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明什么？”
科塔尔犹豫了一下说：
“这个……证明我不是一个坏人。”
此外，他有时会脾气突变。有一天，食品杂货店老板稍稍怠慢了他一点，他回家时异乎寻常地火冒三丈，反复谩骂：
“这个混蛋，他跟别人一样都得了小费！”
“别人是哪些人？”
“所有其他的人。”
格朗还在女烟商那里见到一幕奇怪的场面。当时大家正起劲地谈着话，那妇人谈到新近轰动阿尔及尔的一个罪犯落网的消息。这是一件涉及一个年轻的商店职员在海滩上杀死一名阿拉伯人的案件。妇人说：
“要把这些败类都关起来，才能让好人松口气。”
可是她的话不得不突然中断，因为科塔尔突然神色大变，连招呼也不打，就冲出了店门。格朗和女烟商看着他跑掉，不知如何是好。
后来，格朗又向里厄描述科塔尔其他方面的性情变化。科塔尔的思想过去一向带有非常浓厚的自由主义色彩，他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大鱼总是吃小鱼的”就是很好的佐证。但是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他只买奥兰正统派思想的报纸，而且就在公共场所堂而皇之地阅读，人们简直会说他是有点故意做给人看的。还有一次，在他病愈起床后没几天，当格朗要上邮局去的时候，科塔尔请他代劳给他一位关系疏远的姐姐汇去一百法郎的月规钱。但是当格朗要走的时候，他又关照说：
“给她汇上二百法郎吧，这样可以叫她喜出望外。她认为我从来不想到她，而事实上我是十分惦记她的。”
他同格朗还有过一段奇特的对话。他对格朗每晚从事的一点工作感到好奇，问过格朗，想要知道底细，格朗不得不告诉他。
“好啊，您在写书。”科塔尔说。
“也可以这样说，但是这比写书更复杂些！”
“啊！”科塔尔惊叹了一声，又说，“我真想能像您一样。”
格朗露出惊异的神情，于是科塔尔结结巴巴地说，当上一个艺术家可以解决许多问题。
“何以见得？”格朗问道。
“因为一个艺术家比别人有更多的权利。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在许多地方人家都会让他三分。”
看布告的那天早上，里厄对格朗说：“我看他也不过是和别人一样，已被老鼠事件搞得晕头转向罢了。再不然就是，他可能也害怕得高烧症。”
格朗答道：“我却不信，医生，假使您愿意知道我的看法……”
外面灭鼠的车子在窗下经过，排气声大得吓人。里厄沉默不语，直到对方能听到他的话时才漫不经心地问那位公务员的看法。格朗则以严肃的眼光看着他说：
“这是个心有内疚的人。”
医生耸耸肩膀。正像警察分局局长所说的那样，还有别的更要紧的事要做。
午后，里厄和卡斯特尔作了一次交谈。血清仍未运到。
里厄问道：“不过这种血清是否管用？这种杆菌有些古怪。”
“哦！”卡斯特尔说，“我倒不同意您的看法。这些生物的样子总是有些独特，但终究都是一样的东西。”
“这不过是您的假定。事实上，我们对于这一切都一无所知。”
“当然，这是我的假定。不过大家都这样认为。”
在这一天中间，每当医生想起鼠疫，就会感到脑袋微微发胀，而且这种感觉越来越厉害。他终于不得不承认他也害怕起来了。他两次走进顾客很多的咖啡馆，他也跟科塔尔一样需要人们的热情。里厄知道这样做是可笑的，但是这倒能提醒他曾答应过去看这个代理商的事。
