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文清那个连到辽阳后，没米没菜也没炊具。司务长说咱们下馆子去。大家乐坏了，一路上见不少城市高楼，虽没进去也开眼了。这回要下馆子，看看这关东馆子几个盘子几个碗。进屋规规矩矩坐下，每桌端上一大盆红眼高粱米饭。大家你瞅我，我瞅你，就是不想动筷。
黄达宣几乎是在平生第一次吃高梁米饭时，才明确自己是到了关东的。
不是他不爱思想，实在是他大累了。
最苦最累的，就是像他和瞿文清这样的人。
“是兵不是兵，背上四十斤。”他是机枪手，1挺捷克式，250发子弹，背包，粮袋，加一起有60斤。机抢本是3个人轮流扛的，那两人个小，大部份时间他都扛着。后来抽出个人帮病号背枪，那机枪就长在他肩上了。
开头每天60里左右，逢上雨天还能休息。过平津铁路后就加快了，每天百里以上，下小雨也走。他不知道山海关已经打上了。但他知道是有情况了，明白这个能凭空生出许多力量。有的人却愈发不行了。他就把米袋、步枪甚麽的，再往自己肩背上堆。
关键是休息不好。
行军最重要的是不掉队，不减员。干部神通再大，也关照不过来。靠谁？靠骨干，靠黄达宣和瞿文清这样的活跃在最基层的骨干。
他有两个“巩固对象”，一个叫唐大荣，一个叫唐维民。唐大荣30多岁，全班年纪最大。他打仗好，挺勇敢，就是“家庭观念重”，爱发个牢骚，那牢骚大部与老婆孩子有关。唐维民16岁，文弱得像个书生，一天说不上几句语。他堂公在苏北出发前跑了，连里去找没找到，把他拉来顶替。连里再三叮瞩，要他“承包”这两个人。后来，唐大荣当了排长，打天津时负伤；唐维民当了副连长，在朝鲜二次战役时负伤。负伤后再未见过，至今也不知在哪里。
每到宿营地，他就对二唐说：你们累了，歇着吧。这话翻译过来，就是“别跑了，有人盯着哩”。说完就去找柴禾烧水，烧好再给端过来。洗脚是行车中第一件大事，比吃饭都重要。洗完了，谁脚打泡了，再帮着挑泡，穿上马尾巴。有时这一切做完了，自己脚未洗，饭未吃，倒那儿就打上鼾了。醒来后，冷丁一下，看看二唐，有时就想：要跑这不是早跑了吗？
黄达宣和瞿文清都说自己从未动过开小差的念头。开头，瞿文清是觉得有碗饭吃，黄达宣是记着那斗小米。后来，是觉得班长、排长、连长、指导员对咱好，咱得对得起人家，不能让人家难心。
二唐对他挺反感，觉得他是个“特务”。他也觉得这个角色很尴尬。逐渐地，都不这样想了。一个大哥，一个小弟，加一块劲头也不比他大多少，这些事情本来就该他干的。后来二唐一提起闯关东，就说感谢他。他说：我应该感谢你们。
从苏北到关东，从长白山到海南岛，谁应该感谢谁呢？
原63野战医院院长吴振淮，当时是独立旅医政干事。
医政干事两项工作。一是当医生，看病。二是负责医务人员的提升、调动。哪个医生牺牲了，哪个看护班长可以提起来，向组织科写个报告，主要还是看病。
闯关东路上，比较多的疾病是打摆子。
闯关东前，独立旅南下浣江，那里是疟疾流行区。
这是一种急性传染病。不发作时是好人，发作起来忽冷忽热。冷得发抖，几条被子压不住，热时发烧可达39度、40度。发作后大量出汗，头痛，口渴，浑身无力。上午8点多钟，下午3点多锺，最爱发作。
正是行军的时候，照样走。
配有马匹的干部，马都让给病号了。重病号骑马，轻的把枪枝、弹药、背包、粮袋放到马上，人步行。再选些身强力壮的战士，排成一路纵队，每人中间夹个打摆子的，用绳子捆在腰上联成一串。一手拄着棍子，一手抓着绳子，连拖带拽地往前挪。那情景，就像电影上国民党抓的一串串壮丁。
