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凌晨1点，政府第一次向新闻界公布：“我军特种部队在伊朗进行了一次营救作战，但宣告失败。”尽管已是深夜，该消息仍如插了翅膀一样飞向美国各地。
上午7点，神情憔悴、嘴唇紧抿的卡特总统为通过电视广播通告全国， 出现在国民的面前。他一贯的笑容消失了，红着眼睛、语气僵硬地宣布：“为了营救被伊朗扣留的53名美国人质，美国军队进行了极其秘密的作战。但由于直升机的技术故障，不得不放弃这次援救。营救人员在撤退时，在伊朗边境的沙漠地带，直升机与运输机不幸相撞，造成8人死亡。作战是人道的，没有发生战斗。”
这时，总统的话语被突然涌上来的痛苦卡住了。少顷，他平静了一下自己的心情，接着低声宣布：“实施作战也好，中止作战也好，都是出于我的决定，一切责任都由我负责！”
此宣布一出，举国上下顿时出现各种反应，吃惊、失望、遗憾以及悲痛占据了人们的心情。25日《新闻周刊》杂志的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在接受电话舆论调查的671人当中，71％的人表示支持部队的营救作战；有43％的人表示担心人质有被加害的危险；37％的人表示人质的获释时间将会更晚。
这一事件，对于预定于当年秋季参加总统竞选的卡恃总统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打击。
同时，美国的各界官员也出现了不同反应。曾反对营救作战的总统最高顾问万斯国务卿表明了辞去国务卿一职的意向；国会的领袖们也愤愤不平——因为总统没有事先同国会协商。
而盟国也纷纷借此事件谴责美国。以前美国曾要求盟国响应其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及其它制裁，当盟国正需要相互依赖的时候，美国却事先不通报，偷偷摸摸进行了危险、而影响面颇广的军事作战行动。
“这是有悖信义的行为。”盟国愤怒地指责美国。
而对于当事国，伊朗却表示了沉默。也许，此时无声胜有声，伊朗的怒火是显而易见的。不久，伊朗外长戈特布扎德指责道：“美国的行动是野蛮的，是对伊朗的战争行为。”
精神领袖霍梅尼也强硬他说道：“如果再来一次，就不能保证人质的生命。”
不过，伊朗人并没有加害人质。学生们为了阻止将来美国再来一次营救作战，把人质部分散到秘密地点。实际上，在经历了这次营救失败后，美国再次进行营救作战的可能性已等于零。
对于美国士兵的遗体、伊朗总统巴尼萨德尔表示：“在现场发现的美国士兵尸体、将无条件送还。”
这8具被遗弃到沙漠上的尸体，后来被送到美国大使馆，并被放到祭坛上祭奠起来。几名被冲昏头脑的学生在尸体旁贴上纸条，上面用愤怒的字体写道：“所有人的头上，都有上帝的一只手。”
美国人再次尝到了失败的滋味。
痛定思痛
美军的这次特种作战正可谓“出师未捷身先死”。事后，各国军事研究人员对这次作战失败的原因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看法及见解，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许多教训值得汲取。
首先，参加作战的机型及数量值得商榷。
3架直升机发生故障的原因分别是：一片螺旋桨出现裂痕：冷却用马达被烧坏，引起电罗盘运转不良；操纵备用油的调节系统压力下降。电罗盘发生故障的原因是马达部分放了一件衬衣而导致过热引起的，如果这是真的，就可以说准备工作做得太不细致了。
由于直升机结构复杂，而且是以能力的极限来飞行的，因此相对固翼飞机来说，其可动率一般较低。据有关资料载，使用7年的RN—53D直升机的作战可动率是36％至47％。人们不禁要问了：既然这种飞机可动率如此之低，为何还要使用它呢？既然已经使用它，为何不以更大的余地来估算预备飞机呢？从可动率来看，应该需要12架，况且增加架数，补充搭乘人员是没有问题的。另外还有一种意见认为，1架正式参战的飞机就需配上1架预备飞机。但这些意见都因保密的原则而被否决了。接当时的情况，“尼米兹号”的客机量为11架，I号地点的供油能力是10架，最后参战飞机却只有8架，结果落了个惨败。
其次，特遣队缺乏全面的联合训练。
由于特遣队各队不采取明确的部队编制，训练也大多分散进行。各自的训练虽然常常进行，但联合训练只进行了4次，近似实战的全面的联合训练，由于害怕暴露意图，一次也没有进行。因而，在茫茫夜色中，特遣队并没有形成一种下靠摸索、而是按既定程序有条不紊地、自动地实施作战的阵势，结果导致缺乏一元化的指挥和对训练成果的彻底检查。
