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少奇一起散步时，我曾要求他说说过去的革命活动。他很严肃地回答：“不要由我的过去了解我，应该从我今后的工作了解我。”当时听了，我挺失望，也很感动——一位中央负责同志不向自己的亲人表述自己的功绩，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难得的美德！从此，也更增加了我对他的敬重。
但我还是想多知道少奇同志的一些革命活动。后来，我不仅特别注意听他和老战友们的谈话，还留心收集和保存他的手稿，甚至连他写下的片纸只字，我也舍不得丢。为做好他的助手，也为了解他的过去，我还注意阅读一些革命斗争史料。尽管如此，少奇同志对革命的贡献，特别是具体情况，我仍然知道得很少。现在，我更喜欢阅读或聆听老同志们谈论有关少奇同志的情况。这本书和其他同志写的文章，所以这么吸引我，原因也就在这里。
1943年春，少奇同志向党中央写过一份《六年敌后工作经验的报告》，现在收入《刘少奇选集》（上卷）的是其中一部分。原稿约5700多字。手稿“文革”前一直保存在我手里，前两年我完整地交给了中央档案馆。这报告的三分之一以上的篇幅，就是《驰骋中原——回忆刘少奇同志在华中》中写到的那段历史时期的工作总结。读了这本书以后，我重新学习了少奇同志的报告，又有不少新的收获。
敢于实事求是的一个范例（1）
本文原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办的《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6期。——重读少奇同志《在扩大的中央
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感想（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五日）在《刘少奇选集》（下卷）出版前，我又重新阅读了少奇同志的一些讲话记录、文章、手稿等，篇篇引起不少回忆，特别是经过十年浩劫，再学习这些文章，我对少奇同志的思想、品德和作风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更增加了对他的崇敬。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是引人入胜的篇章之一，我反复读了几遍，这篇即席发言深刻生动、语重心长，通篇贯穿着实事求是精神，不少观点、提法对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做出了重大贡献。
1962年1月举行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是党中央、毛主席召集中央、省、地、县委书记参加的4级干部会，习惯称为“七千人大会”。根据毛主席指示，会议由多年主持党中央一线工作的少奇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做主报告，即《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这篇报告的内容，由中央负责同志根据调查研究共同商定，以后又反复征求有关方面的各大区负责人的意见，由少奇、恩来、陈云、小平等同志多次讨论修改，字斟句酌，最后送毛主席审阅定稿。会前，毛主席对少奇同志说，代表中央的报告已印发，不必在会上念了，你口头敞开讲讲，可以加深大家的理解。少奇连夜写了发言提纲，在书面报告的基础上，提到不少事例，有些新提法是未见诸书面报告的，但也都同毛主席和一些负责同志谈论过。“讲话”正确分析了形势，根据实际情况研究了客观规律，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勇于承担责任，找出改进工作的办法，突出讲的是实事求是与群众路线问题。
少奇同志这篇讲话是来之不易的。
1961年3月，中央在广州召开会议，与会同志对全国形势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经毛主席几次直接给农民写信和中央三令五申的指示和批评，“左”倾错误已得到纠正，群众生产和生活已大有好转。另一种反映则是退赔1958年，农村人民公社化初期出现了以“一平二调”为主要内容的“共产风”。“平”，指搞平均主义，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否认按劳分配原则；“调”，主要指县社两级无偿调拨生产队（包括社员个人）的财物和劳动力，否认等价交换原则。1961年，中共中央决定坚决纠正“一平二调”错误，彻底对农民进行退赔。问题远未弄清，农村情况还很严重，最困难的时期尚未过去。各有各的材料、依据和数字。要制定正确的政策，必须掌握真实的情况，作出实事求是的判断。因此，在会上党中央、毛主席特别强调要加强调查研究。
会后，少奇、恩来、朱德、陈云、小平、彭真等同志先后带头下乡蹲点搞调查。离广州前，少奇同志约了中南局书记和湖南省委书记谈话，说这次去湖南乡下，我不住招待所，采取过去老苏区的办法，直接到老乡家，睡门板、铺禾草，不扰民，又可深入群众。人要少，一切轻装简行，想住就住，想走就走，一定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
