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澜：所以您就从此把这个念头放弃了，再也没想这件事？
王光美：我就没再提这件事。
杨澜：但是在那个非常时期，您也曾经把小小小小，即刘潇潇（又称刘小小），刘少奇与王光美的小女儿。托付给保姆赵阿姨。当时是怎么样一个考虑，您怎么跟少奇商量的呢？
王光美：那在我们门外那个院子里，我跟少奇打了招呼，我说现在没法了，是不是就把孩子交给赵阿姨。他同意了。
刘亭亭：那个时候先是在我们家里，然后是在中南海批斗，让我们都得参加。一开始外面全都围攻中南海，那个时候“四人帮”指使的造反派来了，家里贴了大字报。我爸爸身边的工作人员对他态度也不敢特别好，一些很同情他的工作人员都抓起来了。后来造反派拔掉了电话线，他也没法再跟中央联系了。然后造反派来了就揪斗他，推推搡搡，打我爸爸。那个时候是非常痛苦的一种感觉，但是也很害怕，作为小孩子，基本上是有点儿傻了的那种感觉。我妈被推出来的时候，因为他们一个关在后院，一个关在前院，她见不着我爸。这个时候她看我爸爸在挨打，她当时也被按着头，到最后打得比较厉害的时候，我妈妈冲过去抓住他的手，他们俩人使劲抓着手，我们当时觉得非常痛苦，很难以形容。
王光美：斗完了以后我确实拉着他。
杨澜：您为什么会突然拉着他的手？
王光美：我就觉得越是这个时候，我就越是应该跟他站在一起。我们当时都分开住了。他们把我拉到后面院去了。那时候我们隔着3个院，最后面是童小鹏童小鹏，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院子，童小鹏搬走后，我住在后面。我们都被隔离开，只是在斗争会上能够见到，然后中间休息一次，到我们书房去喝水。我就心疼他，给他点水喝。真惨。当时他喝了一杯水，我就这些点滴的印象，但难以忘掉。
王光英：她嫁给少奇同志无怨无悔，我替她担心……
王光美：什么？
王光英：无怨无悔，这话对不对？
王光美：你说我都没动感情。老哥，你也无怨无悔，你沾我的“光”沾得够呛。别动感情，我给你点镇静药吃。
杨澜：您在监狱那段日子怎么熬的，都在想些什么？
王光美：我根本不知道哪天是哪天，今天是几月几号，只知道上午、下午，阴天、晴天。只有一个窗户，天气热的时候，上面两个窗户开着，底下两个窗户不开。那个监狱的床，都很矮，这矮我现在才懂，本来监狱的木板床，都是两个凳子，中间一块木板。至于它为什么矮，是不让你逃跑，所以这床必须低。我们常年都坐在那儿，不许动，也不许抬头看窗户。
杨澜：那个时候您对于自己的孩子，在没见到他们之前您最担心他们什么呢？
王光美：我第一没想到他们还活着，第二我也不知道见了以后对他们后果怎么样。结果看管的那个人说一定要见孩子，这是毛主席的批示，小孩写信给主席要求见爸爸妈妈。于是他就把主席的批示给我看了。主席写着：爸爸已死，可以见见妈妈。我认识毛主席的字呀。经过批示，小孩都从外地赶来了，一个在山东，一个在山西，都赶来，不知道要求多少次才批准一次，批准他们都来了，所以我见了他们一次。
刘亭亭：我们走到监狱里一看，因为长期不见阳光，她驼背驼得比较厉害，后来她又好了，现在老了又开始驼，一下子她比我们矮小很多，而且一下子特别瘦弱，完全不是原来记得的那个母亲的形象了，很悲哀的一种感觉，但是又得挺着，不能表露出来。
感受王光美（7）
杨澜：那个时候您是通过孩子的这封信，才知道自己丈夫少奇去世了？
王光美：以前不知道，没谁对我说过，我也不问谁。
杨澜：那您看到这个，知道他已经不在人世的时候，您……
