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只能从一封用大写字母书写的十来个字的电报里去重温旧梦。然而由于事实上电报中所能运用的字眼很快被用尽了，人们长时期的共同生活或悲枪的情绪只能匆促简短地概括在定期交换的几句现成的套语里，例如：“我好，想你。疼你。”等等。
我们中间还有一些人仍然不死心地继续写信，不断想出些办法，希望能与外界保持联系，但到头来终于是一场空。我们所设想的办法有些可能奏效，但是谁也无法判断，因为没有收到对方的回音。一连几星期之久，我们只能重复地写同样的信，发出同样的呼吁，这样过了一阵，原先出自肺腑的心声都变成空洞的字眼。我们还是机械地重复同样的内容，试图通过这些毫无生气的字句来表示我们艰难的生活。这番固执而又毫无结果的独白，这种和墙壁进行的枯燥对话，结果看来还不及电报的规格化的用语顶用。
又过了几天，人们终于清楚地看到没有人能出得了城，于是提出要求：是否可以让鼠疫发作前出去的人回来。省政府经过几天的考虑后同意了这个要求，但是规定口来的人不论什么理由都不得再次离城。只能进，不能出。这一来，也有些家庭——但为数不多——一心只想与亲人相见，不经慎重考虑就草率地作出决定去请他们利用这个时机回来。然而那些困于鼠疫的人们很快地明白过来，他们这样做无异把亲人驱人虎口，于是宁愿忍受别离之苦。在疫病最严重的时期，只出现过一个例子，说明人的感情胜过了对惨死的恐惧。但出乎人们意料，这次事例并不涉及一对狂热的爱情凌驾痛苦之上的情侣，而是发生在结婚多年的老夫妇卡斯特尔医生和他的老伴身上。卡斯特尔太太是在发现鼠疫前几天到邻城去的。他们的家庭也并不是值得人们学习的模范家庭，作者甚至敢说直到如今，还不能肯定这对夫妇对于他们的结合是否感到满意。但是这次无情而又持续的隔离使他们深切地体会到彼此分处两地无法生活，而一旦他们意识到这一点，鼠疫也就算不了一回事。
上述情况是一桩例外。对大多数人来说，离别显然要持续到鼠疫被扑灭为止。就我们大家而言，我们自以为很熟悉的生活中的思想感情（上文已提到过，奥兰人的感情是简单的）现在却已改变了面貌。平时最放心对方的丈夫或情人发现自己变得嫉妒多疑。那些自己承认在爱情问题上轻浮风流的男子也变得忠贞不渝起来。平时对住在一起的母亲不加关心的儿子发觉如今脑际经常索绕着母亲面上的一道皱纹，在那上面集中了他全部的忧思和懊悔。这种无情的、彻底的、前途茫茫的分离把我们推人了心烦意乱的境地，使我们成天魂梦索绕于那离别不久却如隔世的人影而一筹莫展。我们实际上受到的痛苦是双重的：首先是自身所受的痛苦，其次是想象在外面的亲人、儿子、妻子或情人所受的痛苦。
如果换一种环境，我们这些市民会在寻欢作乐、忙忙碌碌之中去寻找排遣。但是此时此刻，鼠疫却使他们无事可做，只好在这阴沉沉的城市里兜来转去，日复一日地沉湎在使人沮丧的回忆中，因为当他们漫无目的地在这小城中阔步时，走来走去总是那么几条街道，而且大部分还是前一时期同现已不在身边的亲人一齐走过的街道。