1961年4月1日到5月16日，一些同志和我曾随同少奇同志到长沙县天华大队和宁乡县炭子冲大队等地蹲点调查。少奇同志走家串户，找干部、群众谈话，召开大、小座谈会，查看山林、水塘、屋场、食堂、病院、集市、水库、社队企业……工作人员则进行家访，或参加田间劳动。前后44天。
调查是为了认识世界，加以分析，找出改造世界的办法。少奇说过调查研究的目的有3个：一是了解中央实行的政策是否正确，如公社实行的粮食政策、供给制、公共食堂等等，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不正确；二是已实行的政策够不够，出现什么新情况，要根据新情况来修改政策，使它完善；三是要根据发现的新问题，提出应订些什么新政策。所以，关键就在于敢不敢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首先得从实际出发，弄清什么是真实情况。而了解实情，有时在有些地方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次次错误的过火的斗争，搞得不少人不敢讲真话，有的也不让人讲真话。常常遇到这样的单位，负责人护短，特会来事，处处迎合上级的意图；有的怕上级发现他们的缺点，搞一套封锁消息的办法，或写报喜不报忧的假报告，或召集积极分子开会布置汇报口径，甚至把有意见、敢说真话的人事先调开。少奇同志在一个大队调查时，总支书记的汇报背得头头是道，田土多少，人口、耕牛多少，灌溉面积、粮食亩产总产、征购任务多少，食堂、托儿所办得如何好，样样都说到了，总之是“形势大好”。至于民情、灾情、退赔……不是避而不谈，就是轻描淡写。说什么拆房不多，已安排好了，平调款也基本退赔完了。这位总支书记曾是劳动好手，很能干，报上只讲好，不讲缺点，她被吹得飘飘然，加上“左”倾思潮的影响，自以为“路线觉悟”高，正确的话反而听不进去，干部、群众有意见也不敢提。当少奇同志找受过打击的干部谈话的时候，她急了，先到少奇同志住处门前闹，说：有人妨碍生产。继而又到公路上叫骂。少奇同志仍约她谈话，苦口婆心地教育她，摆事实，讲道理，劝她“不要图那个虚名”。最后，她终于心服口服，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说出了她虚报了什么、隐瞒了什么。所以，少奇同志感慨地说：我身为党的副主席、国家主席，想了解点真实情况还这么难，想随便找人谈谈话，都要受到责难，想同普通群众和朋友通通信，也被扣留。可见了解真实情况不只是开个座谈会、听听汇报就能办到的。看来要了解真实情况，有时得经过曲折的斗争，这需要有充足的勇气！
敢于实事求是的一个范例（2）
要了解真实情况，就得听取干部和群众的意见，正面的、反面的都要听。想让人说真话，首先要听得进真话，听得着不同意见。少奇同志多次提醒干部们：不要怕人讲闲话。有人当面不敢讲，背后讲几句闲话，你们又去追问为什么当面不讲，背后乱讲，这样就闭塞了自己耳目。不敢直接同你们讲，同你们的亲戚讲一讲，不是也可以听到人家的意见吗？他讲得对，好嘛，接受。即使讲错了，也伤不着什么。如果背后也不敢讲，你们就什么意见也听不到了。那两年有一种反常现象，说真话的受压制打击，说假话者反被提拔重用（周恩来同志在讨论书面报告时说过：当时提拔了一大批会刮风、拍马、吹牛的“风马牛干部”），有些假话还是上面逼出来的。上面说粮食过关了，下面就到处“放卫星”；上面说一大二公好，下面就这也大办、那也大办；上面说亩产800斤是“左”派，下面就说亩产700斤为右倾。似乎这就是“紧跟”。否则，“右倾”的帽子扣下来，谁受得了！如果不能真正做到“言者无罪”，无论怎样提倡“顶风”都是无济于事的。因此，少奇同志说：“少数人顶，确实顶不住，大家顶才能顶住！要顶住瞎指挥等等歪风，最重要的一条是实行民主。”如果不讲民主，仅仅提倡“不怕开除党籍，不怕丢官，不怕坐牢，不怕离婚，不怕杀头”的犯颜直谏，除了历史上多几个烈士，是不会有其他作用的。
实事求是，还要敢于承认事实，不能先入为主，带着框框去搜罗某些事例来印证自己的观点。有时收集了一堆材料，费时不少，还是不能判断什么是真实的，该办的不该办的，或该办但尚无经验因而有缺点需要改进的。这是由于思想上有了框框，无法正确分析问题，致使不能及时改正缺点和纠正错误。例如：“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分清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用这些框框来硬套，出了多大的问题也只是“一个指头”，而且这一个坏指头一晃也成了好的，如此指导工作，怎能不出乱子。所以少奇同志主张，各地有什么倾向反什么倾向，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自己总结工作成绩与缺点，是二八开就是二八开，是三七开就是三七开，倒三七的地方也有，这没什么可怕，可怕的倒是自我开脱责任，明明错了还要坚持。
