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而使这个种族不得不自我提高，“因为每一代人都这样，弱者必然被消灭光，而强者得以保存下来。”
华莱士先生个子很高，有些儿冷漠超然。他给人一种印象，仿佛在摩鹿加群岛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岛的野蛮人中游历8年后，对英国社会已不太适应。我看到他身上有种钢铁般坚韧的东西。他让人很难捉摸，并在我心里激起了某种隐约的感觉。但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我也没法解释，因为他对爸爸和我们全家人总是那么友善和敬重。艾蒂从他的举止中看出他出身低贱、庸俗，因此没什么了不起。但我却总觉得，迅疾、狡猾如他的某个标志性物种，仅凭本能就能占据上风得以存活。
他和爸爸在商谈时很是热情友好，看上去也非常得体。但我知道，他们间的关系也不乏紧张。爸爸第一次回复华莱士先生那封勾勒出那一理论的著名信件后，很久都没有收到回信。而当他终于收到来信时，他非常不安，一个人在书房读完后，一下把它扔到壁炉里。我敢这么肯定，是因为我随后进去时，看到它正在火里燃烧。
为了这个周末不那么紧张，爸爸还邀请了其他一些客人，包括赖尔先生和赫胥黎先生。赖尔先生性格有点儿阴郁，说话声音很小，必须要竖着耳朵才能听见。但我最喜欢赫胥黎先生。他最有趣，精力旺盛，而且反应快，表情生动。他是爸爸最忠诚的护卫者，称自己是“达尔文的斗牛犬”（虽然我觉得他更像一只捕狐犬）。有时我觉得他像一个革命将领，像博物学上的一个拿破仑。他发动了一场旨在反对教会和打着纯理论旗号的科学研究的军事战役。
客人们到的时间早晚不一。康福特为了接他们，可累坏了不少马。妈妈打发艾蒂、伦纳德和我下午到伯祖母萨拉家里去，免得碍手碍脚的。我们回来时差点没赶上晚饭。赫胥黎先生对自然科学的大加赞扬使得谈话非常活跃。他还宣布说，对于一个没有接受过关于大自然壮丽景致的教育的人来说，漫步于乡间那“充满着瑰丽艺术品的长廊中，十有八九都不过是面壁而立罢了”。
接着，他又描述了最近人们对爸爸的理论的攻击，以及他自己迎击那些批评的努力。听他说，他的反击大获全胜。他说，在伦敦各大俱乐部的闲谈中出现了一个新词：达尔文主义。当他说到这点时，我忍不住偷偷往华莱士先生的方向瞟了一眼，看他对这话有何反应，因为有时我很想知道他是否会心存嫉妒。但他的脸上只是一副沉静的表情。过了一会儿，他提出一个建议，说这能确保该理论的任何细节都能得到充分的理解。
他的话是这样的：“我想冒昧说一句，自然选择这个词虽然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很精确，但对于大众来说则可能有误导性。”
听到这话，爸爸猛地一挺身坐直，问道：“啊，怎么会呢？”
“这个词语开启了误释之门，因为它似乎暗示自然的力量——您与我都赞同它们是非人格的，随意性的——是在某种更高级的意识操控下起作用的。选择那个词似乎表明确有某个实体之类的东西在执行着这种选择。”
“请你给我们说说好吗，你用什么词来换？”赫胥黎先生问道。
“我建议借用赫伯特·斯宾塞的一个术语，”华莱士先生回答道。“它最能精确地总结这一理论，并且避免了对任何更高级力量的指涉。”
“哎，什么词啊？”
“适者生存。”
听到这词，爸爸的反应是如此强烈，我想他会中风的。他面如死灰，一手猛地按住胸口，像是心力要衰竭了似的。他颤巍巍地站起来，说了声对不起，离开桌子回卧室去了，整个晚上都没再出来。
如果赫胥黎先生没有一点轻慢就不是赫胥黎了。他对这一提法不屑一顾，一边喝咖啡一边对华莱士先生说：“我要说，如果您要的就是这种强烈的反应，那么您还真找准对象了。”
