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少奇》

下载本书

添加书签

我与少奇- 第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分别了5年之后的1972年,孩子们终于获准到监牢里来看我。看到他们精神面貌很好,我真高兴,半晌才说了一句:“没想到你们能活下来!”他们凑在我的耳朵上悄悄告诉我:“妈妈,我们生活在人民之中……宋妈妈最近还给我们回了信,送了杂志和糖,鼓励我们好好学习。”多么难能可贵!孩子们一句话解答了他们何以能健康成长的原因。人民是他们的父母,庆龄同志又一次在我们心目中成为伟大人民的象征。 
庆龄同志不仅关照我们的孩子,同时也关心所有的孩子。据她身边的一位护士说,“文化大革命”初期,在林彪、江青一伙的挑动下,一些很单纯的孩子写信要她改变已经梳了数十年的发式,“破除封资修”。庆龄同志看信后说了一句:“唉——这些不懂事的傻孩子,这种发髻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啊!”沉思片刻,她又自言自语:“他们可别害了我们可爱的孩子们……”最近,庆龄同志虽在病中,还写信给全中国的儿童:愿可爱的小树苗茁壮成长。是的,所有的孩子都是她的孩子和后代。 
1978年底,我重获自由以后,孩子们立即禀告了宋妈妈,她非常高兴,祝贺我们团聚。不久,在一次集会上,我们终于又见面了。我激动地握住庆龄同志的手,笑着,她也笑着,我们什么话也没说,就像第一次见面时一样。是啊,有什么语言能表示出我们的情意呢?又有什么方式能表达我对她的敬爱和感激呢?——只有这同志式的握手。 
1980年5月12日,我动身去河南迎接少奇同志骨灰的前一天,接到庆龄同志写来的英文亲笔信。一开头就称“我最亲爱的同志和朋友”,信中说:一点小礼物,“却包含了我对你们所有的爱”。我知道,此时她也一定与我们一样缅怀少奇同志。在少奇同志追悼会上,我们互相注视了短短一刻,我看到,庆龄同志的眼中又闪出我曾见到过的胜利喜悦的光亮。我们紧紧地拥抱,紧紧地贴在一起。   
永恒的纪念(4)   
庆龄同志对现在的党中央非常信任。党中央对庆龄同志关怀备至。许多负责同志到外地视察时,还经常打电话关心她。 
5月14日晚,庆龄同志病情恶化,体温高达4025℃。15日早晨,我赶去看望她。她体温已下降,神志清醒,我们最后一次谈了心。我与在场的医务、工作人员一起耳闻目睹了她是怎样最后一次提出入党要求的。她接连重复了3遍,明确表示坚决要求入党。望着她那双我熟悉的、晶莹明亮、炯炯有神的眼睛,我感动得泪如泉涌,亲吻着她说:“亲爱的庆龄同志……” 
邓颖超同志和彭真同志代表党和国家问候庆龄同志,表示热烈欢迎她加入中国共产党。上午10点30分,庆龄同志的入党要求直接报告了耀邦耀邦,即胡耀邦,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同志。下午,小平同志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会后,立即通知庆龄同志本人。——庆龄同志终于实现了她最大的愿望。 
第二天,人大常委会向宋庆龄同志表示了全国人民的敬意,授予她最高的荣誉。她在病榻上听了这一公报,依旧是那样平静,反复地说:“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这一句话里包含了她对我们祖国、人民,对我们党的全部感情。是的,庆龄同志已不需要说什么了,她用自己毕生的奋斗向人民作了足够的表白。 
庆龄同志勇于追求光明,不断前进,爱憎分明,刚正不阿,谦虚勤勉,永葆青春的革命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庆龄同志的高贵品质,她的一切一切,已同我们伟大的祖国和社会主义事业融为一体,已成为我们国家的象征。她不愧为我们国家的名誉主席。 
庆龄同志对中国革命事业,对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不朽的贡献。直到最后一息,她仍带着安详的微笑,仿佛表达她永远蕴于心中的那句话:“伟大的中国人民啊,我是多么地爱你们!” 
