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之嫡系,滇军是杂牌;比起共军,滇军可是堂堂国军。可共产党就像施了甚麽魔法,国军一阵风般就国不国、军不军了,他不服气,开头上下都不服气。不服气,就打几个胜仗争争气呀!却是一败涂地。
仅仅是军事指挥上的无能吗?看看这边的贪官污吏,就知道那边是一个甚麽样的世界了。
他听过那边的宣传。共产党真厉害!从台儿庄到武汉,从西南到东北,他闯过多少血火?军人流血不流泪。可那一刻,他不是他了。
此刻,他知道他的官兵做的都是甚麽梦。
那是梦麽?
一条对角线,3万子弟兵,如今剩多少?明天还会剩多少?做人敞鬼,他对得起家乡的父老乡亲吗,可“这边倒倒,那边倒倒”,就有颜见那片生他养他的士地吗,是谁给了他荣华富贵,历史将怎样描述这一笔?
眼下,还能顾得了这些吗?
而且,究竟甚麽是忠孝节义?
“不死不生,必死必生,置之死地而後生。”
9月22日,曾泽生决定起义。
当晚,与182师师长白肇学和暂21师师长陇耀,统一思想。
一番紧锣密鼓地筹划後,10月14日清晨,派张秉昌和李峥先出城,与解放军联络起义。
当晚,曾泽生先後召集暂21师和182师营以上军官开会,号召反蒋起义。兵随将转,特别是对于这样一支地方观念极强的部队。
接著,设计将可能拒绝起义的非滇糸的暂52师师长和团长,活捉软禁。
随即掉转枪口,向新7军设防。
10月6日天亮,以中山路(今斯大林大街)为界,驻守西半城的新7军惊骇地发现,对面东半城已经不是形容枯萎的60军。而是神采威扬的八路了。
新7军随之宣布投降。
长春,从“六点半”启动了。
从国民党到共产党,曾泽生都是中将军长。
从西南到东北,只道是滇军打共军,借共军减滇军,谁曾想滇军变共军?
又有谁曾想,成为阶下囚的国民党军,在监狱中保得了性命,当年雄姿英采的共产党将军,却成了一场“大革命”的对象,有的惨死,有的残废?
人生之旅,命运之船,荣辱俘沉,谁能料得?
而当长春和自己的命运都停在了“六点半”时,曾泽生无疑是做了一次选择。
无论如何,对于长春那些还在勉强地做著呼吸运动的草民百姓,实实在在,曾泽生的选择是善事义举。
活跃的“内线”
共产党的地下工作,是必须写一笔的。
早在红军长征时期,共产党就向滇军派遣了一些党员。抗战期间又陆续派进,建立了地下党组织。60军起义後,曾泽生恍然大悟:我身边竟有这麽多共产党呀!
远见卓识的共产党人,是与人奋斗的大师。
内战初起,滇军占黑土地国民党军队的三分一。针对这种情况,共产党从延安抽调一批云南籍干部闯进关东,打入滇军内部。
延安党校学员刘浩,曾长期在云南做地下工作。妻子禄时英,和93军军长卢浚泉都是彝族,又是本家亲戚,而卢浚泉又是卢汉的叔叔。通过这种关系,刘浩同龙云、卢汉、卢浚泉、张冲、陇耀等云南军政要人,都有接触和交往。为了驾驭庞大的战争机器,共产党人把一大批身怀各种技艺的文武高手聚集在自己的旗帜下,随时都能向任同一条战线出击。
不会说东北话的刘浩,穿越战线时扮成个哑巴。一进入滇军,一口纯正的滇地乡音,就像“少校军需官”身份一样便利。处于冬眠状态的地下党,很快恢复了活力。煽风点火,泄气搭桥,争取骨干,发展党员。地下党组织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掌握了几个团的带兵实权。
随著战局发展,策反工作也越?屏蔽广告=钤竞透挥谐尚В妥搴鹤勇ひ愿裰彼易鞲椅懿涣说障档钠?诔鲈寡浴?0军收缩吉林途中,暂21师遭截击,伤亡过半。他逃进吉林,闭门不出,借酒浇愁。正在这时,共产党代表和陇耀的亲戚刘浩,带著林彪和潘朔端的亲笔信,登门拜访了。後来曾泽生决定和组织起义时,陇耀起了重要作用。
这边曾泽生派人联络起义,那边内线送来敌人要突围的情报。1兵团有的领导认为这是阴谋。刘浩以一个特工人员的经验和机敏,判定60军起义是瓜熟蒂落,势在必行。并主动要求进城,与曾泽生商谈。
拜访陇耀去得还是时候。
那是稍有失误就要掉脑袋的。
