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中国式王朝兴替- 第54部分

『注：刘宗周后来曾经上书南明弘光皇帝，请求抑制江北四镇的势力，四镇中的将领高杰和刘泽清因而怀恨，曾派刺客去暗杀刘宗周。1645年明亡后，刘宗周以六十八岁的老翁绝食而死，给了黄宗羲伟大的身教。』

此后两年间，黄宗羲四出交游，结识了江南文社、诗社中许多名士，如张溥、陈子龙、吴伟业、周镳、钱谦益、陈贞慧等，并于崇祯三年（1630年）经周镳介绍加入复社，多次参加了复社、幾社、读书社的集会活动。还同时在南京参加了科举考试，结果落第还乡。于是，他重温父亲“学者不可不通知史事”的遗训，“愤科举之学锢人，思所以变之”，发愤攻读经史著作，从明十三朝实录到二十一史，“每日丹铅一本，迟明而起，鸡鸣方已，两年而毕”。此外，还广泛阅读了诸子百家之书，以及天文、地理、历法、数学、音乐、佛教、道教书籍。他自己家中的藏书不够读了，就“钞之同里世学楼钮氏、澹生堂祁氏，南中则千顷堂黄氏、绛云楼钱氏”。由此，黄宗羲名声大振，“一时老宿闻公名者，竞延致之相折衷”，其弟宗炎、宗会，“并负异才”，皆受宗羲之教而大有声名，“于是，儒林有‘东浙三黄’之目”。

黄宗羲不仅参加了复社的文学集会，而且参与了复社声讨阉党余孽阮大铖之流的政治斗争。著名的《留都防乱公揭》就是由顾杲、黄宗羲带头签名，当时签名的有一百四十余人。

1644甲申年春，崇祯上吊自杀，李自成率领大顺军进北京。接着，清兵入关，民族矛盾急剧上升。四月，黄宗羲跟随刘宗周至杭州，召募义军，以谋复明之计。五月，明凤阳总督马士英在南京拥立福王称帝，建立南明弘光政权，随即起用刘宗周任左都御史，黄宗羲随之到南京。但马士英借拥戴之功，把持军政大权，排挤抗清派，并任阮大铖为兵部侍郎。

阮大铖在《留都防乱公揭》一事后为东林和复社党排挤，蛰伏多年，自然要修怨报复。阮大铖编造了《蝗蝻录》，诬指东林党人为蝗，复社人士为蝻，并根据《留都防乱公揭》的名单捕杀复社志士，企图一网打尽。黄宗羲与顾杲一起被捕入狱。幸而刑部掌院邹虎臣与顾杲是姻亲，故意拖延审讯。

1645年五月，清军攻下南京，弘光政权瓦解，黄、顾得以乘乱脱身。黄宗羲晚年回忆此事时说：“弘光南渡，止结得《留都防乱揭》一案也。”但此案虽然了结，而黄宗羲“半生滨十死”的艰险岁月，却仅仅是个开头。

当清兵大举南下时，黄宗羲愤而毁家纾难，和浙东人民团结在一起，展开轰轰烈烈的抗清运动。他组织起一支抗清的“世忠营”，有3000多人。后来他又联合了太湖一带的豪杰，抗拒清兵达半年之久。当他扼守的四明山寨被攻破后，黄宗羲渡海到舟山，依附鲁王，和张煌言等继续搞复国活动。其间满清悬榜缉拿黄宗羲，黄宗羲带着全家到处避难。在几年颠沛流离生活中，黄宗羲一家累遭祸殃，儿媳孙氏、儿子阿寿、孙女阿迎接连病死，故居两次遇火，所以，他悲愤地写下了“八口旅人将去半，十年乱世尚无央”、“半生滨十死，两火际一年”的诗句。

康熙三年（1664年），张煌言殉难，黄宗羲感到恢复明朝事业已经无望，于是告别了颠沛流离的生活，改名换姓回到故乡，聚众讲学，著书立说。

黄宗羲晚年建龙虎山草堂于化安山，从事读书著述。黄宗羲学识广博，他坚决反对明末空洞浮泛的学风，倡言治史，开浙东研史之风，为清代史家之开山祖。史学之外，对经学、天文、历算、数学、音律诸学都有很深造诣。他留下了许多著作，最著名的就是他在54岁时写的划时代的《明夷待访录》。

