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他们被督战队的枪口逼著往上冲时，那不过是一群武装的囚徒而已。
他们的敌人，本来是那些发动这场内战的人，是那些吞噬人民血汗的贪官污吏。
要麽杀人，要麽被杀，别无选择。活路只有一条，就是冲上去。
冲不上去被敌人杀，退下来被自己人杀——在这个世界上，他们还有自己人吗？
只有远在故乡的父母、妻子和儿女，在日夜牵挂著他们。为他们祝福，为他们祈祷，望眼欲穿盼归去。
黑土地上陪著他们的，是冰天雪地，是“大烟泡”，是吃红了眼的猪和狗，是兴奋的聒噪著的肥硕的乌鸦和秃厉。
从新开岭到张麻子沟，从塔山到辽西那些窝棚，人们传说夜夜都能听到鬼叫，南腔北调的。老人们说，那是回不去家的鬼魂，在哭，在闹……
义县城破，93军暂20师1团团长赵振华，把枪口缓缓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
枪炮声中，他又看了这个世界一眼。他看到了妻子和儿子。妻子瘫坐在椅子上，泪水已经流乾了，哀哀地望著他。儿子偎在母亲怀里，惊骇地叫著：妈呀，爸呀……
手枪掉在了地上。
黑土地上，64万多官兵做了这种选择。
全国是400万。
原白城子守备区後勤部政委戚惠林，当年是12纵保卫科干事。辽沈战役後，曾在解放军官教导团工作过。
老人说，军官不少带著太太。有的战士听出是老乡，就说：都甚麽时候了，还跟著他受罪，快走吧！有些感情真深，怎麽也不走。见你就给丈夫求情，说他是为抗战打日本参军的，打鬼子险些把命都丢了。讲著就哭。周围没人，金条，戒指甚麽的就往你怀里揣。只要能对她丈夫好点，怎麽的都行。那样子也真叫人可怜。现在讲海峡两岸都是炎黄子孙，那时若讲这个，阶级立场可就歪大了。
张耀东老人说，他们冲进锦州师管区大楼时，里面女人吱哇乱叫：别打了，我们投降呀！有的军官想抵抗，太太就扑上去抱住他。
在操场上站队，男女分开，有些女的抱著丈夫不松手，有的跪下给你磕头，一口一个“长官”，说你可别杀他呀，要死让我们一块儿死。
有的老人讲，还有女军官，有的还抱著吃奶孩子。
3纵打到海南岛後，某师两个连乘车在山路上行进，後面有几辆国民党军车。师长见了，问怎麽不打。一位副教导员说，这几辆车跟10几里了，不像是武装人员。师长火了：你怎麽知道不是武装人员？
给我打！机枪小炮架起来，几辆车翻的翻，著火的著火。喊著“缴枪不杀”冲上去，全傻眼了：车上都是国民党家属，死的死，伤的伤，女人哭，孩子叫……
很多文学名著都表现了这样的主题：置身於庞大军事机器中的主人公，终于从切身经历的惨痛中看透了战争。战争与他和他的伙伴毫无相关，他们只是为著一个腐败的政权，或是某个独裁者，在残杀无辜和无辜被残杀。
要钱不要命也好，为“主义”奋斗也好，被逼无奈只有杀人也好，那些像赵振华那样有机会做一次自我选择的军人，或多或少，是会领悟到这场内战对他们到底是意味著甚麽的。
那些来不及进行选择而抛尸黑土地的人，在流尽最後一滴血前，看一眼蓝天和大地，那眸子会闪烁些甚麽？他们知道谁把他们送进绞肉机的吗？
“蒋介石先生”
四平保卫战中，毛泽东直言不讳：
必须准备数万人伤亡。⑻
1946年12月30日，蒋介石在特天字第70号密令”中说：
本年一年来之剿匪军事，全由我各将领指挥，我方官兵忠勇奋发，替主义牺牲，替真理奋斗，多能达成艰巨任务，奠定统一基础，即是以安慰国家及阵亡将士之灵，亦是以雪我国无穷之耻，惟念将士死伤之惨，以及冰天雪地之苦，不禁为梦魂不安……
不能说蒋介石的感情完全是虚伪的，可这位政治家果真长着一副菩萨心肠吗？