这一事件在我脑中盘旋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明白，这一词语怎么会让爸爸如此紧张和恼怒？
1865年2月8日
今天有件事情让我想起来就害臊。下午早些时候，爸爸在他房里还没起来。华莱士先生已经告别去火车站了。赫胥黎先生和赖尔先生在爸爸书房里开会。他们有一点神秘兮兮的，似乎讨论的问题是保密的。这自然地激起了我的好奇心。于是几分钟后，我不慢不紧地走进房屋中间的大厅，在门外等着。我的直觉很快就有了回报，因为我偷听到他们热烈而令人非常感兴趣的谈话中的一些只言片语。
赫胥黎先生有一次说“实际上，他变得非常专横了”。赖尔先生也赞同他的看法。我完全不知道他们指的到底是谁——有一阵子还担心说的是亲爱的爸爸——直到听见赖尔先生接着说道：“不该告诉他第二版时他的名字被去掉了。那明显地让他很不安，是个错误。”显然，这指的是华莱士先生，因为过去我曾听说有人批评爸爸在这一版《物种起源》中没有提到他的竞争对手，并强烈要求他立即予以矫正。科学家对这类事情是非常在意的。
赫胥黎先生说话的语气似乎非常肯定。他接着说：“他是一只绕着我们鸡舍转的狐狸。他可能给我们造成无尽的麻烦，损害我们的事业。”对此，赖尔先生提了一个问题：“你认为我们该怎么办？”稍稍沉默了一下，接着的回答是：“我这会儿还不是太担心。他朋友不多，也不是哪个学术团体的成员——我们一直很在意这一点——而且他总是缺钱。那是他最大的弱点。如果我们多点心计，就可以利用他这点。”
我知道自己听到的是最为有趣的阴谋。我几乎不敢呼吸，惟恐听漏了一个字。于是我往门前靠近了一点。但就在这个时候，偏偏是爸爸下楼来看见了我。我赶紧开溜，虽然我敢肯定他已经看到了我没有一点女孩样子的偷听行为。一点不假，他跟着我走进客厅，抓住我的手腕，质问我在干什么。我的申辩没人会信——也难怪，我本来就被抓了个正着。他突然转身离开了房间。
我的脸简直红透了，整个下午都不敢看他们的眼睛——虽然很难说到底是因为我的偷听行为呢还是因为与他们身份最不相宜的阴谋。但不管是什么原因，晚饭前不久，妈妈把我带到一边对我说，爸爸对我非常生气，并说要送我到伦敦的拉斯舅舅家住一段时间，好让他消消火。
1865年2月10日
我得说，舅舅在城里的房子是全世界我最喜欢的地方之一。各色有趣和优雅的人物都聚集在他的餐桌旁：边沁主义者，宪章派人物以及天主教教徒，甚至还有无神论者——总之，形形色色的自由思想者。葡萄酒慷慨地流溢，他们的谈话也酣畅淋漓。不像在唐豪斯，一旦讨论进入热烈状态（非常稀罕的事），爸爸就不会让我呆在客厅里。在这里，他们允许我留下来作为唇枪舌剑的见证。
这天晚上，托马斯和简·卡莱尔都来了，另外还有亨斯利和范妮·韦奇伍德，以及其他三四个知名人物（其中包括说话比写的新闻报道生动有趣得多的哈丽特·马蒂诺）。想想我有多惊讶，晚饭结束后居然又有一对夫妇来了，而且他们只是来喝咖啡和白兰地的。但当我被引见给玛丽·安·艾文思时，我感到特别窘迫。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我竟与自己最崇敬的人站在一起。她是《弗洛斯河上的磨房》和《织工马南传》的作者，但她的笔名乔治·爱略特把我一时弄糊涂了。让我更尴尬的是，接下来与我说话的是她的情夫乔治·亨利·路易斯。他很鄙视人们对他俩关系的指责。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完美的绅士。我觉得舅舅非常了不起。他竟然为这样两个敢于蔑视社会习俗的人物也敞开着大门，尤其是公开与有妇之夫同居的艾文思小姐。
