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中国式王朝兴替- 第29部分

张岱对朱以海的评论是：“从来求贤若渴，纳谏如流，是帝王美德。若我鲁王，则反受此二者之病。鲁王见一人，则倚为心膂；闻一言，则信若蓍龟，实意虚心，人人向用。乃其转盼则又不然，见后人则前人弃若弁毛，闻后言则前言视为冰炭。及至后来，有多人而卒不得一人之用。附疏满廷，终成孤寡，乘桴一去，散若浮萍；无柁之舟，随风飘荡，无所终薄矣。鲁王之智，不若一舟师，可与共图大事哉！”大意是纳谏如流在一般帝王是美德，到了鲁王这里就成了祸病，他听了后面人的话，就认为前面人说的话不对，是个典型的软耳朵，没有判断力，智商还不及普通的船夫。

不久后，随着情况的明朗化，拥立鲁王的官绅知道唐王朱聿键已经在福州继统，他们立即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鲁王和唐王一样，都是崇祯最远的堂族，但唐王在时间上占了优势，而且已经由监国称帝。另外，隆武政权得到了除浙东以外各地南明地方政权的承认，鲁监国政权只局促于浙东一隅之地。

唐鲁并立是在消息不灵的混乱状态下出现的一国二主局面。按道理说，在国难当头的时候，朱以海应该退位，使南明政权至少在名义上实现统一；然而朱以海黄袍加身容易，要退位则有些不甘心了。这正是弘光以来的普遍现象——无论是皇族还是官僚，都热衷于乱中窃权。唐、鲁之争无疑使南明业已经呈现的劣势进一步恶化了。

【六　唐鲁的对立与纷争】

福建和浙江的人口稠密地区之间，绵亘着几座大山，阻塞了直接的交往，即使在最好的时期，福州与绍兴之间也不可能有迅速的交通。

直到1645年十月，隆武政权才知道在浙江建立了另一个政权。隆武帝立即派遣兵科给事中刘中藻为使者，前往绍兴颁诏，宣布两家无分彼此，鲁监国委任的朝臣可以到隆武朝廷中担任同等官职。

刘中藻的到来在鲁监国的大臣中引起了分裂，赞成开读诏书和反对开读的大约各占一半，甚至还有人出“凭江数十万众，何难回戈相向”的话，不惜动武争夺帝位。

鲁监国性格比较软弱，见朝臣中有不少人主张尊奉隆武帝，有些愤愤不平，宣布退归藩位，支持他在福建的“皇叔父”，并立即返回了台州。鲁监国离开后，主张承认隆武朝廷为正统的大臣开读了诏书。然而，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张国维坚持认为，说福州“鞭长莫及”；如果监国退位，浙东脆弱的抵抗运动就会瓦解；在这个时候改换朝廷，将使君臣之间失去信任。于是终于决定拒绝接受隆武政权诏书，重新迎回了鲁监国。

1646年正月，隆武帝命都御史陆清源携带白银十万两前往浙东犒师，却被鲁监国部将杀害。鲁监国上书福州，称皇叔父，不称陛下，隆武帝大怒，杀其使者陈谦。唐、鲁争立从此愈演愈烈，两个同姓朱的政权之间的关系变成了“水火不相容”。

由于鲁监国政权中许多文官武将向隆武朝廷上疏效忠，隆武帝也加意笼络，给他们进官封爵。鲁监国针锋相对采取挖墙脚措施，派人到福州封郑芝龙兄弟以为公爵。隆武帝闻讯大怒，将来使囚禁。不久，又杀了鲁监国所遣使者总兵陈谦，但却引起了郑芝龙的不满。

郑芝龙二十岁不到就因为勾引后妈被父亲驱逐出家门为盗，数十年横行福建、广东、浙江一带沿海，兼商兼盗，是远近闻名的大海盗头子。崇祯初年，郑芝龙接受明朝招安后，趁天下大乱之际一直忙于扩大地盘，充实实力。郑芝龙之推举唐王登基称帝，其实也是看上了隆武帝的“奇货可居”，朝中一切实权都掌握在郑家手里。