王光美：我问了一句，我说怎么……他们也不让我问，不跟我多说，就是说病了，马马虎虎搪塞，所以到现在少奇临终前什么样我也弄不清，我只知道他死于开封。这点有时候别人不能理解，我倒觉得他去世是好事，用不着活受罪呀。我当时气得骂管我的人，我讽刺那个整我的人，我说少奇去世可能是便宜了他。因为我想，如果他活着，他们说不定整他整得更厉害，那他多活一天多受罪，走了倒好。我心里是这种想法。有些事不是一句话能说得清。
王光英：她那时候没自杀，活下来了，和我那时候有相同之处。当然，我不如她。她就说，我要活下去。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人家给你加一个罪过，你要是死了的话，谁去解释，说不清了。
杨澜：您在那里面有没有过绝望的时候，就是想也许我真的出不去了……
王光美：好像我老觉得我会出来。王光美重见天日了。1978年底也就是入狱12年后，她终于被释放了。命运中有着太多的巧合，往往让人唏嘘不已。王光美重获自由后，首先被送到的地方竟然就是她当年立志参加革命的地方——翠明庄。从这里出发又回到这里，命运画了一个圈。王光美：我现在走过翠明庄，都觉得翠明庄与我有关系。
刘红（刘红是翠明庄的工作人员，王光美出狱来到翠明庄时，她才19岁，被分配给王光美作服务员）：我记忆中她穿的是狱衣，就是她从车里走出来时穿的一身黑的衣服。进我们房间就换普通衣服了，是那种布的衬衫。当时她的头发都过肩了，长得很长。
杨澜：白头发？
刘红：白发，也不整齐，头发非常乱，身上弄得也不是那么太干净。我给她理完发就给她放洗澡水，赶快让她洗澡。洗干净后，她见到了家人。
杨澜：孩子到这儿见到她，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刘红：当时孩子就喊她妈妈，都哭了，然后王光美也哭了。
刘亭亭：刚出来，刚解放的时候，她看人一多，精神就比较紧张。那时她只能弯着手做操，因为狱中她那个屋子，就6平方米，她手伸不直。后来我就说，这里有的是地方，没关系，手臂可以伸直了。还有她洗个塑料袋，一下子能洗20分钟，因为在监狱里没有事情干，慢慢洗东西的时候等于是在消磨时间，或是想事情的过程。我说，您现在情况不一样了。1980年王光美出狱后一年，刘少奇也获得了平反。当时他已经逝世十年多了。中央为他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追悼会上，邓小平致悼词，许多人都哭湿了衣衫，而全中国人也在电视机中看到了这个情景，并为之动容。也许是因为刘家的经历也触动了他们自己的心事吧。刘亭亭：我个人倒觉得因为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哭出来的时候倒不是最悲痛的时候，哭不出来的时候反而是最悲痛的时候，那种压抑感是最悲痛的。平反后开追悼会的时候大家也都能哭出来了，也都放开了，整个环境是很悲痛的感觉。我爸爸遗嘱要海葬，我们又费了那么多时间把骨灰找回来，然后又把它撒出去。因为永远看不见他了，所以比较……
王光美：后来撒骨灰的时候，我们坐船去大公岛，把那个包骨灰的红布留了下来。当时我们有个大师傅，就是以前给我们做饭的，叫郝苗，他就把那红布拿着跑到中南海，他心里也憋着一口气。他拿红布到中南海，对着中南海的正门，就在瀛台台阶上洗一洗，把红布上沾的那点骨灰沫，掉到中南海里。就是这么一个大师傅。他当着我的面洗的，洗完了，就把红布给我了。噩梦已经过去，生活还在继续。今天的王光美不仅是一位儿孙满堂的祖母，也是一位积极投身于社会活动的长者。王筱苏（王光美秘书）：她平时看报看杂志，然后谁来了她都问人家有什么新鲜事，对那些热点焦点，她特别感兴趣，而且好奇心特别强。比如说她看报纸看到什么不太懂的名词，第二天我来了就问我说：“我不明白，什么是二板市场”，然后我就跟她讲什么是“二板市场”。可能过两天她看报，又看到这问题，忘了上次的回答就又问我什么是“二板市场”。
