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对我说，塔鲁先生，您在搞预防措施的实施工作，我不敢完全赞同。医生，您看这病还会蔓延吗？”
里厄回答说应该希望它不会如此，推事也重复说必须永远抱有希望，因为上天的意图是无法窥测的。塔鲁问他当前的事件是否为他带来了额外的工作。
“正相反，我们称为普通法的这方面的案件减少了，我干的只是严重违反新规定的案件的预审工作。人们从来没有像现在那样遵守老的法律。”
“这是由于相比之下，这些老法律显得好一些，这是必然的事。”塔鲁说。
推事一变原先双眼凝望着天空好像在寻思的样子，而以一种冷漠的神色看着塔鲁说：
“这又有什么关系？法律是无所谓的，重要的是判决。我们对此也无能为力。”
推事走了，科塔尔说：“那个家伙啊，他是头号敌人！”
汽车起动了。
过了一会，朗贝尔和科塔尔看见加西亚来了。他走过来并不向他们做出任何表示，只说了一句“还得等一等”来代替打招呼。
在他们周围有一大群人，其中大多数是妇女，鸦雀无声地等待着。她们手中几乎都拎着篮，妄想着这些东西能送到她们生病的亲人手中，更荒唐地希望她们的亲人能享用这些食品。门口由武装哨兵把守着。从大门和营房之间的院子里不时传出一声怪叫，这时在场的一些人都转过神色不安的脸向诊疗所望去。
正当三个人观看着这一情景时，身后一声清楚而低沉的“你们好”的声音使他们回过头去。虽然天很热，拉乌尔仍穿得规规矩矩的。他身材高大而健壮，穿着一身深色双排扣子的服装，头戴一顶卷边的呢帽，面色相当苍白，一双棕色的眼睛，嘴巴经常紧闭着。拉乌尔说话急速而明确：
“我们到城里去吧。加西亚，你可以离开我们了。”
加西亚点了一支香烟，让他们三人离去了。他们随着夹在中间的拉乌尔的步伐快速地走去。
“加西亚对我说明白了。事情可以办得到，不管怎样，这件事要花您一万法郎。”拉乌尔说。
朗贝尔回答说他可以答应。
“明天到海军区的西班牙饭店里同我一起吃午饭。”
朗贝尔说一言为定，拉乌尔同他握手，第一次露出笑容。他走开后，科塔尔请朗贝尔原谅他第二天不能来，因为有事，反正朗贝尔也用不着他了。
第二天，当朗贝尔走进西班牙饭店时，里面的人都掉过头来瞧着他。这个阴暗的地下室处在一条已被太阳晒干的黄色小街的低处，去那里吃饭的全是男人，大多数外表像西班牙人。坐在店堂尽头的一张桌旁的拉乌尔对记者打了一个手势，朗贝尔朝他走去，这时，瞧着朗贝尔的这些人面上好奇的神色顿时消失，重新各自进餐。与拉乌尔同桌的有一个瘦瘦的高个儿，胡髭没有剃净，肩膀宽得异乎寻常，头发稀少，脸长得像马面，从卷起的衬衫袖口中，露出一双长着黑毛的细长手臂。当朗贝尔被介绍给他的时候，他点了三下头。拉乌尔没有提到他的名字，讲到他时只是说：“我们的朋友。”
“我们的朋友相信能够帮助您，他将让您……”
这时女服务员走过来问朗贝尔要吃什么，打断了拉乌尔的话。
“他将让您同我们的两个朋友取得联系，再由他们把您介绍给和我们合伙的几个守卫人员。但到那时事情还未全部解决，还要等到那些守卫人员认为有机可乘时才行。最简单的办法是在他们中的一个人家里住上几夜，他家离关卡不远。但事先必须由我们的朋友替您作必要的联系，当一切安排妥当，也由他同您结算费用。”
这位朋友再一次点点他的马头，一边不断地把甜椒和西红柿做成的拌凉菜捣碎，然后大口大口地往里吞。过一会儿他开腔了，稍微带一点西班牙口音。他建议朗贝尔第三天早上八点在教堂的门廊底下碰头。