几十万人都是没见过冰天雪地的南方人，一批批倒毙在冰天雪地之中，10月16日，“美龄号”最後一次从沈阳西返时，路过大火熊熊的锦州，又在塔山上空转了两圈。他看到填满了饮马河的尸体吗？到锦西后，他眼含热泪，恨恨地说：我和他们拚了！
倘若这场战争是打日本，蒋介石虽败犹荣。再有几十万南国男儿抛尸冰天雪地，历史也将铭记著蒋介石的中国心。
倘若蒋介石是这场大战的胜者，还会眼含热泪吗？
台湾报纸发表不少蒋介石晚年家居生活照。和夫人丽影相随。与长媳及孙女。孙婿含笑合照。与曾孙慈祥对奕。含饴的晚年，弄孙之乐，其乐陶陶。
从长白山到海南岛，那些绝了香火，回不去家的灵魂呢？那夜夜不息的哭叫声，是在向谁索命？
石瑛老人讲过这样一番话：和平年代，连职干部犯了错误，换个地方，好好干，3年就能改观。营职要5年左右，团职8年左右，师以上10年吧。战争年代快，打两个好仗，马上就改观了。
中华民国的总统需要多少年？
石瑛老人当然没有想到这个问题。这是根本不同的两码事。但是，答案已经有了。
194S年12月25日，新华社发表《陕北权威人士谈战争罪犯问题》，谈到蒋介石等43名战犯，“是罪大恶极，国人皆曰可杀者”⑼。
1988年3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查院发公告：“对去台湾人员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往大陆犯有罪行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六条关于对犯罪追诉时效的规定精神，决定对其当时所犯罪行不再追诉。”⑽。
总统与士兵平等，都是40年。
蒋经国去世，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发去唁电：“惊悉中国国民党主席蒋经国先生不幸逝世，深表哀悼，并向蒋经国先生的亲属表示诚挚的慰问，”⑾。
蒋介石去世，新华社发表消息：“国民党反动头子，中国人民的公敌蒋介石死了。”⑿。
如果蒋介石能再活上13年，中国共产党即便不发封唁电，新华社还会发这样的消息吗？
实际上，蒋经国未去世前，共产党就称其父为“先生”了。
三分之一世纪风吹雨打，“头号战犯”、“人民公敌”变成了“先生”。那些在冰天雪地中冻成冰跎样的尸体，那些在热带和亚热带烈日下一会儿就膨胀了的尸体，会死而复生吗？
黑土地上没有国民党阵亡官兵纪念碑（黄土地和红土地大概也没有。台湾肯定会有的）。中国人好像没有为对手立碑的习惯。
然而，在华夏大地的每个“凡尔登”，都耸立著一座无形的无字碑。
每座碑都在告诫中国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告诫中国人不要忘记发动了这场内战的那个人的姓名。
那是岁月的风雨永远吹打不去的。
河两岸是百姓
两次世界大战死亡的4千万人中，一半以上是平民。
在中国这次内战中，直接和间接死於战争的老百姓，知多少？
白红黑
锦州凌河区菊花街印染二委主任，52岁的张玉杰说：打仗时，我家住在古塔区南街西二胡同。一个大杂院10多户人家，住一连国民党。外边朝里打，里边朝外打，我们钻在果窖里打哆嗦。50多人死两个。没来得及进果窖打死一个，炮弹片从气孔钻进去打死一个。国民党不行了，也注果窖里钻，和老百姓换衣服。八路喊“缴枪不杀”，我们一家三代举著手走出来。现在看电影电视，一看到谁投降就想起这段，心头直扑腾。当时才12岁，觉得挺好玩儿。
