜到草坪对面被雷击过的核桃树那里去。那是一个非常大的树桩，耸立在空中，有20英尺高。由于自然的作用，树桩已经空了。我们假装它是我们的房子，在里面玩“过家家”，所做的把戏让我一想到就脸红。我会让他亲我的脸蛋——假想他要去上班了。有一两次我们甚至还走得更远，当然还没到让我后悔的地步。但是在教堂见到他时，我仍会感到很尴尬。因为妈妈不信《信经》，于是当会众背诵时我们就转过头来面向他们。有一两回，我发现他的眼睛挑逗地盯着我。我觉得面孔火辣辣的。虽然他的出身还算高贵，但他那样对待我就完全没有点绅士修养了，尽管——如果要我说老实话的话——我承认，这一举动的确也让我有点心波荡漾。
1865年1月28日
早上，妈妈和我出去散了很久的步。在这深冬时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