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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谈到天黑，听差来请示，饭开在何处？李莲英先不答他的话，问一句：“今儿有什么看得上眼的东西请立四爷？”
“蒸了一条鹿尾。”
鹿尾是“八珍”之一，贵重在猩唇、驼峰、熊掌之上，但李莲英却大摇其头，“胡闹！”他说，“这种有名无实的东西，只能唬老赶，端出来不是叫立四爷笑咱们寒碜？”
听差毫无表情地说：“还有个火锅。”
“有些什么东西？”
“关外捎来的野味。”听差答说，“样数不少。”
“那还罢了。我也懒得动了！”李莲英看着立山问：“就在这儿吃，好不好？”
“那儿都好。”
于是听差悄然退出。不一会复又回身入内，打起帘子，另有两个人抬着桌面，接踵而来，是仿上方玉食的办法，一张桌面往大理石方桌上一套，现成的两副杯筷，六碟小菜。所用的五彩瓷器，立山入眼便知，是富贵人家都难得一见的整桌的康熙窑。
六个碟子在精于饮馔的立山看，亦知别有讲究，宣威火腿，西安腊羊肉，锦州酱菜，都是市面所无的珍物，本地出产的只有一碟小黄瓜，非时之物，昂贵非凡，一条就值一两银子。
“喝什么酒？”
“还是南酒吧！”
南酒就是绍兴酒。李莲英“在理”，自己烟酒不沾，但家有酒窖，为立山开了一坛十来年陈的花雕，是十斤的小坛，说明白，立山喝不完得带走。
“菜不多。”听差为主人声明，“火锅不坏，让四爷留着量吃火锅。”
等火锅端上来，听差报明内容，是满腹皆黄的“子蟹”熬的汤，内有关外来的“冰鸡”，就是野鸡，但非极肥的不作冰鸡，是内府贡品，连王府都难得吃到的。此外有辽河的白鱼，宝坻的银鱼，以及来自东南的海味，总共报了有十五六样之多。
“唉！”立山叹口气，作出艳羡的神态，“饮食上头，我也算讲究了！谁知道竟不能比！”
“那也是四爷。”听差答说，“差不多的客人，可用不着这么讲究，货卖识家。”
听得这一句恭维，立山越发高兴，快饮豪啖，李家主仆都很高兴。吃完已经快九点钟了，立山知道李莲英睡得早，便很知趣地摸摸肚子说：“不行！我得走了。”
“怎么着？肚子不舒服？”李莲英很关切地问。
“不是！”立山笑道，“我那能那么泄气，吃一顿好的就闹肚子。我是想赶快回家，灌普洱茶去。”
普洱茶消食，这是表示他吃得太饱了。李莲英便吩咐听差：“去看看，冰鸡、白鱼，还有不？给立四爷带点儿回去！”
立山也很高兴，因为物轻意重。多日来因为与载澜结怨，耿耿于怀之际，亦不免惴惴不安，如今有李莲英的解譬慰劝，情意稠叠，便觉有恃无恐，大感轻松。因而出手更加豪阔，对李家下人，一赏便是二百两银子之多。
※ ※ ※假皇帝的疑案，终于告一段落。从湖北传来的消息，张之洞曾经亲自提讯杨国麟，供了实话，说是本名叫李成能，山西平遥人，原来在京师做生意，只为性好游荡，结交了好些损友，以致破家。其后受了一名“会匪”洪春圃的教唆，异想天开，串成这么一个骗局。原意是由两湖到两广，只要有那个封疆大吏入彀，便打算大大地骗一笔钱，远走高飞，逃往外洋。这话是否实在，洪春圃又是何许人？张之洞都未细问，反正悖逆狡诈，罪在不赦，秘密处决以后，密电军机处报闻，就此了却这重公案。