我们刚刚坐定，谈话就变得活跃起来。马蒂诺小姐一如她的写作笔锋，攻击奴隶制是最“令人憎恶的制度”，并说在所有民族中，美国人最是野蛮。拉斯舅舅——无疑是火上浇油，因为他从未表现过对穷苦人的关心——问她对“戴着镣铐的人们”的同情是否也推而广之到英国的劳苦大众头上。另一位先生也说，中部地区的厂矿工人所遭受的奴役与美国南方庄园的奴隶并无多大差别。
对此，亨斯利令人非常不愉快地反对说，贫穷者的堕落是他们自己造成的，基督教的问题就在于滋养了罪恶。马蒂诺小姐表示反对，并从自己的研究中引证了工厂事故的例子。
在这整个过程中，我都在思考早先的一个问题，并一直想鼓起勇气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因为虽然我有幸参加了拉斯舅舅的社交聚会，但我以前从没有表达过自己的观点。按照一些不成文的礼节，我保持着沉默，因为我不知道如果我打断他们的话，舅舅会不会不高兴。艾文思小姐注意到我复杂的心绪，于是和蔼地拍了拍我的手，对众人说：“我敢肯定达尔文小姐有话要说。”一时间所有的目光都投到我身上。我别无选择，只好把自己的观点说了出来。我说，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群体“生活在枷锁之下”。“什么群体？请说来听听啊。”卡莱尔先生问道。我感觉自己应该迟疑一下，以接受如此杰出的思想家的质问。但我发现自己几乎没来得及思考，两个字就冲口而出：“妇女。”
听到这话，满桌子的人都欢呼起来，弄得我满脸通红。不过艾文思小姐解了我的围。她坚称我这样说是有很多证据和理由的。其他人又大笑起来。但她突然提高嗓门宣布说：“我常常有这样的想法——我非常不愿说出来，也因此而压在心里沉甸甸的——我宁愿自己生下来是一个男孩而不是女孩，因为谁也不能否认，在当今的英国，无论从哪方面来讲，男孩的命运就是比女孩好。”
“难道不是吗，”她说，“一旦结婚，女人的财产就落入她丈夫的手中？难道不是吗，一个女人只须被指责为通奸就可以立马休掉？”（在说这话时，艾文思小姐对自己的通奸行为没有一点愧色）。“而一旦到了法庭，她会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合法权利，不是吗？”
说到这里，哈丽特·马蒂诺颇有感触地回忆起可怜的卡罗琳·诺顿的故事。她丈夫殴打了她9年，剥夺了她的财产，分居后还恶毒地到法院告她，拒绝让她见3个儿子。
接着又引出对《接触性传染病法案》的讨论。我觉得最让人愤怒的是，它规定只要发现妇女接近军事要塞就可予以逮捕。所有的男性都辩护说，消灭这一可怕的传染病的惟一办法就是对所有带有可疑病毒的妇女进行汞处理。
“而且，”卡莱尔说，“这一措施并不是针对像您这样的女士的，而是专门针对下层人的。”
他的话显然引起了在座的人的不愉快，因为他的话影射了艾文思小姐。我感觉路易斯先生就要拉开架势跟他单挑（我本想有好戏看的），不过所幸看在主人的面上，只好作罢了。整个晚上，我都觉得艾文思小姐蓝灰色的眼睛和圆滚滚的脸都关注着我，让我沐浴在她温暖的关照之中。道别的时候，她俯身过来，离我非常近，我感觉到她的一绺头发拂在我的脸上。她咬着耳朵对我说，我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女子——她说这是我这类女性的一大荣耀——并说我必须永远坚守自己的信念。
我敢肯定拉斯舅舅也听到了部分她说的话，因为所有客人离开后，他奇怪地盯着我，说我对他来说一直是个谜——一个“真正的潘多拉盒子”。他接着的话显得更伤人，但我敢肯定他并没那个意思。相反，我把他的话当作是一种恭维。他说他不明白为什么明明近旁就有同样的另一个宝贝，我爸爸却偏爱艾蒂。
