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喋喋不休地诉说他与顾眉梦一样的幸福。龚顾二人行事不羁，胆大妄为，蔑视礼教，招来了不少非议，但二人依然我行我素。
此时离李自成进北京不到一个月时间。
显然，龚鼎孳的获释并不意味着太平生活的降临。甲申之变，山河变色，龚鼎孳和顾横波这对刚刚渡过一次劫难的夫妻，很快就被一起卷入了令得后世众说纷纭的荣辱漩涡中去。
李自成旋即攻下京城，旋即又变成满清的天下，纵使政局风云变幻，龚鼎孳则因抱定随波逐流、听天由命的态度，谁坐天下，他都俯首称臣，成为货真价实的“一半清朝一半明”。时人都骂他是“三朝元老”，没有骨气。有人责问龚鼎孳为何屈膝变节，龚鼎孳说：“我原欲死，奈小妾不肯何！”这话是针对他曾降于李自成问的。
这就是郁达夫诗“莫怪临危艰授命，只因无奈顾横彼”的出典了。时人都以为是千古笑谈。
龚鼎孳把投降的责任一股脑儿推在顾眉身上，后人都认为是典型的无耻之论。但以龚鼎孳和顾眉的感情之深，说他们夫妻一体并不为过。可见顾眉与柳如是的政治态度截然不同，她并不反对丈夫降顺降清。顾眉爱好唱戏，曾经反串小生与董小宛合演《西楼记》、《教子》；在她丈夫因直言而下狱的那次事中，她就已经看明白了，乱世不过是另外一个舞台，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谁来谁去都如一出戏，她和丈夫看看热闹而已，还是关起门来过小日子最要紧。
多少年来，人们对柳如是和顾眉总是“相提并论”。《鱼计轩诗话》记黄小松赠邱学动“两尚书墨”，一丸阳书“秋水阁”，阴书“门人吴闻侍上牧翁老师珍赏”；一丸阳书“门人范琉上芝翁龚老夫子珍藏”，阴书“北山堂”，合装在一个盒子里，还赋诗说：“北山秋水名相亚，吉墨生香一样新。记取芝香拈素手，尚书传里两夫人。”
但其实这是不合适的。柳如是与顾眉同是“名妓”，又同是“相国夫人”，但她们对政治的兴趣、看法，显然是大相径庭的。“秦淮八艳”中，顾眉是公认运气最好的一位，也是地位最显赫的一位，她曾堂堂皇皇地受满清诰封为“一品夫人”，柳如是和陈圆圆亦有不及。但同时，她也是最受争议的一位——与多数人印象中“秦淮八艳”的侠骨柔肠，深明大义迥然有异。后人对龚顾之人品大大不以为然，认为夫妇二人皆是势利无耻之徒，利欲熏心之辈。
但龚、顾二人看起来不过是典型的现实主义者，他们更热衷于享受生活，及时享乐，而不在乎是明朝还是清朝当政。
有些人投降是因为贪生怕死，有些则是贪恋权势。龚鼎孳的为人，是属于惜命不怕死，敛财不贪财，想当官不嗜权的。他的仕清，较之复社名士陈子龙、夏允彝之民族气节固然不及，但也绝非卖身求荣，甘心为奴，助纣为虐的无耻之辈。在成千上万仕清的汉人中，他是比较有骨气的一位，尤其是较之那些五十步笑百步，甚至是一百步笑五十步，一面骂明朝一面抨击他“降闯”的汉族臣子们来，实在有骨气得多了。
龚鼎孳降清后，先授给事中，不久就迁太常寺少卿，升左都御史，进入九卿之列。顺治二年，大学士冯铨向降将敲诈贿银，又因贿授官，触发了朝中弹劾冯铨及侍郎孙之獬、李若琳的风潮——这三人是北京城最早剃发迎降的明臣。冯铨本来是魏忠贤的亲信，干尽了杀戮贤良，通贿谋逆的坏事，后被崇祯罢官，多尔衮进京后他立刻应召入阁，以大学士衔入内院佐理机务，和洪承畴范文程并列成了“特级汉臣”。李若琳则是冯铨的党羽，庸弱无行。这三人品格低劣，卑劣无耻，惟以善于取媚当权而得势。这一次，龚鼎孳同属下给事中、御史等言官连连发难，要求刑部鞫问。多尔衮权衡利害（事见前面篇章），有意袒护三人，反责科道诸臣，公开申斥龚鼎孳，将弹劾最力的李森革职拿问。