自然,他们并不光策反。
吉林和长春城防工事,兵力部署,官兵心态,都化作各种图形和文字,送出城去。陇耀那次遭截击,就是一份情报所致。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是以实力和严酷的现实为後盾的。
而在更广阔的背景上,精明的共产党人简直无孔不入。
隐蔽在沈阳“剿总”、空军司令和军运指挥所的“内线”,将国民党各个时期的作战计划、城防要图、兵力配备、军事运输、粮食供应、密码、口令等等,相继送出。国民党密码不断变换,每次都被获知。
有的译电员就是“内线”。而共产党的密码,当年难住了日本人,如今又叫国民党一筹莫展。
攻打锦州前,“内线”就从锦州市政府军事科复制出城防工事图。
东进兵团陆续开到葫芦岛,番号、兵力编制和火器配备情况,就陆续到了“东总”。西进兵团未出沈阳,行动日期、路线和作战企图,林彪就知道了。
朝气蓬勃的共产党人,与其说是在驾驭战争,倒不如说是在骂驭国民党。
笔者幸运又兴奋地找到当年“东总”负责情报工作的一位老人。老人笑吟吟地说他甚麽都知道,但这是绝密。我说已经过去40年了,有些情况是不是可以谈谈了?笑吟吟的老人,笑吟吟地坚决不谈。
第三十一章 “兵不血刃”
长春和广岛,死亡人数大致相等。
广岛用九秒钟。
长春是五个月。
百姓夹在中间
长春是在沦陷期间膨胀起来的城市。
“九·一八”后,日本集中国内一批一流专家,采用欧美式建设理论,到长春进行规划设计。绿化系统,既吸收了霍德华的田园城市理论,又注意到整体环境。
新区采用分流制的排水系统,以保持公园绿地流水清洁,利用天然沟渠造成借助于地形的绿化带。主要干道采用电力、电讯、照明线路地下化,新住宅区设置电力路线走廊。为适应三十年代城市交通方式,采用平面环状交叉,设计了许多圆形广场。
人口也由“九·一八”前的十五万,剧增到“八·一五”前的七十万左右。其中日本人为十四万。
长春围困战前,居民迨蜃笥摇?br /》 五个月的围困,全城七百余万平方米建筑,230万平方米被破坏。一切木质结构部分,大到房架,小到交通标志牌,乃至沥青路面,或用于修筑工事,或充作燃料,而一切可以当做食物的东西,如树皮、树叶之类,都被尽情地送入口中,化作维系呼吸运动的热量。
战后长春只剩下十七万人。
一是存有幻想,二是顾及军心士气面子,围困之处,国民党不准百姓离城。尚传道提出“人人种地,日日练兵”,号召军民同舟共济,保卫长春。郑洞国讲台湾正在训练大批美械新军,即将开赴东北大举反攻,只要守住半年左右,大局能扭转。
幻想成为幻想,口号只是口号。即便人手一把锄头,掘去沥青的马路能长庄稼,也得等到秋后才能吃到嘴里,而存粮只能吃到七月底。五十万张嘴,成了国民党的沉重负担。
七月下旬,蒋介石致电郑洞国,从八月一日起,疏散长春哨卡内人口,只准出卡,不准再进。
共产党早已森严壁垒。六月二十八日,一兵团政委萧华在围城政工会议上说∶敌人疏散人口的方法,可能有以下几种∶一、强迫逼出,二、组织群众向我请愿,三、搞抬价政策,收买存粮,逼得群众无法生活不能不外逃,四、出击护送群众出境。因次我对长春外出人员一律阻止,但不能打骂群众,纵有个别快饿死者须要处理时,也要由团负责,但不应为一般部队执行,更不能成为围城部队的思想。(30)。
八月十七日,一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际,在围城部队高干会议上的报告中说∶在围城时期,基本上还是执行围困封锁,禁止人民与长春市之来往,禁止与长春之贸易关系。但在我警戒线附近,因蒋匪之抢掠驱逐与强制疏散而奄奄待毙之饥民很多,死亡率很大。这些人已经不可能回到长春市内增加敌人之负担,故我们还是必须加以救济。这对我们的政治影响及部队的影响是很大的。关于放出与救济这些难民有以下几个原则∶甲、难民已进入警戒线内及警戒线外附近之地区,或我军攻占之地区,对是饥饿死亡很严重者,放出或予以就地救济,至于城内及敌乘隙新疏散出来之难民则暂不能救济,待调查之后听候处理,对于尚存有粮食,或将存粮出卖者不予放出。