菊花街陶瓷联委书记，57岁的郭维珍老人说：我姑奶奶住在神社附近，那儿打得凶，死的人多。姑爷爷不在家，就她领三个孩子。炮弹房前屋後响，谁知哪下掉头上呀！一会儿钻地洞，一会儿趴在炕沿下，一会儿拖儿抱女再往地洞跑。女的没主意，也是“麻爪”了，姑奶奶总叼咕，说後趟房40多个人躲在地洞里，炮弹打上去，全捂里了。一唠起来，她就说那命是检来的。
哈尔滨Zll医院原副院长韩德老人，四平攻坚战时还未参军，是市立医院内科医生。老人说：问问四平老人都知道，那一仗下来，全市完整无损的房子基本没有了。
咱们部队一层层往里推，推到哪里，两边炮弹就往哪里砸。大大白天晚上烧。老百姓开头都躲在家里，盼咱们快打进来就算熬过去了，哪知打起来没头了，就开始往外边跑，天上飞机炸，地上炮弹打，子弹嗖嗖飞，那人死的呀，包袱箱子扔一地。没人管。那功夫谁管谁呀！死个人不如只小鸡。哪是逃命是玩命呀！玩命也比等死强，我爱人怀孕四个月，跑不动了，我就扶著架著她。那时那人真抗折腾。
塔山镇65岁的张连生老人说：开仗以前，八路让老百姓走，走2千多口人。胆大的，腿脚不方便的，顾家不顾命的，留下了。各找出路。俺一家6口跑到12里外的老官堡，就听那炮打的呀，天都红了，就惦着那个家甚麽样了。庄稼人除个家还有甚麽可惦念的？回去一看全毁啦！炸的炸，烧的烧，没一家好房子。河西南国民党那边都平了，死伤几千口子，张国胜老两口全炸死了。那个哭呀，哭人，哭家，哭这个日子还怎麽熬呀……。
71岁的王振成老人说：俺家六间房子，八路要扒了搭炮楼。俺跪下磕头，说庄稼人盖个房子不易呀，老少10多口子，好歹留个窝吧。扒了两间偏房，四间正房拆去了门窗。唉，没扒棹也打完球的了，打完仗都走了，叫老百姓怎麽活呀！怎麽活也得活，鼻涕一把泪一把，搭巴搭巴猫一冬。
塔山、锦州、辽西打烂的那些房子、窝棚，还来得及在第一场大雪前“搭巴搭巴”。文家台呢？零下35至40度，大雪没膝深，打平了。
三个冬天，国共两党在冰天雪地中大打出手。一仗下来，雪白，血红，打烂的房子朝天张著焦黑的大口。
堑壕中有冻死的士兵，废墟上有冻死的百姓。
从亚洲到欧洲，当许多饱受战人蹂躏的国家，正在废墟上重建或己经重建了家园时，我们却在8年抗战的废墟上，继续制造着废墟。
瓦砾、饥饿和死亡！
地震可能发生在冰川，海洋，大漠。这场内战不可能在没有人烟处进行。这已使卷入战争的百姓遭难。劫难还不仅於此。
1945年10月，共产党放弃鄂豫根挎地北移後，国民党军队进入“匪区”，大肆屠杀“通匪人员”。甚至斩草除根，一家老少全部杀掉，1948年10月13日，南京《中央日报）载文《舟山群岛剿匪记》，刊登5幅照片，中间一幅为“东福山俘获之女匪”，照片上3个短发少女，纤秀、朴实，典型的渔家女儿形象。中间一个低着头，两边的向前望看甚麽，左边一个顶多不超过15岁，一双不谙事的大眼睛，满脸稚气，毫不在乎。那神态与其说是“坚贞不屈”甚麽的，倒不如说更像在一场“捉猫猫”游戏中被捉住了，觉得挺好玩儿。
辽沈战役期间，廖耀湘兵团西进路上，对沿途村镇“共匪干部”和“通匪人员”，也是抓的抓，杀的杀。
当时是8纵民连兼敌工部长，离休前往中国科学院工作的潘纯老人说，他家在冀东青龙县七道河村。抗战时那里是“人圈”。“八·一五”后是拉锯区。国民党来了杀一批“通匪人员”，共产党来了再杀一批“通匪”的。全村500多口人，死的死，逃的逃，解放时就剩几十口了。
礼义之邦的中国，政权更迭从来都是在血泊中进行的。
“胜者王侯败者贼”，永远倒霉的是老百姓。
黑土地上一些老人说：那时呀，管它谁输谁赢的，老百姓就盼著快点打巴打巴完了就好了，可折腾不起受不了啦！
若再打上10年、8年的，也得受着。
养不活
1947年收成不好，1948年又是个灾年。