傍晚，医生看到科塔尔坐在饭厅的桌子前。他进去的时候，看到在桌上放着一本翻开着的侦探小说，但是天色已经很暗，看来，在夜色朦胧中很难看书。比较可能的是，科塔尔在一分钟前坐在昏暗中沉思。里厄问他身体可好。科塔尔一边坐下，一边唠唠叨叨地说他身体不坏，不过要是能保证没有人来打扰他，身体还会更好些。里厄劝告他说，一个人不能老是孤独地生活。
“哦！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是那些专门找你麻烦的人。”
里厄没作声。
“请注意，我讲的不是我自己。我刚才正在看这本小说，里面叙述一个倒霉的家伙在一个早上突然被捕。人家一直留心他，而他却蒙在鼓里。大家在办公室里谈论他，把他的名字写人档案。您认为这是公正的吗？您认为他们有权这样对待一个人吗？”
“这倒不能一概而论，”里厄说，“不错，从某一方面说来，他们完全没有权利，但这一切都是次要的。您不应长期与世隔绝，该出去走走。”
科塔尔好像恼火了，说他是经常出去走动的，有必要的话，整个区的人都能为他证明。甚至在本区外，认识他的人也不少。
“您认识建筑师里戈先生吗？他是我的朋友。”
室内光线越来越暗。郊区街道渐渐热闹起来。路灯一亮，外面传来一阵低低的、轻松的欢呼声。里厄走上阳台，科塔尔也跟了出来。跟城里寻常的夜晚一样，阵阵微风从周围各区吹来，传来了喃喃低语，送来了烤肉的香味，吵吵嚷嚷的年轻人拥到了街上，渐渐地街上到处都是由于感到自由轻松而欢乐的人们的嘈杂声，这声音随风飘来，夹杂着一股芬芳的气息。黑夜中，瞧不见的轮船发出响亮的鸣笛声，从海面和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传来了喧闹声，这是里厄往日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时刻，今天由于他所获知的一切情况的影响，这时刻却似乎使他感到压抑。
他对科塔尔说：“可以开灯了吧？”
灯光一亮，这个小矮个儿眨巴着眼，瞧着里厄。
“请告诉我，医生，假使我得了病，您是否将收我进医院到您的科里治疗？”
“为什么不呢？”
科塔尔又问是否有过在诊所里或医院里逮捕人的情况。里厄回答说有过这种事例，但是这一切要根据病人的病情而定。
科塔尔说：“我呀，我对您是信任的。”
接着他问医生是否可以让他搭他的车子到市里去。
在市中心区，街上的行人已较稀少，灯光也寥若晨星，孩子们还在门口玩耍。医生在科塔尔的要求下，把车子停在一伙孩子的面前。他们在玩跳房子游戏，边玩边大声叫嚷。其中一个黑色的头发梳得很平伙、头路笔直、但面孔却很脏的孩子用带着威胁性的炯炯的目光瞅着里厄。医生不去看他。科塔尔站在人行道上同医生握手道别。他讲话嗓音嘶哑，发音困难，他一连回头向身后望了两三次，说：
“大家都在谈论鼠疫，是否真有此事，医生？”
“人们一直在讲，这并不奇怪。”里厄说。
“您说得对。一旦有十来个人丧命，那就末日来临了。这恐怕不是我们所希望的吧。”
发动机已开动，里厄的手已搭在变速操纵杆上准备开车。他又重新看看一直以严肃而平静的目光打量着他的孩子。孩子忽然向他咧嘴一笑。
“那么我们希望些什么呢？”里厄问，一边朝着孩子微笑着。
突然，科塔尔一把抓着车门，用带着呜咽而狂怒的声音呼喊：“希望来一次地震，一次真正的地震！”说罢，掉头就跑掉了。
地震没有发生。第二天，里厄整天满城奔走，忙着跟病人家属交谈或直接找病人谈话。里厄自行医以来，从未感到他的职业对他有过这样大的压力。直到现在，病人们很配合他的工作，他们完全信任他。可是现在医生第一次发现他们不愿讲真话，并且带着惊恐。不信任的神色，对他们的病情真相讳莫如深。这是一场他还不习惯对付的斗争。晚上十点光景，里厄驱车到最后一个病人——老气喘病患者的门前时，他已累得难以从车座中爬起身来，就停留了一下，望望昏暗的街头和漆黑的天空中忽隐忽现的星星。
