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里。
独孤皇后也知道自己做得太过分，又是担忧，又是愧疚，到杨坚回来，立马“流涕拜谢”。高颎、杨素两位大臣又从旁好好劝解，终使得隋文帝杨坚回心转意，并“置酒极欢”。而独孤皇后此后也有所收敛。从这件事不难看出，独孤皇后的嫉妒心虽重，可两人感情更深。要不，贵为皇帝的杨坚也不会跑到深山里哭鼻子，早就把她废了。一个皇帝怕老婆怕到这份上，也是够难为他了。
独孤皇后的嫉妒若只是因为爱她的丈夫也就罢了。可她澎湃的醋意竟溢到朝堂之上，宫门以外。史书上说，她后来竟连大臣的小妾都看不顺眼，每“见朝士及诸王有妾孕者，必劝上斥之”。这就有点匪夷所思，估计是
更年期的心理异变吧。
当时，有个叫高颎的大臣，就是曾在山里劝导过杨坚的那位，是隋朝的开国元老，德高望重，与独孤皇后的娘家也有着深厚的交情。原配夫人去世后，身为相国的高颎很是伤心，曾对独孤皇后说：“瑟弦骤断，唯斋居诵经而已。”这话深受皇后赞叹。可不久传来相国爱妾生子的消息，令独孤皇后火冒三丈。她认为高颎表里不一，想他表面上痛念亡妻，暗地里却宠爱小妾，更是觉得愤怒，再想起当时高劝文帝时讥讽自己是“一妇人”（其实高颎说的“妇人”是指尉迟宫女），心里更是怀恨不已。于是在文帝耳边猛吹枕边风，不让高颎的日子好过。真是不明白别人生孩子和她有什么关系？可见，女人的嫉妒心，一旦失去控制，真是可怕。
遗憾的短视
更过分的是，她还强力干涉儿子的夫妻之事。在她晚年，好像越来越见不得小妾，特别是小妾生孩子。她曾定过一个荒唐的规矩：“后庭有之，皆不育之，示无私宠”，恨不得大家都要从一而终，估计这也是更年期焦虑症的表现之一。而她一生犯的最大错误，便是鼓动杨坚废了太子杨勇，而改立晋王杨广。废太子，最大的理由就是嫌杨勇不爱正室元妃，而爱小妾云氏，还跟云氏生有一子。而立杨广，也是因为杨广巧妙利用了她的弱点，装出一副节俭仁孝、不好声色的样子。据说杨广府里的偏妃或宫女有孕都偷偷打掉。真是没见过这样做母亲的，都管到儿子的性生活上了。
也许正是这种泛滥的嫉妒心让独孤皇后心神俱扰，刚刚50岁便重病不起，很快就一命归西。皇后死后，文帝终得以解放，放纵声色，其中最宠幸江南美女宣华夫人陈氏和容华夫人蔡氏。由于贪欢过度，一年之后便身染重病，卧床不起。这个时候，文帝又想起他的皇后来，不免有所感念，有所懊悔，辛酸地对侍者说：“使皇后在，吾不及此。”
而事实证明，独孤皇后犯了一个非常大的错误。她所推崇的“节俭仁孝、不好声色”的晋王杨广，其实恰恰是个不扣不扣的骄奢荒淫的家伙。在老父亲病重时，他便敢在父王的寑宫里调戏父亲的宠妃陈夫人。这时，杨坚才恍然大悟：“畜生何足付大事，独孤诚误我！”只可惜，后悔已晚，祸根早已埋下，悲剧已经开始上演。
如果独孤皇后地下有灵，知晓她所选择的杨家接班人是这样一个大淫虫时，不知会作何感想？两人若在九泉之下相会，执手相看泪眼，除却悲叹，还能怎样？
几千年的帝王家史，大概只有独孤皇后享受了“一夫一妻”制的待遇吧。“孤家”配“寡人”，也真可谓绝配！我们必须承认，身为一个女人，独孤氏最大的幸运便是嫁对了人，虽然谈不上“驭夫有术”，可还是很成功地“管住”了她的男人。难得的是，她没有用政治的手腕（或阳谋，或阴谋）来处理夫妻关系，只是以女性的本能，娇蛮地爱着她的男人。更难得的是，身为帝王的杨坚，竟容得了她，而且是一辈子。也许，这就是爱情的力量吧。
长孙皇后：母仪天下的榜样（1）