春旱，苗未出齐。夏涝，雨水之大为30年所未有。辽河沿岸很多村镇成为泽国，粮食绝收。头年就是先旱後涝，当年又多个虫灾，仅此一项，沈阳附近各县，半个月左右就减产三成以上。
天灾战祸，双刀齐下。
卫立煌的既定方针是个“守”字。
古人说“守有十全”，“粮草足”为“十全”之首。而沈阳的马路和兵工厂是不长庄稼的，只有出去抢。
《辽沈战役亲历记》，这样描述卫立煌的”抢夺小麦之战”：
卫立煌命令东北政务委员会及辽宁省政府宣布重价购粮，但毫无结果，於是又召集军长以上开会研究如何抢购粮食问题。当即决定各部队自行向当地征购，并规定十分之二的提奖办法，以鼓励各部队积极征购。谁知粮食欠收，民食尚感困难，征购不易，开始各部队向民间强迫征购，後来发展到抢夺，不顾人民死活，造成鸡犬不宁，人民大批向外逃难，十室九空，厥状甚惨。⒀。
廖耀湘兵团西进途中，粮食问题是这样解决的：
“兵团行动期间，应就地征收粮秣，即掠夺粮食，以空出来的吨位，增运弹药。”⒁。
“新一军在彰武台门附近大肆枪掠各个粮栈的粮食，并争先恐後的用汽车、大车运住新民和沈阳，在市场上高价出售，以肥私囊。”⒂。
杀民养军
共产党闯到关东初期，“对人民强迫使用五百元、一百元之大边币，造成物价飞涨，商店关门，粮食除一部分吃日本存粮外，其馀到一处吃一处……”
1948年5月10日，东北军区後勤党委会出版的《目前後勤运输状况任务组织和运输的统一与使用》”中，有这样几段着：
“部队高度集中，物资供应就是问题了，粮食吃光了，部队先是吃地主富农的，後来就吃中农的，最後无法只有吃贫雇农的了。吃猪也是如此，先吃大猪，大猪吃完吃中猪，最後吃小猪，、马是先吃马草，壳草，壳草吃完吃高粱杆子，最後只有啃木头。”
“人民负担占全部收入百分之廿五至卅，农民收的粮食百分之廿五至卅交给了公家，另外还要购粮，占农民收入百分之十至五。”
“抗战时期在苏北最多的负担才百分之十五，一般的地主富农百分之十五，中农才百分之十，贫雇农才百分之二至五。”
同年3月20日，中央转发“林罗谭”关于东北野战军政工会议情况的报告”中说：
因城市在我围困时群众受敌统治无家无食，一旦被我攻占後，即需救济，否则不能过活，鞍山被我攻占之第二日即发生两家贪民实行全家自杀惨剧，故攻占城市在目前对我负担很大。
同年8月21日，热河“分局军区”在给“林罗刘谭并中央”的一封电报”中说：
（一）我们要求二十五个团再减少一半，原因是：
A，扩新到冀东，党与群众队伍非常混乱，大批逃兵回家，还有少数份子勾结地富和被撤掉的坏干部上山当土匪。队伍未整顿前，扩军只有强迫命令，使党与群众更加对立，造成严重后果，冀热察基本人口七十多万，新解放区四十多万，老区已扩军及地干共六万多人（抗战时死亡在外），有些区村已无几个青壮年。政权干部为妇女担任，热河四百三十万人口，十八岁到四十岁青壮年约八十万。“八·一五”到现在参军约廿万人，村以上地干脱离生产者，约四万人，土改中杀掉五千人，鼠疫伤寒饥饿死掉约四千。当土匪者被杀者约二千，国民党抓去若干烟民青壮年约廿万，如果再大量扩兵，则无法维持生产与战勤，尔後主力补充亦无办法。
B，养不活（现冀察热辽区负担人口只一千万），冀东三百九十万，热河四百二十万，冀察热一百二十万，各区游击区约二百万，现在脱离生产人数包括扬罗兵团（扬德志、罗瑞卿乒团——笔者）在内，已达四十一万，如再扩兵三十五个团，则为四十七万，无论如何养不活，现在人民已处在异常悲惨的状态中。
从城市到乡村，从“敌占区”到“解放区”，内战中的黑土地是一幅怎样的图画呀！
1912年（民国元年）至194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