如果进行一两次综合训练，并且提高了训练水准，也许会迅速正确推进实施程序，并使作战获得成功——至少通过综合训练可以找到问题点，这是确定无疑的。
再者，没有掌握好气象情报。
尽管计划制订者已经详尽地考虑到高温、月夜、季节风等气象问题，对于沙尘却是大大地忽略了。对联合特遣部队来说，把握未知沙尘情况的手段只有1970年版的每月以及各个地区的发生次数的统计。至于变化激烈的低空沙尘情况，要给予正确的预报则本来就是非常困难的。
在直升机起飞之前，有人提出派遣气象侦察飞机去伊朗附近探测一番。但同样是出于保密的原因，这个意见被否决了。而在飞机起飞时刻，天气预报并没有提到飞行路线上会发生沙尘。直升机队另一缺憾是，先行的C—130机队尽管观测到了沙尘，但由于害怕暴露意图而没有用无线电通报。如果直升机队掌握了这一信息，至少会做一些防范措施，不至于使机群队形彼沙尘扰乱。
这3架直升机的故障原因，尽管不是沙尘引起的，然而沙尘带来的低视野，导致到1号地点更加困难，使到达1号地点的时间大幅度拖延，并使飞行员陷入疲惫不堪的境地。这无疑是导致作战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外一点是指挥系统不健全。
在什么程度的恶劣条件下，应该放弃作战并不明确。由于关闭无线通讯，不能得到任何指示，只能依靠各机机长独自作出判断，因而出现5号机单独回归“尼米兹号”航空母舰的现象。在到达1号地点以前，直升机队的指挥官还不知道副指挥官乘坐的5号机已经返回了“尼米兹号”航空母舰。而且，在直升机队，指挥官乘坐的飞机没能及时到达1号地点，副指挥官也不在，这一地点的指挥在好长一段时间则是一个空白。
在1号地点，现场指挥官虽定为空军上校凯尔，但却没有明确规定各队 完全服从他的指挥。该地点能见度极低，加上发动机的轰鸣声非常严重，彼此的辨认和联络都十分困难。而且指挥官的位置没有明确，也没有设置一个标记。在直升机的飞行员当中，甚至有人连指挥官的名字也不知道。
相撞事故发生时，凯尔正好离开自己的指挥位置，通讯员擅自将这一情况报告给基地。由于慌乱，内容也不充分，甚至连呼叫也没有使用，致使疑问接二连三地发来。这种纷沓而至的信号使通讯情形更加错综复杂，加上害怕暴露意图，使联络更加困难。
总而言之，美军的这次特别行动，尽管准备的时间很长，但计划中存在的漏洞并不少。总统成立的调查委员会提出的营救作战报告中指出：营救人质的机会较多；引起战争的危险较小；营救队员的士气旺盛，遇到的困难也可以解决。因此，实施的营救作战是不应该受到任何指责的。
与其它作战比较，这次作战是在极其复杂的条件下，进行的极其困难的作战。这一点是无可否认的。如果没有中途停止作战、还会出现更多意想不到的困难、还会出现更多的错误。有人不无讽刺他说，在冲入大使馆以前中止作战，反而是一件好事。
最后，得交代一下人质的情况了。被关押着的53名美国人质，在营救作战失败后，被秘密转移。除了因病释放了1人外，其余52人一直到1981年1月19日，由阿尔及利亚当中介，美、伊双方达成协议后才被释放。这期间，人质被扣押的时间长达444天之久。由于伊朗方面对人质的对待是比较温和的，人质皆安然无恙，真可谓不幸中的大幸。
另外需要交代的是，这场悲剧的根源——巴列维国王，在逃亡国外那一年的12月移居巴拿马；翌年，即1980年移居开罗；7月27日，以62岁结束了他那凄凉而又充满波澜的一生。
喋血格岛：“海豹”突袭“石榴岛”
“海豹”受命
1983年10月23日，这是让美国海军永远铭记的日子。
那天早晨6点半左右，一辆两吨半的米黄色奔驰牌卡车沿着国际机场的高速公路朝美驻黎巴嫩维持和平部队的海军陆战队总部飞驶而来。驶近总部后，卡车放慢了速度。年轻司机有些脸色苍白，但仍笑容可掬地向哨兵点头示意。
正在打哈欠的哨兵猛然警觉，厉声喝道：“干什么的？”
刹那间，司机猛打方向盘，卡车突然转向，朝海军总部的四层大搂冲去。发了怒的卡车碾过铁丝网，撞倒大门。车在加速、加速，一直越过堆坐起来的半人高的沙袋，迎看大楼内值班士兵雨点般的阻击子弹，猛地撞入大楼底层的休息大厅……
随着一阵惊天动地的爆炸声，正在酣睡的240名美国士兵，有的被炸得粉身碎骨，有的被炸得身首异处，其他的也难逃劫难，被猛砸下来的瓦砾结结实实地掩埋了起来。这一声爆炸，无情地宣告：美国海军陆战队第8营已不复存在。
而奇迹却发生在古尔丁少校身上。爆炸的时候，他正在做梦，他梦见自己在温暖的海水里游泳。突然，爆炸的强大气流将他掀出大楼，剥走紧紧裹住他的军毯和被褥，飘荡在街道下，而他的身体却掉入附近一栋私宅的卧室中。
私宅女主人惊诧地望言这个从天而降的赤裸男人，张口结舌。她指着古尔丁少校、哆嗦着、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古尔丁终于从游泳的梦境里醒了过来。当他从剧痛中张开眼睛，他看到了自己正趴在一张松软的席梦思床上。