1865年2月13日
只要觉得什么有趣，拉斯舅舅就不会放过。今天早上吃早饭时，他问我小时候什么时候最快乐。他坐在桌边望着窗外，神色黯然。从他提问的样子来看，他显得很伤感，似乎是在思索自己孤零零的独身生活。但我只是最肤浅地理解了他的问题，并尽量给他一个恰当的回答。
我兴奋地讲起小时候的事，尤其是当他到唐豪斯来做客的时候，我们这些小孩子就像一群小狗一样成天跟在他的脚跟后面转。在我心里，还珍藏着他带给我们的那些快乐的回忆。他给我们讲他在非洲和印度的冒险经历，讲他用瘦长的手指捉妖怪、猴子和小魔鬼的故事。看到这些话似乎让他开心了些，我于是又继续讲我们去伦敦看大展的事。实际上，是后来他们给我讲的，我只有一点非常模糊的印象了。我只记得自己紧紧地抓住他的手，生怕被人山人海的人群挤掉了。我回忆起我们去逛动物园。我特别喜欢懒洋洋的河马。我们还到武姆韦尔动物园去观看穿着童装的猩猩。
“太有意思了，”他高声回答说。不过给我的印象是他似乎表现得有些过头了，是有意在掩盖某种深藏内心的压抑和郁闷。
然而，对童年的回忆却使我陷入了一种怎么也无法摆脱的忧伤。我想到自己目前这令人沮丧、好似很遥远的青春，怎么也不能把它与我曾经有过的快乐时光联系起来。回首往事，让我最为不安的是，我弄不明白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自己人生的不幸。但我深信，尽管有过不少的快乐与欢笑，某种导致不幸的东西在我年少时就已经埋下了种子。久久的沉思，使我想到了爸爸的多种病痛以及噩梦般笼罩着我们全家的疾病和死亡气息。
1865年2月14日
让我们最为悲伤的大概是14年前可爱的安妮的不幸夭折。老实说，我并不记得安妮了，因为她走的时候我才4岁。不过有时我也能想像出她的样子——10岁，温柔可人，一对红扑扑的嘴唇和一头金色的鬈发。他们告诉我说，我们几个女孩同时患了猩红热。她最严重，而且再也没有好过来。她在莫尔文接受水疗，在死亡之门一直徘徊了数周之久。爸爸昼夜守候在她的床前。但他没有去参加她的葬礼，这让我感到很奇怪。所有这些都是我从伊丽莎白阿姨那里听说的。父母从来不说安妮的死，甚至连安妮这个人他们都从不提起。
事实上，我们达尔文全家一直都共同承受着早亡的折磨：可怜的玛丽，不过松鼠那么大，还不到一岁；小查理·韦尔林也不到两岁。每个星期天去教堂，我们都要经过他们小小的墓碑。接着是爸爸的父亲——我的祖父，去世了。这事给我们带来了深深的不安，也给爸爸造成了永远的遗憾。因为他到达什鲁斯伯里太迟了，未能参加让他拥有今天这番成就的父亲的葬礼。
我们就像是我们那可堪同情的女王指维多利亚女王，艾伯特是她的丈夫。——编者。4年前她失去了心爱的艾伯特，但时时还得听人们谈起那事。她至今仍未从伤悲的迷乱中恢复过来，每天都穿着素服，并且每天早上都要重新把他的衣服摆出来。
虽然没人提起过安妮，但她在我们家里仍然阴魂不散。几年前，我在一个箱子底下发现了她的写字盒。在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偶尔还会想起它来。它是用一种漂亮的硬木做成的，里面放着边沿为深红色的乳白色信笺和色彩与之相称的信封，木柄的钢质笔尖，两只鹅毛笔和一把珍珠母柄的铅笔刀。另外，在一个小盒子里还有红色的封蜡和封笺纸。盒子上面印有一些装饰性文字：“欢迎我吗”和“上帝保佑你”。鹅毛笔尖上还有墨渍。以前我常常拿起笔，想像自己就是安妮，像她那样给笔蘸上墨水，一面苦思冥想地遣词造句，给这个或者那个写信。
达尔文家所有死去的人中，最让爸爸伤心的是安妮。我觉得他总认为是自己的错——她的离去是某种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