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相结合
“幸福工程”优先救助实行计划生育的贫困母亲，把利益导向机制引入计划生育工作中。通过调查发现，凡是开展“幸福工程”的地区，计划生育工作大都有明显进步，群众中“早生、多生、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被勤劳致富的热情所取代，许多年轻夫妇推迟生育，许多受助母亲主动放弃第二胎的生育指标。计划生育战线的同志反映，在开展“幸福工程”的地区，计划生育这个“天下第一难”的工作不再难了。
四、同提高妇女地位相结合
在“幸福工程”的项目工作中，贫困母亲作为签约人，直接同管理机构签订帮扶协议，提高了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通过对贫困母亲进行科技实用技术和生殖健康方面的培训，帮助她们直接参加社会活动和生产活动，开阔了眼界，增长了才干。由于母亲在家庭中的特殊作用，她们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后代的素质，也影响着民族的未来。由于母亲素质及经济、社会地位全面提高，家庭经济状况好转，许多辍学儿童重新走进课堂，家庭关系、邻里关系、社区环境都有了改善。
我与“幸福工程”（5）
“幸福工程”正在为我国的人口、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作出微薄的但又是积极的贡献，但也面临着许多困难。
“幸福工程”是在国家不投入资金的情况下，依靠海内外各界的捐赠来实施救助的。由于种种原因，目前的募捐和筹资环境并不好。这些年，“幸福工程”把所募资金的85％以上都投入到项目救助工作中，而自身却因管理经费不足，难以培训、引进人才和进行有力度的宣传；管理力量和水平跟不上迅速扩展规模的要求，管理人员待遇低，大家是凭着觉悟和事业心在忘我工作。总之，“幸福工程”发展后劲不足，尚未形成良性循环。
我们正在努力调整我们的一些做法，力争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幸福工程”进入可持续发展的健康轨道。希望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继续关注幸福工程，加大支持力度，共同把这件利国利民的事办得更好。
（2000年3月在全国政协九届三次会议上的发言）（五）
“幸福工程”是以户年均收入低于国家或省级贫困线的母亲为救助对象，以开发其劳动能力和解决温饱为目标的扶贫工程。它的运作方式是通过小额资助，帮助一位贫困母亲因地制宜地选择生产项目，制定还款期限，完成脱贫计划。然后将她的还款贷给下一位贫困母亲。其资金来源依靠社会募捐和吸纳部分国家扶贫贷款。工作机构是在国家计生委领导下，由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具体承办，依托计生协的成熟网络开展工作。实施8年来，“幸福工程”已累计投入资金18亿元，救助贫困母亲125万人，惠及家庭人口近60万。向受助母亲们提供了价值1300多万元的药品、医疗器械和科技文化用品。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已经建立了全国——省——项目县三级管理网络，在管理上比较规范了。
在我国贫困人口中，母亲是最贫困的群体之一。她们缺乏经济来源、文盲率高、健康状况差、社会地位低。“幸福工程”正是在国家大扶贫的行动中，为这一特殊群体做些事。我们在为贫困母亲提供一定生产资金、帮助她们脱贫的同时，还会为她们做些最基本的健康检查，并安排必要的劳动技能培训。只有母亲脱贫了，才谈得上提高全家生活质量，也才有条件供孩子上学。具有一定卫生常识的母亲，才会培养出更健康的孩子。小到家庭大到国家，帮助贫困母亲关系到提高我们整个民族的素质。
“幸福工程”帮助过的贫困母亲，总体脱贫率在85％以上（按还款率统计），少部分达到富裕。1995年4月，“幸福工程”在第一批项目点贵州普定县投入资金10万元（加上配套资金，共20万元），到2000年5月，资金到期全部收回（扣除1万元治病、培训和当地工作经费）。所救助的619名贫困母亲，其中248户脱贫，占40％；19户达到小康水平，占3％；290户解决温饱，占47％；62户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占10％。受助母亲的人均收入由被救助前的200多元增加到1160元。四川省“幸福工程”组委会在实施“幸福工程”的过程中积极争取国家扶贫资金，7年来累计投入1635万元，在53个县对1万多名贫困母亲实行救助，惠及家庭人口4万多人。该省通江县陈河乡的贫困母亲谭家珍，救助前欠债400元，人均年纯收入只有412元。“幸福工程”资助她1500元，养羊两年后，人均年纯收入达1950元，不仅还清了债，还存款500元，按时归还了“幸福工程”资助款，提前交了当年农业税。江西上犹县的赖平香，在“幸福工程”的资助下，从1997年开始养猪，几年来，她家从一个欠债几千元的家庭，变为当地的养猪大户，建起了庄园式养猪场，年出栏猪数百头。赖平香也被县、乡评为“养猪状元”、“种养能手”。
因为我们优先救助实行计划生育的贫困母亲，对改变贫困地区的生育观念，推动当地的计划生育工作都发挥了作用。在计划生育系统被誉为民心工程、形象工程。