这样，鼠疫给市民们带来的第一个影响是流放之感。作者在这里可以肯定他所写的东西也能代表大家的感受，因为这是作者同许多市民在同一时间中的共同感受。我们心灵深处始终存在的空虚感确是一种流放之感，一种明确清晰的情绪，一种焦心的回忆之箭，一种荒诞不经的妄想，不是妄想年光倒流就是相反地妄想时间飞逝。有时候我们让自己陶醉于幻想境界，设想自己在愉快地等候亲人回来的门铃声或楼梯上熟悉的脚步声，再不然便是故意把火车不通的事忘掉，在平时乘傍晚快车来的旅客应该到家的时刻，赶回家中等候亲人。当然，这些游戏是不能持久的，清醒地知道火车不通的时刻总是会到来，这时我们明白，我们同亲人的两地分离注定要持续下去，而且我们必须设法安排自己的一切来度过这段时光。总之，从此我们重又陷入被囚禁状态，我们只有怀念过去。即使我们中有几个人寄希望于未来，但当他们受到了相信幻想的人最终所受到的创伤，他们也就很快地、尽力放弃了这种奢望。
特别是，全体市民很快就克制住以前养成的推算他们还要分离多久的习惯，即使在公开场合也是如此。这是为什么呢？原因是有一些最悲观的人把这一分离的时间推断为六个月，于是他们对这一段时期事先作好含辛茹苦的思想准备，鼓足勇气接受考验，井竭尽全力来熬过这漫长而痛苦的岁月；可是当他们偶尔遇到一个朋友，或见到报上一则消息，或者头脑中闪过某种臆测，再不然便是突然变得有远见起来，这时他们就意识到没有理由不相信疫病会持续到半年以上，可能是一年，甚或超过一年。
这时他们的勇气、意志和耐心一下子都垮了，垮得这么突然，以致使他们感到好像再也爬不起来。因此他们强制自己不再去想解放的日期，不再去展望未来，或者可以说强制自己一直垂着脑袋过日子。但是这种小心谨慎、回避痛苦和高挂免战牌的做法效果当然不大，他们竭力避免这种绝对不希望发生的精神崩溃，结果连把鼠疫暂且置于脑后、幻想日后与亲人团聚的情景——这种幻想，总的说来，是常有的——也给冲掉了。他们陷身于峰顶与深渊的中间，上不上，下不下。不是在那里过日子，而是在不住地浮沉，被遗弃在没有定向的日子里和毫无结果的回忆之中，就像一群漂泊不定的幽灵，除非甘愿生根于痛苦的境地，否则便无立足之地。
他们体验了一切囚徒和流放者的悲惨遭遇，那就是生存于无益的回忆之中。他们无时无刻不在留恋着过去，而感觉到的不过是惆怅。他们真想把同现在所盼望着的亲人以前在一起时能做而未做的事情都补进过去的回忆中去。同时，在他们的囚禁生活中，脑海里无时无刻不印上在外地亲人的影儿，即使在比较愉快的情况下也如此，因为他们当时的实际处境不能使他们得到满足。对眼前他们感到心焦，对过去他们感到憎恨，对未来他们感到绝望。他们活像受到人世间的法律制裁或仇恨报复而度着铁窗生涯的人。到末了，逃避这种难以忍受的空虚感的唯一方法是再次让火车在幻想中通车，让时光在幻想中充满响个不停的门铃声——然而这门铃却顽固地保持沉默！
如果说这是一种流放，那么大多数的情况是放逐在自己家中。虽然作者比较熟悉的是一般群众的流放生涯，却也不能不提一提像记者朗贝尔这样一些人的处境。这些人是在旅途中意外地被鼠疫关在城里的，他们既不能见到他们的亲人，又远离故乡，因而倍增了他们的别离之愁。在所有感到被流放的人中，他们的感受是最深的，因为虽说在时间引起的烦恼方面，他们也和大家的感受一样，但是他们更多一层空间引起的烦恼——思乡之情。他们时时碰撞在一堵高墙上，它把他们所在的疫区和远在天涯海角的家乡隔离了开来。这些人白天整天地在灰尘飞扬的城内徘徊，默默地呼唤着只有他们知道的家乡的薄暮和清晨，一些无足轻重的浮光掠影和令人心烦意乱的迹象都能增加他们的苦恼：长空的燕影，黄昏的露珠，或者僻静街道中的一线阳光异彩。这个能为人们排解一切烦恼的外部世界，他们闭上双目不去观望，却沉湎于他们那些过于逼真的幻想，竭力集中思想于一片土地上：在那里两三座小丘，喜爱的树木，几张妇女的脸盘，沐浴于一片光芒之中，构成了一种对他们来说是世上独一无二的境界。