康熙十七年（1678年），清廷议修《明史》，特开“博学鸿儒科”，以延揽人才。叶方霭向康熙帝推荐黄宗羲。黄宗羲的弟子陈锡嘏当时在北京任职，代为力辞。黄宗羲闻知后即致书陈锡嘏表示感谢，说他对叶氏举荐之事，“始闻之而骇，已喟然而叹”，而“喜兄（指锡嘏）之知我也”。又说如果让他“待诏金马”，无异于“断送老头皮也”。

康熙十八年，监修明史总裁徐元文、叶方霭两位内阁学士，征聘黄宗羲的弟子万斯同、万言北上修史。黄宗羲从“国可亡，史不可亡”的观点出发，支持万斯同“以布衣参史事”，但他在赋诗送行时告诫他们“太平有策莫轻题”，表明其不与清廷合作的初衷。

康熙十九年，黄宗羲年已七十一岁，徐元文在康熙帝面前举荐黄宗羲参与修史，康熙帝下旨浙江督抚“以礼敦请”，黄宗羲仍然托病力辞。但他这时亲眼看见满清的统治卓有成效，他对康熙帝恐怕已经不太反感了，在给清朝官员的信中写道：“羲蒙圣天子特旨召入史馆……时以老病坚辞不行，圣天子怜而许之。”这较之《留书》中骂清统治者为“夷狄”、为“虏酋”，已经大不相同。所以，他自己虽不应聘，却派遣自己的儿子黄百家到徐元文主持的明史馆去修史了。

黄宗羲弥留之际，仍念念不忘“从俭而葬”，使“百家不敢不遵也”。他长逝后，葬在家乡余姚城东南十公里的化安山下的龙山东南麓（现属陆埠镇十五岙村）。这一带三面青山环抱，林木葱郁，鸟语花香，景色宜人，正如黄宗羲诗中描述的：“昔年曾此作邻家，依旧水声彻夜哗。风景过清销不尽，满溪明目浸桃花。”儿孙们遵照遗嘱办理葬事，并由清初著名史学家鄞县全祖望撰写神道碑文，萧山毛奇龄撰写墓志铭。

“文革”中，黄宗羲墓被毁。

这里提下黄宗羲的弟子万斯同和《明史》的修撰。

万斯同，字季野，浙江鄞县人，幼年即阅读古书及家藏明朝史料文献；后与兄万斯大一起从著名学者黄宗羲学习，尽窥其史学蕴奥及治世致用的学问精神。康熙八年（1669年），他在越城（绍兴）姜定庵家，精读姜所藏明十五朝实录，并参以其他野史、笔记等，从此熟识明代史实，为以后写明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康熙十八年（1679年），应都总裁官、大学士徐元文之请来到北京，居其家中。当时修史之人，都可拿七品俸禄，称翰林院纂修官，但万斯同因祖宗四代效忠明朝，又受其父万泰、其师黄宗羲忠于故国思想的影响，不愿做清朝官，所以他不署衔，不拿俸禄，只作为徐氏门客，以“布衣”身分参加史局。与一般的总裁、编修不一样，万斯同是作为总审稿人参与纂修的，对明史稿的最后定稿起了关键作用，据后来全祖望在《万贞文先生传》中说：万入史局后，“诸纂修官以稿至，皆送先生复审。先生问毕，谓侍者曰：取某书某卷某页有某事当补入，取某书某卷某页某事当参校。侍者如言而至，无爽者。《明史稿》五百卷，皆先生手定。”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四月初八，万在京师王鸿绪家中去世，为《明史》可谓耗尽了毕生的精力。黄宗羲《送万季野北上诗》所说：“四方身价归明水，一代贤奸托布衣。”（《南雷诗历》）即反映出万斯同在《明史》修撰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明史》是清代官修的一部反映我国明朝（1368～1644年）历史情况的纪传体通史。全书336卷，其中目录4卷、本纪24卷、志75卷、表13卷、列传220卷，其卷数在二十四史中仅次于《宋史》，但其修纂时间之久，用力之勤却大大超过了以前诸史。修成之后，得到后代史家的好评，认为它超越了宋、辽、金、元诸史。清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31中说：“近代诸史自欧阳公《五代史》外，《辽史》简略，《宋史》繁芜，《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洁，叙事简括，稍为可观，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