少奇同志认为，切不可把好事办成坏事，决定重大政策尤其要慎重，要有充分根据。充分估计到客观可能，不做那些确实做不到的事情。既然不懂得，就要虚心一点儿，胆子不要那么大。不懂，又要装好汉，情况不明决心大，是要闯祸的。万一事情办坏了，就要认识错误，承担责任，总结经验，彻底改正。没有这个前提条件，坏事只能恶性发展，不可能自然地向好的方面转化。如，农村办食堂，最初是农忙时办，很受群众欢迎，继而常年办，多数群众就不那么高兴了，一下子又要求全面铺开，还要以食堂为中心成立洗衣、缝补、服务组等。有的地区还要求以农村食堂为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中心，全面组织人民生活，给食堂以无法承担的任务。在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食堂又被称为“社会主义阵地”，变成了死框框，办不办食堂居然成为路线斗争的焦点。风越刮越大，危害也越来越大。其实，大锅大灶和小锅小灶怎么能决定社会性质呢？少奇从调查中发现，农村公共食堂搞平均主义，是违背社会主义根本原则的，既不利于生产，又不利于生活；加上干部多吃多占，更易激化同群众的矛盾，实在不应该再办。少奇这样说：要不要办农村公共食堂，双方都是可以找到一些理由的，有哪些缺点、哪些优点，这没有什么用处，因为它根本不该“大办”。在干部和群众经过认真讨论、解除思想顾虑之后，少奇毅然决定解散农村公共食堂，并提出实行农村生产责任制，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同时解决了房屋、山林、自留地、开放农村集市等问题，因而农村生产很快就出现了新气象。
还有一些人惯用“错误难免”来回避矛盾。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我们确实是不熟悉的。例如经济计划，按比例发展，还有技术问题，都不熟悉。工业、农业搞多少，钢铁搞多少，也不是很快就懂得。工作中出现失误，有些是不可避免的。少奇同志说，经过多年摸索，才弄懂马克思说的一句话：发展工业就看农业能够提供多少剩余粮食。有多少商品粮，相应搞多少工业和文教事业。摸到“以农业为基础”这个规律，作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指导思想，付出过相当大的代价。但是，如果工作作风好，工作方法对，许多损失又是可以避免的，错误也可及时纠正。用没有经验来解释犯错误的原因，实际就是推脱责任，缺乏实事求是之心。少奇同志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没有经验，倒没有犯严重的错误，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有了一点儿经验，反而犯了严重的错误。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我们不少负责同志不够谦虚谨慎，有了骄傲自满情绪，违反了实事求是的精神。”
敢于实事求是的一个范例（3）
湖南那两年，虽不是风调雨顺，但并没有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造成困难的原因，群众普遍认为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以宁乡县炭子冲大队为例，15个生产队（屋场），190户，不到700人，一个劳动力一年才分得50元，欠债的将近五分之一。有45户的房子拆掉了，有10多户的房子公共占用了。由于办公共食堂，鸡和猪几乎绝种，山林也砍光了。各县、社以至生产大队还搞什么“十大建筑”，废弃良田开鱼塘、修公路……好提前进入“共产主义”。任务和政策发生了矛盾，干部为了完成任务，就顾不了政策。群众对基层干部特别有气，埋怨坏事尽是他们干的。基层干部也是一肚子火，有的收入少，回家挨老婆的骂，还提心吊胆地怕上边打棍子。因而，少奇同志说，当任务与政策发生矛盾时，绝不能强迫命令，办客观条件所做不到的事。作为一个执政党的党员，绝不能脱离群众，如置群众的饥饱与生死于不顾，那就完全背离了我们革命的目的。我们会走向自己的反面。他主张扎扎实实算一回损失账，算得大家疼一下，实际上也是给基层干部撑腰壮胆。然后写个单子，某年某月，由于乱搞，损失东西多少，刻一块碑立在这里，子子孙孙传下去，以后再不犯这个错误。在同炭子冲农民谈话的时候，他还坦率地做了自我批评：将近40年没有回家乡了，很想回来看看，回来了，看到乡亲们的生活很苦，我们工作做得不好，对你们不起。恐怕旱有点儿影响，但不是主要的，主要是工作中犯了错误。我看不能完全怪基层干部，上边也要负主要责任。县、省、中央都有一部分责任。有的是中央提倡的，如大办食堂，大办水利，大办万头猪场，因此，根子还在中央。在长沙县天华大队群众大会上，从国家主席、省委书记、县委书记到基层干部，都做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责任，报社记者也检查了报道失实的错误。那天，我们党的各级干部真心诚意、深刻沉痛地向农民群众当面道歉，这也许是历史上的一次创举吧？
少奇同志一贯认为正确的工作方法是走群众路线，群众路线不等于群众运动，群众运动只是群众路线的一种形式，形式主义的大轰大嗡是违背群众的利益的，绝不是群众路线。所以，不能因为不搞大轰大嗡，群众路线也就不要了。少奇同志非常善于体察群众情绪，常常不声不响地仔细观察人和事，从对方是笑脸还是苦脸，是鼓着眼睛还是眯着眼睛，是昂着头还是低着头，去探求他们的真意。1961年在湖南调查时，通过大大小小的调查会，个别谈话，群众渐渐消除了戒备心理，主动找他谈心，连母猪不下崽、鸡婆不生蛋这类家长里短，都想一吐为快。少奇同志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发表意见就能有的放矢。他对许多觉悟水平高的同志，批评起来是不留情的，既不拐弯抹角，也不旁敲侧击。但是，当他用道理说服一般人的时候，他的耐心也是少有的。我经常见到他同基层干部谈话，完全是恳请的口气：“讲点儿民主好不好？”“叫人把话说完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