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情况下，您为什么催我快点办？”
这下轮到里厄笑了。
“这可能是我自己也想为幸福出点力吧。”
第二天，他们俩什么事也没有再提，只是照常一起工作。第二个星期，朗贝尔终于在这幢西班牙小屋里住了下来。房东给他在大家共用的房间里搭了一张床。由于那两个年轻人不回来吃饭，加上人家又要求他尽量少出门，因此，他大部分时间是一个人呆在屋里，或者和那位西班牙老大娘聊天。老大娘个子很瘦，但人倒挺精神，穿着一身黑色衣服，于净的白发下面是一张布满了皱纹的棕色的脸。她不爱说话，当她瞧着朗贝尔时，只有她的一双眼睛充满笑意。
有时候，她问他怕不怕把鼠疫传染给他的妻子。他认为传染的风险是有的，但总的说来风险极小，可是如果他留在城里，那么他俩就要冒永远分离的风险。
“她人可爱吗？”老大娘微笑着问道。
“很可爱。”
“漂亮吗？”
“我认为是的。”
“啊！”她说道，“原来是为了这个原因。”
朗贝尔沉思了一下。他想或许是为了这个原因，但不可能只是为了这个原因。
这位天天早晨要望弥撒的老大娘问道：“您不信仁慈的天主吗？”
朗贝尔承认他不信，于是老大娘又说他是为了这个原因。
“应该去和她团聚，您是对的。要不然您还有什么奔头呢？”
在剩下的空闲时间里，朗贝尔就顺着四周光秃秃的涂着灰泥的墙壁来回转，有时用手摸摸钉在板壁上的装饰用的扇子，或者数数台毯边缘垂着的羊毛小球。晚上，小伙子们回来了，他们也谈不上几句话，至多说一下今天还是没机会。晚饭后，马塞尔弹吉他，大家喝茵香酒，朗贝尔显得心事重重。
星期三那天，马塞尔回来告诉他：“明天半夜可以走了。您准备好吧。”另外两个与他们一起值班的人，其中有一个传染上了鼠疫，另一个因为平时常跟前者呆在一个房间里，已被隔离观察。因此，在两三天内，只有马塞尔和路易在值班。当天夜里，他们将安排一下最后的一些细节问题。第二天，就有可能走了。朗贝尔表示感谢。老大娘问：“您高兴吗？”他日里回答高兴，但是他心里却在想另一件事。
第二天，气压很低，天气又潮湿又闷热，使人十分难受。关于疫情的消息很不妙。然而，这位西班牙老大娘很镇静。她说：“这个世界造孽太多，非得这样不可！”跟马塞尔和路易一样，朗贝尔光着膀子。但尽管如此，汗珠还是从他的肩胛和胸部冒出来。在百叶窗紧闭、光线暗淡的屋内，他们的上身看上去像涂了一层棕色的油漆一样。朗贝尔一声不响来回走着。下午四点钟时，他突然穿好衣服，告诉他们他要出去。
马塞尔对他说：“注意，半夜就要动身的。一切都准备妥当了。”
朗贝尔走到医生家里。里厄的母亲告诉朗贝尔，他可以在城内高地的医院里找到她的儿子。在岗哨前面始终有这么一群人在原地转来转去。一个长着金鱼眼的中士嚷道：“走，走厂人群走动了，但还是在周围徘徊。这位汗水湿透了上衣的中士对众人说：“没有什么可等的了。”这也是大家的看法，但尽管烈日当头，大家还是呆在那儿不走。朗贝尔向中士出示了一下通行证，中士就向他指了一指塔鲁的办公室。办公室的门面向院子。他迎面见到帕纳卢神甫刚从办公室里出来。
在一间散发着药味和潮湿的被褥气味的肮脏的白色小屋里，塔鲁坐在一张黑色的木制办公桌后面，卷起了衬衣袖子，用一块手帕在臂弯上擦汗。
“您还在这儿？”塔鲁问道。
“是啊，我想找里厄谈谈。”
“他在大厅里。不过，要是没他也可以解决问题的话，最好就别找他。”
“为什么？”