1644年3月，农民军攻克北京，明崇祯皇帝，在煤山上吊而死，明朝灭亡。次年5月，即顺治二年五月（1645年），清朝政府在洪承畴、李建泰、范文程、刚林、祁充格奏请下，即下令设立总裁官、副总裁官，开始纂修《明史》。但是因为当时南方各地的抗清斗争如火如荼地开展，而清朝政府反动强暴的“剃发令”又引起了江南老百姓的坚决反抗和抵制。在这种战火纷飞、政局动荡的情况下，当然是无暇顾及修史的。

朝廷的意图也主要是想借此宣布明朝已经不复存在，以及笼络明朝遗老及降清明臣。加上当时明朝的大量档案、邸报等材料也没来得及整理，史料非常缺乏，因此纂修工作并未实际展开。直至康熙十七年（1678年），随着三藩之乱的基本平定，政治局面完全稳定，经济、文化各方面得到恢复和发展，人力、物力得到充实，明朝史料也大量发掘整理，修《明史》的条件已经成熟了，才正式开始《明史》的纂修工作。这一年，康熙试博学鸿儒143人于体仁阁，取上等20人，二等30人，命他们组成班子，纂修《明史》。但康熙也带有强烈的笼络汉族知识分子的政治目的，对修《明史》并不特别热心，因而纂修工作也就时紧时松，用了将近50年的时间。直至康熙去世、雍正继位之后才完成四部《明史》稿本，一种是313卷本，一种是416卷本。这是所谓万氏《明史稿》，即由民间史学家万斯同审定的两种明史稿本；另外两种是王鸿绪分别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进呈的205卷本（列传部分）及雍正元年（1723年）进呈的310卷本，但王鸿绪这两种稿本完全是在万氏稿本的基础上删削而成的。

经过近50年的努力（1878～1723年），《明史》纂修的主要工作可以说已经基本完成了，雍正元年（1723年），清廷重开史局，以隆科多、王顼龄为监修，张廷玉为总裁，在王氏《明史稿》（310卷本）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增损、考订、修改，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二月，由大学士张廷玉进呈，乾隆四年（1739年）正式刊行，《明史》终于完成了。如果从顺治二年（1645年）始修算起，直至乾隆四年正式刊行，《明史》的纂修至刊行经历了近一个世纪。

《明史》经三次纂修，延时近百年，经手之人众多。第一次纂修时诏谕中提到的总裁官有冯铨、洪承畴、李建泰、范文程、刚林；第二次纂修时，监修都总裁官有徐元文及李霨、王熙、熊赐履、张玉书，总裁官有叶方霭、张玉书及徐乾学、汤斌、陈廷敬、王鸿绪，另有编修、检讨50余人。此外还包括一些未入史馆或不署衔的人，如“布衣”万斯同等；第三次再修《明史》时也有总裁张廷玉、朱轼、徐元梦以及纂修官23人，最后由张廷玉进呈于皇帝。可见，《明史》经过三代学者精心撰写、勤奋钩考，历时近百年始告完成，因而它成为二十四史中的佳作之一也就不奇怪了。而《明史》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功，其功最伟，用力最多的当数万斯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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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王夫之】

王夫之，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因晚年隐居于衡阳石船山，所以人称船山先生。

王夫之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父亲、叔父、兄长都是饱学之士，他自幼受家学薰陶，从小颖悟过人。四岁入私垫读书，七岁读完了《十三经》，十四岁时，王夫之一方面跟父亲王朝聘学习经义，另一方面又大量阅读各类书籍，成为一少年才子。

