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啤酒店我们聊了起来——说实话，如果是少年时代的朋友，到了任何一个年龄段，彼此仍保持坦诚相见的交流态度。
小贾说他很怀念柳街，他说，你们活得太自由了，我非常羡慕。就是我老爹管得太严。
我说，我也很怀念柳街。不过，再也没有柳街那样自由自在的日子了。喝啤酒吧。
小贾告诉我，他的父母都已经死了。我心里算了算，觉得从岁数上掂量也差不多，人生百年，总有一死。很自然吧。
他说，他的父亲在“文革”刚刚开始不久，就被关进了监狱。
我很吃惊，觉得不可能，他不过是一个小商人，不至于被抓到监狱里去啊。我们柳街的人那么闹，那么不守规矩，也没见谁被关进监狱里去呀。
小贾说，他父亲的罪名是：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双料的。跟咱们柳街上的那些小打小闹的人不一样，到火车道线偷两桶煤，搞个破鞋。那算什么呢？哼。喝酒。
——他说这话的时候，似乎多少还有一点自豪感。
我说，我还是没太搞懂。
小贾放下啤酒杯说，“文革”开始不久，有一天，他父亲去菜市场的党支部有什么事，党总支办公室外面走廊里没灯，黑乎乎的，他就愤怒地说，“我哪次来党支部，哪次都这么黑暗……”当时党支部已经被造反派接管了。妥了，就这么一句，让人家给抓住了，立刻打成了现行反革命，送进了监狱。接着再一查，老爹的个人成份又不好，奸商！再加上他个人历史上还有好几个地方说不清楚，比如跟日本人，跟宪兵队做过买卖什么的，而且又娶的是二房姨太太。这是什么样的人物啊？就判了个无期徒刑。
我问他，那你是哪个老婆生的？
小贾笑了，小老婆呗。我母亲的家庭出身是地主。在造反派来抄我家的途中，老妈就死过去了。造反派一看，真死了，几个人相互望了一眼也就算了。家抄了一半，就都走了。有一个人还直咳嗽，一直出了院子还咳嗽呢。这点我记得特别清楚。
我说，说死就死了，不会吧？
小贾说，老太太有心脏病，都多少年了。你想想，我爸那个脾气，谁嫁给他不得心脏病啊？再加上我家在火车道线旁边，火车三更半夜的又拉笛又喷气的，多好的身体也折腾完了。更何况我母亲天生就胆子小，地主出身，又是二房，小老婆。刚解放时被贫协抄过一次家，这又这么来一家伙，铁心脏也承受不了啊。
我问他，也是。那剩下你一个人怎么生活呢？
小贾说，街道办事处帮我找了一个工作，在一家国营的大工厂。意思我得有个事做，有经济来源，得让我活呀。估计也是怕我学坏了。我去了那家工厂，先是学徒，电焊工，一个月十八块。我干了不到一个星期就辞职不干了。
我大叫起来，那可叫国营工作啊。
小贾说，厂劳资科的人听说我要辞职，以为听错了，我当时非常神气，不干了，我辞职。
然后呢？我小声问。
小贾突然问我，我听说你爱写小说，我讲这些用不用加点景物描写？那个工厂附近的风景挺不错的，蓝蓝的天，白白的云，周围全是苞米地……
我打断了他的话问，那你爸是怎么死的呢？
小贾说，大年三十儿死的。白天，派出所管片的民警骑个破自行车上我家来了。那年雪很大，他说，妈了个巴子的，大雪天骑车子费老劲了……
我说，我知道，我知道。那后来呢？
小贾说，当时，我正打算上同学家过年去呢。我的生活没有问题，家毕竟只抄了一半儿，还有些底儿，我就靠卖家里的存货过日子。老爹大小也是个商人，老妈大小也是个地主的女儿，能没点存货吗？而且他们都经历过土改，会藏东西。冬天烧煤也不愁。你知道，我家靠火车道线，烧煤能愁吗？