最后我们来专门谈谈最耐人寻味的情侣情况。这恐怕也是作者最有资格谈论的问题。这些人受到不少其他烦恼的困扰，其中必须一提的是悔恨情绪。他们目前的处境倒能让他们用一种既激动又客观的眼光来思考他们的情感。在这种环境中，他们本身的缺陷很少会不明显地显露出来。首先，他们发觉对于在外地的亲人的事迹和动作姿态已不能准确地想象出来。他们抱怨自己完全不知道在外地的情侣的时间安排，他们责怪自己太轻率，没有去了解这一点，反而装腔作势地认为，对一个在恋爱中的人说来，知道对方的时间安排也不见得就是快乐的源泉。从这时开始，他们就很容易去追溯过去的爱情，并察觉它的美中不足之处。平时我们大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知道任何爱情都可变得更完美，尽管我们往往毫不赧颜地甘愿让自己的爱情停留在平庸的水平上。但在回忆之中我们对自己的要求就比较高了。这个打击我们全城的飞来横祸不仅带来令人抱怨叫屈的苦难，而且还必然引起我们自己造成的痛苦，使我们甘心忍受。这就是疫病转移人们的注意力以及把事情搞得复杂化的情形之一。
这样，每个人必须接受独自面对着苍天过一天算一天的生活。这种普遍的得过且过的生活久而久之也许能磨炼人的性格，但目前却已开始使人变得斤斤计较小事的得失。比如说，我们城里的某些人已成了另一种事物的俘虏，他们受晴天雨天的支配。看他们的样子仿佛他们出生第一遭直接受到天气好坏的影响。只要金色的阳光一露头，他们就显得喜形于色，而一碰到下雨天，那么他们的脸上和精神上就像蒙上一层阴沉的幕帘。仅在几星期前，他们还没有这种脆弱和不合情理的听天由命的心理，因为他们在人前并不是孤独的，在某种程度上，同他们在一起生活过的人在他们的宇宙中还占有一个位置。但从现在起，他们则显然听凭老天爷摆布，就是说他们毫无道理地受着苦，又毫无根据地抱着希望。
在这种极端孤单的情况下，终于没有人再指望邻居来帮助自己，各人都是心事重重地独处一隅。假如我们中间有一个人偶尔试图在人前谈上几句心里话，流露出一些情绪，那么不管对方回答些什么，其结果十之八九都反而会刺伤他的心。他会发觉他和谈话对象之间没有共同的语言。一个讲的确实是他整整几天来思念和痛苦所凝成的语言，他想表达的是长期受到等待和激情煎熬的形象，而另一个却认为他发的只是些老生常谈的牢骚，谈的是那种比比皆是的苦闷，人人都有的伤感。不管回答是善意还是恶意，总和讲话者的意愿相违，因此还是闷声不响为妙。有些人耐不住沉默寡言的苦闷，但又不能和别人推心置腹，于是只得人云亦云，讲些老生常谈的话，聊聊一般的人情来往，社会动态，无非是每天的新闻而已。把最真实的痛苦通过庸俗的套语来表达，这已习以为常了。鼠疫的俘虏们只能以这种代价来换取他们的看门人的同情或引起听他们讲话的人的兴趣。
但是最重要的一点还是，不管这些流放者的苦恼多么难忍，不管他们那颗空虚的心感到多么沉重，在发生鼠疫的初期，他们却仍可说是一群幸运儿。因为正当全城开始感到恐慌的时候，他们的心事却都集中在期待中的人儿身上。在全城陷于绝境的时候，爱情的自私心理却保全了他们。他们想到鼠疫，只因为它有把生离变成死别的危险。因此在疫病发作得最厉害的时候，他们却显出一副心不在焉的神态，这倒也是好事，而且简直可以被当作是一种泰然自若的气概。绝望的心理使他们不感到恐慌，真是塞翁失马，安知非福。比如说，即使他们中间有人被死神攫走，事情也总是发生在他毫不提防的时候：正当他在思想深处和一个影子不绝地喁喁细语时，突然被揪了出来，不经过任何过渡阶段，就一下子被抛到黄泉之下，悠然长眠。他根本没有时间顾及其他。