“他太累了。我自己能办的事，就不去找他。”
朗贝尔看了看塔鲁。他瘦了，疲劳得眼都花了，脸也落形了，宽厚的肩膀也塌下来了。有人敲门，进来了一个戴白口罩的男护士，他把一叠病历卡放在塔鲁的办公桌上，隔着口罩，闷声闷气地只说了一声“六个”，就走出去了。塔鲁看了看记者，并把这些病历卡摊成扇形给朗贝尔看。
“这样很好看，对吗？嘿，这可并不好看，这些是昨天夜里刚死的病人的病历卡。”
他皱着前额，重新把卡片叠好。
“现在剩下来要我们做的唯一的事，就是结账了。”
塔鲁站起来，将身子靠在桌边，说道：
“您不是就要动身了吗？”
“今天半夜里。”
塔鲁说，他听到这消息很高兴，并叫朗贝尔多保重。
“您这是说真心话吗？”
塔鲁耸了耸肩膀答道：
“到我这样年岁的人，说话总是真诚的。撒谎太累人了。”
“塔鲁，”记者说，“我想见见医生。请原谅。”
“我知道。他比我更通人情。我们走吧。”
“不是这么回事，”朗贝尔很尴尬地说。他停了下来。
塔鲁看了看他，突然向他微笑起来。
他们穿过一条小走廊，走廊的墙漆成浅绿色，墙上反射出的光线使人联想到水族馆。在快要走到两扇玻璃门前的时候，他们看到门后有几个人影子在晃动着，动作很怪。塔鲁让朗贝尔走进一个四周全是壁橱的小房间。他打开一个壁橱，从消毒器里取出两只纱布口罩，递了一只给朗贝尔，并请他立即戴上。记者问他这是否能起点作用，塔鲁回答说这并不起什么作用，只不过使别人放心点罢了。
他们推开了玻璃门。这是一间宽敞的大厅，尽管天气炎热，窗户还是紧闭着。墙的上部有几架调节空气的装置在嗡嗡作响，装置里弯曲的风叶搅动着飘浮在两排灰色病床上空混浊而炎热的空气。大厅内四面八方，只听到一片单调的哀鸣声，有人在低声呻吟，也有人在高声呼号。从装有铁栅栏的高高的窗口中泻进来一股强烈的光线，有几个穿着白衣的男人在这光线下缓慢地走动。在这大厅里朗贝尔感到热得十分难受。里厄弯着身子站在一个正在呻吟的病人面前，朗贝尔几乎认不出是他了。医生正在切开病人的腹股沟，有两个女护士在床的两旁帮着把病人的下肢分开。当里厄重新直起身子的时候，一位助手递过一只盘，他把手术器械往盘里一扔，接着就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儿，凝视着这个正在包扎的病人。
当塔鲁走近时，里厄问道：“有什么消息吗？”
“帕纳卢同意代替朗贝尔在隔离病房工作。他已经做了不少事。剩下的就是在朗目尔走后重新组织第三调查组。”
里厄点点头。
塔鲁接着说：“卡斯特尔做出了第一批制剂。他建议做一下试验。”
“啊！这很好。”里厄说。
“还有，朗贝尔在这儿呢！”
里厄转过身来。当他看到记者时，他那双露在大口罩上面的眼睛就眯了起来，他说：
“您来干什么？这儿不是您来的地方。”
塔鲁说他今天半夜里走。朗贝尔补充说：“原则上是这样。”
每当他们中间有谁说话，谁的纱布口罩就随着鼓起来，而且在靠近嘴的地方也变得潮湿了，这似乎使人感到他们的谈话不大像真的，好像是雕像在谈话。
朗贝尔说：“我想跟您谈谈。”
“要是您愿意，我们一起出去。您在塔鲁的办公室等我。”
不一会儿，朗贝尔和里厄坐在里厄汽车的后座上，塔鲁坐在前面开车。
在起动的时候，塔鲁说：“汽油要没了。明天我们得步行了。”
“医生，”朗贝尔说，“我不走了，我想留下来跟你们在一起。”
塔鲁不动声色，继续开车。里厄似乎还没能从疲劳中恢复过来。
他声音低沉地问道：“那么她呢？”