老气喘病患者坐在床上，气好像顺了一点，正在数着鹰嘴豆，从一只锅中拿出来，放到另一只锅里。看见医生进来，高兴地招呼。
“怎么啦，医生，”他说，“是霍乱吗？”
“从哪里听说的？”
“在报纸上看到，无线电广播也这样说。”
“不，不是霍乱。”
“不管怎么讲，”老头十分激动地说，“那些头头们太会夸张了，嗯？”
“不要听人家瞎说。”医生说。
他看过了老头儿的病，就在这间寒酸的饭厅当中坐了一会儿。不错，他害怕，他知道明天一早市郊有十来个患腹股沟腺炎、蜷缩着身子的病人在等他。经施行腹股沟腺切开手术，仅有两三例可以有所好转，大多数得送医院，而他明白医院对穷人说来意味着什么。有一个病人的妻子对他说过：“我不要他给他们当试验品。”他不会给他们当试验品，只不过一死了事罢了。十分清楚，采取的措施是不够的。至于“特别配备”的病房是什么模样，医生也心中有数：这是两座把别的病人仓促地搬走后空出来的楼房，窗门缝隙已经堵塞，楼房四周用防疫警戒线加以隔离。如果瘟疫不自行停止蔓延，行政当局所设想的这些办法看来是难以奏效的。
然而，晚上发表的官方公报仍很乐观。第二天，朗斯多克情报资料局声称，省府的措施已被接受，群众情绪平静，并且已有三十来个病人申报了病情。卡斯特尔打了个电话给里厄：
“特别病房里有几张病床？”
“八十张。”
“市内肯定不止三十个病人吧？”
“有些人是胆小，还有其他更多的人来不及申报。”
“埋葬尸体有人监督吗？”
“没有，我已经打电话给里夏尔，告诉他应该采取完善措施，而不是专讲空话，还应该对瘟疫建立起切实的防止蔓延的壁垒，否则干脆什么也不要做。”
“他怎么说？”
“他对我说，他无能为力。我看数字还会上升。”
三天内，两座楼房就住满了。里夏尔听说快要把一所学校出空，以筹办一所辅助性医院。里厄在等待防疫疫苗，并为病人开刀排脓。卡斯特尔则长时间呆在图书馆里，从古书堆中找资料。他的结论是：
“老鼠现在是死于鼠疫或死于一种同鼠疫十分相象的疫病。这些老鼠散播了成千上万只跳蚤。如果不及时防止，这些跳蚤传播疫病的速度将会以几何级数增加。”
里厄默然。
这时候天气像是稳定下来了。最近几次大雨后的积水逐渐被太阳晒干。蔚蓝的天际进射出一道金黄色的阳光，刚开始出现的热浪中传来了隆隆的飞机声，这季节的一切都引人进入宁静的境界。然而在四天中，高烧症有过四次触目惊心的跃进。四天时间，死亡的人数从十六人、二十四人、二十八人一直增加到三十二人。到了第四天，一所幼儿园被宣布改为辅助病房。市民们以前还在用相互开玩笑的办法来继续掩盖内心的忧虑，但现在他们走在街上已显得沮丧和沉默了。
里厄决定给省长打个电话，他说：
“这些措施是不够的。”
省长说：“我已看到数字，果真是令人担心的。”
“这些数字已不只是令人担心的了，它们已说明了问题。”
“我即将向殖民地政府报告，等候命令。”
里厄在卡斯特尔面前把电话挂了，说：
“命令！恐怕还得想象一番才行！”
“血清呢？”
“本星期内可以运到。”
省府通过里夏尔请里厄打一个报告向殖民地首府要求发布命令。里厄还写了病人情况，加上数字。当天，有四十个人死亡。据省长说，他要亲自负责自第二天起加强原来的措施。强制申报和隔离措施仍按原计划执行，患者住房必须封闭并加以消毒，患者亲属须进行安全性检疫，病人死亡后的埋葬事宜由市政当局组织安排，具体办法看情况决定。过了一天，飞机运来了血清。这些血清足够供正在治疗中的病人应用，但如疫情有所发展那就不够了。里厄接得回电说血清的应急储备已经提尽，现在已开始制备新的。