有人说：李成能口中的所谓“洪春圃”，实无其人，而教唆他串演这个荒唐骗局的，乃是一个陕西人李来中。此人从小就习闻他的“同乡先辈”李闯王、张献忠的种种传说，洪秀全金田起事，“天京”开国的始末，亦听得很不少，因而颇有大志，亦工于心计。他暗地里思量，从古帝王创业，不外乎三条路子，一是一方势豪义名在外，时逢乱世，众望所归，起事夺天下；二是占山为寨，招兵买马，由抗官府而抗朝廷；三是借神道设教，盅惑乡愚，见机行事。忖量自己的身分、力量，只有第三条路子可走。因此，早就有了一个伏笔，编造了一段诡谲的故事，说他母亲生他时，曾梦见神龙，八字中又有“三辰”之异。不说“四辰”
就是他的高明之处，留下一点缺陷，更容易使人相信。当然，这些话他自己是很少提到的，甚至有时还装出讳莫如深，唯恐惹祸的模样，只用种种暗示来散布他的身世之异。加以善用小恩小惠，而急人之急，又真能做到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地步，所以在他的家乡，很结了一些死党。
又有一说，同治初年，西北回乱，董福祥起于安化，溃勇饥民相附，聚有十余万之众，犯绥德、窥榆林，声势浩大，其后为刘松山所败。当董福祥被困危急时，李来中救过他的性命，因而结义为异姓手足。董福祥后来投降做官，一帆风顺，曾经想提拔李来中，而他不受，并且亦不承认跟董福祥有此一段渊源。其中真相，无人能说，不过李来中的身分，却反因此而提高了。这又是他的高明之处，如果承认了，不过董福祥的义弟而已，身分亦高不到那里去。
李来中下的是水磨工夫，工夫虽深，磨来磨去磨成一根绣花针，不成其为大器。但陕甘自左宗棠西征后，着力经营，乱源已遏，并无可以号召起事的机会，直到毓贤在山东与洋人为仇，才发现有了可乘之机。
到了山东，李来中很快地跟义和拳搭上了线，随即策动朱红灯在平原起事。朱红灯自称明朝的后裔，是明朝的后裔，志在复明，当然反清。却又打出“扶清灭洋”的旗号，两相矛盾，而另有作用。原来“扶清灭洋”这句口号是应付官府的挡箭牌，不想大合毓贤的胃口，暗中庇护，酿成大乱，平原、高唐、荏平、长清一带，无端而起刀兵。朱红灯最后兵败被擒，毓贤还想设法替他开脱，不道袁世凯接任山东巡抚，接印的第二天，就从狱中提出朱红灯，明正典刑，枭首示众。接着，大捕义和拳，用“请君入瓮”的手法，拿他们作试练“刀枪不入”的活靶，逼得义和拳偃旗息鼓，悄然北遁。
李来中异常机警，未成气候以前，只居幕后，所以朱红灯虽遭显戳，而他却能全身而退。当然，他是不会死心的，同时也看得很清楚，从督抚到州县，象袁世凯那样的人少，象毓贤那样的人多，而朝廷心惮洋人，民间痛恨教民，所以用“扶清灭洋”这个题目，着实还有文章可做。
※ ※ ※到了直隶，李来中看中了天津。天津民气浮嚣，最容易鼓动，尤其有同治九年的那桩教案在，新仇勾起旧恨，更易下手。所以李来中在天津杨柳青住了下来，默默观变。
京津密迩，慈禧太后立大阿哥的内幕，以及端王急于想当太上皇的传闻，李来中时有所闻。但是载漪究有几分力量，固然不易测度，而朝廷对义和拳的态度，时宽时严，莫衷一是，亦不免令人迷惑。这样到了二月里，李来中终于看出路道来了。
指路的明灯是二月十三的一道上谕：“山西巡抚邓华熙调任贵州巡抚，遗缺以毓贤补授。”毓贤最为洋人所不满，在赋闲三月以后，调补北五省中最富庶的山西，是朝廷对他的重用，而重用毓贤，亦正不妨视作朝廷姑息义和拳的迹象之一。李来中又打听到，毓贤放山西巡抚，出于端王的保荐与军机大臣刚毅的赞成。这就更明白了，端王、刚毅跟毓贤臭味相投，都可以成为义和拳的“护法”。
※ ※ ※巨祸果然发生了！裕禄接得高娄有变的禀帖，派出一名统领杨福同，带队到涞水“相机办理”。其时祝芾已经心力交瘁地在高娄以好言诱获拳民六个人，由王占魁带回定兴，讲明白，这只是敷衍公事，一定会从轻发落。同时留下四十名马队，驻守高娄，作为警戒。
