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首府西安府知府胡延，得知巡抚至今不能复命，亦不愿接受赵家款待，一直枵腹坐等的消息，赶紧派人备了食盒来“办差”，岑春煊吃得一饱，问左右从人：“怎么样了？”
“还没有咽气，只说胸口难过，要人替他揉。”
“大概也快了！”胡延说道：“赵公身体太好，平时大家都羡慕，不想今天反受了身体好的累了。”
岑春煊不答他的话，看一看表说：“九点钟！”
复命的时限早就过了，岑春煊对赵家没有决绝的处置，深表不满。但以巡抚之尊，亦无法打什么官腔，发什么脾气，因为赵家上下都不理他，人来人往皆以仇视的眼光相看，若不知趣，很可能会吃眼前亏，唯有忍着一口气，耐心等待。
看到这种情形，胡延当然不愿多作逗留，当他起身告辞时，岑春煊突然一把拉住他说：“胡老哥，你不忙走，我跟你商量件事。”
“是！”胡延无奈，站住脚说：“请大人吩咐！”
“赵家不知道在捣什么鬼？”岑春煊放低了声音说，“钦限是酉刻，如今过了四个钟头了，到十一点子时，就是明天正月初八的日子了，复命迟几个钟头，犹有可说，迟一天，公事上就交代不过去了。这件事，你看怎么办？”
胡延心想，要人性命的事，自己就有主意也不能出，免得一则造孽，二则结怨。因而很快地答说：“大人何不请幕友来商量？”
“来不及了！而且也不便张扬。”岑春煊说：“我拜托贵府，回去以后马上找司狱问一问，有没有什么人死而无痕迹的好法子？问清楚了以后，赶紧派人来告诉我。”
“是！”胡延答说：“我派司狱来，请大人当面问他。”
“不！”岑春煊说：“你一定要问明白，如果他没办法，来亦无用。”
“是了！我让司狱去问狱卒，问清楚了，让他当面来回禀大人。”
“好！叫他穿便衣来。”
胡延答应着走了。而岑春煊却真有度日如年之感。
到了十点多钟，在赵家门外看守的抚署亲军，领进来一个穿便衣的瘦小中年人，向岑春煊行了礼，说是胡延派来的，自报履历：“西安府司狱燕金台，河南陕州人，监生出身。”
“胡知府跟你说了没有？”
“说过了。”
“你有法子没有？”岑春煊问。
“有是有个法子，不过只听人这么说，从来没有试过也不知道灵不灵……。”
“你不必表白！”岑春煊不耐烦地说：“我知道你没有试过，你只说这是个什么法子好了。”
“这个法子叫‘开加官’……。”
法子很简单，一说就明白。燕金台的话刚完，自鸣钟噹噹地敲了起来。
“十一点，是子时了！”岑春煊大声吩咐：“到里面去看一看！”
看了回来报告，赵舒翘依然未死，又哭又嚷，妻儿陪着淌眼泪，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了局？
“这可不能再拖了！把赵家管事的人，请一个出来。”
来接头的仍是那位帐房。岑春煊这一次的话很容易说，但也很厉害，他说他虽奉旨监视赵舒翘自尽，但也仅止于赵舒翘咽气之后看一看而已，决没有逼人去死的道理。如今已交正月初八子时，无法再等，只有据实复命，请他转告赵家。
所谓“据实复命”，无非奏报赵舒翘应死而不死，既然“赐令自尽”办不到，那就只有“赐死”，换句话说，是由朝廷派人来杀赵舒翘！这不但是自取其辱，而且家属亦可能因此而获罪。赵家帐房识得其中的轻重，转而请教岑春煊，如何才可以使赵舒翘毕命？
“没法子！”岑春煊指着燕金台说：“西安府的司狱老爷在这里，你自己跟他请教！”
岑春煊这一手很不漂亮，燕金台深为不悦，但碍着他的官大，只好公开了“开加官”的方法。赵家帐房回进去细说缘由，赵夫人垂泪点头。可是，谁来动手，却又成了极大难题。