“还要等两天。”朗贝尔着重地提了一下。
“这是由于这事不容易办，”拉乌尔说，“要找人嘛。”
这匹马再次点一下头，朗贝尔不太热情地表示同意。在余下的午餐时间甲，大家寻找别的话题。等朗贝尔发现这匹马是个足球运动员后，时间就很容易打发了。他自己在这项运动中也有不少经验。他们谈到法国全国锦标赛，英国职业球队的才能以及W形的战术。午餐结束时，这匹马变得活跃非凡，他不用“您”而用“你”来称呼朗贝尔，并要他相信足球队的最佳位置是踢中卫。他说：“你知道，中卫是支配全局的，而支配全局，这才叫踢足球。”朗贝尔同意这种说法，虽然他是踢中锋的。不过他们的谈论被电台的广播打断了。收音机轻声地反复播送情意缠绵的乐曲后，开始报道说前一天死于鼠疫的人数为一百三十七人。在场的人全无反应。马面人耸耸肩膀站了起来，拉乌尔和朗贝尔也跟着起身。
分手时，这位中卫有力地同朗贝尔握手说：
“我叫贡扎莱斯。”
这两天时间在朗贝尔的感觉中简直长得没完没了。他到里厄那里把全部行动详情告诉了他，然后陪着医生到一家病人家去出诊。走到一个等待着里厄、病情可疑的病人家门日，朗贝尔向医生告别。这时从过道里，传来一阵奔跑声和人声：他们在奔告家人医生来了。
“希望塔鲁不要耽搁。”里厄低声说道。
他样子看来很疲倦。
“疫情发展太快了吗？”朗贝尔问。
里厄说倒不是这点，统计表上的曲线甚至上升得慢了点，只是对付鼠疫的办法还不够多。
“我们缺少物力，”他说，“在世界上所有军队中，一般都用人力来补救物力的不足，但是我们连人力也不够。”
“外地不是来了医生和卫生人员么？”
“是的，”里厄说，“十位医生和一百来个人，看起来不算少了。按照目前疫情，还勉强能对付，如疫情再发展就不够了。”
里厄注意听着屋内的声音，然后向朗贝尔笑笑，说道：
“对，您应该快点把您的事办成。”
朗贝尔的脸上掠过一片阴影，低沉地说：
“您知道，我不是为了这个才走的。”
里厄回答说他知道这一点，但朗贝尔继续往下说：
“我相信我不是个懦夫。至少大多数情况下是如此，这方面我经受过考验。只是当我想到某些情况时，我就感到受不了。”
医生直望着他的脸：
“您会和她见面的。”
“也许会，但是我一想到这种情况还要持续下去，她在这段时间内会老起来，就不能忍受。三十岁的人要开始老了，必须抓紧一切机会。我不知道您是否能理解。”
里厄低声说他相信能理解。这时，塔鲁来了，很兴奋的样子。
“我刚才去请帕纳卢来参加我们的工作。”
“结果怎样？”医生问道。
“他思考过后，答应了。”
“我感到高兴，”医生说，“我高兴的是了解到他本人比他的布道要好。”
“大家都一样，”塔鲁说，“就是要给他们机会。”
他微笑着，向里厄眨眨眼睛。
“给人创造机会，这是我一辈子要做的工作。”
“请你们原谅，”朗贝尔说，“我要走了。”
朗贝尔在约好的星期四那天来到教堂的门廊下，离开八点还有五分钟。空气还相当清新，在天空中飘浮着即将被上升的热气流一下子就吞没的圆圆的小朵白云。草坪虽然干燥，仍旧可以闻到从那里散发出来的一阵淡淡的潮气。东面屋后的太阳只晒热了装饰着广场的圣女贞德全身镀金的塑像的帽盔。一只大钟敲了八下。朗贝尔在无人的门廊下走了几步。从教堂内传来一阵模糊不清的诵读圣诗声，同时又涌来一股地窖和焚香混合的气味。突然，诵诗声停了，十来个矮小的黑色人影从教堂中出来，跨着急促的步子向城中走去。朗贝尔开始不耐烦了。又有一些黑色人影登上大石级向门廊走来。他点了一支烟，接着忽然想起这地方恐怕是不准抽烟的。