当龚鼎孳骂冯铨昔日依附魏忠贤，为虎作伥时，冯铨无言以对，便反唇相讥龚鼎孳曾降李自成，“竟为北城御史”。后来多尔衮问起二人的争执，龚鼎孳当着多尔衮的面说：“岂止鼎孳一人，何人不曾归顺？魏征亦曾归顺唐太宗。”气得多尔衮大骂：“鼎孳自比魏征，而以李贼比唐太宗，可谓无耻！”
其实，明朝士大夫出身的龚鼎孳，对李自成并没有太大好感，对于自己以明臣“降闯”一事，也多少于心有愧，他曾在一些私人文书中也屡屡表示自己“降闯”情非得已。然而龚鼎孳的骨气在于，他不屑于迎合多尔衮！冯铨对他的指责，渗透着以降清为荣，以降闯为耻这种“宁与异族，不与家奴”的思想，而龚鼎孳纵然对李自成不甚以为然，却拒绝就势迎合以取悦当权。他当着多尔衮的面把李自成比唐太宗，摆明了不承认降清降闯有什么“天壤之别”，可见其亏节而不屈心，发已剃而自尊未泯——事实上，这一次的弹劾风潮固然事出有因，并非陷害，但以龚鼎孳李森为首的汉臣们看不惯卖身求荣的佞臣而借题发挥却是实情。被多尔衮大骂“无耻”，恰恰显示龚鼎孳“有耻”得很。
龚鼎孳借魏征自辩，是否贴切姑且不论，但确实是发自内心，他要做个像魏征那样直言的人。事实证明无论对方是崇祯，多尔衮，还是顺治，他总是直言进谏，不避祸福。他后来的仕途不是一帆风顺，几番大起大落，数为高官又数度遭贬斥，都是因为直言获罪——而这一点，又与他我行我素的个性分不开的。
但时人却不谅解他。有一段时间，龚鼎孳闲居在杭州，杭州人把他视作“人妖”，人人见了他吐口水。朝野中针对他的风言风语多到数不清。伶人们在台上演戏，看见龚鼎孳在场的时候，往往借题发挥，指桑骂槐，说上几句不堪入耳的话，比如说他要躲避乱兵，慌忙中竟躲到了西湖边秦桧夫人的胯下，碰上秦夫人月事来潮，把他淋了一头，只好又赶紧逃往别处。诸如此类。李清也在《三垣笔记》中多次指责龚鼎孳为人反复无常。
顺治三年，龚鼎孳以丁父忧归江南，顾眉也跟着回到家乡。她旧时的南曲姐妹们见她衣锦还乡，都对她羡慕不已，于是顾眉就出面召集旧日姐妹欢聚。龚鼎孳一向出手阔绰，挥金如土。而顾眉更喜欢热闹，将宴席摆在了桃叶渡，大宴宾客，借机与南曲的姐妹们相聚，互诉衷肠。后来龚鼎孳更是携顾眉游江南，歌饮流连，屡兴诗酒之会，且叙述哀悼之词，辄用藻丽之词，公然视礼教如无物。
京中那些记恨龚鼎孳的人趁机翻出他昔日“降闯”“千金购妓”的旧帐，连同他在丁父忧期间行止不检一并清算，降二级录用。结果龚鼎孳这一归籍就未再召还，赋闲在家到顺治八年才起复回京。这恐怕与多尔衮死于顺治七年，顺治深恶多尔衮而敬重汉族士大夫不无关系。
『注：当时的风气，和名妓结交是雅事；对感情负责，娶妓女回家，让她每日生活在自己身边，就成了伤风败俗。』
顺治力主消弥满汉之分，但一直受到多尔衮、孝庄太后和满清贵族的牵制，壮志难酬。像龚鼎孳这样敢于当面触怒多尔衮，不事阿谀满族权贵又才名远播的汉族才子，自然容易得到他的欣赏。另外一点，顺治也是个为情癫狂的人，这点跟龚鼎孳十分相似，他为了弟妹董鄂妃不知做了多少不合祖制的事，甚至不惜和太后及所有满族权贵为敌。也许在他心中，对于龚顾情缘不但悻悻相惜，而且还羡慕得很呢。