朗贝尔说，他经过再三考虑，虽然他的想法没变，但是，如果他走掉，他会感到羞耻，这会影响他对留在外边的那个人儿的爱情。但是里厄振作了一下，用有力的声音说，这是愚蠢的，并且说选择幸福，谈不上有什么羞耻。
朗贝尔说：“是啊，不过要是只顾一个人自己的幸福，那就会感到羞耻。”
在这以前一直没吭声的塔鲁头也不回地说，要是朗贝尔想分担别人的不幸，那么他就不会再有时间去享受自己的幸福。这是要作出选择的。
朗贝尔说：“问题不在这里。我一直认为我是外地人，我跟你们毫无关系。但是现在我见到了我所见的事，我懂得，不管我愿意或者不愿意，我是这城里的人了。这件事跟我们大家都有关系。”
没有人回答他的话，于是朗贝尔好像忍不住了。
“再说，你们也都很明白这一点，否则你们在这医院里干什么？你们自己作出了选择没有？你们是不是也放弃了幸福？”
塔鲁和里厄仍然都没有回答。大家沉默了很久，直到汽车驶近医生家，朗贝尔才又重新提出他那最后一个问题，而且语气更加坚定。这时里厄独自转过身去看了一下朗贝尔，他费劲地挺直身子说：
“朗贝尔，请原谅我，您讲的这一点，我不清楚。既然您愿意，那么就跟我们一起留下。”
汽车突然往旁边一偏，打断了他的话。接着他凝视着前方，继续说：
“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是值得人们为了它丽舍弃自己的所爱。然而，不知什么原因，我自己就像您一样，也舍弃了我的所爱。”
他又重新让身子倒在靠垫上。
“这不过是一个既成事实罢了，”他疲乏地说，“让我们把它记下来，承受由此而产生的种种后果吧。”
“什么后果？”朗贝尔问。
“啊！”里厄说，“我们不可能一边还在给人治病，一边就知道结果。还是让我们尽快地医治病人吧！这是当务之急。”
当塔鲁和里厄在给朗贝尔画由他负责调查的那个区的地图时，塔鲁看了看自己的表：已经是半夜了。塔鲁抬起头来，他的目光刚好跟朗贝尔的碰在一起。
“您已经通知他们了？”
记者避开了他的目光，费劲地说：
“在我来看你们之前，我已写了张条子叫人送去了。”
21
卡斯特尔研制的血清是在十月下旬试验的。实际上，它是里厄最后的希望了。如果试验再次失败，那么医生就确信这座城市将听任病魔摆布，这场瘟疫或者还要拖好几个月，或者莫名其妙地自行收场。
在卡斯特尔去看望里厄的前一天，预审推事奥东先生的儿子病倒了，因而全家都得进隔离病房。刚从那儿出来不久的奥东夫人又只得第二次过隔离生活。推事很遵守颁布的命令，他在孩子身上一发现病征，就立即派人请里厄医生来。当里厄进屋的时候，奥东夫妇俩正站在孩子的床边。他们的小女儿已经被隔开了。病孩正处于衰竭时期，因此他听任人家给他检查，没有一丝呻吟。当医生抬起头来时，他的视线刚好与椎事的相接，同时他也看到在推事的后面，奥东夫人的那张苍白色的脸。她把手帕捂在嘴上，张大了两只眼睛注视着医生的举动。
推事冷静地说：“是这病，对吗？”
里厄再看了看孩子，回答说：“是的。”
孩子母亲的眼睛睁得更大了，但她仍没有吭声。推事也默默无言，后来他用更低的声调说：
“好吧，医生，我们应该照章办事。”
里厄使自己的目光避开那位把手帕一直捂在嘴上的奥东夫人。
他犹豫不决地说：“如果我能去打个电话，这很快就能办妥。”
奥东先生说他马上领医生去打。但是医生转身向奥东夫人说：
“我很遗憾。您最好准备一些衣物。这您是知道的。”
奥东夫人好像愣住了。她看着地上，点点头说：
“是的，这我会准备的。”