1638年（明崇帧十一年），十九岁的王夫之来到长沙岳麓书院读书。当时担任岳麓书院山长的是颇负盛名的吴道行。书院内书声朗朗，聚集了一批志向远大、刻苦勤学的青年士生。王夫之在这里饱览藏书，专注学问，与师友们“聚首论文，相得甚欢”，为以后的学术活动打下了良好基础。

受岳麓书院经世致用传统学风的影响，王夫之和一些思想契合的学友建立了行社。之所以取名为“行”，含意是它的宗旨绝非空谈，而是关注社会，切于实行。第二年，他又与志同道合的管嗣裘等组建了匡社，“匡”是纠正谬误的意思。这是一个以东林、复社为楷模，讨论学术，纵谈国事，进行爱国活动的团体，从中体现出了王夫之心忧天下的精神风貌，也可以看出他一生的思想品格主要是在长沙奠定的。

1643年（明崇帧十六年），王夫之考中举人，北上会试不成返回家乡。不久，李自成农民军进入北京，清兵入关，明朝灭亡。王夫之悲愤欲绝。

1645年，清军下湖南，王夫之与管嗣裘等于衡山起兵抗击，事败逃亡肇庆，任南明永历政权行人司行人。因反对王化澄，几陷大狱。又赴桂林依瞿式耜，桂林陷落，瞿式耜死，王夫之隐遁山林，流落零陵、常宁的荒山野岭之间，隐居写作了《周易外传》等书。

1675年，他在衡阳湘江西边的石船山下筑草堂而居，度过了自己晚年的十七个寒暑。这时期，王夫之贫病交加，还受到清朝统治者的监视，常常早晨起来发现纸窗已被人捅破，表明有人暗中窥视他的行动。在艰难的处境中，王夫之毫不丧气懈怠，发孤愤以著述。

他的儿子王敔在《行状》中这样描写父亲：“自潜修以来，启瓮牖，秉孤灯，读十三经。廿一史及朱张遗书，玩索研究，虽饥寒交迫，生死当前而不变，迄暮年，年羸多病，腕不胜砚，指不胜笔，扰时置楮墨于卧蹋之旁，力疾而纂注。”

在湘西草堂的十七年，是王夫之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他刻苦撰著，为后人留下了极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后人称他“其学无所不窥，于六经皆有发明，洞庭之南，天地之气，圣贤学脉，仅此一线耳。”王夫之这种坚毅不拔的精神品质，正是湖南人性格的一个写照。

王夫之一生著述共达一百余种，四百多卷，体系浩大，内容广博，在哲学思想、社会政治思想各方面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发挥宋代哲学家张载的“气”一元论观点，认为世界是以“气”为物质始基而构成的，并由此出发，坚持“道”（规律）必须依存于“器”（客观事物），一旦“器”变，“道”也就必定变化。这是一种唯物的自然观。

王夫之的另一个重要哲学观点是宇宙间一切事物都在不断地变动，动是绝对的。他提出天地万物“变化日新”的见解，认为一旦事物不动，就必趋腐败，“守其故物而不能日新，虽其未肖，亦而死”。不但自然界如此，社会历史的发展也是如此，总的趋势是“世益降，物益备”，即一代胜过一代，即使是被人们美化为理想社会的远古“三代”，实际上也远不及现今之世。因为历史是发展的，时代是变化的，所以王夫之赞成随历史的变化而进行社会变革，他强调：“三代之法，不可挟以为名，治后世之天下。”思是古代好的法令制度，不一定对现今适用，必须针对实际情况加以变更，在知行关系上，王夫之提出知行统一的观点。他说：“君子之学，未尝离行以为知也必矣。”就是说“行”是“知”的基础，不“行”就得不到“知”。所以“知者非真知，力行而知之真。”从这重“行”出发，王夫之认为一切学问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致用。显然，这是对湖湘学派务实传统的继承与发扬。

在政治思想上，王夫之接受了程朱理学中关于“礼”的阐述，坚持维护封建等级制度，主张“尊其尊，卑其卑，位其位。”但另一方面，王船山又反对绝对君权，如果君言不为“天下之公”，以一己私利而获罪天下百姓，就必须革除他的君位。虽然王夫之所持行的还是传统的封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