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任民国政府参议员的魏斯耿结婚。过了三年幸福、平静的生活后，再次孀居。
13年后，当商鸿逵采访她、准备编写《赛金花本事》时，年过花甲的她还是“最爱谈嫁魏事”，而且“每谈起”，就要“刺刺不休”。为她作传的商先生很厌烦她这样，以为她“嫁魏后之一切生活，已极为平凡，无何足以传述矣！”当时，商还是个学生，很年轻，不懂得这个经历过大起大落的女人，最羡慕、最需要的恰是这“极为平凡”的生活。
而那位写《赛金花故事编年》的瑜寿，同样不懂。他讥讽地写道：“赛氏晚年，特别珍视他们所照的结婚像，悬在房中，逢人指点。在这张照片中，魏着大礼服，胖得像一口猪，赛氏披纱，绣花服，面色苍老。”在这位瑜先生内心深处，这样一个风尘女子丝毫激不起他一点同情心和怜悯心。
赛金花晚年只称自己是魏赵灵飞，不再自称是那个独占花魁的状元夫人，也不是名满京城的赛金花。她只愿归于平淡，安静地守着一个男人曾给予的名分和幸福，在回忆中打发余生。
然而，世人感兴趣的却还是她前半生做妓女的传奇。大家要听的只是色情的故事，把玩的只是臆想的传奇，没有人懂得尊重她，更谈不上真正了解她。但有一个人是例外，他就是商鸿逵的老师：刘半农教授。他不同于那些一心从她那里猎奇换钱、沽名钓誉的人。他对她多有同情，写书动笔之前就确定了一个原则，以她本人作叙述人，尽量忠实于她本人的回忆。那时，有许多人反对他给妓女写传，认为有失学者尊严。后来刘半农急病暴卒，但在胡适先生的支持下，《赛金花本事》还是得以写成问世。在刘半农的丧礼上，赛金花献上了一副由别人代笔的挽联：“君是帝旁星宿，下扫浊世秕糠，又腾身骑龙云汉；侬惭江上琵琶，还惹后人挥泪，谨拱手司马文章”，以此表达她的敬重和哀悼。
赛金花的晚年，生活相当凄凉。她和一名叫顾妈的老仆在居仁里一处平房内闭门寡居，靠着典当和借债度日。当时，有一位叫陈彀的记者过去采访，看到的情况是：“时天已甚冷，无钱加煤，炉火不温，赛拥败絮，呼冷不已。顾妈伴赛，同居此室凡十五年，赛有卧榻，顾妈则对榻睡于一极狭极狭之春凳上，十五年如一日。此时却唯有与赛同卧偎抱以取暖”。那时，赛金花与江西民政厅魏斯耿在上海结婚（1918年）她连一个月八角的房租都付不起，当时的报纸以《八角大洋难倒庚子勋臣赛二爷》做了详细的报道。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的冬天，赛金花终于油尽灯灭，病逝于居仁里16号的家里，时年64岁。她死后，经各界捐肋，得以落葬于陶然亭锦秋墩南坡上。她的墓表，原拟请金松林撰写，可金深以为耻，说“赛之淫荡，余不屑污笔墨”，“我有我之身份，不能为老妓谀墓”，断然拒绝。那时，倒是有许多人愿意给这名奇女子写墓表，但后被一个叫潘毓桂的争得。他是个汉奸，1939年上任后不久便特意为赛金花写了一篇志文，文中恭维她在庚子年间的作为“媲美于汉之‘明妃和戎’”，“其功当时不可知，而后世有知者”。这明显是借人喻己，为自己的汉奸行径辩护。
不知被人利用了一辈子的魏赵灵飞，若在天有灵，对此会有何感想？对于这样一个离我们并不遥远的奇女子，不知是赞是叹。
因为离我们太近，所以史料丰富，演绎也非常丰富。然而，那些史料的记载，依然多是猎奇的产物，那些生动的演绎，还是毫无新奇之处。骂她也好，赞她也好，说到底还是在重复着一种变味的人文情结。难道每逢国难当头之际，我们能指望的就是以身报国的女人吗？中国重复了几千年历史悲剧，什么时候才可以止演？陈腐俗套的“红颜救（亡）国”论，又何时得以休矣？
美人地理