到八点一刻，教堂里的管风琴低沉地奏了起来。朗贝尔走到了阴暗的拱顶底下。过了一会，在正殿中他看到那些在他面前经过的黑色的身影。他们都聚在一个角落里，前面有一座临时祭台，上面有刚刚布置好的一个由城内一家工场赶制出来的圣罗克像。这些身影跪在那里，似乎已蜷缩成一团，隐没在烟雾缭绕之中，就像一些凝固不动的影子，这里一堆，那里一堆，其颜色不比那灰蒙蒙的雾气深多少。在他们上面，管风琴无休止地变换着曲调。
当朗贝尔出来时，贡扎莱斯已从石级上走下来向城市方向走去。
“我想您已经走掉了，”他对记者说，“这不足为怪。”
他解释说，他在离此不远的地方等待约好在匕点五十分会面的几个朋友。但是他白白等了二十分钟。
“这肯定遇到了什么问题了，于我们这一行总不会一帆风顺的。”
他另订约会，定于第二天同一时间在阵亡将士纪念碑前会面。朗贝尔叹了日气，把呢帽向后一推。
“没关系，”贡扎莱斯笑着说，“你要想一想：在球赛中需要有各种配合，进入对方阵地，传球，这一大套做完后才能射入一球。”
“不错，”朗贝尔说，“但一场足球赛只要一个半小时。”
奥兰阵亡将士纪念碑的所在地是唯一能看到大海的地方。这是一个不太长的散步场所，一边靠着俯瞰港口的峭壁。第二天，朗贝尔先一步到达约会地点，仔细地读着阵亡将士的名单。几分钟后，有两个人走过来，向他不动声色地望了一眼，然后走到散步处的栏杆边凭栏眺望，好像全神贯注地俯视着空无一人的港日。他们两人一样身材，都穿着一样的蓝裤子，一样的短袖子海军蓝色毛线衣。记者稍稍走远一些，去坐在一张长凳上以便从容地打量他们。他看出他们肯定不会超过二十岁。那时，他看到贡扎莱斯走了过来，并向他道歉。
他说：“那就是我们的朋友。”说罢带他到两个青年那边，介绍两人的名字：一个叫马塞尔，一个叫路易。从正面看去，他们两人非常相像，朗贝尔估计他们是兄弟俩。
“好吧，”贡扎莱斯说，“现在你们认识了，应该言归正传了。”
不知是马塞尔还是路易说，还要等两天才轮到他们值班守岗，为期一周，必须看准一个最方便的日子行事。把守西门的共有四个人，另外两个是职业军人。谈不到把他们也拉进来。他们是靠不住的，何况这样还要增加费用，但是有些晚上他们这两个同事会到一家熟悉的酒吧间的后间里去消磨一部分时间。马塞尔——也可能是路易——建议朗贝尔上他们在关卡附近的家里去住，等待通知。这样，出城的事将毫无困难，但是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近来有人传说在城市的外围要设立双重岗哨了。
朗贝尔表示同意，并从他剩下的香烟中拿了几支请他们抽。两人中那个还没有开过腔的就问贡扎莱斯费用有没有谈妥，是否可以预付一些钱。
“不，”贡扎莱斯说，“用不着这样做，这是自己人。费用到走时再结算。”
他们又订了一个约会，贡扎莱斯建议再过两天到西班牙饭店吃晚饭，然后他们从那里到这两位守卫的家里去。
他告诉朗贝尔：“第一夜我陪你。”
又过了一天，朗贝尔上楼回到他房间里去的时候，在旅馆的楼梯上同塔鲁对面遇上了。
“我去找里厄，”后者说，“您愿意一起去吗？”
“我总怕打扰他，”朗贝尔犹豫了一下子说。
“我想不会，他跟我谈起您的许多事。”
记者想了一会说：