感受王光美（8）
刘亭亭：有时候我也跟她讲，你住监狱十多年，要在美国，不可能有人相信你心理上没受刺激，没有毛病。实际上因为她的性格比较豁达，她只看将来，对过去她也回顾，但她不受过去的影响，不觉得那是一个很大的思想负担。我觉得她可能对别人的丑恶面不太记得，因为她觉得当初的境遇是由一个社会时代造成的，是一个集体的活动的结果。她从来没跟我说过任何人的坏话。我有时候问她，比如说“文化大革命”中，谁对你怎么样，她从来不谈这方面问题，她从来不把这看做是一对一，谁和谁有仇，或者有怎么样的私人恩怨。
杨澜：您说到，要不是经过“四清”，还有在清华大学蹲点这些第一线的政治工作经验，您可能会挺不过去“文革”那么残酷的政治斗争。您现在再想起那一段工作经历时，有没有想过您自己也有可能冤枉过别人呢？
王光美：那真是难说。因为只要一搞运动就很容易走火。现在大家讲实事求是，处理谁的事情就是谁的事，该教育教育，该处分处分。至于搞运动，呼啦一下子，谁知道谁冤枉了？那个行为过火人不是自己想过火。所以我觉得我不赞成搞运动这种形式。我们有组织部、统战部，哪部管什么，咱们已经挺正规的，如果认为这些机关都腐败了，不起作用了，那需要调整谁都行，但不能搞普遍运动，因为那造成的损失太大了，好坏不分，谁也控制不了。
杨澜：您觉得有什么能够保证“文革”不会再重演吗？
王光美：按道理，随着大家文化水平的提高，知识水平的提高，瞎胡来的事情应该会少。在采访中的一件小事让我久久不能忘怀。那就是王光美谈到在“文革”初期，当她还住在中南海的时候，有人教她只有6岁的女儿当着她的面唱打倒刘少奇的儿歌。这个人一定就生活在她的周围。当我问她这个人是谁的时候，她却说我不想去追究。因为如果我追究的话，这个人就要倒霉了。能够宽恕他人，也终于给王光美的晚年生活带来了自由和安宁。看到她面对子孙满堂的幸福笑容，我们终于可以舒一口气说，时间毕竟是公平的。
（杨澜）
王光美深情忆少奇
王光美深情忆少奇（1）
本文原载《湖南广播电视报》1998年10月。刘少奇百年诞辰那年，笔者专程赴京采访了王光美老人。关于刘少奇，可以谈论可以思索的话题很多很多，在那次殊为难得的赴京采访中，我们最想聆听的是这位饱经沧桑的领袖夫人内心的情愫，并深入了解了她记忆中的少奇。
正赶上北京由热转凉的时节，1998年9月15日上午，笔者如约前往王老家时已颇感凉快。已是高龄的王光美一清早从北京医院检查身体回来，没有大碍，精神很好，便招呼我们坐下，拿起了空调遥控器：“你们有些热吧，调到15℃成吗？我就是怕热，今早去医院就我一人穿短袖，昨天送别杨尚昆同志也是穿的一件薄衣。”又说：“别看我平时挺精神，其实有个哮喘的老毛病，不能大声说话，一咳嗽，就没法讲了。现在这么大小的声音能够录吗？”王老思维依然非常敏捷，聊几句话消除了我们的拘谨。下面是笔者与王光美老人的对话：
笔者：少奇同志深得民心，作为与他风雨同舟20年的革命伴侣，您觉得他最令人景仰的品质是什么？
王光美：你这个问法啊？那我不能搞什么“夸夫”，像你们花鼓戏似的（笑）。让我这样谈少奇不合适，还是让外边评论吧。
笔者：今年是少奇同志百年华诞，人民非常怀念他老人家。少奇同志英灵有知，您作为他的夫人，想给他说些什么心里话呢？
王光美：你真相信人还有魂吗？用这词儿（笑）！
笔者：作为一种特定的思念，我们宁愿相信还是有的。我们知道，少奇同志是杰出的工运领袖，您能否谈谈他早期领导安源罢工的情况。