隆武帝为了笼络郑芝龙，以无子为名，将郑芝龙的长子郑森过继为自己的儿子。郑森的母亲为日本女子田川氏，又称翁氏。隆武帝第一次见到郑森，见他风度翩翩，一表人材，对答如流，非常赏识，深憾自己没有女儿嫁给他，于是收为自己的儿子，赐姓朱，取名成功，号称“国姓爷”，命为御林军都督，仪同驸马都尉，不久又被封为“忠孝伯”。隆武帝和这位“国姓爷”（即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郑成功）的关系，后来对南明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鲁争立不仅是两个南明政权的对立，而且在两个政权内部也引起了严重纷争。朱以海既自外于隆武朝廷，不惜以高官厚爵收买支持者，流风所及，官职紊滥。在这样大量内耗的情况下，两个政权都不是变得更强，而是更弱了。

这个时候，因为清朝再次宣布薙发令，江南一带掀起了反薙发的抗清斗争，清军后方发生动乱，一时无力继续南进。尤其多铎主力北返之后，江南留守兵力相当单薄。但鲁、唐二王政权不但没有利用这种有利形势，发展抗清斗争，反而在自己人之间为争正统地位而形同水火，所以才使清方得以有限兵力集中使用，达到各个击破的效果。

【七　黄道周之死】

黄道周是福建人。圣贤的传统道路，是治国平天下。但如果我们翻开黄道周的履历表，就会发现他这条路走得极为艰难，以闽人固有的固执身处大厦将倾的末世，毫无成功的可能。自从黄道周天启二年中了进士以后，因为几次上疏奏事为倒霉的大臣求情，自己也跟着倒霉，屡调屡降，其中有几年还被斥为民。

崇祯十一年，黄道周因为弹劾大学士杨嗣昌，当面顶撞崇祯皇帝，被连贬六级赶出京城，到江西按察司当小小的照磨。过了两年，江西巡抚解学龙在评价所部官员时，偏偏对黄道周推崇备至。崇祯皇帝闻言大怒，说他们两个以党邪乱政，削了解学龙的学籍，把黄道周逮进刑部要求处死。如果黄道周就这么死了，不过是崇祯皇帝所随意屠戮的无数大臣中毫不起眼的一个，至多留下个忠谏的声名。幸好刑部尚书敢于抗旨，争辩说只有封疆或贪酷大臣才能以党邪乱政论死，以言论得罪，最多只能判处充军。审了两年，最后是判处黄道周永戍广西。还没走到广西，圣旨又下来了，皇恩浩荡，赦免复官。但是黄道周已不再做治国平天下的梦了，一获赦免，便告老还乡，在龙海邺侯山背山临江盖了一座邺山讲堂开坛讲学。这时候，他已是公认的儒林领袖、一代宗师，被时人推崇为“字画为馆阁第一，文章为国朝第一，人品为海内第一，其学问直接周、孔，为古今第一”（徐霞客语），全国各地来听讲的人络绎不绝，门前的九龙江，号称因为有黄道周才千帆相竞。重返家乡这一年，他已五十八岁了，他的打算，就是以传道授业了此残生了。

然而大明的气数已经玩完。崇祯十七年（1644年），崇祯吊死在煤山，吴三桂打开山海关放进清兵，大明的国土很快只剩下了半壁江山，国难当头，黄道周的官运却忽然好了起来。福王（即弘光帝）在南京即位后，马上下了诏书，命黄道周赴南京担任吏部左侍郎。

弘光帝的任命下来，黄道周本来不打算去赴任，但当政的马士英派人逼迫：“先生德高望重，不出来作官，是打算跟随史可法拥立潞王吗？”软硬兼施之下，他也就只好上南京去了。

到了南京，黄道周就被升为礼部尚书，地位不可谓不崇高，却仍然是摆设。弘光小朝廷，只在醉生梦死中残存了一年，当多铎的铁骑杀到南京来的时候，如果黄道周人在朝廷，绝无可能跟从钱谦益冒着大雨跪在城门口恭迎清兵，自然只有一死殉国，那样也不过是南京陷落时自杀的大臣中的一个。但上苍却不愿这么快就把他赶下悲壮的历史舞台，南京陷落的时候他恰好被派到浙江祭奠禹陵，无意中又躲过了一劫。