我问，管片的民警怎么说？
管片的民警让我赶快去道里监狱，说我父亲死了。这事儿闹的，大过年的。我就去了。到了监狱，大铁门，壁垒森严，知道不，先是开了一个小门，里面的人说话贼横，好像我是来劫狱似的。我就说我是谁谁谁，什么事。我爹死了。他好像火了，问，你爹叫啥？我说叫啥叫啥。小铁门吱嘎一声开了，我进去后，去了收发室还是办公室搞不清楚。一个警察先问了我的个人情况，然后，叭一下扔过一个黑皮的本夹子，说，你父亲死了，签个字吧！我拿过本夹子，在家属栏签上了名字。我写字的姿势相当牛，一挥而就。那小子都愣住了。然后，我跟那个警察去了院子，当时天还下雪呢。大年三十儿下雪，瑞雪兆丰年哪。在院子的一角有一个担架，上面盖着一条日本军毯，黄色的，是我父亲从家带去的。光复那年，老头子从日本军需库弄了不少。那种毯子的质量相当好了。
我说，我知道，我知道。你接着说。
小贾说，我哈下腰，掀开一角，一看，是我老爹。脸儿瘦成一小条了。我父亲进去的时候就说过，他不能遭监狱这个罪。我想，老头子可能私藏了金砖，吞金自杀了。当时，旁边停着一辆嘎斯51，那种苏式的卡车，苏联电影里常能看到，方鼻子头的，跟解放车不太一样。有两个犯人过来帮助把老爹抬上车去，关上大厢，还特意替我把副驾驶那边的车门打开。我摆了摆手说，我不去了。他们一听全愣了，不去了？那骨灰呢？我说，不要了。犯人毕竟是犯人，都是经风雨见世面的人，听我这么说，也没说什么，冲我眨了一下眼，就上车走了。
去火葬场？
对。我跟着车后面走了一段，算是送送老爹吧。然后，我就上我朋友家过年去了。
没哭？
没哭。也没必要。既然是反革命家属，那还哭啥。我就想给他们留个牛皮的印象。
……
那天，我们聊到了很晚才离开那家啤酒店。
后来，小贾常在榆树饯街站台那儿等我的车，上车跟我聊天儿。他没工作，一天没什么事儿，就是闲逛。我也去过他家。他岳父、岳母对我的态度非常冷淡。他们找了这么个姑爷闹老心了，什么活也不干，就这么住老婆家（自己先前的房子卖了），吃老头老太太的养老金。开始，他们以为找这么个没爹没娘的孤儿当养老女婿多好啊。结果，麻烦了，弄不走了。不过，女儿还挺喜欢这个丈夫的，觉得他挺有风度，还能白话，讲什么都有声有色的，天天穿得板板的，一尘不染，见了邻居伯父大娘还非常有礼貌，可会说话了。她瞅着心里高兴。
那一段时间，我们常出去一块玩，天天在街上逛。他认识的人的确不少，商店卖东西的，电影院的，洗澡堂子的，他都能聊上，而且还是个百事通。总之，和他在一起就是两个字：放松。一天天过得特别愉快，仿佛又回到了当年的柳街。我甚至感觉他有点像日本的寅次郎。柳街自由散漫的“传统”我没继承，他到继承下来了。惟一的不足，就是他口袋里从来没钱。但这不是问题，大家都喜欢他，他回到柳街上去，人人愿意请他吃饭。他几乎成了柳街上的代表人物了。
后来，我离开了无轨厂，去了一家新单位，有好几十年没见到小贾了。偶尔遇上认识他的朋友，一打听，说，他还是老样子，还在街上闲逛呢。用他老岳母的话说，都奇了怪了，一走一天儿，还有人管饭。
我就憋不住笑，心想，这可是柳街的宝贝呀。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还是在榆树饯车站。他在站台那儿等车。我在那个站下车。他差不多还是老样子，除了有点老之外，穿着还是板板的。我们在站台那儿吸起烟来。
我提议说，咱们去喝杯啤酒？
他说，不去了，就站在这儿聊会儿得了。