乙、不是大批号召及整批自流的放出,而是在部分地区(即指定一定的放行之道路)采取部分的放行,故可先派工作人员进入难民地区进行调查,将真正的难民予以组织,告以放行之时间地点,并予以证明,每一期预计放行之数目要先期报告,以便准备救济。
丙、在放出之难民中,工人与学生可以吸收者经难民处理委员会转至适当地点收容,但不是号召城内工人学生都出来。对于真正有特殊技术之人才,可以号召争取其出来,亦送委员会。(31)。
九月九日,“林罗刘谭”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我之对策主要禁止通行,第一线上五十米设一哨兵,并有铁丝网壕沟,严密结合部,消灭间隙,不让难民出来,出来者劝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但后来饥饿情况愈来愈严重,饥民变乘夜或与白昼大批蜂拥而出,经我赶回后,群集于敌我警戒线之中间地带,由此饿毙者甚多,仅城东八里堡一带,死亡即约两千。八月处经我部分放出,三天内共收两万余,但城内难民,立即又被疏散出数万,这一真空地带又被塞满。此时市内高粱价由七百万跌为五百万,经再度封锁又回涨,很快升至一千万。故在封锁斗争中,必须采取基本禁止出入,已经出来者可酌量分批陆续放出,但不可作一次与大量放出,使敌不能于短期内达成迅速疏散。如全不放出,则饿死者太多,影响亦不好。
(二)不让饥民出城,已经出来者要堵回去,这对饥民对部队战士,都是很费解释的。饥民们会对我表示不满,怨言特多说∶“八路见死不救”。他们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小孩丢了就跑,有的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战士见此惨状心肠顿软,有陪同饥民跪下一道哭的,说是“上级命令我也无法”。更有将难民偷放过去的。经纠正后,又发现了另一偏向,即打骂捆绑以致开枪射击难民,致引起死亡(打死打伤者尚无统计)。(32)。
比之草民百姓的命运,人世间的一切苦难都黯然失色了!
白骨之城
“兵不血刃”的长春之战,把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推上第一线。
尚传道在回忆录中写道:“根据人民政府进城後确实统计,由于国民党‘杀民’政策饿、病而死的长春市民共达十二万人。”(33)10月24日,南京《中央日报》在一篇《长春国军防守经过》中写道:“据最低的估计,长春四周匪军前线野地里,从六月末到十月初,四个月中,前後堆积男女老少尸骨不下十五万具。”
长春变成不折不扣的死城,饿俘之城,白骨之城!
天塌了
67岁的宋占林老人,离休前是长春市二道河子区城建局环卫科长。
老人说:
1948年春节前後,吉林和周围城镇有钱人都往长春跑,中农也跑,大车、爬犁络绎不绝。国民党宣传共产党“共产共妻”,“流血斗争”,都害怕。长春一下子就变挤了,住房紧张,煤柴紧张,谷草最贵,一斤谷草换几斤大豆。跑进城的难民都有马。那时粮食还不见紧张,大豆有的是,都用豆饼、大豆烧火做饭。我家也是,锅上锅下都是粮食。天化时就不大行了。先是把黄豆磨成面吃,不消化,胃受不了。难民杀马,烤马肉吃,像现在街上烤羊肉串儿似的。最先饿死的不少是难民,和进城谋生计的手艺人。
我就这二道河子生人。父母,弟兄四人,四个妯娌,三个孩子。
我们兄弟身强力壮,我和大哥是木匠,二哥是铜匠,在贫民区中算中上等人家。就这样,13口之家也死了4口:父亲叫流弹打死了,孩子全饿死了。
朝阳区东朝阳路9居民委员会主任李素娥老人说:
那时,我家住在老虎公园(今动植物园)北门。一家8口,父母和6个孩子,我是老大,那年16岁。父亲在南岭运动场画跑道圈,原来就病厌厌的,最先饿倒的,接著是大弟弟。男人不经折腾,女人抗劲儿。我们家全靠我折腾了。爹妈常说:是素娥救了一家人哪!