这时候，近郊把春意送到了市场。沿着人行道成千上万朵玫瑰花正在卖花人的篮子里萎谢，浓郁的玫瑰花香飘浮全城。表面上一切如常：电车在高峰时间总是挤得满满的，其他的时间则乘客稀少，车子肮脏不堪；塔鲁依旧观察那个矮老头，后者仍然在吐口沫；格朗每晚照旧回家去于他的神秘的工作；科塔尔还在到处乱转；预审推事奥东先生还是带领他那几只动物来来往往；患气喘病的老头儿照样在搬弄鹰嘴豆。人们依然有时会遇到新闻记者朗贝尔，他态度安详，但只关心自己；到了晚上，街上依旧人群熙攘，电影院门前排着长队。至于疫情，倒好像缓和下来了，几天中只死了十来个人。但不多久，疫情一下子恶化，死亡人数重又直线上升。在死亡记录重新达到三十人左右的那天，贝尔纳·里厄读着省长交给他的官方拍来的电报，一边说：“他们害怕了！”电报上写着：“正式宣布发生鼠疫。封闭城市。”
9
从这时起，鼠疫可说已与我们人人有关了。在此以前，尽管这些不平常的事件使本城居民感到意外和忧虑，但每个人都能够各就各位照常办理自己的事情，而且看样子这种情况一定会持续下去。但是一旦城市封闭，他们就发觉大家、包括作者在内，都是一锅煮，只有想法适应这种环境。情况就是这样，一种与心上人离别那样的个人感情就在开始几个星期中一变而为全城人共有的感情，而且还夹杂着一种恐怖之感，这就成了这种长期流放的生活所带来的最大的痛苦。
封城的最突出的后果之一，是人们突然面临事先毫无思想准备的分离。有些母子、有些夫妇和情侣在几天前分手时还只作了暂时离别的打算，他们在车站的月台上说了两三句叮咛的话后拥抱道别，满怀着人类愚蠢的信心，以为过几天、或至多过几个星期肯定又能见面，亲人的别离对他们的日常事务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可是突然一下子，他们发现自己已陷于远离亲人、无依无靠、既不能重逢又不能通信的绝境。因为在省府禁令发布之前几小时，实际上封城已经开始，而且任何特殊情况均不在考虑之列。我们可以说，疫病无情袭击的第一个结果是迫使市民们要像没有个人感情一样地行事。在法令实施那天的头几个钟头里，要求解决问题的人群拥向省府，有的打电话，有的亲自去向官员们申诉情况。情况都同样地值得关心，但又都同样地不可能考虑。说真的，需要经过许多天我们才意识到我们是处在毫无协商余地的情况中。“通融”、“照顾”、“破格”等词都已失去了意义。
甚至连通信这样能使人稍感安慰的事也不许可。因为一方面，城市与外界的一切正常交通联系已全部断绝；另一方面当局又下令禁止同外界通信，以免信件传带病菌。开始时还有些幸运者向城门把关的守卫人员说情，征得他们的同意后把信件传递了出去。这还是在正式宣布发生鼠疫后的开始几天，那时守卫人员被同情心所打动也是自然的事。但是，过了一段时间，这些守卫充分认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不肯再承担这种谁也无法估量其后果的责任。最初还允许同别的城市用长途电话通讯，但结果公用电话处拥挤得水泄不通，所有线路全部忙得不可开交，以致有几天全部停止通话。而后又严格加以限制，只有在诸如死亡、出生和结婚等所谓紧急情况下才可通话。剩下的唯一途径是电报。向来以心灵、感情和肉体联系着的亲人和情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