长孙皇后（601—636），长安人，祖先为北魏拓跋氏，父亲长孙晟隋时官至右骁卫将军。她从小爱好读书，通达理仪，十三岁时嫁给李世民为妻。李世民升储登基以后，被立为皇后。长孙皇后生性节俭，母仪天下。贞观十年（636）六月，长孙皇后在后宫立政殿去世，年仅36岁。同年十一月，葬于昭陵。
她用伟大的母性温暖了一个时代，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不朽的传奇。
爱护丈夫以情为本
长孙皇后是隋朝一位将军的女儿，身上流有鲜卑族的血液。《唐书》上说她“少好读书，造次必循礼则”，自小便显示出非凡的一面。她的舅舅高士廉曾给她算过卦，卜卦的人说她“坤厚载物，德合无疆”，贵不可言，以后必将“辅相天地之宜而左右人也”。
这自然是史官的奉迎和迷信的附会，但她的性格中，确实有一种刚柔相济的迷人力量，温敦大气和端庄文雅如此和谐地体现在她身上。她13岁时便嫁给比自己大两岁的李世民为妻，恩爱异常。李世民是一位了不起的大英雄，18岁时便劝自己的父亲李渊扯起义旗，反对混蛋皇帝杨广，终取得天下。在这个过程中，长孙皇后一直是李世民的贤内助，帮了不少忙。
当初，天纵神武、野心勃勃的李世民，并不甘心只做一个小小的秦王。因此，他积极收拢人才，暗暗积蓄力量，或是招募如尉迟敬德、秦叔宝等大批骁勇武将，或是礼待长孙无忌、房玄龄等诸多名士文臣，先建立自己的“影子”内阁，为夺取皇位做好准备。因此他的“天策府”当时有“小朝廷”的名号。这也就难怪当时有人对李渊说：“秦王恃他大勋，不服居太子之下。”
为了博取父亲的好感，也为了“隐太子猜忌滋甚”，长孙氏便在丈夫的授意下去皇宫做“卧底”，“孝事高祖，恭顺妃嫔，尽力弥缝，以存内助”。这样，一方面可以稳住老父的情绪，也可以积极探听太子党及朝廷的风向。估计后来李世民向老父亲告太子“淫乱后宫”的状，她也搜了不少材料，做了不少工作。因此，后来当李世民精心策划并发动“玄武门之变”，干净利索地除掉自己的政治对手（也是自己的亲兄弟）时，长孙氏才会“亲慰勉之，左右莫不感激”。后来，她病死前还亲自嘱咐太宗，对当时兵变的功臣房玄龄“非有大故，愿勿弃之”，因为“玄龄事陛下最久，小心谨慎，奇谋秘计，皆所预闻，竟无一言漏泄”，这说明长孙皇后有冷静的政治头脑，她早就充分认识到政治斗争中“奇谋秘计”的重要性。因此，对于丈夫“亲执弓射杀其兄，疾呼以加刃其弟”，长孙氏并未抱“妇人之见”，而是心安理得地跑到一线，亲自犒劳慰问，这不但说明她有着过人胆识和理性，而且见证了她对丈夫的爱之浓、情之深。
辅佐君王进退有节
虽然后世对李世民以杀弟弑兄的非正常手段取得皇位喋骂不休，可实事求是地讲，他是一个好皇帝。他刚即位，便命令“纵禁苑所养鹰犬，并停诸方所进珍异”，还放“掖庭宫女三千余人”，政尚简肃。如此这般，自然天下大悦。
大概正是长孙氏在玄武门事变中表现得体，李世民才会如此敬重她，即位后马上立她为皇后，而且常常和她“论及赏罚之事”。长孙皇后虽然很有见地，可她有自己的原则，深知古来妇人乱政专权的祸害，因此她引用古人“牝鸡之晨，惟家之索”的话，说：“我一个妇道人家，怎能随意议论国家大事？”有意思的是，唐太宗还是很固执地讲给她听，但她保持沉默，“竟不之答”。
不过，该说话时她还是会说。她懂得如何巧妙利用母性和妻性的“润滑剂”，对太宗进行温柔而不伤体面的提醒。《资治通鉴》里记载有两件小事，最能说明问题。
长乐公主出嫁，由于她是唐太宗与长孙皇后的掌上明珠，所以想嫁妆比永嘉公主加倍。永嘉公主是唐太宗的姐姐，出嫁时正逢唐初百业待兴之际，因而嫁妆比较简朴；而长乐公主出嫁时已是贞观盛世，国力强盛，要求增添些嫁妆本也不算过分。