龚鼎孳得到顺治皇帝欣赏后，连连拨擢，很快升为一品大员。按规定，一品官员的妻子应当封为诰命夫人。龚鼎孳的正室夫人童氏在明朝时已是命妇，这女子的思想与丈夫有点不一样，对明朝的感情较深。明亡后丈夫到北京去做官，她一直不肯跟随，而宁愿留在龚的家乡（安徽合肥）守活寡。听到这个消息，语含讽刺地致书龚氏，说：“我受过明朝的两次诰封，已经够了，以后朝廷如有恩典的话，就让给顾太太好了。”既挖苦龚氏变节，又讽刺顾氏青楼出身，用语既含蓄又刁钻，一时传遍京城。谁知道龚鼎孳果然顺水推舟，顾眉也欣然领受，妓女出身的顾眉名正言顺地以“亚妻”身份诰封为一品夫人，同时意味着龚鼎孳废嫡立庶。满城哄笑一刹间变成了愕然，都为这一对夫妻的蔑视礼教、不以俗世眼光为意而惊讶。
作为明朝臣子，龚鼎孳是大节有亏的。柳如是和钱谦益秘密帮助反清复明活动冒着巨大风险，龚氏夫妇也自有他们自己的一套是非准则与为人原则，为了坚持这些准则，他们不计进退，甚至不计祸福。龚鼎孳在朝中为了维护汉人利益，几沉几浮，顺治十四年更是因为“重汉排满”被顺治切责。故吴伟业曾称赞龚鼎孳为官“唯尽心于所事，庶援手乎斯民”。与柳如是钱谦益一样，龚氏夫妇也帮助过不少具有反清复明思想的人。兹举数例：
傅山，著名南明遗民，长期为抗清活动，后以出道为由，拒不剃发易服，且着朱衣以示不忘前朝，顺治十一年，傅山因与南明总兵宋谦策划起义而被捕，史称甲午朱衣道人案（因傅山着朱服以示不忘前朝）。父子兄弟皆受严刑拷问，一直抗词不屈，得龚鼎孳周旋营救而开释。傅山终身义不仕清，后多次违抗康熙圣旨，拒不参加博学鸿词科，被强行授职带到午门谢恩时仰卧于地，坚不叩头谢恩。
阎尔梅，曾于史可法军中为参谋，但志向才能均远之。他反对“联虏平寇”，曾多次向史可法建议利用清军内部不稳且正与李自成主力周旋，而北方抗清之势方兴未艾之时机出兵收复失地，反对退保扬州，所议极有见地，奈史可法不听，自趋灭亡。后奔走中原各省招募志士，数图反清起义，被捕逃脱，全家皆殉。阎尔梅亡命天涯十年，直到龚鼎孳为刑部尚书方代其了结此案。
丁耀亢，清初才士，曾任镶白旗教习，暗有反清思想，曾做《续金瓶梅》，内容与书名全无关系，实系宣扬反清思想的著作。事发下狱，得龚鼎孳极力营救而获释。
黄宗羲，著名南明遗民，有反清复明思想。钱谦益死前托他代作墓志铭，令其左右为难，因为黄宗羲为坚持“义不仕清”，一直表示自己不再涉于俗事，而钱为清廷要员，如代为墓志铭即难自圆其说，恐惹是非。后龚鼎孳慨为代撰，使黄宗羲“得免于是非”（《思旧录》）。这件事与黄宗羲在钱谦益临死钱润笔赚丧葬钱是同一时间，但不是同一回事。
至于被龚鼎孳不避嫌猜，冒着风险资助过的反清志士及其家人更是不计其数。故钱谦益说，“长安三布衣，累得合肥几死”，邓之诚言“艰难之际，善类或多赖其力”，指的就是龚鼎孳利用职权不遗余力，甚至不计个人安危地维护那些反清志士。
朱彝尊、陈维崧这些抗清志士到京师的时候，龚氏夫妇曾经慷慨解囊资助他们。顺治十四年（1657年），龚鼎孳被骤贬出京后，携顾眉重游金陵，寓秦淮河畔大油坊巷市隐园。顾眉在文德桥遇到了身着和尚衣服的阎尔梅，正被追捕。顾眉见事情紧急，将阎尔梅藏进了市隐园中村堂。在顾眉机智的庇护下，阎尔梅脱险。当时龚鼎孳已不再是朝廷大员，只是一个以“重汉排满”罪名遭皇帝切责贬黜而赋闲在家的官场失意者。但顾横波未因害怕引来猜疑而有所犹豫，她在保护阎尔海时表现出的义气与胆识可谓不让须眉，大才子袁枚以“礼贤爱士，侠内峻嶒”八字并称她和柳如是，很大程度上也是缘于此事。