不是亲身经历，谁会想像得出闯关东大军中，竟会有这样一支队伍！
一忽儿冷得哆哆嗦嗦，一忽儿烧得迷迷糊糊。脑子里好像全是空白，又好像被铅样的东西灌满了。甚麽知觉都没有了，这个世界仿佛都不存在了，却知道向前挪动脚步，一步，一步，就像踩在棉絮上。
后来，这个队列的指挥官——医政干事吴振淮也打起了摆子。
老人说：讲讲别人还行，我自己是怎麽走过来的，记不得了。
老人说：若不是互相帮扶着，谁也走不过来。
离休前是沈阳市农机局副局长的李少英老人，闯关东时和郑绍华是同班战士。“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说他是假党员。郑绍华听说了，寄去一份证实材料，10年内乱后，老战友重逢。
郑绍华说：我若不用脑袋担保，你就叫人打死了。
李少英说：闯关东我不替你扛枪，你早就压死了。
那时候，郑绍华16岁，又瘦又小，还不到90斤。
一些老人说，刚上路时，歌声不断。一路行军一路歌是我军传统，后来可就唱不动了。怎麽鼓动也唱不起来了。
大地是黄褐色的，军装是灰色的，一支支灰色的队伍，在黄褐色的大地上默默地流动着，像一部无声电影。一队队大雁逆方向从头上掠过，抖落一串串清脆的“嘎嘎”声，溅不起一丝回音，适度痛苦使人喋喋不休，过度痛苦使人沉默。
食为天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闯关东大军先行的是筹粮官。
10旅29团先行的，是粮秣股长张文星和他的筹粮队。
从苏北出发后，他率领25人的筹粮队，每天提前大部队两天左右出发，沿预定行军路线筹备粮草。闯关东如此，大部队行军都如此，平型关战斗后参军，离休前为某军后勤部长的张文星，战争年代就和粮草打交道了。1949年进军广西在苗区筹粮，讲不明白，差点儿叫个苗族女人一柴刀砍死。
在江苏、山东、河北筹粮很简单。需要多少粮、菜、油、肉和饲料，到村公所找到管事的报个数就行了。都是老区。事先打过招呼，沿途都有准备。
从冷口出关后就不行了。
一是“满洲国”的地方，老百姓不了解共产党。二是人烟稀少，日本人搞“集团部落”，很多地方是无人区。三是穷，很多人穿不上裤子，大姑娘披着麻袋片偎在炕上，不敢动窝儿。
所到之处，都找旧政权人员联系。白天大都跑了，晚上好办些。
敲开门，点上油灯，告诉他们需要多少粮草。没有粮草，就询问有没有地主，住在甚麽地方。这些人大部点头哈腰，满脸堆笑，眼睛直扫筹粮队腰里那铁家伙。
地主粮食也不白拿，或者给钱，或者开条子。钱是解放区票子，人家不认；条子就是一张纸，当场写上20多个字，盖上章。告诉他，现在光复了，解放了，伪满票子马上要作废，这种票子就要流通了。
再讲新政权很快就会建立，到时候把条子交给政府，就可以顶替公粮。
这种条子几乎散见于东北各地。除去辽沈战役，每次作战所用粮草，基本都是取之于作战地区。开头老百姓不认条子，认为这不过是耍个花招的公开抢夺而已。共产党那几条破枪，还能打天下成立政府？后来可就重视起来了，其珍贵不亚于今天人们放置存折。
出冷口通过的是刚辟为解放区的拉锯区。一些地方穷得别说地主富农，连中农也没几家。找到村长，使劲咽咽口水，张口说出1千斤。村长说刚过去一拨，现在砸锅卖铁也拿不出这个数了。拿出前面28团留下的条子给张文星看，说，若不信，我领你们挨家转转。张文星心里很不是滋味。都是庄稼院出来的，甚麽不明白？可明白又怎样？部队也不能饿着牡子行军呀。好歹凑3百斤，病号吃纯粮，别的都吃从山上搂的榆树叶子掺点玉米面的大锅粥。