“这是做梦吗？”他问那位漂亮的姑娘。
然而，他马上就意识到了发生了什么事。他望着大街上被炸出的40英尺宽、9英尺深的弹坑，以及那些支离破碎、血肉模糊的躯体，古尔丁大声地吼道：“这是他妈的准干的好事？”
激愤和羞辱统治了他，占有了他。他抑止不住的泪水哗哗地流了下来：“我们的营……，我们的营全完了……”
赶来抢救的联邦调查局法医惊叹道：“小小的巴勒斯坦圣战者组织，竟制造了最大的一次非核爆炸！”
的确，随着这声巨响，他失掉了许许多多生死与共、肝胆相照的战友。有生以来第一次，约翰。古尔丁感到了恐惧，那种痛彻心扉的恐惧。他是这次灾难中，幸存的40名美国人中伤得最轻的一个。
当年，古尔丁是作为军事训练教官的身份来到美国海军陆战队第8营的。按照他的要求，星期夭早晨也要早起跑操，练俯卧撑，这在他的“侮豹”特战队是雷打不动的铁规矩。然而第8营的汤姆森上校比他多两颗星，所以按惯例，星期无可推迟一个半小时起床。
“该死的一个半小时！”古尔丁痛苦地撕扯着自己的头发。如果自己坚持星期天早起，还会发生如此灾难吗？
“我要报仇！”古尔丁咬牙切齿地喊了出来。他的吼声，响彻了残破的、如今已空荡荡的大楼，响彻了整个军事区的碧空。
正当这位暴怒的“海豹”突击队队长筹划着采取报复行动时，海军总部已为他安排好了另一桩差事。海军第2舰队司令梅特卡夫中将发来指令：
约翰。古尔丁少校，请立即归队，率“海豹”突击队立即赶赴加勒比海，去执行一
项总统签署的计划。计划名称为“暴怒”。
许多日子以来第一次，古尔丁紧紧绷着的脸上绽露出笑容。他很高兴可以马上离开这让人诅咒的鬼地方，可以在战场上把自己的怒火倾泻出去。
在浩瀚美丽的大西洋里、在靠近美洲大陆的海面上，有一串形状可爱的小岛，呈半月形散散地排列着。而最南端的那个小岛，就是岛国格林纳达。
在西班牙语中，“格林纳达”即石榴的意思。当然，格林纳达并不是石榴，只是它的形状酷似石榴而得此名。小小的格林纳达面积340平方公里，由主岛格林纳达和北边的卡里亚库、小马提尼克等一些小岛组成，人口仅11万人，其中80％是黑人。
按理说，这样一个小得不能再小、没有什么经济利益的岛国，是不会引起各国，尤其是美国的注意的。该岛位于加勒比海东部的向风群岛最南端，距美国本上有2500公里之遥。
然而，美国确确实实地盯上了这个“石榴岛”。这是因为，格林纳达岛是加勒比海通往大西洋的东南门户，死死地扼守着由南部非洲和南美通向巴拿马运河与美国的重要海运航线，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而这也是格林纳达为什么会比其附近的巴巴多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圣卢西亚等国家都要著名得多的原因。
1974年2月7日，格林纳达正式宣布独立，并成为加勒比共同体的英联邦的成员国。
1979年3月，政变风波席卷“石榴岛”。格林纳达“新宝石运动”领导人莫里斯。毕晓普发动了武装政变，推翻了亲西方的原盖里政权。接着，在前苏联、古巴的“经援”及“军援”下，格林纳达成立了“人民革命军”，建立了民兵队伍，并由古巴派工程兵和建筑工程人员在主岛西南端的萨林斯角，修建了一个大型现代化国际机场。
毕晓普上台后，时而完全倒向前苏联和古巴，并向周围国家“输出革命”；时而缓和、改善对美关系，试图在苏、古保持密切关系的同时，发展与西方的经济合作。这种政策，既引起周边国家的不满，又遭致美国的嫉恨。而格林纳达时而作的一些手脚（如恐怖活动），更是让美国头疼不己。
里根总统针对格林纳达的这种“危险”现状，多次声称：“美国准备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来教训格林纳达。”
1983年10月13日，格林纳达政府军司令官奥斯汀及其后台科尔德副总理发动了又一次政变，将总理毕晓普秘密处决。星期后，军方接管政权，成立了以奥斯订为首的新“革命军事委员会”，并将总督斯库恩软禁。
有俱于格林纳达“输出革命”及恐怖活动的东加勒比国家，强烈要求美国出兵格林纳达。
其实，美国的决策者早就等待这一时机了。自从古巴派出工兵部队帮助格林纳达修建机场起，美军就不断通过侦察卫星监视机场施工进度及古巴援建的其它军事设施情况。中央情报局的间谍、军队的恃工人员，运用了各种手段，在极短的时间内拿出了许多关于岛屿地形及政局的情报。
现在，正是出兵的最好时机。从政变开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