王光美：少奇从不跟我说他的过去。结婚以后他多次对我讲：“不要从我的过去了解我。”他不愿意谈他自己，我也是在他和一些老同志叙旧的时候才了解他过去的一些事儿。安源这段历史我不能讲，因为我也不是见证人。我熟悉的主要是建国以后的一些情况。
笔者：少奇同志建国后曾5次回湖南，第一次是什么时候？
王光美：那是在1951年冬天，少奇到了长沙，但没回宁乡。记得那次他去找清水塘，跟陪同的王首道同志讲，他与主席最初认识就是在清水塘。
笔者：《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少奇同志的名著，他一生都在身体力行“修养”二字。我们特别想了解如果下级同志与他发生争执，他会如何处理？
王光美：还是就着1961年回乡调查来谈吧。在天华的时候，大队书记彭梅秀确实骂了少奇“刘胡子”，劳动妇女着急的时候骂人还管谁呢？少奇没生气，他肚子里还撑不下这个那哪行啊！意见分歧难免是有的，当时农村急缺家庭生活用品，锅碗筷呀，要解散食堂就得赶快生产，但是是由国营工业办好？还是轻工企业办好？或者是合作社办好？当时的调查组成员杨波认为应由社队企业来办，少奇认为由合作社办好。两人谁都说服不了谁。少奇说：“我也是调查研究得出的结论。你也是调查研究得出的结论。你可以做成两件事情，然后比一比，看哪个更适合群众的要求。”少奇并不强制人家，不是说我是中央领导，你必须听我的。他作风民主啊！
笔者：少奇同志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后，与家乡的亲戚朋友保持一种怎样的关系？
王光美：少奇与家乡来往不是太多，他是全中国的国家主席呀！那时搞土改划成分，少奇大姐划了富农，来信说：“我在塘边提水，弟弟在北京当大官”，心理不平衡。可少奇给姐姐回信说：“你在家劳动我觉得很光荣，不劳动我觉得羞耻”。他不能全听家里的话呀。中央领导同志一般都不回去，主席也回避，总理常说自己家是大地主，也不回去，只在飞机上看几眼。这不是与家乡人民关系的问题，而是涉及到自家亲属在政策中占哪部分。但少奇非常关心家乡的发展，接到了家乡大量的来信，反映问题的、向他问候的都有。还说一点吧，我与少奇结婚一直不知道他的生日，他自己也忘了，后来呢，还是根据家乡这些贺寿的信，用阴历折推1898年的阳历，“11月24日”的生日这么查出来的。少奇的大姐夫是个老实巴交的人，1961年来了封信，说吃不饱饭，天天几两粮，不能偷不能抢，饿呀，怎么办呢？我看了这信心里挺别扭，便给他寄了些钱。后来回去看大姐，才知道他用这钱买了些肉，加上那天多吃了些糠粑粑，给撑死了。本想帮他一下，谁知出了这事儿，叫人怪难受的。但我们不能给她们特殊照顾呀！从宁乡回京半年左右，外甥女鲁新秀就给我们寄来了两双她做的布鞋，我和少奇穿着都挺合脚，少奇心里特别感激。总之，少奇对老师、对同学、对亲人很有分寸，他对老乡、对花明楼很有感情，根据各人具体情况，能帮什么帮什么，但他从没有对亲戚作特殊安排，虽然他愿意大家都发展。
王光美深情忆少奇（2）
笔者：少奇同志是大理论家，我们想了解他的读书生活。当时不是流传毛主席的一句话：“三天不学习，就赶不上少奇吗？”
王光美：那句话呀（笑），说是主席的话，但主席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说的我一直没搞出来。我没听到过传达，所以这句话我从不用。要说起读书，主席读过的书没人能比，包括乔木也不能比。少奇日常工作那么多，不能像主席那么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