归园·赛金花故居在安徽省黟县建有赛金花故居，建筑的设计都有其历史依据，除了围墙是新的，内部一砖一瓦、一切构件和设置都是修旧如旧。除了依据原貌恢复旧的赛金花故居外，还修复了赛氏祖居：归园。
陶然亭·赛金花墓赛金花去世后，被葬在陶然亭香冢和鹦鹉冢之间。墓为大理石砌成，墓前立有高1．8米的花岗岩巨碑。1952年，北京市人民政府修整陶然亭时，将赛金花坟墓和墓碑一并迁走，后在“文革”中遭破坏，现存墓碑，陈放于慈悲庵石刻陈列室内。
小凤仙：代价惨重的知音（1）
小凤仙，浙江钱塘人，“流寓袁哑，堕入妓籍，隶属陕西巷云和班，相貌乏过中姿，性惦龃是孤傲，所过人一筹的本领则粗通翰墨，喜缀歌词，又生成一双慧眼，能辨别狎客才华”。民国四年（1915年），小凤仙结识蔡锷，时年17岁。同年11月，袁世凯称帝前夕助蔡锷逃出北京。都中人士赞称她为侠妓。
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民国妓女，大概就算小凤仙了。她恐怕是中国千百年来传统文化情结中“女人救国”的最后一位，也是最鲜活的一个文化标本了。那个时代，她以特殊的身份，碰上一个特殊的人物，经历了一段不平凡的故事，却因为触动了文人心中的某种情结，于是衍生了一段英雄与美人之间的佳话传奇。
蔡将军的难处
蔡锷是民国初年的风云人物。
蔡锷，字松坡，1882年出生于湖南宝庆（今湖南邵阳）。虽然出身贫寒，可是聪明好学，幼年有“神童”之称。后
留学日本，于1904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又因成绩优秀，被列为中国“士官三杰”之一。辛亥革命爆发，蔡松坡和滇军将士起而响应，一举光复昆明，蔡被推举为云南首任都督，时年仅29岁。
此时的袁世凯鬼迷心窍，一心要复辟帝制。而要坐上皇帝的宝座，就必须扫清障碍。随着二次革命的失败，袁世凯深知蔡锷与梁启超、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关系密切，所以视军界新锐蔡锷为心腹大患。袁遂于1913年10月调蔡进京，封其为“昭威将军”，并责令大公子袁克定拜蔡为师，同时还暧昧地向蔡锷透露：更辉煌的前途是陆军总长。貌似重用贤能，实则驱虎入笼。
起初蔡锷将军对满口共和的袁世凯还抱有很大的热情和幻想。但很快就看穿了袁的把戏，对他独裁、卖国、妄想称帝的种种行径大为失望。而袁世凯在对蔡锷百般拉拢无效后，便派人严密监视。
羁留北京的蔡锷将军，看似显赫，担任的却都是些有名无实的职务，终日无所事事，还要受监视。何况他身为共和元老，却要整日和一群搞帝制的小丑厮混，自然非常郁闷。后来，在老师梁启超的授意下，他暂时放下自己的“人格”，假装赞成帝制，并表现得“忠心耿耿，积极劝进”。同时，为了避袁世凯耳目，他还要故作韬晦之计。于是，蔡将军怀着非常使命，经常到北京八大胡同走动，并在那里认识了小凤仙。
小凤仙的妙处
不管我们如何感慨小凤仙与蔡锷将军的爱情传奇，都不能改变一个事实，尽管这有点令人沮丧，那就是这个高山流水觅知音的故事，更多的是文人的演绎和世俗的附会，与真实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距离。或者说，我们可能太过美化和放大了他们之间的爱情。
小凤仙本是北京八大胡同陕西巷云和班的一个普通妓女，《民初史略》上说她“相貌乏过中姿，性格且是孤傲”，只不过“粗通翰墨，喜缀歌词”，倒也颇受许多风流文士的追捧和赞赏。另外，书中还说她还生有一双慧眼，能“辨别狎客才华”，所以蔡松坡初次与她相见时，她便一眼认定蔡是一位非常人物。这个说法也可能只是文人善良过度的想象吧。