龚鼎孳乐于助人，爱才如命，落难的文士都喜欢向他寻求帮助。在顾眉身上，恰好有着同样的一种好品质。这一男一女的结合，似乎在龚鼎孳方面受到的影响更深。他的“视金钱如粪土”的习性，籍着顾眉的推波助澜，在不断地花样翻新。据《板桥杂记》记载，龚鼎孳原有轻财好士之名，“得眉娘佐之，名誉盛于往时”。龚鼎孳长于诗，上门求诗的人不少；顾眉善画，尤其善于画兰，请她画兰的人也多。她画的兰花，下款多署“横波夫人”四字。“横波”是她的号，和她的姓“顾”字意义上有关联。当时人也习惯称她“顾横波”，或“横波夫人”。龚鼎孳为清廷的礼部尚书时，京师四方名士尊如泰斗，凡有人来求龚鼎孳的诗书画时，都是由顾眉代笔，顾声名才气愈盛。
顺治十四年（1657年），龚鼎孳回金陵为顾眉大办寿辰，是夫妇二人最后一次惊人之举。顾眉和丈夫重游南京，在下榻处接受龚氏弟子的隆重跪拜。其间，她把还留在南曲的姊妹们召来，和她们畅叙别情。顾眉虽然不以世情为意，却非常在意不能为子嗣艰难的龚鼎孳生一个儿子。
顾眉唯一的幼女在顺治十五年死于痘症，其后她盼望有一个儿子，曾经叫人用香木做过一个手脚会动的木人儿，让乳母抱着它喂奶，让保姆抱着它催它大小便，像是照顾一个真的有血有肉的婴儿一样。龚府上下人等跟着她一齐傻，管叫这木头人做“小相公”。然而人算总不如天算，直到弥留一刻，并没有任何儿女在旁为她送终。
幼女之死带给顾眉很大打击，从此她的性情有了很大改变，有些心灰意懒起来，开始清心理佛。她看破红尘，决心皈依佛教。龚鼎孳就在他家附近的长椿寺内修建了一座楼阁——妙光阁。清乾隆时戴璐著的《藤荫杂记》说：“妙光阁建自合肥尚书（龚鼎孳号称‘龚合肥’），近见《定山堂集》，乃姬人善持君所作，即所谓横波夫人也。横波仲冬三日生辰，恒于阁下礼诵。”于是北京今下斜街一带增加了“妙光阁”的地名，一直到北京解放以后，这个地名还保留着。
传说在龚鼎孳复官还京前，顾眉又一次提起兴致，与龚鼎孳相携出游杭州，泛舟西湖，二人年近半百，仍旧卿卿我我，旁若无人，再成一时话题。这很可能是顾眉自觉来日无多而对江南做的一次告别之游，也是想再为夫妻二人再留下一次美好的回忆。
康熙三年（1664年）深秋，顾眉在北京铁狮子胡同的龚府内病逝，死在龚鼎孳之前，享年46岁。当时来吊唁的人非常之多，车水马龙，连门口都堵住了。连远在江南的阎尔梅、柳敬亭、余怀也在安徽庐州为她开吊设祭。龚鼎孳于顾眉逝后每岁生辰都到妙光阁礼诵佛经，直到康熙十二年逝世。龚鼎孳生前著有《白门柳》词集，据余怀说，实为顾眉所作“传奇”。这部词集，当可视为记载二人相恋历程的一部情史。
民国初年，南京有一条“顾楼街”，在传说是眉楼故地的一间茶馆上，挂着一副对联，写道：
〖泪海成桑，如此江山奈何帝；
眉楼话茗，无多风月可怜人。〗
对联本身并不特别好，但由此可知那时的民间社会，对顾眉其人还留有印象。
顾眉有词集叫《柳花阁集》。叶恭绰《全清词钞》中录有顾词一首，调名《千秋岁送远山李夫人南归》，全词如下：
〖几般离索，只有今番恶。塞柳凄，宫槐落。月明芳草路，人去真珠阁。问何日、衣香钗影同绡幕。
曾寻寒食约，每共花前酌。事已休，情如昨。半船红烛冷，一棹青山泊。凭任取、长安裘马争轻薄。〗
【三 吴伟业与卞玉京】
“国家不幸诗家幸，话到沧桑句便工”。1644甲申年华夏神州大地上那一场遽变，确实让一大批文人墨客写出了太平盛世之吟风弄月所不可比拟的深沉隽永诗篇，吴伟业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例。
跟钱谦益的暗中反清复明和龚鼎孳的公开的及时享乐不同，吴伟业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