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   
我们是跟人民在一起的(1)   
本文原载《文汇月刊》1981年第7期。——记少奇同志二三事(一九八一年六月)1960年4月,少奇同志乘坐一条中型客轮,出三峡,考察了葛洲坝坝址后,沿江而下。那天晚上,刚过宜昌,突然碰上难以预料的龙卷风,顿时风吼雨至,浊浪惊空,轮船剧烈地颠簸摇晃。在探照灯的光柱下,发现江上有小船陡然跃起,又被大浪压下去。 
这突如其来的风暴使所有的人惊惶失措,小木船上的人叫喊着,落水者一再呼救。轮船上人们议论纷纷。有人说必须快去救人;多数同志认为,轮船偏离航道有危险,上级给他们的重要任务是保证国家主席的安全,只能迅速通知其他过往船只来救……正在舱内批阅文电的少奇同志知道了这些情况,当机立断地说:“就因为是国家主席坐的船,更应该首先抢救人民!” 
船员们见少奇同志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立即奋不顾身,投入这场抢险的搏斗。经验丰富的老舵手把稳航向,克服浪涛的推力,让船侧身擦过浅滩;水手们用链索把自己固定在船栏上,探身舷外,把落水者拉上甲板。 
舱里,少奇同志不安地站起身,走到舷窗前。外面,令人目眩的探照灯正在四下扫射,巨涛像矗立的墙壁,咆哮着滚来,重重地摔在甲板上,浪沫与箭一样射来的雨点,飞溅到窗上。江面上一只只小木船像是飘荡的树叶。少奇同志又命令为小船挡风。轮船横在江心,截住木船,用缆绳牢牢系住…… 
清晨,风停雨过,江面上又恢复了平静,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两个落水者下船时激动地握住船长和水手们的手,流下热泪。缆绳解开了,小船也一条条散去,上面的人们望着客轮渐渐远离,不住地挥手致意…… 
这已是20多年前的事了,但至今仍清晰地印在我心中。那险风,那恶浪,特别是少奇同志的神情,好像就在眼前。少奇同志与其他革命老前辈一样,在危难时刻,总是挺身而出,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我曾接到成千上万封国内外来信,绝大部分是表达他们对少奇同志的怀念,使我极为感动。我深深懂得,这不只是对少奇同志一个人的怀念,而是对老一代革命家,对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的怀念。在我和少奇同志共同生活的漫长岁月里,我感到他最宝贵的品质,就是对人民是那样满腔的热爱,同人民的血肉联系又是那样的深。我耳边经常响起他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一句话:“我们是跟人民在一起的!”的确,无论在顺境或身处逆境,少奇同志都是与人民同在的。 
“人民的利益即是党的利益” 
全国解放时,少奇同志就极力主张共产党员公开身份,以加强群众对党员的监督,保证执政党不脱离群众。他认为,过去在根据地、游击区或白区,这个问题解决得比较好,因为不解决就不能生存。现在取得了政权,进了大城市,就容易同群众疏远。这个问题必须引起特别的注意。他曾说:“我们反对国民党,是因为国民党欺压群众。如果我们自己执政,不代表群众的利益,脱离群众,甚至蜕化到欺压群众的话,那我们和国民党有什么区别?”为了保证党不变质,他主张首先要加强群众对党的监督。每个党员,包括他在内,都要受群众、受组织的监督,而且应该欢迎别人监督;作为领导干部,更应该这样。 
少奇同志参加制订和执行政策时,都是坚持群众路线的。无论到哪里,他总要向那里的群众请教,做调查研究。即使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也从不轻率做出决定,总是反复推敲,权衡利弊,与群众共同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现在找到不少他的笔记本,上面记录着他在找人谈话时听到的情况和意见,其中有各级干部、工人、农民、军人的反映,也有普通居民和资本家的反映。50年代初,他还特地从湖南老家找了几个农民,担任他的通讯员,要他们每年给他写一两封信,如实反映情况,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许隐瞒,只要是为大家、为集体的事,他一定回信。1961年和以后,在号召群众向党中央反映真实情况时,他几次同干部和群众说过:“如果信寄不到,可以直接到北京来。为了群众的事到北京来,路费归我负担。”   
我们是跟人民在一起的(2)   