小凤仙结识蔡锷时才17岁。从后来小凤仙的回忆来看，她强调的也是对蔡将军的敬重，倒看不出文学作品里描述的那般浓情和缠绵。便是在她晚年经常拿出蔡的照片端详之时，有人问及，她也是淡淡地回答，说是一个朋友。为何要将心爱的人儿界定为“朋友”呢？我们不得而知，但她的态度确实耐人寻味。
还有一个尴尬的事实，那就是蔡锷竟没有给小凤仙留下任何能充当感情见证的信物。在随后的一年时间内，蔡将军竟也没有给小凤仙捎去任何口信。如果说是蔡锷走得太过匆忙或军务繁忙，都无法令人完全信服。由此，我们可以大胆推论，蔡锷将军对小凤仙的感情，若说逢场作戏，有点残忍，但肯定不是纯粹的儿女之情。根据当时许多重要的当事人回忆，蔡将军的出逃，是预谋已久的。也就是说，他当初去八大胡同，与小凤仙邂逅，有偶然因素，还有另一层“找掩护，遮耳目”的动机。
感情虽有不纯之嫌，好在是相处日久，蔡将军也将实情告知于她。而她也算深明大义，成全了英雄，并落下一个“侠妓”的名声。只是对于爱人而言，这样的名分就有点悲情的味道了。
助将军出逃
无论于国于家，蔡锷都必然要出逃。但小凤仙有没有协助蔡锷出逃，以何种方式协助出逃，则是很有意思也是很有争议的话题。由于蔡将军出逃的意义重大，加上潜逃的经过神秘离奇、扣人心弦，以至后来流传有多种版本。
根据梅兰芳的秘书许姬传转述小凤仙的自述：她最初并不知道蔡锷的真实身份，也不知道他反对袁世凯做皇帝。只是觉得他气度不凡，很是神秘。特别是每次一来，总有些不三不四的人跟到班子里来，给人鬼鬼祟祟的印象。其实这些人就是袁世凯派来监视蔡锷的密探。而蔡锷日日到八大胡同云和班“厮混”，本也是借小凤仙打掩护的，后来相处时间长了，有所信任，才向她吐露了真情。再后来，待时机成熟，也是在小凤仙的帮助下成功出逃。据说那天是趁着掌班过生日机会，人多杂乱，小凤仙先是有意把窗帘挑起，让外面的密探可以看见屋里的情况。然后蔡锷装作去厕所，衣服、怀表都没拿，使监视的人以为他不会走远。此时小凤仙让人把卷帘放下，外面的人无法判断蔡锷是否还在屋里。蔡锷就此从容逃走。
而蔡锷的密友：蔡锷出逃事件的重要当事人之一哈汉章回忆，民国四年（1915年）11月10日，是哈汉章祖母的八十云和班的小凤仙（右）寿辰，蔡锷应邀出席。当夜蔡与友人通宵打牌，使得袁所派的监视密探彻夜未眠，疲倦至极。清晨7时，蔡锷由哈汉章宅侧门出去，直入新华门总统办事处，煞有介事地电告小凤仙，午后12点半到某处同其吃饭。监视的密探因此麻痹大意，“不虞有他，乃小寐传达处”。于是蔡借机溜出，直奔火车站，从此一去不复返。
还有一种说法，是根据陶菊隐所写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蔡锷从10月下旬开始就经常请病假不上班。然后借着与小凤仙乘车出游的机会溜到东车站，而梁启超早已派人在车站接应。蔡混在三等车厢里，安然逃至天津。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版本，由于缺乏证据，均不足采信。
而以上三种出逃版本，或多或少都与小凤仙有关，也比较接近历史。那就是小凤仙确实在出逃中起到了一定的“掩护”作用，但看整个事件的精心策划及周密安排，估计是有更重要的人物在暗地里帮忙，而不可能像后人演绎的那样，全部功劳都归于小凤仙。
其实小凤仙也没有邀功，更没有像赛金花那样凭空演绎，她只是朴实地道出一个小女子曾经如何帮助一个大人物出逃的经过罢了。然而，不管革命党人或蔡的友人等这些“绿叶”在出逃计划中的贡献如何大，世人更关注小凤仙这朵“红花”。因此，刘成禺在其《洪宪纪事诗》中才会采信流行的说法，饶有兴趣地记录道：“当关油壁掩罗裙，女侠谁知小凤仙。缇骑九门搜索遍，美人挟走蔡将军。”