第二天，杨福同的队伍开到，祝芾少不得又要陪他下乡，行到一个叫做百部村的地方，突然来了几百义和团，包围官军。杨福同飞调高娄的马队支援，内外夹击，打死了几十个义和团，方得解围。
见此光景，祝芾不敢再往前走，单独回城。杨福同会同援军到高娄，还未进村，又遭遇数十义和团猛扑。马队放了一排枪，拳众退守一座大空院，作法不灵，为杨福同挥兵攻入，生擒九人，斩杀二十多，很显了一点威风。
谁知保定府属的义和团，就在这十天工夫中，蜂拥而起，已成燎原之势。来自涞水以北涿州的大股义和团，在山道设伏，杨福同寡不敌众，被困在山沟中，身边仅有两名马弁，当然遇害。身受五十余伤，面目两肢全毁，死得很惨。
裕禄得报，大惊失色，找来藩臬两司会商。廷杰主剿，廷雍主抚，相持不下。裕禄是主抚的，但又怕言官说话，朝廷责备。就在这彷徨不决之际，来了一道上谕：“直隶藩司廷杰内调，以臬司廷雍兼署藩司。”
这一下还说什么？裕禄唯有跟着廷雍的路子走！他下定决心了，朝廷既然有重用义和团之意，自己就得走在前面。而况民气昂扬，都相信义和团能够“扶清灭洋”，相信入春久旱，瘟疫流行，而“只要扫平洋人，自然下雨消灾”。自己又何可与潮流相悖？
因此，总督衙门有两个官儿，立即受到重用。一个是专负与各军营联络之责的武巡捕徐其登，一个是候补道谭文焕。徐其登本来就是白莲教余孽，亦就等于义和团埋伏在裕禄身边的内应，而谭文焕之极力为义和团说好话，到处宣扬义和团如何神勇，却另有缘故。
原来候补道品类不齐，才具不一，真所谓“神仙、老虎、狗”，是摇尾乞怜的狗，威风凛凛的老虎，或者逍遥自在的神仙，全看各人会不会做官。不会做的，辕门听鼓，日日伺候贵人的颜色，所得的只是白眼。会做的，那怕资格是捐班，敌不过“正途”，补不上实缺，但可钻营“差使”，而有些差使如制造局总办之类，油水之足并不下于海关道、盐运使等等肥缺。而且实缺道员只能占一个缺，差使却可兼几个，所以有些红候补道，声势煊赫，起居豪奢，着实令人艳羡。
谭文焕就是深晓个中三昧的，只是时运不济，谋干差使，几次功败垂成，到紧要关头上，总是为大有力者所夺去。这时默察时局，朝中讲洋务的大为失势，而义和团人多势众，打出去的旗号又很漂亮，很可以有一番作为。他生得晚，每每自叹，未能赶上洪杨之乱，否则，从军功上讨个出身，早就是方面大员了。如今有义和团“扶清灭洋”这个大好良机，岂可轻轻放过？
他心里是这样盘算，从来对付大股土匪，不外剿抚两途，准义和拳改称为义和团，即无再剿之理，接下来便是招抚。如果及早促成其事，则就抚的义和团便得设局管理，别的不说，只说经手粮饷军装，就有发不完的财。因此，由徐其登的关系，跟李来中搭上线以后，就不断在裕禄面前游说，劝裕禄收义和团为己用，上报朝廷恩遇，下求子孙富贵。日子一久，裕禄亦颇为动心，如今既然决心照谭文焕的话做，当然少不得谭文焕的参赞。
“义和拳是神仙传授，所办的事，万万非神力所及，譬如涞水烧教堂，诛教民，是一位老师念一遍咒，顿一顿脚，立刻有六丁六甲平地涌现，听命而行。高娄村的教民三十余家，大小一百余口，一转眼间无影无踪，王副将亲自检视火场，连尸首都不曾发见。大帅，”谭文焕说，“请想，这那里是凡夫俗子办得到的。”
“是啊！”裕禄很向往地，“那位义和团老师，不知在那里，能不能请来见一见？”
“这位老师叫张德成，在静海县属的独流镇，主持‘天下第一坛’。请来见一见，恐怕……。”
谭文焕故意不说，要等裕禄来问。果然，“怎么？”裕禄问道：“不肯来见我？”
