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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满清并不十分了解张煌言的心思，他的销声匿迹在敌人眼中看来是在酝酿更大的行动，因此他的存在使清廷极度不安，他们要竭力拔除这一颗“眼中钉”。满清浙江水师提督张杰绞尽脑汁，终于找到了一个张煌言的旧部徐元，叫他扮做行脚僧，在舟山探寻张煌言的踪迹。
一天，张煌言手下的几个士兵驾船去舟山买米，被徐元撞见。他抽刀威胁众人供出张煌言的住址。几个士兵宁死不讲，被徐元一一杀死。最后剩下的一个船夫，在严刑拷打下供出了悬岙岛的处所。
七月十七日，张杰派出兵卒，乘坐张煌言的米船在午夜潜入悬岙岛。他们从岛后山背偷偷地攀到山上。张煌言从睡梦中惊醒，伸手抽剑，但已经迟了。一窝蜂冲进屋内的清兵紧紧地把他捆缚住。他们搜出了永历帝颁发的“视师兵部”银印和九枚关防、张煌言诗文稿以及他与中原豪杰志士的来往密信两大箱。
十九日，张煌言被押到宁波——他阔别了近二十年的故乡。他头戴明朝的方巾，穿着葛布衣服，神情依然是那样的平和、坚毅，给聚集在大路两旁围观的百姓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清提督张杰设宴招待张煌言，张煌言拒绝了，只说：“父死不能葬，国亡不能救，死有余罪。今日之事，速死而已。”此外别无一语。
十几天后，张煌言被押往杭州，宁波人民闻讯赶到码头送行的竟有数千人之多。一出城门，张煌言下了轿子，向故国、家乡揖手告别，向送行的人们拱手致意。围观的人们都泣不成声。
在钱塘江畔，张煌言写下了“生比鸿毛犹负国，死留碧血欲支天”的悲壮诗句。他早已经明白复明无望，对满清的态度也有所改变，但依旧不失气节，这是中国千百年来士大夫们最可贵的舍身成仁的精神。这精神不因失败的结局而减色，它将永远光照千秋！
到了杭州，浙江总督赵廷臣再一次劝张煌言降清，并保证清廷以兵部尚书原职起用，遭到张煌言拒绝。在狱中，张煌言大书《放歌》一首于狱壁，歌词有云：“予生则中华兮死则大明，寸丹为重兮七尺为轻。……予之浩气兮化为风霆，余之精魂兮化为日星，尚足留纲常于万禩兮，垂节义于千龄！”
九月初七，清廷刑部公文到达杭州。这一天阴霾遮日，杭州城岗哨林立，一队骑兵押解张煌言来到弼教坊。他昂首遥望凤凰山一带，叹道：“好山色！”接着索来纸笔，口占绝命诗一首，命书吏抄录：“我今适五九（按：指四十五岁），复逢九月七。大厦已不支，成仁万事毕。”然后，端坐就义。他的妻子董氏和儿子张万祺一直被羁管在杭州，已经在三天前被害。
与张煌言同死的还有幕僚罗纶、僮仆杨冠玉等。监斩官见杨冠玉长得眉清目秀，一副天真无邪，有心为他开脱。杨冠玉却断然拒绝道：“张公为国，死于忠；我愿为张公，死于义。要杀便杀，不必多言。”言罢跪在张煌言面前引颈受刑。时年仅十五岁。见者无不落泪。
“是日，骤雨昼晦，杭人知不知，皆恸哭”。（邵廷采《东南纪事》）
当时张煌言已经由一介书生成长为东南抗清的一面旗帜。夏燮认为：张煌言一死，而明运也随之山河日下，“遂以收有明二百七十年剩水残山之局，其所系岂浅鲜哉！”
张煌言生前有诗云：
〖国破家亡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
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
惭将赤手分三席，敢为丹心借一枝。
他日素车东浙路，怒涛岂必属鸱夷。〗
“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张煌言表明死后希望能葬杭州西子湖畔，与岳飞、于谦二墓为邻。宁波同乡万斯大、仁和张文嘉与和尚超直于是葬张煌言于杭州南屏山北麓荔子峰下。