也经常有这样的事。某些方针政策在实践过程中出现了新情况,新问题,引起他整夜的思考,第二天早晨,就找来有关同志,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们,请他们提意见。有几次,我听见他对一些负责干部说:“你认为我的意见对,就按照我说的去试试办;你认为我说的不对,就不要去做。你如果去做,不要说是我的主意,免得下面的同志不便提反对意见。当然,如果实践证明我提出的主意错了,我愿意跟你们一起分担责任。”经过这样反复的摸索、试验,再经过党中央的讨论和批准,一项政策才决定下来,重要的还订为法律。凡是多年来证明仍为正确的政策,都是这样慎重地订出来的。 
1957年,有些地方出现“闹事”。春天,少奇同志到各地视察,找省、地、县干部谈,找普通工、农、兵、学和知识分子等各方面的群众谈。我记得在河南新乡,有家国营大工厂,因任务缩减,调了100多工人到五金生产合作社去做钳子。厂领导工作草率,未征得工人同意,采取了压服的办法,引起工人闹事,还定为“反革命事件”。少奇同志听取汇报时一言未发。到新乡后,他找了有关干部、群众和“闹事”者代表仔细问了事情的原委,认真研究了各方面的意见,最后,他认为这不是反革命事件,决定推翻原结论。他找来了当地处理这件事的干部,耐心做说服工作,搞通思想,让他们主动去平反;并告诉他们,能勇于改正错误的干部,只会赢得群众更大的信任,将来可以更好地进行工作。 
少奇同志认为,当干部群众发生矛盾时,领导干部应把复杂的情况毫不含糊地对群众讲清楚。属于我们工作上的缺点、错误,一定要向人民群众作认真的自我批评;对群众的错误思想或过高要求,也要耐心说服,循循善诱;至于群众合理的要求,如暂时不能满足,也应把真实情况向群众讲清楚。他说:“群众是自己人,应向群众讲真话,不许骗人。共产党人是讲道理和服从真理的,也应该相信群众是讲道理和服从真理的。” 
那一段时候,在处理这类事件时,少奇同志一再强调,确定一桩事件是不是反革命性质,关系至为重大,它涉及一批群众,会牵连很多亲属。他认为,闹事的原因是复杂的,要严格区分两类矛盾。经过两个多月在各省的调查和现场处理问题,少奇同志提出:大量存在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在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混淆在一起的时候,首先应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样比较妥当,不会伤害好人。他还说,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最好方式,是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时刻不要忘记,我们的目的是团结,不要为手段忘记目的。少奇同志在《论党》中写道:“人民的利益,即是党的利益。”他一生信守这个原则,至死不渝。 
最近,陈云同志强调: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我们党是来自人民的,脱离了人民,我们党也就不存在了。 
“大家都是侍候人的” 
也是在1957年,北京地质学院第一批学生毕业,写信反映了一些思想问题,要求少奇同志给他们讲讲话。少奇同志欣然邀请他们和共青团的一些干部到中南海,谈了3个多小时。他针对学生不愿到野外勘探队去工作的思想问题,说:许多学生羡慕老革命,想早生几十年,在枪林弹雨里当英雄,说现在只能爬荒山,找石头,太平淡了。其实,建设也是战斗,地质勘探队就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侦察兵和游击队,与解放前山上的游击队一样,生活都很苦,但干好了都能当英雄。找到一个矿就是打了个大胜仗,立下个大功。生活中越有奋斗,就越有意义。中国有几亿人,毛主席、朱总司令这些同志带头打游击,吃了几十年苦,打出了个新中国,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在今天的建设中,别人不想满山“打游击”,你们去,几十年以后,你们肯定能打出个发达得多的新中国。你们吃一点苦,使6亿人享福,高兴不高兴?这次谈话使地质工作人员和学生受到很大鼓舞。   
我们是跟人民在一起的(3)   
少奇同志不只是鼓励青年人立大志,创伟业,不要贪图安逸舒适的生活,他自己更是风尘仆仆、席不暇暖地到社会主义建设现场去解决问题。1961年,他由广州到湖南调查了44天后,又奔赴东北,视察大庆油田。因为那时对油田建设是上马还是下马,正举棋不定。少奇同志深入油田第一线,摸清了情况,决定不惜力量保大庆。职工们感谢他,他说:“应该谢谢你们,是你们的干劲鼓舞了我!” 