“我说，假如你们晚饭后有空的话，就是晚一点也不妨，你们俩都到旅馆酒吧间来。”
“那得看他和疫情而定。”塔鲁说。
里厄和塔鲁还是在晚上十一点来到了这又小又狭窄的酒吧间。三十来个人挤在那里高声交谈。这两位刚脱离疫城的寂静环境的来客停了下来，有些不知所措。当他们看到这里还可以买酒来喝时，就明白人们兴奋的原因了。朗贝尔在柜台的尽头，他坐在高凳上向他们打招呼，他们就走到他的身边。塔鲁不动声色地把旁边一个在喧嚷的人推远些。
“你忌酒吗？”
“不，”塔鲁说，“正相反。”
里厄嗅一嗅他玻璃杯中酒的苦草味儿。在这种喧闹声中讲话是困难的，而朗贝尔好像除了喝酒之外无暇他顾。医生还无法断定他是否已喝醉了。这狭小的屋子里除了他们喝酒的柜台外，剩下的地方只有两张桌子，其中一张座位上有一个海军军官，左右膀子各挽着一个女人，他正在对一个红脸的胖子讲述在开罗发生的一次斑疹伤寒的情况。他说：“有着集中营哪！这些集中营是为当地人设立的，搭了些帐篷来收容病人，但周围布满岗哨，如果病人家属企图把土方药偷偷地送进去的话，就会遭到枪杀。这是毫不讲人情的，但是做得对。”另一张桌子被几个装束人时的年轻人占着，谈话内容听不懂，声音湮没在放在高处的电唱机播放出来的《圣詹姆斯医院》的旋律中。
“还满意吗？”里厄提高了嗓门说。
“这事快了，”朗贝尔说，“也许就在这星期里。”
“可惜！”塔鲁叫道。
“为什么？”
塔鲁瞧着里厄。
“噢！”里厄说，“塔鲁说这句话，是因为他想您如果能呆在这里，您可以帮我们忙。而我倒非常了解您为什么要走。”
塔鲁又请大家饮了一杯酒。朗贝尔从他那张高凳上下来，第一次正面看着他：
“我能帮你们什么忙？”
“这个，”塔鲁说，一边不慌不忙地把手伸向他的杯子，“可以到我们的卫生防疫组织里来。”
朗贝尔又显出他那经常出现的带着一副倔强的神情思考问题的样子，重新坐到他的高凳上。
“难道您认为这些组织没有用处吗？”塔鲁喝了一口酒说，他留神地看着朗贝尔。
“十分有用。”记者说着，喝了一口酒。
里厄注意到朗贝尔的手在发抖。他想，不错，这位记者肯定完全醉了。
第二天，朗贝尔第二次走进西班牙饭店，他从一小伙人中间穿过，这些人把椅子搬到了门口，正在领略热气已稍退、绿树成荫、晚霞满天的黄昏景色。他们抽着一种味道辛辣的烟草。饭店内部几乎没有什么人。朗贝尔走到摆在屋子深处的桌子前坐下，他同贡扎莱斯第一次相遇就在这个地方。他告诉女服务员他要等人。那时是七点半，人们渐渐回到店堂里就座。开始上菜了，在低拱顶的餐厅里充满着餐具碰撞声和低低的谈话声。八点了，朗贝尔一直等待着，灯亮了，后来的顾客坐到了他的桌边。他点了菜。到八点半，晚餐吃完还不见贡扎莱斯和那两个年轻人前来。他抽了几支烟。店堂里的人渐渐少了。外面夜幕降下得非常快，从海面吹过来的一阵暖风微微拂动落地窗的窗帘。到了九点，朗贝尔发觉店堂里的人已走光了，女服务员惶惑不解地注意着他。他付了账走了。饭店对面的咖啡馆开着，朗贝尔进去坐在柜台边，留心看着饭馆的人口处。到九点半钟，他起身回旅馆，一路上白费心思地想着如何再找到不知住处的贡扎莱斯，一想到这一整套接洽步骤得从头开始，感到不知所措。
正像他后来告诉里厄的那样，就是在这个时候，在救护车疾驶的夜里，他觉得在整个这段时间里可以说把他的妻子丢到了脑后，专心致志地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