由于清朝对政治犯律令严苛，所以张煌言的坟墓仅黄土一抔，连墓碑也没有。但是，他的墓前常有“包麦饭而祭者”，“寒食酒浆，春风纸蝶，岁时浇奠不绝”。百姓们暗中敬仰自己的英雄，怀念自己的英雄。
张煌言在众多的南明人物中地位并不显赫，然而在长达二十年的抗清斗争中，他历尽了艰难险阻，处处以大局为重，几乎是一位无可挑剔的完人。黄宗羲为他撰写的墓志铭说：“今公已为千载人物，比之文山，人皆信之。余屈身养母，戋戋自附于晋之处士，未知后之人其许我否也。”后人将岳飞、于谦、张煌言并称为“西湖三杰”，为淡妆浓抹的西湖平添了一抹金戈铁马之色。
张煌言既是一位以身殉国的民族英雄，也是一位造诣颇高的诗人，曾经受教于陈子龙。据《奇零草·自序》：他自成童便好为诗歌，既使军旅余闲，也不辍吟诵。然而明亡前所作早已散亡殆尽。但他一生为反清复明四处奔走，屡有倾厄，劫后所存，不过全鼎一脔，故名《奇零草》。《采薇吟》则为其隐居于悬山岛后所作，附以被执后蒙难诸诗。张煌言的不少诗作反映了他十九年艰苦卓绝的抗清历程和东南抗清史事，有着厚重的历史内涵，故有“诗史”之称。由于张煌言的诗文在清一代被严厉禁止，流传甚少，又为其勋名所掩，故鲜为人知，至今研究者甚少。
张煌言死后二百四十三年，即公元一九零七年，一样反抗清廷统治的革命党人秋瑾被满清政府杀害。秋瑾的生前好友徐寄生、吴芝瑛冒着杀头的危险，将秋瑾的遗骨收葬在杭州西湖的西冷桥畔，附近就是岳飞和于谦祠，埋在西冷桥畔的还有著名的“何处结同心，西冷松柏下”的苏小小。不久，秋瑾的儿子王沉德将她的遗骨取出，归葬王氏祖籍湖南湘潭。辛亥革命胜利，一九一二年，革命党人将秋瑾的遗骨重新移回西湖孤山，隆重再葬。
柳亚子写有《吊鉴湖秋女士》：“漫说天飞六月霜，珠沉玉碎不须伤。已拼侠骨成孤注，赢得英名震万方。碧血摧残酬祖国，怒潮呜咽怨钱塘，于祠岳庙中间路，留取荒坟葬女郎。”
柳亚子（1887～1958）原名慰高，字安如，更名人权，字亚卢，再更名弃疾，又号稼轩，又字亚子。后为了统一名号，便用亚子。柳亚子十七岁至上海，入爱国学社，为蔡元培、章太炎弟子，始谈革命。他是南社的发起人。南社在形式上颇似明末的复社，是晚清的革命文学团体，成立于1909年苏州虎丘。南社具有浓厚的反满色彩，会员多为同盟会员；取名南社，就含有反对北庭的意思。柳亚子深受顾炎武、张煌言和夏完淳思想的影响，在诗歌上成就很高。他有《题张苍水集》：“北望中原涕泪多，胡尘惨淡汉山河。盲风晦雨凄其夜，起读先生正气歌。”苍水为张煌言的号。柳亚子在诗中借“胡尘惨淡汉山河”，号召抗清革命。1949年二月，柳亚子应毛主席的电邀，由香港启程进入解放区，后来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注：张煌言一生栖山横海，波澜壮阔，史学界素将他与郑成功、李定国并举。在这本书涉及到的所有人物中，笔者本人也最喜欢张煌言。按照正常的编排，张煌言应该放在第二编第二篇中，因为他虽然也是个文学家，但更多的是一个儒将，文艺上的成就远不及本篇中的其他人。不过因为笔者的私心，为了突出他个人，特意将他放在第三编本篇中的第一位。』
【二 傅山】
梁羽生的名著《七剑下天山》中有位武功精绝、医术高明的傅青主，他博艺多才，重气节，有思想，有抱负，在武林中深孚众望。这位傅青主的原型就是历史上明清之际的仁人志士——傅山。
傅山的事迹生平于正史记载极为简单，甚至连专门记载地方历史陈迹的县志、府志，也只见寥寥数语。然而他的声誉和影响却是相当之大，相当之深，毫不夸张地说，在太原地区乃至三晋大地几乎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颇受人民群众拥戴。在整个山西乃至于全国也称得上声名遐迩，彪柄于后。