成功出逃的蔡将军“以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组织 “护国军”，通电全国，宣布讨袁，誓完成“再造民国”大业。然而，天妒英才，连日征战，蔡锷将军因旧疾复发，加上劳累过度，于1916年11月8日不治病殁，年仅34岁。蔡将军去世后，北京政府追赠他为上将军，并举行国葬典礼，同时在北京中山公园设灵堂吊唁。据传小凤仙也曾白马素车，到灵堂致祭，
并寄挽联一副，这样写道：
万里南天鹏翼，直上扶摇，哪堪忧患余生，萍水姻缘成一梦；
几年北地胭脂，自悲沦落，赢得英雄知己，桃花颜色亦千秋。
落寞的结局
蔡锷将军故去后，小凤仙的个人历史便又开始模糊不清了。据她后来在信中所述，1917年她曾和梅兰芳在北京观音寺有一面之缘，那是由徐姓省长做东的饭局。由此推断，在蔡将军故去后的相当长时间里（至少两年），她依然可以参加这样高规格的社交活动，可见当时还是京城的社交名媛。在解放前那段日子里，她先是嫁给东北军的一个师长，移居到沈阳，后来又改嫁给一个叫李振海的工人。这30多年的是非苦难，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解放后，她先是进被服厂工作，后又给东北统计局某干部做保姆。日子过得大概太过清苦，所以在1951年，趁梅兰芳到沈阳演出之便，托其帮忙。后“经梅同志之援助”，被安排到东北人民政府机关学校当保健员。耐人寻味的是，那时的小凤仙给自己起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名字：“张洗非”。
这位曾经冠盖京华，名动公卿的一代名妓，经过岁月的洗礼，终是洗尽铅华，坦然接受了命运的安排。据她的养子李有才回忆，小凤仙“吃穿坐行就透着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而她的养女李桂兰则以女性的角度总结：“爱美，整洁，不爱干活。”同时，还特地指出一个有趣的生活细节：“刚建国的时候，大家都穿得很土气，可是她特别爱穿旗袍，而且在旗袍一侧别着一个小手帕。1米6左右的个儿，不穿高跟鞋走起路来也一扭一扭，特别美……”在后辈的回忆中，这位迟暮之年的美人儿，不但干净漂亮，而且乐观随和，可就是不轻易向别人诉说心事。
对于如烟往事，纵是惊心动魄，对于惊世爱情，纵是刻骨铭心，如今也都已物是人非，还是不谈为好。不谈不等于遗忘。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她最珍贵的东西便是留存的大堆照片。蔡将军当年英姿飒爽的照片，大概是她最好或是最荣光的精神寄托了。若有人好奇问及那位将军是谁，小凤仙也只是“浅浅一笑”，以“一个朋友”淡然回应。
“不信美女终薄命，从来侠女出风尘”，这副对联的后半句，算是早早应验了。但前半句却最终没有应验。1954年春，她突然患上类似于脑血栓的病症，正是在这一年，小凤仙的生命时钟戛然而止。据说小凤仙去世前一周，一直想开口说话，但就是说不出，7天后才咽下这口气。一身传奇的她，终是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完成了人生最后的谢场。陪她一起进入棺材的，除却她“最喜欢的照片和衣服”外，大概还有那一肚子没说出的哀怨和忧伤吧。
一瞬的甜蜜爱情，一时的光鲜名分，需要付出大半生的苦涩和凄凉。传奇再是精彩，也终是别人的臆想，与现实的小凤仙倒无多大关系。这样惨重的代价，以及漠然的结局，不知小凤仙曾持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