最适当的人选，自然是燕金台，可是他说什么也不肯。最后还是赵舒翘的大儿子出来下跪，恳求“成全”，燕金台方始很勉强地答应下来。
到得上房，只见赵舒翘躺在床上，面如猪肝，辗转反侧地呻吟不止，只嚷“口渴”。赵夫人上前说道：“老爷，你忍一忍，马上就会很舒服了。”
“啊！啊！”赵舒翘喘着气说：“有什么法子，快点！别让我再受罪了！”
赵夫人点点头，闪身避开，岑春煊使个催促的眼色，燕金台便将预备好的桑皮纸揭起一张，盖在赵舒翘脸上，嘴里早含着一口烧刀子，使劲一喷，噀出一阵细雾，桑皮纸受潮发软，立即贴服在脸上。燕金台紧接着又盖第二张，如法炮制。赵舒翘先还手足挣扎，用到第五张，人不动了，燕金台如释重负地舒了口气。
室中沉寂如死，只听得自鸣钟“滴答、滴答”地好大的声音。好不容易看钟上长针移动了两个字，燕金台上前摸一摸赵舒翘的左胸，轻声说道：“赵大人归天了！”
就这一声，赵家忍之已久的哭声，一下爆发。岑春煊走上前去，细细检视，那五张叠在一起，快已干燥的桑皮纸，一揭而张，凹凸分明，犹如戏台上“跳加官”的面具，这才明白“开加官”这个名称的由来。
到第二天岑春煊进宫复命时，才知道赵夫人也仰药自殉了。
※ ※ ※为了安抚起见，荣禄特为写了一封亲笔信，在宣达革职的同时，送交董福祥。信中无非细道朝廷的苦衷，说洋人欺逼太甚。朝廷不得不格外委屈，革他的职，是不得已而敷衍洋人。朝廷深知他忠勇性成，必当多方保全，希望他善抚旧部，待机而起，为国报仇雪耻。
但董福祥当然亦知道，这封信的作用，是希望他安分守己。年纪大了，钱也有了，光是七月二十一洋人破京之时，纵兵大掠，出彰仪门而西，就发了上百万银子的财，果然朝廷有保全之意，倒亦不妨闲居纳福。就怕削兵权是要他脑袋的第一步，仅仅朝廷不愿深究，未必能保平安，必得洋人有何严厉的要求，而朝廷抵死不从，才能安度余年。
因此，他认为有表示态度的必要，尤其要让荣禄心存顾忌。于是，召集幕友，几番讨论，写成一封复信，派专差递到西安。
荣禄拆开信一看，上面写的是：“祥负罪无状，仅获免官，手书慰问，感愧交并。然私怀无诉，不能不愤极仰天而痛哭也！祥辱隶麾旌，忝总戎任，军事听公指挥，固部将之分，亦敬公忠诚谋国；故竭驽力，排众谤以效驰驱。戊戌八月公有非常之举，七月二十日电命祥统所部入京师，实卫公也。拳民之变，屡奉钧谕，复嘱祥来京，命攻使馆。祥以兹事重大，犹尚迟疑，以公驱策，敢不奉命。叠承面谕，围攻使馆不妨开炮；祥犹以杀使臣为疑；公谓戮力攘夷，祸福同之。祥一武夫，本无知识，恃公在上，故效犬马之奔走耳。今公巍然执政，而祥被罪，窃大惑焉！夫祥之于公，力不可谓不尽矣；公行非常之事，祥犯义以从之；公抚拳民，祥因而用之；公欲攻使馆，祥弥月血战；今独归罪于祥，麾下士卒解散，咸不甘心，多有议公反复者。祥惟知报国，已拚一死；而将士愤怨，恐不足以镇之，不敢不告。”
看完这封信，荣禄将牙齿咬得格格地响，血脉偾张，通宵不能安枕。董福祥以侮蔑为要挟，说“围攻使馆，不妨开炮”，固是倒打一耙，瞪着眼说瞎话，而所谓“公行非常之事，祥犯义以从之”，竟是指他在戊戌政变时，有弑帝的企图，这更是血口喷人！
最使他不服气的，是最后那一段话，国事到此地步，董福祥竟然有叛乱之意，真恨不得面奏两宫，即时降旨，将董福祥逮捕处死。可是，目前是办不到的事，要出这口气，只有俟诸异日了。
但董福祥的隐含要挟之辞，虽可不理，甘军的动向却不能不察。好的是，在这方面荣禄早已下了工夫。甘军从董福祥回甘肃后，全军即由固原提督邓增所统率，此人籍隶广东新会，十七岁从军，辗转投入左宗棠部下，西征之役，跟着左宗棠从福建到了西北，官阶是三品的游击。