傅山（1607～1684年），字青竹，后改青主，别号颇多，诸如公它、公之它、朱衣道人、石道人、啬庐、侨黄、侨松等等，不一而足。先世居于大同，后徙于忻州（今山西忻县），到了曾祖傅朝宣一代时，移居太原阳曲（今太原北郊）西村。
傅山世出官宦书香之家，家学渊源，先祖连续七八代有治诸子或《左传》、《汉书》，卓然成家者。曾祖傅朝宣曾为宁化府仪宾、承务郎，祖父傅霖累官山东参议、辽海兵备，颇有政绩，其父傅子谟终生不仕，精于治学。傅山少时，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博闻强记，读书数遍，即能背诵。十五岁补博士弟子员，二十岁试高等廪饩。后就读于三立书院，受到山西提学袁继咸的指导和教诲，是袁氏颇为青睐的弟子之一。
袁继咸，是明末海内咸知的鲠直之臣，提学山西时，以“立法严而用意宽”的精神宗旨，整顿三立书院学风，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他极重于文章、气节的教育，对傅山影响颇深，傅山亦以学业精湛、重节气得意于袁氏门下。袁继咸曾在朝为兵部侍郎，因为官清廉，为人耿直，敢于直言，得罪权贵魏忠贤之流，被贬为山西提学。崇祯九年（1636年），魏忠贤死党山西巡按御史张孙振，捏造罪名诬告袁继咸，陷其京师狱中，傅山为袁鸣不平，与薛宗周等联络生员百余名，联名上疏，步行赴京为袁诉冤请愿。他领众生员在京城北京四处印发揭贴，申明真相，并两次出堂作证。经过长达七八个月的斗争，方使袁继咸冤案得以昭雪，官复武昌道。袁继咸得雪之日，魏忠贤的走卒——张孙振，亦以诬陷罪受到谪戍的惩罚。这次斗争的胜利，震动全国，傅山得到了崇高的荣誉和赞扬，名扬京师乃至全国。
袁案结束后，傅山返回太原。他无意官场仕途，寻城西北一所寺庙，辟为书斋，悉心博极群书，除经、子、史、集外，甚至连佛经、道经都精心览读，掌握了丰富的知识；同时代人评价他“学究天人，道兼仙释”，“博极群书，时称学海”。
1644甲申年，傅山已经三十九岁了，他当时正受聘于三立书院讲学。对于一个山西人来说，满族人入关的威胁虽然也到了眼前，但更迫切的是已经兵临黄河，准备入晋的李自成农民军。所以，当东阁大学士、曲沃人李建泰号称要以“家财佐军”，并自请提兵督师山西，而且煞有介事地聘请傅山和另一位山西名士韩霖为“军前赞画”的时候，估计傅山是非常着急地就去与之会合了。这是那年正月的事情。
可是，事情的发展总是出人意料。傅山刚走到平定，李自成渡河的消息就已经传来，并且迅雷不及掩耳地攻占了河津、绛县、曲沃等地。虽然如此，但傅山仍然认为只要太原还在，就可以逐步收复汾河以南的地方，并且，只要山西河北还在，那北京的安全仍可保证，甚至有更进一步收复失地的可能。但是，本来就是希望带兵保护自己在曲沃的家产的李建泰却令他失望了。李建泰闻听“曲沃已破，家资尽没”后，竟然又惊又怕得了病，退到了保定。刚走到井陉固关的傅山不得已又退回了平定，并奉陪老母辗转于平定嘉山。他这时估计心情是很郁闷的。曾经在诗中以战国时著名的义士“晋鄙”自况，被天下称为“山右义士”的傅山还未曾施展身手，挽大厦于即倾的幻想就被现实击碎了。
事态的发展远比傅山想象的更为严重，腐朽的明政府在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摧枯拉朽的攻势下根本毫无还手之力。这年二月初八，太原被攻陷。很快，起义大军又经宁武、大同、宣化，一路直入北京。三月十九攻克北京，崇祯皇帝吊死在万岁山，三月二十二，李自成建国大顺，年号永昌。明朝亡了。