夏季的兴安岭,森林茂密苍翠,阴霾的天气,即使不下雨,也是云过一身湿;而晴日林间,蒿草荆棘饱含露水,又像个蒸笼。这里是鸟兽蚊虫的世界。少奇同志与大家一样,穿着雨衣雨靴,健步行进在泥泞崎岖的山间小路上。他拿一根树枝,既当拐杖,又用来驱赶嗡嗡缠人的蚊虫。白天,他深入林场,看采伐、集材、归楞等生产操作,观察林场的更新情况,访问工人居民生活区;晚间,在火车上召开工人、干部座谈会,听取汇报并与大家谈心。一天,他突然问这里是否买得到酒。当时国家困难,缺粮少酒,林区交通又不方便,供应极少。少奇同志说:林区工人的工作、生活条件都很艰苦,常年处于阴寒潮湿的环境中,必须要保证让工人有足够的酒喝。他指示有关部门,一定要保证供应,作为急需生活物资优先运到林区。 
少奇同志不仅关心和积极解决群众眼前问题和困难,更顾到他们的长远利益。过去他常讲起,历史上西安、北京等地区都是林区,建了都城,树就全砍光了。现在,有人的地方林都没有了;原始森林能保存下来,就因为没人烟,来了人就剃光头,这样不行。在视察中,他发现森林资源浪费很大,采育比例失调。有一天,在一片松林里,他抬头望着那参天的松树,语重心长地对陪同的林区领导同志说:“百年之后,还能不能有这样的红松林啊!我们这一代人采光了 ,下一代人怎么办?后继有人,也要将来有林。”接着他又说:“我国森林资源很少,我们这一代人不要把森林搞光了,搞光了不仅以后没得用,还要影响气候,我们死后都要受审判的!”“不要享祖宗的福,给子孙造孽!”那次,少奇同志对我国林业的采伐与更新,木材的综合利用,工人生活区的建设,都提出了许多根本性的建议。以后,党中央又制订了相应的政策和措施。 
在历时一个多月的视察中,少奇同志踏遍大小兴安岭和牡丹江的几个林区。他虽已60多岁,却精神饱满,不顾种种困难,有时一天要跋涉几十里山路,对那穿透衣服的蚊叮虫咬也都不在乎。他换下的被汗水、雨露湿透的衣衫,上面还常常有斑斑血点。每次,我什么也不说,因为我知道这一切都是他应该做的,这是人民交给他的工作。为了工作流汗出血,他心里一定是高兴的。 
少奇同志相信群众,不仅仅是事事向干部和群众请教,对群众中先进的东西加以提倡、推广,从他们那里吸取营养,也表现在对干部和群众的错误思想直率地提出批评,讲明道理。在一次谈话中,一些售货员、保育员、护士反映说,有许多同志不安心这些行业的工作。少奇同志讲:现在大家都愿意当工人,不愿干你们这些行�
小提示:按 回车 [Enter] 键 返回书目,按 ← 键 返回上一页, 按 → 键 进入下一页。 赞一下 添加书签加入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