可魏征听说此事后认为长乐公主之礼若过于永嘉公主，于情于理皆不合。唐太宗对魏征的意见不以为然，就随口告诉了妻子。
长孙皇后不以为怒，反以为喜，赞叹道：“妾亟闻陛下称重魏征，不知其故，今观其引礼义以抑人主之情，乃知真社稷之臣也！”然而又巧妙地补充道：“妾与陛下结发为夫妇，情深意重，仍恐陛下高位，每言必先察陛下颜色，不敢轻易冒犯；魏征以人臣之疏远，能抗言如此，实为难得，陛下不可不从啊。”后来，长孙皇后还派人赐给魏征绢四百匹、钱四百缗，并温言勉励他。
还有一次，魏征不知何故又在朝廷上惹怒了唐太宗。唐太宗罢朝回宫，怒气冲冲地说：“会须杀此田舍翁。”长孙皇后问是为谁发这么大的脾气。天子说是魏征，因为每每当廷给他难堪。长孙氏没说什么就退了下去，换了一身庄重的朝服站在庭前。李世民很惊讶地看着盛装的妻子。长孙皇后一本正经地解释道：“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征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贺！”唐太宗听了先是一怔，既而欣喜，脸上乌云一扫而空。
也许正是“淑问不已，柔风允塞”的长孙皇后赐予臣子温柔的力量，使得魏征犯颜直谏时多了几份豪然的底气，使得冰冷的政治有了一点人性的温度，也成就了一位圣明的君王。直到生命的最后，长孙皇后还惦记着“谴归第”的贤相房玄龄，并向她深爱的君王提醒贤臣的价值，为她关心的臣子争取报效的机会。
治理后宫以德服众
作为后宫统帅，长孙皇后深知她的舞台在什么地方，也深知皇宫里关系的复杂和微妙。因此，最好的治理办法便是以身作则，以贤淑无私的德行默默感化，为后宫做表率。
史书上盛赞她的简朴。不仅她的服饰什物非常简朴，而且她所使用的一切物品，都以够用为限，从不铺张。就是对自己的儿子，也同样提出克制物欲的要求。当时太子李承乾的乳母遂安夫人奏请增加东宫什器，长孙皇后便直截了当地告诫说：“太子患无德与名，器何请为？”不留余地地拒绝了东宫增加器具的请求。但对于后宫妃嫔，她又是极其宽容。每逢后宫有人惹怒了皇上，她会先顺着皇帝的意思将其“绳治”，等皇帝怒气消了，她又多半会替其开脱，“终不令有冤”。当时，有个妃子生下豫章公主后便不幸死去，皇后就将其收养在身边，视为己出。如果下边的妃子宫人生了病，她也会派人送药，并亲自前去看望抚慰。正是这些温馨感人的细节，终使得“下怀其仁”，后宫不再冰冷，呈现出一派祥和温馨的气氛。
长孙皇后还搜集了古代妇女的事例，亲自编撰了一本《女则》，共十篇。她写这本事的目的只是为了“自检”，并没有留传后世的野心。等她去世后，这本书才被呈奉给皇上。唐太宗看后痛哭不已，给身边的臣子看，说：“后此书可用垂后，我岂不通天命而割情乎！顾内失吾良佐，哀不可已已！”
自醒的目的，是为了更加清醒地面对现实的人生。当初，李世民预备起用妻兄长孙无忌来辅政的时候，长孙皇后就坚决地表示反对。因为她认为这样会重蹈汉代吕、霍的覆辙，使朝廷和自己的家族都卷入本可避免的政治漩涡里。后来，在她病情渐有不起之势时，太子李承乾建议奏请大赦囚徒，度人入道，为母后祈福。可她坚持不许，因为她清醒地知道“死生有命，非人力所加。若修福可延，吾素非为恶。若行善无效，何福可求”。她深明大义，终不愿因为自己而乱了国家的法度。就是在弥留之际，她尚殷殷嘱咐唐太宗善待贤臣，不要让外戚位居显要，并请求死后薄葬，一切从简。但这一次，皇帝没有听她的话，他下令建筑了昭陵，气势十分宏伟，并在墓园中特意修了一座楼台，以便皇后的英魂随时凭高远眺。他以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对贤妻的敬慕和怀念。