以小额资助、直接到人的办法扶贫，效果好，资金落实，但做起来很辛苦。从选生产项目，审核救助对象，与受助母亲签协议，培训、帮助解决生产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直到其脱贫还款，每一步都要到位。“幸福工程”这几年的工作，有些成绩，被党中央、国务院的有关部门列为扶贫开发、精神文明建设、公民道德建设等方面的推广工程，但问题还是很多，主要是筹资困难。今后，我们将把有限的资金集中使用，形成规模，降低成本。比如我们在已完成考察的河北承德县和甘肃古浪县各投入50万元，分别实施大棚蔬菜种植和肉鸡养殖项目。这样的项目很多地方都在向我们申请。为此，我们还要努力筹款，争取早日落实。同时视筹资情况，在以往搞得好的项目点增加投入，扩大救助面。另外，就城市失业特困母亲问题，我们在天津、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也搞了一些试点，通过就业培训、兴办社区便民服务项目等，帮助城区失业特困母亲解决生活困难。但这方面工作还不够成熟，我们将更加关注这一问题，争取有所作为。
我与“幸福工程”（6）
总之，“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行动”规模不大，但8年来踏踏实实在做些好事，并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和监督。这是我们得以为继的基础，非常感谢，并期待着大家更多的帮助。
（2003年3月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的发言）附录
王光美小传
王光美小传（1）
王光美1921年9月26日出生于北京旧刑部街32号。当时，其父亲王治昌正在美国出席华盛顿九国会议，得知女儿出生的消息，高兴地为爱女起名“光美”。
王治昌，号槐青，清光绪二年（1876年）生于直隶（今河北省）天津县。他自幼熟读经史，初考入天津北洋大学堂，专修法律，毕业后东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改读商业专科。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廖仲恺既是他留日的同学，又与他结为金兰之交，对他日后的人生道路，产生过重大影响。
王治昌回国后，曾先后在天津高等师范学堂、商业专门学校和北京政法学校、天津直隶北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任教。在清末的科举应试中，还考取过商科举人，受聘主持河南焦作煤矿。步入仕途后，初任北京政府工商部佥事、通商科科长。工商部与农林部合并为农商部后，历任参事、商品陈列所所长、工商司长、农商银行监理官、商标局局长，直至代理农商总长，还作为专门委员，先后参加巴黎和会及华盛顿九国会议，成为这一时期参与中国经济管理活动的重要人物。
王治昌在北京政府农商部从事经济管理活动的多年经历中，尽管得到了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等政要的赏识与器重，被授予“特命全权公使”头衔，获得过诸如“文虎宝光”、“大绶嘉乐”等勋章，但他亲睹北洋军阀的腐败，政治的黑暗，对孙中山、廖仲恺等敬佩之情始终没有改变。
1925年8月20日，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在广州遇刺身亡。王治昌闻讯，决心退出政治舞台，闲居北京，和妻子儿女过着平民生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任命他为中央文史馆馆员。在他就任的那一天，周恩来深情地对王治昌说：“老先生一生不容易，是爱国的。”
王光美的生母董洁如，字澄甫，天津人。她自幼反对封建礼教，崇尚妇女解放。在直隶北洋第一女子师范读书时，结识教师王治昌，后与之成为夫妻。1927年11月11日，继李大钊等19位革命烈士被军阀张作霖绞杀后，又有王荷波等18位烈士在北平安定门外箭楼西侧英勇就义。在这批烈士中就有董洁如的叔叔、中共顺直省委军运领导人董季皋，和堂妹董恂如的丈夫、中共顺直省委组织部部长安幸生。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中，董洁如支持儿女们参加革命，支持共产党的事业。解放以后，董洁如拿出自家的房产，创办了专门抚养乳婴的洁如保育院。1958年，她又将旧宅捐献给国家。在庆祝建国十周年时，被誉为北京十大建筑之一的民族文化宫，就坐落在王家旧宅的故址上。由于在妇幼工作上的贡献，她先后当选为北京市第一、第二、第三届人民代表和第四届政协委员，还被选为北京市保育工作者协会副主任。
王光美兄妹11人，虽然是同父异母，但同在董洁如的抚育下，亲如同胞。
王光美排行第七，大哥王光德（黄氏夫人生，早逝），二哥王光琦、三哥王光超（赵氏夫人生），四哥王光杰、五哥王光复、六哥王光英和王光中、王光正、王光和、王光平4个妹妹。她学生时代都是在北平度过的，从小学到中学，学习成绩优异，数学尤为突出。1939年暑假，王光美考入辅仁大学物理系。1945年日本投降后，她从辅仁大学理学研究所物理学部毕业。当时，美国米契根大学已同意接受王光美赴该校留学。正当联系办理出国手续的时候，中共北平市委大学工委同志的到来，改变了王光美的一生命运。