弘光小朝廷一倒，黄道周平天下之心却更炽了。先是准备去杭州跟随潞王，不料潞王才监国六天，就向清兵投降。然后是唐王监国，立即跑往福州投奔郑芝龙、郑鸿逵兄弟。黄道周深知福建的地势易防守难出击，一进了福建，最多是关起门来当小朝廷，万难恢复故土。而且当时的福建乃是郑家的天下，去了那里，就是去当傀儡了。他写了一封信劝阻唐王入闽，可是信还没寄到，唐王已过了仙霞岭进了福建了。黄道周只好也回了福建，打算走小路回漳浦老家去，在半道上被唐王派人截了下来，迎到福州。唐王也在福州正式登基，即隆武帝。

隆武帝见到黄道周，大喜说：“得此商彝周鼎，当为廊庙羽仪。”于是封黄道周为武英殿大学士兼吏、兵二部的尚书，黄道周转眼成了宰相了。但战时的宰相并不值钱，郑芝龙拥兵自重，挟制朝廷，无意进取。隆武帝与黄道周君臣相见，对此只有相对而泣。

这时候清廷已下了剃发令，为此在江南制造了一系列惨绝人寰的屠城惨案。江南人民一面奋起反抗，一面向隆武朝廷求援。但郑芝龙却不准备发一兵一卒。郑芝龙原先是海盗，受明政府招抚后，在崇祯年间曾奉命镇压福建、江西、广东的“山寇”和“海寇”，由参将逐步升到总兵官。弘光时加封南安伯。他的人生哲学很简单，明廷招降了他，给他高官厚禄，以后清兵来了，再投降就是了，还会有高官厚禄的。黄道周名为兵部尚书，却调动不了一兵一卒，只能到家乡发动子弟兵了。

隆武帝无法给黄道周一件武器，一分军饷，一担军粮，他给黄道周的，只有几百张空白文书。黄道周就带着这几百张空白文书上了路，每到一地，就用它来写奖状，谁参了军，就送一张亲笔书写的奖状，最后竟然也给他拉起了一支几千人的队伍，筹到了一个月的兵粮。

1645年九月十九日，这支以锄头扁担为武器的“扁担兵”，这支只有不到十匹马、只带了一月兵粮的乌合之众，这支完全靠忠义之气纠结起来的家乡子弟兵，在一位毫无作战经验的文人率领下，浩浩荡荡开出了仙霞关，永别了家乡，去跟凶残的征服者做最后的决战。

当黄道周的妻子蔡夫人在老家听到丈夫出关的消息，长叹一声：“哪有将在内相在外而能成大事的？道周死得其所了！”

施郎（后改名施琅，即后来领清兵攻陷台湾郑氏的那位咤叱风云的人物）当时充当偏裨，随同黄道周出征，他自称“十七岁作贼”，凭军事眼光看出依靠这样一支队伍同清朝正规军作战必败无疑。因此，他向黄道周建议，遣散队伍，只带少数经过挑选的人由小路直接进入赣州，以首席大学士督师的名义节制和调遣南赣、湖广、广东、广西等地总督、巡抚、总兵，会师进取。黄道周为人迂执，不达权变，以为自己有这么一支松松垮垮的军队总比没有好，又把自己的声望估计过高，认为所到之处必将群起响应；何况在他心目中施郎不过一介卑微末将，哪能有什么奇谋良策。施郎见黄道周不采纳自己的意见，不愿陪着他送死，径自返回福建。

黄道周出关后，又一路招募新兵，江西的义师也都赶来汇合，加起来有上万人。十月初抵达广信（今上饶），一进了广信就开坛讲学，借机募捐，又筹到了三个月的兵粮。几天之后，分兵三路，向清兵发起了进攻，一路向西攻抚州（今临川），另外两路北上分别攻婺源和休宁。

这是一场在军事史上没有留下任何影响的决战。《明史》的编撰者甚至不承认这是一场决战，对整场战役的叙述只有十九个字：“由广信出衢州，十二月进至婺源，遇大清兵，战败。”仿佛是稀里糊涂在路上碰上了清兵而被收拾了的。

这是一场任何军事分析家都会嗤之以鼻的决战。黄道周所面对的，并不是八旗子弟，而是洪承畴的队伍。这支以前大明最精锐的部队，掉转刀口杀向自己的族人时，一点也不比八旗子弟逊色。一方是没有受过任何军事训练的乌合之众，一方是身经百战、横扫大半个中国的劲旅，其结果如何，还没开战就已决定了。