左宗棠西征，最讲究兵器，而邓增以善用炮知名，而专管开花炮队，隶属曾国藩“陪嫁”的刘松山一军。刘松山阵亡，所部由他的侄子刘锦棠率领，邓增在刘锦棠部下迭建大功，升为总兵，先驻伊犁，后调西宁，宦辙始终不离西北。
光绪二十一年夏天，回乱复起于青海，湟水上下游，自西宁至兰州，皆为戾气所笼罩，汉人被屠杀了十几万之多。其时董福祥以喀什噶尔提都，受命平乱，节制前敌诸军，回乱至第二年秋天平服，董福祥加了一个太子少保的“宫衔”，又得了一个骑都尉的世职。邓增本来拜过董福祥的门，此役中又特别出力，因而在“保案”中叙功居首，升为固原提督，同时亦成了董福祥的心腹大将。
为了洋人的抗议，以及刘坤一、张之洞的要求，一方面要逐董福祥远离辇下，而一方面又以甘军毕竟与杂凑成军，未曾见过硬仗，一闻炮声，不战而溃的所谓“勤王义师”，不可同日而语，保护行在，未能全撤。因此，经过荣禄幕后的策划折冲，董福祥将甘军交与邓增代领，自己只身回甘。这一来，邓增的身价大为提高，荣禄亦多方笼络，已能通过邓增，指挥甘军。当然，甘军在西安的军纪不怎么好，亦就曲子优容了。
西安有两个戏园，每日必到的第一号阔客，就是大阿哥溥儁。他不喜欢读书，所好的是舞枪弄棒，驰马逐猎，再有一项就是听戏。每到午饭以后，戏园中只看到一个歪头翘嘴，头戴金边毡帽，身穿青缎紧身皮袍，外罩枣红巴图鲁褂子的精壮少年，由一群太监簇拥而来，那就是大阿哥。
大阿哥爱武戏，武戏中又爱短打戏，听之不厌的是一出连环套。虽然不敢公然彩串，但每喜司鼓，“点子”当然下得不怎么准，无非场面跟唱的凑合着他，敷衍完事。
有一天是载澜与大阿哥叔侄俩，到城隍庙前的庆喜园去听戏，溥儁一时技痒，又坐到“九龙口去”权充鼓佬，打的是一出《艳阳楼》，高登上场亮相，一个“四记头”没有能扣得准，台下有甘军喝彩起哄。大阿哥脸上挂不住了！
这一下当然要出事，连载澜在一起，跟甘军打了一场群架，很吃了一点亏。邓增不免吃惊，赶紧先去见荣禄，引咎自责。荣禄却派大阿哥与载澜的不是，很安慰了邓增一番，说是不必理这回事，凡事有他作主。
果然，载澜来告甘军的状时，反为荣禄数落了一顿。那叔侄俩一口气不出，迁怒到戏园，跟岑春煊一说，将两家戏园，一律封禁，园主锁拿，四十板子一面枷，在城隍庙前示众三天，方始释回。沽名钓誉的岑春煊又出了一张布告：“两宫蒙尘，万民涂炭，是君辱臣死之秋，上下共图卧薪尝胆，何事演戏行乐？况陕中旱灾浩大，尤宜节省经费，一切饭店、酒楼均一律严禁。”
其时京师逃难的官员，陆续奔赴行在，各省京饷，亦纷纷解到西安，市面正将热闹之际，遭此打击，顿形萧条。于是戏园、酒肆的主持人集会商量，决定活动内务府大臣继禄，转求李莲英，请他想法子开禁。
法子很简单，能鼓动慈禧太后传戏，自然就可以开禁。那知李莲英稍微露点口风，便碰了个大钉子，“这是什么年头儿？”她说：“我那有心思听戏？”
一计不成，又生二计，这次走的是岑春煊言听计从的张鸣岐的路子，机会很好，久旱的关中，下了一场大雪，明年的收成有望，就有文章好做了。
这一次开禁的告示，措词很冠冕：“天降瑞雪，预兆丰盈，理宜演戏酬神。所有园馆一律弛禁，惟禁止滋闹，如违重惩。”弛禁的那天，岑春煊还穿了行装，带着手捧大令的戈什哈亲自到各戏馆去巡视，打算抓到闹事的人，就在戏园前面正法，借以立威。