王光美在大学读书时期，就开始接触、学习马克思主义书籍，并于1945年通过四嫂王兰芬的关系，结识了中共北平市委大学工委领导人崔月犁，同地下党有了联系。
春节过后，中共北平市委大学工委的同志到了旧刑部街32号。来人告诉王光美说：“我们党和国民党政府、美国三方为实现停战协定，已经成立了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日前，三方代表团已到达北平。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为首的我方代表团急需选调一名政治可靠、精通英语的翻译，经组织研究，希望你能完成这项重要的使命。”
王光美小传（2）
毫无思想准备的王光美，如实地说道：“这件事实在太突然，请组织允许我考虑一下。”
经过慎重考虑，王光美摒弃个人杂念，决定立即前去报到。她按照党组织的指示，骑自行车到了西四三道栅栏41号。以后才知道这是解放报社的临时发行处。专程赶来接待她的是位戴着近视眼镜的书生装束的人，他就是新华社北平分社社长兼解放报社社长、总编辑钱俊瑞。他看过地下党组织的信后，把事先准备好的一封信交给王光美说：“你拿着这封信，到翠明庄去找李克农，他会安排的。”
翠明庄是一座三层楼的中西合璧式建筑。王光美按照钱俊瑞告诉的路线，径直来到了二楼一间房内。蓄着一撮小胡子的中共代表团秘书长李克农，不等王光美将钱俊瑞的信件交给他，便笑着说：“你就是王光美同志喽。欢迎，欢迎！”
李克农说：“你的基本情况，北平地下党组织已经告诉我们了。对你说来，这里完全是一种新的环境，你要有一个熟悉的过程。”
李克农听王光美说是骑自行车来的，便说道：“你先回家休息，明天我们派车去接你。你把你家的地址留下来。”第二天，当王光美得知来接自己的是叶剑英将军的轿车时，十分感动。
王光美到军调部后，开始主要是从事笔译备忘录等，后来任军调部整军处处长陈士榘的翻译。周恩来和美方马歇尔将军到北平时，她为叶剑英担任翻译。此后，叶剑英遇有谈判活动，需要翻译时，多由王光美跟随。
在便衣特务包围之下的翠明庄内，举行过一次热闹非凡的婚礼。新郎是刚从山东回到北平的军调部济南第七执行小组中共代表陈叔亮上校，新娘是一直随周恩来做统战工作的著名资本家康心之的女儿康岱莎。新娘千里迢迢从重庆来到北平，还是周恩来夫妇作美把她调到军调部工作的。康岱莎一到翠明庄，便很快和王光美成了好朋友。这次婚礼会场的布置、张罗，都是王光美帮助操办的。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命令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揭开了全国内战的序幕。北平军调部的工作愈来愈艰险，逐渐形同虚设。
叶剑英根据中央的指示，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的军事干部首先调整，离开北平。10月，叶剑英派人找王光美谈话，征求她对自己未来工作的意见。她坚定地向组织表态：到延安去！
11月1日，王光美匆匆告别父母，乘军调部中共代表团汽车，来到北平西苑机场。那里停着一架专供北平至延安航线使用的小型军用飞机，机组人员全部由美国人担任。王光美走进机舱，里面已经坐了两个人，大家都没有打招呼。她看见其中一位是身着军便服，蓝眼睛、高个子的青年，显然是一名现役美军军官。另一位是文质彬彬的大学生模样的中国年轻人。后来，王光美才知道他是在南京谈判中，担任中共代表团首席代表周恩来秘书的宋平。
飞机飞越河北，进入山西上空，王光美不停地透过机舱小窗，向下面望。坐在旁边的美军军官淡淡地说：“不用看了，那下面全是大山。”王光美看了他一眼，没有理他。
飞机安全降落在延安机场。李克农夫妇亲自到机场迎接。中央军委办公室的同志热情地帮助王光美拿东西。王光美望着巍峨的宝塔山，情不自禁地说道：“啊，到家啦！”
难忘西柏坡
王光美在时任中央军委情报处长李克农夫妇的陪同下，来到延安城北1公里的中央军委所在地王家坪，被分配在军委外事组。这里背山面水，房屋分散掩蔽在绿树丛中。毛泽东从重庆谈判回到延安后，就一直住在这里。
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声称要出动20余万兵力和100架次飞机，大举向延安进犯。王光美刚安顿下来，就随外事组转移到瓦窑堡农村。11月下旬，紧张形势暂缓，因工作需要，王光美奉调再返延安，参加准备有关谈判工作。这次，在延安住了近5个月。
王光美小传（3）
延安的景况虽然不及北平繁华，但生活还是丰富多彩的。一天，在食堂吃午饭的时候，毛泽东的警卫参谋龙飞虎遇见王光美。龙飞虎是在北平军调部担任叶剑英的秘书时和王光美认识的。龙飞虎说当天晚上杨家岭有舞会，想参加可以去。晚上，她在龙飞虎带领下，首次参加机关舞会。周恩来、刘少奇也来了，王光美在北平军调部就接触过周恩来，龙飞虎便将她介绍给刘少奇，说：“这是王光美同志，北平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的翻译，刚从瓦窑堡回来。”刘少奇任中央北方局书记时，曾在北平工作，问起了一些北平、特别是大学的情况。他转而问王光美：“你是党员吗？”王光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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