作为一个明朝的知识分子，傅山肯定会有天翻地覆的感觉，因为他所要维护的那一整套社会秩序已经崩溃，被称为“流贼”的李自成竟然登基做了皇上，这个世界成了个什么世界？仍然滞留在平定的傅山感到十分苦闷，觉得天下之大，似乎没有了自己的立足之地。他在诗中写到“偃卧常蒙袂，何门可曳裾。”
家国之痛固然深切，但明的灭亡可能在许多人的意料之中，况且，历史上改朝换代的事情还少吗？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苦闷后，只要社会能稳定下来，傅山也会逐渐走出亡国的阴影。可是，更大的打击还接着就会来到。
四月，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带着清兵直入山海关，五月又攻入北京，做了没几天皇帝的李自成仓皇南下，满清摄政王多尔衮宣布定鼎燕京。“华夏”亡于“夷狄”了。
这年五月，傅山潜回还被起义军占领的太原，把他的母亲和儿子接到了寿阳县一个好友的家中。经过一段时间在归隐和抗清间的选择，他当然还是选择了抗清。傅山闻讯，写下“哭国书难著，依亲命苟逃”的悲痛诗句。
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满洲人仍然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不可离散的兄弟同胞，况且，历史也已经证明了，清朝的皇帝虽然使中华民族蒙受了从来没有的屈辱和磨难，但毕竟也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了近两百年太平的日子，比明朝荒唐、昏庸的君主还是要好不少，但那时的人尤其是掌握着话语权的读书人可不这么想。他们终身在“夷狄之有君，不若华夏之亡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环境下生活，亡国尚可接受，但被异族还是野蛮的异族统治却无异于“亡天下”。还有一点，就是“气节”，即使在现在看来，满洲人当皇帝是大势所趋，但像洪承畴、吴三桂那样出卖自己民族的人，毕竟是可耻的。傅山也不能例外，此时的心情可以用他写的诗概括：“日夕直盼死，涕零吊屈时。”另一方面，傅山也写了不少奋发准备抗清的诗，比如“仰天看怒云，惊如义旗移”。
这年中秋，对于傅山来说，势必是个非比寻常的日子，他出家为道了。傅山本来便与道士们颇多交往——这种活动的思想根源是与古代读书人一贯的自命清高、遁世无为的“隐士梦”是一脉相承的，不过，在那样的一个时代下，这样不切合实际的幻想必然不可能实现。
他拜的老师是寿阳县五峰山的还阳子郭静中，郭静中是当时有名的道士，颇多神异的色彩。傅山出家后，道号“真山”，因身着红色道袍，遂自号“朱衣道人”，别号“石道人”。朱衣者，朱姓之衣，暗含对亡明的怀念；石道者，如石之坚，意示决不向清朝屈服。可见，傅山出家并非出自本心，而只不过是表明一个忠君爱国、不与清王朝合作、保持民族操守的态度，而且也不用剃发留辫子，不用去做新政府的官，更重要的是，利用这个身份的掩护，傅山可以方便地四处从事抗清复明活动——道士云游是不犯罪的。
现在更可靠、确实的傅山反清活动的资料已经不好找了，如果从他写的诗来看，他的行踪大致是在盂县、平定、寿阳、祁县和晋源这一带，反清活动的效果怎么样，事实上，很有可能没有什么效果，一直到那年的重阳节，傅山还在盼望着反清的义师的到来或者是起义的爆发。依靠读书人要反抗一个政权，希望实在是渺茫的很。傅山有一个叫白孕彩的朋友，曾经秘密地收养了一个明朝宗室的后裔，但发现他竟越来越傻，于是感叹朱明王朝的气数果然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