临走给钱时，村长哭了：对不起同志了，没法子，大穷了。
张文星也要哭了：才过去两个团，后边还有那麽多部队呀！
共产党部队还未过完，一些村子就陆续有人逃难了。国民党部队过去后，很多村子就空了。
12月17日，黄克诚在给军委的电报中说：
三师出发到东北已一月，仅领到满洲伪币三百万元，够伙食十六天用，一切经费均停发，对人民强迫使用五百元，一百元之大边币，迨戍物价飞涨，商店关门，粮食除一部分吃日本存粮外，其余到一处吃一处，吃空烧尽，有如蝗虫，人民怨声载道。
——又过兵了。
——都是中国兵。
——中国兵，外国兵，“大鼻子”，“小鼻子”（东北人称俄国和苏联人为“老毛子”、“大鼻子”，日本人为“小鼻子”，称土匪为“胡子”），妈个巴子都是“胡子”！
——过来过去，这兵哪辈于能过完哪？
在一阵紧似一阵的北风中，站在院子里的，躲在门后的，藏在山坡草丛中的男人、女人、老人和孩子们，冷漠地注视着这些穿着紫不巴叽、黄不巴叽、灰不巴叽的“二大布衫子”，后来清一色是黄绿色军服，戴着有点像牛尾巴下边那个东西似的帽子的兵们。他们见过各种各样的兵，清朝的辫子兵，进关去打吴大帅的张大帅的兵，见了女人就红了眼睛的俄国兵，张口就是“八格牙鲁”的日本兵，像潮水样向关里溃逃的少帅的兵，也是中国人、却专门欺负中国老百姓的“满洲国”的兵，还有专门夜里过的“胡子”。在中国，没有比兵们更有力量的了，也没有比兵更臭的了，他们看得太多了，他们看惯了，也看够了。可他们还得看着。因为他们不能闭上眼睛，闭上眼睛也会找上门来，叫你带路，叫你纳粮，叫你出女人。除非你闭上眼睛永远也不睁开。他们知道兵们全是在喝他们的血汗。他们不但要养活老婆孩子，还要养活这些兵们。因为兵们是不种地的。若是中国兵打跑进来杀人放火的外国兵，那没说的，他们向着中国兵。可这样的时候太少，而且几乎没打赢过，大都是中国兵们在打。谁胜了，谁败了，与他们毫不相干。因为谁胜了，他们也是个穷。他们的义务就是纳粮，让这些兵们吃饱了，喝足了，玩儿似地过来过去，打来打去。
没有谁告诉他们这次大过兵和以往的有甚麽不同。即使有人告诉，他们也不会相信。因为历史从来就是这麽教导他们的。
40多年后，有老人说：当了14年亡国奴啊，那是甚麽滋味儿？谁来管你？“大鼻子”把“小鼻子”赶走了，该安生过日子了吧？不！这回中国人可来精神了，都来抢呀打呀，唉，寻思起来，真叫老百姓寒心啊！
衣亦为天
牡丹江军分区原独立团政委王振奎老人，闯关东时是延安炮兵学校第一期学员。
老人说，学员中南方人挺多，南方人热门话题是东北多麽冷。有的说，那地方耳朵一拨拉就掉了，鼻子一摸就下来了。有的说，听说撒尿得拿棍子敲，不然就拔不动脚了。有的说，那不是把“那玩艺儿”也敲掉了吗？东北人都没有“那玩艺儿”？
黄达宣他们没有这种想像和幽默。不是他们缺乏想像和幽默，而是当他们得知千里迢迢是在闯关东时，那风雪已经无情地袭来了，雪花漫天漫地飘撒着，光秃秃的树枝在寒风中呜呜尖啸。这些很少或从未见过雪的“南蛮子”（东北人称南方人为“南蛮子”），一身单衣，苦不堪言，感不到一丝新奇。
走起来还好，最难耐的是停下打尖（简单的用餐）。走一身汗，衣服湿淋淋贴在身上，风一吹透心凉。体质差点的喷嚏连天，病号越来越多。于是打尖的时间和次数，就越来越少。本来已是越来越乏了，再加上饭盆菜盆中吃食越来越差，结果越走越慢，越慢也就越冷。
还有像老天爷的脸一样，越走越冷的关东人的脸。
有的老人说：若是再走上个把月，不用国民党，老天爷就把我们打垮了。
10月12日，黄克诚致电“中央军委”：