10
在市民们想方设法适应这突然来临的放逐生涯的同时，鼠疫已使城门旁有了守卫，使前来奥兰的船舶改道他往。封城以来，连一辆车子也没进过城。从封城那天开始，汽车仿佛都在原地打转。从林阴大道高处俯瞰，港口也呈现出一片异常景色：在整个海岸线上这里是最大的港口之一，但现在喧闹繁华一下子销声匿迹。几艘接受检疫的船还泊在那里，但在码头上，闲着的大吊车，车斗斜倾在一边的翻斗车，孤零零的成堆的酒桶和袋子，这一切都说明贸易也被鼠疫夺走了生命。
尽管眼前有着这一幅幅不寻常的景象，可是看来我们城里的人还弄不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当然，大家都感到恐惧，或是感到别离之苦，但是各人仍然把自己的私事放在首位，没有一个人真正承认疫病的来临。对大部分人说来，他们主要感到的还是习惯遭到破坏，利益受到损害。他们感到恼火、生气，但不能光用这样的情绪来对抗鼠疫。他们首先的反应便是责怪当局。报刊反映了群众的批评（《究竟能不能考虑放宽一些目前采取的措施呢？》），省长的答复却相当出人意料：迄今为止，报纸和朗斯多克情报资料局还没有收到过官方送来的有关疫病的统计数字，现在省长却逐日把数字送给该局，并要求它每周公布一次。
然而公众对此也不是立即就作出反应的。因为公布在发生鼠疫的第三周中共计有三百零二人死亡，这样的消息并未引起公众的猜想。首先，这三百零二个人可能并非都死于鼠疫；其次，城中没有一个人知道在通常情况下每周死亡的人数是多少。本城居民总数是二十万人，大家不知道上述死亡的比例是否正常。虽然这一类精确数字具有明显的意义，然而平时从来也没有人去过问。可以说，公众缺乏比较的依据。要等日子久了，发现死亡人数有所增加，公众方始意识到事实的真相。第五周的死亡人数是三百二十一人，而第六周已达三百四十五人。数字的增加至少已很具有说服力了，但力量还不够强，仍不足以改变市民们的看法，他们在一片愁云密布之下，依然认为这只是一次令人不快的事故，终究是不会拖得太长的。
他们照旧在街上来来往往，或在咖啡馆的露天座上闲坐。一般说来，他们还称不上懦夫，谈笑风生的时刻多于唉声叹气，对这显然是暂时的不便仍能笑脸相迎。因此城市的体面算是保持住了。可是到了月底左右，几乎就在下面还要谈及的祈祷周里，更为严重的新情况使城市的面貌起了变化。首先，省长对车辆往来和粮食供应采取了一些措施：粮食受到限制，汽油实行配给，甚至还规定节约用电。只有生活必需品可通过陆运和空运运人奥兰。这一来市内交通车辆逐步减少，直至几乎完全停止交通，卖奢侈品的商店很快便停止营业，另一些商店的橱窗里出现了“无货”的字牌，而购货者则在店门口排着长队。
奥兰呈现出一派奇怪景象：行人增多了，即使不是高峰时刻也一样，因为商店和某些办事处关了门，闲着没事干的人群挤满了街头和咖啡馆。暂时他们还不是失业者，只能说是放了假。下午三点，在明朗的天空之下的奥兰简直给人以一种节日中的城市的虚假形象：停止了交通，关上了店门，以便让群众性的庆祝活动得以开展，市民拥上街头共享节日的欢乐。
不用说，电影院是不会放过这种公共假日的，它们趁机大做其生意。但是省里影片的正常轮流放映已经中断，因此经过两周的放映后，各电影院不得不相互交换影片，又过了一段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