“不是不肯。因为关圣帝君降凡，总是托体在张老师身上，身分不同，他不敢亵慢神灵。”
“要怎样才不算亵慢呢？”
“这，”谭文焕迟疑地，“卑职不敢说。”
“说说不要紧。”
“得用王者之礼。”
“这可为难了！”裕禄答说，“用我的仪从，还无所谓。用王者之礼，非请旨不可。看一看再说吧！”
裕禄的态度，当天就传到了张德成耳中。又等了三天，朝廷对涿州戕官一案处置的情形，也有消息传来了。
是个很确实的消息，当杨福同被害的奏报到京，刚毅看完之后，竟表示：“不该先伤义士！”这义士当然是指义和团。
历来暴民戕官，被视作目无法纪，形同叛逆的大罪。因为朝廷设官治民，而民竟戕官，等于不服朝廷的统治。为了维系威信，如果发生这样的案子，一定派大军镇压，首犯固在必获，无辜株连亦是常事，甚至上谕中会公然有“洗剿”的字样出现。如今一员副将这样惨死，而平章国事的军机大臣竟还责以“不该先伤义士！”然则“义士”又岂可无声无臭，毫无作为？
“水到渠成了！”李来中对张德成说，“你放手干！我回西安去一趟，陕西能够搞一个局面出来，出潼关，过风陵渡跟山西连在一起，再出娘子关到正定，席卷河北，何愁大事不成？”
※ ※ ※杨福同因公阵亡，竟同枉死，朝廷不但没有恤典，还革了他的职。裕禄由于直隶提督聂士成的坚持，不能不派兵到涿州，但并非围剿戕官的不法之徒，而是虚声恫吓一番。于是，涿州的义和团在两三天之内增加了好几倍，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
担心的是义和团会毁铁路、拆电线。四月二十九，京西琉璃河至涿州的铁路，为义和团掘起铁轨，烧毁枕木，沿路的电线杆亦被锯断。这是下午的事，傍晚，总理衙门就已知道，因为由保定到京的火车与电报都不通了。
第二天就是五月初一，由琉璃河到长辛店几十里的铁路、车站、桥梁，都被破坏，甚至芦沟桥以东密迩京城的丰台车站，亦被烧光，有两名西洋工程师的下落不明。
这一下，惊动整个京城。但有人惊恐，而有人惊喜。为了义和团烦心、旧疾复发，请假一个月在家休养的荣禄，不能不力疾销假，坐车赶到颐和园，递牌子请见慈禧太后。
“老佛爷，可真得拿主意了！”荣禄气急败坏地说：“不然，只怕要闯大祸。英国跟俄国，已经通知总理衙门，决定派兵到京，保护使馆，另外各国听说也在商量，要照英、俄两国的办法。拳匪内乱，招来外侮，那麻烦可大了。”
“你说拳匪，有人说是义民。教我听谁的好？”慈禧太后说道：“听说你手下的说法就不一样，聂士成主剿，董福祥主抚，你又怎么说呢？”
荣禄一时语塞。他不能说董福祥跋扈，又有端王支持，在武卫军中已成尾大不掉之势。
只好这样答说：“义和团果然不是乱搞，当然应该安抚，不过这样子烧铁路、拆电线，实在太不成话了。”
“我也是这么想。不过良莠不齐，亦不能一概而论。铁路可不能乱拆，你得派兵保护。”
“是！”荣禄答说，“奴才已经电调聂士成专派队伍，保护芦保、津芦两路。另外调董福祥的甘军来保护颐和园。不过，老佛爷如果不拿个大主意出来，这件事了不了！”
‘你要我怎么拿主意？“
“把义和团一律解散。如果抗命，派大军围剿。”
“这恐怕影响民心。”慈禧太后摇摇头说，“不管怎么样，义和团‘扶清灭洋’总是不错的。民教相仇，两方面都不对，只办义和团，放过放刁的教民，也欠公道。”
听口气仍有袒护义和团之意，荣禄知道从正面规谏，不易见听，因而改了主意，碰个头说：“奴才有件事，寝食不安，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