在与奥东夫妇告别之前，里厄禁不住问他们是否需要什么。奥东夫人还是默默无言地看着医生。但这次是轮到推事避开目光了。
“不需要什么，”他说。然后他咽了一口唾沫，接着说：“不过请救救我的孩子。”
隔离原先只不过是一种简单的形式而已，但后来里厄和朗贝尔将它组织得非常严格。尤其是，他们要求同一家庭的成员必须始终相互隔离。万一家中有一个人员不知不觉地被鼠疫杆菌感染了，那就决不应该让这种病有扩散的机会。里厄把道理向推事解释清楚，推事也认为十分正确。但是，奥东夫妇俩在分手时的那种相互凝视、难分难舍的样子，使医生感到这一分离弄得他们俩多么狼狈。奥东夫人和她的小女儿可以住在由朗贝尔管理的隔离病房里，但对这位推事来说，他却没有地方可去，除非是住到省里正在市体育场上搭起来的隔离营中去——隔离营的帐篷都是向公路局借来的。为此，里厄表示十分过意不去，但奥东先生说，规章制度对大家都是一样，他应该服从。
至于那孩子，他被送到辅助医院的一间摆了十张床的病房中，那里原来是间教室。过了约二十个小时，里厄断定孩子的病已经没有指望了。小小的躯体已经全部被瘟神的魔爪攫住，变得毫无反应。几个范围很小的腹股沟肿块才出现，但折磨着孩子，使他那瘦弱的四肢关节不能活动。他早已被病魔打垮了。因此，里厄想在小孩身上用卡斯特尔研制的血清进行一下试验。当天晚上，晚餐后，他们花了很长时间进行接种，但是孩子丝毫没有反应。第二天黎明，大家都到病孩跟前来观察这一决定性试验的效果。
孩子从麻木状态中苏醒过来，在裹着的床单里翻来覆去地抽搐。自清晨四点钟以来，里厄、卡斯特尔和塔鲁一直守在他旁边，一步一步地注视着病势的起伏。在床头那一端，是略微弯着魁梧身材的塔鲁。在床脚这一端站着里厄，卡斯特尔坐在他旁边，表面上看来似乎他在很平静地阅读着一本旧书。随着天渐渐地亮起来，其他人也陆续地来到这个原先是学校教室的病房中。先是帕纳卢来了，他走到床的另一头，背靠墙，站在塔鲁的对面。在他的脸上显示出一种痛苦的表情，这几天来他不辞辛劳，累得他那通红的前额上也布满了皱纹。然后是约瑟夫·格朗来了。那时是七点钟，这位办事员气喘吁吁，他道了一下歉。他表示只能呆一会儿时间，可能大家已经心中有数了。里厄没说话，向他指了指小孩。这时只见那孩子的脸完全变了样，闭着眼睛，死命地咬紧牙关，身体一动不动，而他的头却在没有枕套的长枕上左右来回转动。在病房的尽头，那块黑板仍挂在墙上，上面还留着没有擦净的方程式的宇迹。当晨光最后亮得足以使人看清那些字迹时，朗贝尔来了。他把身子靠在旁边一张床的一端，接着他拿出一包香烟。但是在他向小孩看了一眼之后，他就把那包香烟放口口袋里去了。
卡斯特尔仍旧坐着，他从眼镜的上方看了看里厄：
“您有没有他父亲的消息？”
里厄回答说：“没有。他在隔离营里。”
孩子在床上呻吟，里厄使劲地握住床架的横档，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这个病孩，孩子的身体突然变得僵直起来，接着又咬紧牙关，身体有点弯成弓形，四肢渐渐分开。从盖着军用毛毯的赤条条的小身体上，散发出一股羊毛和汗臭混杂在一起的气味。病孩的肌肉渐渐松弛下来了，他的两臂和两腿也向床中央收拢，他始终闭着眼，不声不响，呼吸显得更加急促。这时里厄的目光刚好与塔鲁的相接，但后者却把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