闹事的人不曾遇见，却遇见了一班宗室来消遣，岑春煊所出的告示中，虽有“本部院久已视官如寄，不知权贵为何如人”，但对真正有权的贵人，还是很巴结的，管李莲英就叫“大叔”。此时见了一班宗室，想起该报慈禧太后的特达之知，正好把自己的主意提出来征询大家的意见。
“皇太后的万寿快到了！”他说：“今天十月初六，只有四天，就是正日。天降瑞雪，也正好庆贺、庆贺。”
话还未完，只听有人厉声说道：“国家衰败到此地步，最近听说东陵都让洋人给占据了，不知道怎么才对得起祖宗！这样子还要做生日吗？如果有人上奏，我非反对不可！”
敢于公然指责慈禧太后的，是宣宗的长孙载治之子溥侗，他是在未立大阿哥之前，有继承皇位之望的“伦贝子”的胞弟，行五，都称他“侗五爷”。
这位“侗五爷”别号“红豆馆主”，年纪虽轻，在宗室中很有名，多才多艺，尤精于顾曲，昆腔、乱弹，色色皆精。在大家的心目中是个不理世务的濁世佳公子，不道出言锋利，如此耿直！对慈禧太后尚且不懼，此外复何所畏？
岑春煊自知惹不起他，改容相谢，就此不谈这件“做生日”的不合时宜之举了。
不过，戏园虽已弛禁，溥儁的兴致已经大杀，因为十一月初一开议，第一件事就是谈惩处祸首，而众目所集，在于载漪。毕竟父子天性，而且休戚相关，所以形迹倒收敛了不少。
甘军亦复如此，那是邓增的约束之功。为此，荣禄颇为嘉奖。如今由于董福祥的要挟，荣禄格外笼络邓增，特为邀了他来，说了好些推心置腹的话，邓增亦不断为董福祥解释，并致歉意。这一来，荣禄放心了，董福祥的那封信，自然也不必当它一回事了。
※ ※ ※赵舒翘赐令自尽，业已毕命的消息到了京城，李鸿章立即分别照会各国公使，接着便单独与日本交涉，索回启秀、徐承煜二人。
交涉很顺利。日本公使小村寿太郎一口应允照办，约定第二天由刑部到日军司令部提人。
这天晚上，日军司令山口素臣设宴款待启秀、徐承煜二人，接到邀请，徐承煜大为兴奋，断定将被释放，所以日军司令为他们设宴祝贺。
启秀却不是这么乐观，在筵席上一直默然无语。酒到一半，山口方令通事说明，中国政府已经决定将他们正法。徐承煜顿时颜色大变，极口呼冤，大骂洋人狼心狗肺。
启秀却很镇静，还劝徐承煜，应该痛悔前非。徐承煜那里肯听，整整闹了一夜，但等天一亮，反而寂然无声，已是神智昏迷，吓得半死了。
到得十点钟，刑部来提人。京中大小衙门，尽为联军所占，唯一交还的是刑部，因为百姓犯了罪，洋人不便代审，都要移送刑部惩办。因此只有刑部尚书贵恒、侍郎景沣、胡燏芬最为忙碌，司官星散，提人也只好景沣带着差役，亲自办理了。
两乘没顶的小轿，先抬到刑部大堂过堂，做完了照例的验明正身的手续，原轿抬到菜市口。洋人闻风而至，不计其数，有的人还架着照相机，东一蓬火、西一蓬火地烧药粉照明，将徐承煜的下场，纷纷摄入相机。
“天道好还！”大家有着相同的感慨，“徐承煜监斩袁昶、许景澄，是何等得意。谁想得到，曾几何时，当时伺候‘二忠’的刽子手会来伺候他？”
※ ※ ※和议终于可望达成了。最主要的一条，赔偿兵费的数额及年限，取得了协议，赔款四亿五千万两，以金价计算，四十年清偿，未偿之款另加年息四厘。预计要到“光绪六十六年”
方能偿清。
这笔空前庞大的赔款中，俄国独得一亿三千多万，占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九。照威德自己的计算，俄国战事上的损失，总共不过一亿七千万卢布，所得赔偿，折合卢布达一亿八千四百万之巨，收支相抵，净赚一千四百万卢布，而劫掠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