部队临行仓促，准备不足，途中不便多带，北进天寒，请准备棉背心三万，鞋袜三万双，棉帽三万顶，大衣一部，以备到时补充。
此类电报，黄克诚拍发过多次。
从9月到10月，中央军委几次指示沿途有关地区负责人，解决陆路闯关东部队的棉衣问题。
最终还是各部队自己解决的。
沈阳军区后勤部原部长石瑛老人，当时是独立旅政治部主任。他说，先到的部队，皮帽大衣大头鞋，应有尽有，都是日本货，还搞到些被服仓库。我们这些“南蛮子”甚麽也没捞到，一个个冻得缩头乌龟似的。好歹捱到阜新，黄克诚亲自下令分些白布、棉花，让各团自己做大衣帽子。土八路除了生孩子没有不会的。把白布用锅灰染了，剪成红领巾似的三角形，铺上棉花缝好，两个角往下巴上一系，“帽子”成了。往队列中一看，都成了五十年代围着围巾的农村妇女。走上几里再看，汗水锅灰搅在一起，都成黑非洲来的了。
各部队出发前都比较注意服饰。山东有些部队还发套“细布”（又称“洋布”）军装。东北那麽富，又要和“老大哥”会师，土八路太土了叫人笑话。再说东北人没见过八路甚麽样儿，应该让他们看看八路的军威雄壮，可被凛冽的东北风一溜，就甚麽也顾不得了。
1师未出冷口，政委粱必业就宣布：别讲甚麽军容风纪了，保暖第一，不冻坏就行。
于是，这支参加过平型关战斗的英雄部队，披着被裹着毯子的，包袱皮和褂子包在脑袋上的，路边有块麻袋片甚麽的，也赶紧捡来缠在脚上。其狼狈状，令今天银幕和荧光屏上的任何一支国民党军队，都相形见绌，从海上来的，被“老大哥”当成了“海匪”，被冀东部队向老百姓介绍为“抓来的国民党俘虏”。从陆上来的，在老百姓眼里，不是“胡子”又是甚麽呢？
火车不是推的
谈到闯关束路上过铁路时，几乎所有老人都说自己“摸了一把”。
摸到钢轨的说铁路是铁的，摸到枕木的说是木头的，摸到路基上石头的说是石头的。于是都遗憾过铁路时是夜间，没能看个明白。于是就问看过铁路火车的，问火车站着跑、躺着跑，人推的，还是马拉的，听得恭敬又崇拜。
看过火车是一种荣耀，更不用说坐过火车了。
赵绪珍带着他那连“海匪”，被“老大哥”放行后走到普兰店，坐上了火车。连魂儿都没剩多少的“海匪”们，听说坐火车立刻来了精神头儿，老远看见火车就跑过去，摸呀，看呀，把耳朵贴上去听呀，哺喃自语着，就像战后归家端详、抚爱妻子、情人。老百姓都来“卖呆”，姑娘媳妇捂看嘴笑。车开出不远，没人号召，又欢天喜地唱起歌来。
有的说：这回可他妈开眼了！有的说：这回死了也值了！
坐火车是一种冒险行为。
“八·一五”前，铁路系统和所有部门一样，都操纵在日本人手里。日本投降后，日本人有的逃跑了，有的被打死，剩下的都徨徨不可终日，管理和技术人员奇缺。重要设备被“老大哥”拆走，老百姓则拿那些持家过日子用得着的。从车辆到铁路，破损程度史无前例。人们看到哪辆车“喘气”了，不管“票车”（当时人们称客车为“票车”，车站为“票房子”）、货车，蜂拥而上。司机开车前都要扔句话：出了事可别找我。
延安炮校第一期学员1千人，渡黄河，过雁门关，沿恒山山脉到达热河省会承德后，就是乘这种火车闯到关东的。
王振奎老人说，听说要坐火车，大家乐得一夜都没睡好。
是列货车。没煤，挑出300多彪壮汉子去3里外煤场抬来，再桶挑盆端往锅炉里加水。累大半天走不上大半天，停下来又上煤上水。
有的车站没煤，就烧劈柴和豆饼。人和车呼吓呼吓一天，也就喘出百把里，跟“11”号差不多。不过都挺高兴，坐上火车了，过瘾了，有吹的了。
到平泉换列“票车”，有硬座，有软座，还有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