她匆匆地走完了36年的人生历程，虽然短暂，但并不影响她的完美。在她当皇后时，朝野上下是一片赞声，便是后世，史家也给予她“乾坤辅佐之间，绰有余裕”的高度评价。
有一个有趣的细节，在《观世音经信笺注》中所载，长孙氏小字“观音婢”，那么，这是民间善意的附会还是奇特的巧合呢？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需记得，历史的长河里，一位菩萨心肠的皇后，曾经留下永久的感动和温暖的传奇。
正如《剑桥中国隋唐史》中总结的那样：“贞观之治”的概念一直是有力的政治象征，不仅终唐之世如此，而且对整个中国历史说来也是如此。它甚至可以成为蒙古的忽必烈、清朝的乾隆和日本的德川家康的政治样板。那么贞观之治象征什么呢？“象征着君明臣贤；文治武功皆有可观；还比较隐蔽地象征了操控历史话语的士大夫们所信奉的政治理念最大限度地得到实践的机会。其中最重要的是帝王对个人欲望的克制，这也就意味着生活上朴素和政治上纳谏。”
那么，怀念这个时代的同时，不要忘了，创造这个神奇时代君王的背后，还有一位伟大的女性：长孙氏。
美人地理
昭陵昭陵是唐朝第二代皇帝李世民的陵墓，是陕西关中 “唐十八陵”中规模最大的一座，位于礼泉县城东北20多公里处。陵园周长60多公里，总面积2万余公顷，陪葬墓180余座，被誉为“天下名陵”和世界最大的皇家陵园。从唐贞观十年（636年）太宗文德皇后长孙氏首葬到开元二十九年（741年），昭陵陵园建设持续一百多年，地上地下遗存了大量的文物。
文成公主：来自大唐的“天使”（1）
文成公主，唐宗室之女。贞观十五年（641年），唐太宗将其嫁于吐蕃赞普松赞干布，从此，吐蕃与大唐结盟，“甥舅一家亲”。文成公主入藏时，带去大批书籍、药材、蚕种和许多吐蕃没有的谷物、果品、蔬菜的种子。文成公主于唐高宗永隆元年（680年）病逝，藏族同胞亲切地尊称她为“救助度母”。
她为何要下嫁吐蕃？
文成公主下嫁吐蕃的松赞干布，并非出于她的本意，而是缘于唐王朝的边疆政策。唐朝初期，趁“中国新定”，周边诸多少数民族政权不断侵扰发难，“边患纷争”实为中央政府最头痛的问题之一。若要根除边患，不外乎两种办法，或是“发兵殄灭之”，或是“与之婚姻”（即和亲）。两者相权取其轻，对刚刚安定的唐王朝来讲，“和亲”不失为一种好的缓解策略和解决办法。对此，唐太宗也有着清醒的认识。他知道，若以战争手段解决，痛快是痛快，可“兵凶战危”，不见得有好结果。而采用和亲政策，虽有些不痛快，可为天下百姓计，“苟可利之，何爱一女！”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在“用兵”时机不成熟的前提下，唐太宗曾先后将弘化公主和新兴公主分别嫁给吐谷浑王和薛延陀的大汗。
这个时候，吐蕃的赞普松赞干布势力日渐强大。当时的松赞干布还很年轻，也就十七八岁的年纪，听说突厥和吐谷浑“皆尚公主”，很是羡慕，便在贞观十年（636年）派使者带着大量金银珠宝，向唐太宗“奉表求婚”。然而唐太宗不知出于什么考虑，竟没有依允。根据《旧唐书》等史料记载，可能是缘于吐谷浑王的挑拨离间。想来也能理解，吐谷浑王对于这位野心勃勃的“强邻”，自然不会有什么好感，他大概也不愿意看到吐蕃同样成为大唐的驸马，从而使自己失去重要性。
吐谷浑王的“小动作”大概做得很到位，大唐的接待工作也“礼遂衰”，这都使得吐蕃的使者很不舒服，回到吐蕃后向松赞干布添油加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