但是我们还能指望有更精彩的对垒吗？几个月前几十万南京守军不战而降，现在又有几十万正规军龟缩在关内准备几个月后不战而降，保家卫国的责任被推卸到了平民百姓肩上，这与其说是患得患失的两军交战，不如说是义无反顾的垂死反抗。

婺源离得最近，这一路首先战败，随后休宁、抚州之师也被击溃，这么一来，连广信也守不住了。向朝廷求援吧，请兵不至，请饷不给，黄道周召集诸将计议：与其坐而待毙，不如倾巢而出做一决战，不能让清兵笑中国无人！婺源县令本是黄道周的门人，这时捎来一信说愿意弃暗投明当内应，不管是真是假，就再打一次婺源吧。

十二月六日，黄道周亲率部队向婺源进发，走到了童家坊，闻报说前面的乐平已陷落了，下一个就该轮到广信了。广信的士民要求回去保卫家乡，黄道周就让他们回去，自己带着门人们和乐平、德兴两县的乡勇千余人，继续前进。二十四日，抵达明堂里，深入谷中，遭遇到了埋伏在那里的清兵。参将高万容不受节度，率兵往山上逃去，全军崩溃。黄道周把招征印交给中书陈骏，命他突围逃回，自己留下继续督战，直到兵尽矢穷，被俘。被俘之前他曾想自刎，被门人、兵部主事赵士超所制止：“这里离南京不远，不如等一下死在太祖高皇帝身旁！”

这一等，就意味着要到狱中去遭受更重大的痛苦和更严酷的考验。

黄道周落到了徽州守将张天禄的手里。张天禄如获至宝，他知道，擒获一名以忠义闻名的人，要比攻下数十州郡更能博得洪承畴的欢心。大概在洪承畴看来，如果能够劝得忠义之人投降，就可以减轻自己叛国投敌的耻辱吧。

顺治三年（1646）二月初二日，黄道周被客客气气送到了南京。狱中的生活似乎和平时也没有什么两样，继续著书立说，跟门人讲习吟咏如常。每天来探望他的人非常多，有的是来求教的，他就在狱中开了讲堂，有的是来求字的，他也是有求必应。

黄道周是明末首屈一指的大书法家，与倪云璐、王铎并称晚明三大家。三个人的结局却完全不同：倪云璐在李自成攻陷京师时自缢而死，王铎则投靠清廷，官至礼部尚书。黄道周的书法，“他的真书如断崖峭壁，土花斑驳；他的草书，如急湍下流，被咽危石”（沙孟海《近三百年的书学》），其行草大字，更以“险怪”而为世所重。此时南京士人都知道他来日无多，争相向他索书，得到了就当成宝贝收藏起来。

清廷对黄道周如此客气，固然是敬重其儒林一代宗师的身份，更重要的，是抱着感化、劝降的用心。洪承畴亲自出马劝降，黄道周先是装聋作哑，根本不认这位同乡的老朋友：“洪承畴？早就在松山战死了，先帝赐祭九坛，带领百官亲自哭临，怎么还会活着？一定是无赖小人冒充的。”

洪承畴又羞又愧，但仍然给清帝上疏，请求免黄道周一死：“道周清节夙学，负有重望，今罪在不赦，而臣察江南人情，无不怜悯痛惜道周者。伏望皇上赦其重罪，待以不死。”但摄政王多尔衮忌惮的正是这“负有重望”、“江南人情”，下令尽快处决。

处决令下来的时候，黄道周已经绝食十二日了。他刚被俘的时候，蔡夫人即派人送来书信：“忠臣有国无家，勿内顾。”有这样深明大义的妻子，他还有什么放心不下的，这时候也用不着寄家书去告知死期了，只在门人赖继谨的家书后面，添了十六个字：“蹈仁不死，履险如夷；有陨自天，舍命不渝。”

顺治三年（1646年，隆武二年）三月五日，黄道周被押到了东华门，想起孝陵（朱元璋陵墓）就在附近，又见到一块福建门牌，就走到牌下，指着“福建”两字说：“我君在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