我们7月中旬断粮,吃野菜、树皮。先扒榆树皮,扒掉老皮要里面那层嫩的,粘粘乎乎挺好吃,後来甚麽树都扒,老皮也吃。长春树多,夏天马路上不见阳光,都是荫凉。都扒光了,白花花的,我有个二姨叔叔,在“60熊”一个特务连做饭。伪满时,爹妈卖只200多斤渚,给他娶的媳妇。妈说:3年大旱饿不死厨子,你去看看能帮点不。进屋就见锅里煮著大米饭,二婶拿锅盖就盖上了。二叔说:你吃一碗吧。我恨不能把头都拱进锅里,一想到爹妈和弟妹,就说给两碗我拿家去吧。二婶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说我们今晚就揭不开锅了,还给你拿家去?我妈哭著说:这年头没亲戚啦!
我家房后有块地,头年种点谷子,吃了些,装了三枕头。藏着掖著,寻思不到快饿死时不能动。邻居有两个姑娘和国民党不正经,不知怎麽叫她们知道了,来几个“60熊”,硬给抢走了。一家人哭啊。爹说:这是命,遇上小人了!
说到头,还是空投大米救的命。
得拿命换。
老虎公园是个空投点,飞机一来就掉粮袋。尽是大米,南方大米,东北人叫“线米”,飞机一响,国民党就戒严。看不住。老百姓早准备好了,哪儿都藏人,空投也不都那麽准,老百姓抢,国民党就开枪。开枪也抢,用小刀划开袋子,搂些就跑。有的见到粮食就往嘴里抓,甚麽部不顾了,也忘了,枪打刀扎,就那麽抱著粮袋不放,枪打死的,人踩死的,每天都有,我们家人祖祖辈辈都胆小,可人到了那汾上也就没甚麽胆小胆大的了。妈甚麽也舍不得吃,总让我吃个半饱,说你是咱家顶梁柱呀。我哪吃得下呀?走路打晃,动一动就冒虚汗,可一看粮袋掉下来,劲就来了。白花花的大米捞在手里,那是全家人的命呀!
有个姓刘的钴娘,比我大一岁,叫粮袋砸死了。离我不到10米远,砸得扁扁乎乎的。
朝阳区义和路居民张淑琴老人说:
一天,我坐在炕上哄孩子,喀嚓一声,一袋粮食掉下来。还没明白怎麽回事儿,吵儿巴火进来几个国民党,都是新7军的。魂儿都吓飞了,没听见他们问甚麽。翻一大阵子,粮袋砸穿房盖掉在天棚上了,正在我们娘们孩子头顶上。是炒黄豆。他们就骂,说吃黄豆拉稀肠子都快拉出来了,大老远的还送这破玩艺儿,嘴里这麽骂,那眼睛瞪得“大眼贼”似的,掉进墙里的也抠出来。
国民党有搜粮队,一斤半斤也拿走。我们家来过一次,翻得碗朝天,瓢朝地,用铁钉子往地下捅。
有天来个兵,翻出几个大饼子。我哪能撕巴过他呀,就说:你看看我那孩子吧,小猫小狗也给留条小命吧!他还有点良心,给留下两个。
那年我25岁,3个孩子,大的6岁,小的1岁。唉,哪还叫孩子呀,猴啥样他们啥样。小女儿就那麽饿死了。吃奶孩子没听说有活过来的。再困个把月,就全完了。
李素娥:
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