聊的时候，我知道，他的老岳父老岳母也都过世了，是他发送的，像儿子一样，摔的瓦盆。
他说，够意思吧。
我说，行。家里好吧？
他说，老婆退休了。
我知道他有一个女儿。便问，女儿呢？
他说，去了美国，正读博士。
我不觉吃了一惊。
他说，你好像很吃惊。
我说，没有。你怎么样？这些年干点什么没有？
他说，不干，什么也不干，就是玩儿。
……
后来，公共客车来了，我看他有上车的意思，就说，你走吧。
他就上车走了。是啊，不知道他又要上哪儿闲逛去。
他这一生也叫一生，真他妈的滋润。
想到这儿，我心里酸酸的，觉得自己这一生活的太累。不会活！
谁在喧哗（中篇小说）
罗伟章
朱耳给妻子讲覆水难收的故事。朱耳说，汉代有个朱买臣，是我的本家，初时家贫，妻子嫌弃他，跟他离异了，后来，朱买臣富了贵了，妻又求合，朱买臣取一盆水倾泼于地，令妻收取。朱耳对妻子说，这个故事，《现代汉语成语词典》上就有，你可以查，泼出去的水是收不回来的，你再责怪我穷，我就去把老祖先的盆子借来用一用。
妻子摇一摇头，笑道：“要是朱买臣愿意把盆子借给你，证明你还有富贵的可能……唉，恐怕没有那一天了。”
这话说到了朱耳的痛处。他不求贵，但他需要钱；妻子也是这个意思，她从来没要求朱耳当官，只想他发财，甚至也没奢望他发大财，只要生活无忧，儿子上学不愁，也就满足了。但是，这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要求，朱耳也不能满足，让她整天愁眉苦脸，做男人的，窝囊！
朱耳蹲在妻的面前，拿起她冰凉的小手，望着她说：“亲爱的，你要相信我。”
“我不是不相信你，我什么时候说过不相信你的话？”妻子说着，走进里屋，拿出两张钞票来，在朱耳眼前抖了抖，凄惶地说：“虽然相信你，但眼下就只有这些钱了，油完了，米完了，儿子的运动鞋破了，昨天幼儿园发通知，征求家长的意见，是不是还订做一套校服，虽名为征求意见，实际上是让你作好拿钱的心理准备。我再相信你，可这日子怎么过呀？”
说完，妻子进了卧室，再没出来。
朱耳一直蹲在地上，直到双腿麻木，才扶着沙发的扶手站起来。
妻子一定在流泪，这是不需要去验证的。妻子从小就很坚强，据她爸说，她十四岁那年得了急性阑尾炎，快穿孔才送进医院，可她一声也没吭过。妻是嫁给朱耳之后才会哭的。妻子名叫易小小，是一个很好听的名字。这么好听的名字，真不该让她哭。
他们俩是上世纪末结的婚。恋爱的时候，易小小从没问过朱耳的财产，直到两人冒着风雨去办理结婚手续，她躲在他的伞下，才怯生生地问道：“你有多少存款？”朱耳说负四百。读书的时候，在人家那里借了钱，满以为毕业后能够立即还清，结果，五年的流浪，一分钱没挣到，所以至今还有四百块拖欠着。易小小怪他为什么不早说，否则，她早就帮他还了。她的家境说不上好，但还不至于欠账，可是她理解欠账的苦恼，她读中学的时候，寝室一个同学家穷，总是欠账，见了债主，大老远就笑脸相迎。她对朱耳说，我知道欠账的滋味不好受，朱耳说是不好受，心里竟有些酸楚。把结婚手续办下来后，易小小从自己一千元的存款中取出一半，让朱耳还了。朱耳当了十多年的欠债户，结了婚，不仅让他拥有一个妻子，还结束了一段历史。由此，他深深地感谢婚姻。那时候，他们都对未来充满了信心。他们有这个理由。易小小在一家大型企业自办的有线电视台当新闻播音员，朱耳虽没有正式职业，但他在本地已是名声很响的画家，谁都认为他有一个光辉灿烂的前程，熟悉他的朋友，常把凡·高的画飙升到多少千万一幅的消息告诉他。一年之后，他们的儿子出生了。儿子把粗莽的哭声洒在初秋的上午，艳丽的阳光透过窗户，照在他布着淡淡血丝的脸上。易小小睡在儿子旁边，朱耳坐在床边的凳子上，两人看着那个陌生的家伙，情不自禁地抿嘴而笑。他们都觉得儿子是未来生活的预言。哭了几声就咬手指头的儿子，那么恬静，那么满足，他们自然没有不能过上幸福生活的道理。
谁都会这样想的，当他们年轻的时候。那时，朱耳二十八岁，易小小刚满二十二，在易小小这样的年纪，主要的精力，不是用来过眼下的生活，而是勾画明天。幸福是一种想像，五彩斑斓，又飘忽不定。在想像和愿望中——而不是在切切实实的生活细节中——易小小到底需要什么才会得到满足，自己也没法取得一致的意见。当她由二十二岁变成二十七岁，儿子也进了幼儿园中班，她才恍然明白，自己已经不是善于想像的年纪了，因此，幸福就从她身边溜走了。更何况，现实的困难是那么尖锐，使她每时每刻都缺乏安全感。她从里屋拿出的两百元钱——为保险起见，她把钱放在自己装卫生巾的盒子里——的确是他们所有的资产，米完了，油完了，儿子的运动鞋破了，还要订做校服，等等等等，全是事实，因此，易小小有愁的理由，也有哭的理由。
更重要的是，他们没有任何生活来源了！半年前，易小小所在企业的电视台取消了，一时没有合适的位置，她便顺理成章地下了岗，闲置在家。没有来源，又无存款，易小小怎么不哭？
朱耳觉得自己太可恨了：我怎么有脸面给她讲覆水难收的故事？
他走进卧室，发现易小小果然在哭。“你总得想想办法呀！”易小小边哭边说。
朱耳坐在她身边，柔声道：“再坚持一下行吗？我……”
“不要跟我来这一套！”易小小突然狂怒地打断他。
朱耳猝不及防，猛然坐正。当易小小响亮地哭起来之后，他才说：“别哭，妈听见了不好。”
“有什么不好的？在这个家里，我哭穷的权利也没有吗？”
朱耳无言以对。
沉默下来的朱耳，往往就显得很可怜。他额头上的皱纹很多，每相隔半厘米就横着一条，看上去，整颗额头像老山区的梯田。
“昨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易小小说。她是不忍心看朱耳那一副可怜的样子才想到说话的。“我梦见以前的老朋友来了，我对他们说，你们看电视，我去买菜。走到菜市场，发现身上仅有两角钱。我无奈地走了出来，在街上溜达，不敢回家去。我知道朋友们在等着我，但是，连请他们吃饭的钱也没有，我无脸见人啊！我就这样走啊走啊，走出了这座城市，到了荒郊野外，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了，我的家丢了！我坐在一条野溪旁边，看一只鸟一会儿飞上山毛榉的枝桠，一会儿又贴着溪水飞过，它那么无忧无虑，一定是不缺钱花的。我要是那只鸟该有多好，因为我知道鸟不需要钱，它们用山上的野果招待朋友，而我不是鸟，是人，在地球上所有的生物中，只有人才用钱，可我没有钱，就不能招待朋友了，也就不是人了。眼看天就要黑下来，我想回家，可是，家在哪里？我已经没有家了！我站起身来，到处乱撞，我还听到你在喊我，可你的喊声缥缈不定，好像在另一个世界，我觉得永远也见不着你了，恐惧得憋不过气来……”
类似的梦，近来朱耳也常做，只是他一直没敢给易小小说。一种惆惆怅怅的气氛把朱耳缠起来了。是呀，总得找条活路吧！
好一阵沉默之后，他这样安慰妻子：“不要怕，天塌下来有朱长子顶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