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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圆圆此时写过一阕《丑奴儿令》：
〖满溪绿涨春将去，马踏星沙，雨打梨花，又有香风透碧纱。
声声羌笛吹杨柳，月映官街，懒赋梅花，帘里人儿学唤茶。〗
词中所绘并非眼前之景，而是此时之情，满怀落寞消沉，便是陈圆圆这时的心境。经历了十几年的坎坎坷坷，惯看了人世间的沉浮起落，生生死死晃如过眼烟云，她对一切都已看淡。
既然陈圆圆托故辞退，吴三桂便另外别娶。不料吴三桂所娶正妃悍妒，对吴的爱姬多加陷害冤杀，陈圆圆为了避祸，遂独居别院。陈圆圆失宠后对吴三桂渐渐离心，尤其不满吴三桂绞杀永历帝。吴三桂曾阴谋杀她，陈圆圆得悉后，遂乞削发为尼，从此在五华山华国寺长斋绣佛。
陈圆圆有着乱世中少有的平静和端庄。她毫不似其他秦淮女子一样乱世儿女乍相逢，喜也不是，悲也不是。她就像一枚制作精良的钱币一样，一面是收敛的柔情，一面是坚定的侠骨。尽管命运将她不断抛起，可无论怎样她都能稳当地落地，要么亲情在上，要么侠骨在上，一样的平和，从容，处乱不惊。纵是与冒襄永生错过，也仍气韵飘逸；纵是吴三桂与李自成争得江河震动，她仍气定神闲地坐在生活的帘后。她的真实与虚幻宛如好花在三春时开到明亮迷离。
三藩事起，吴三桂在云南宣布独立，康熙帝出兵云南，1681年冬昆明城破。吴三桂死后，陈圆圆亦自沉于寺外莲花池，死后葬于池侧。这是典型的陈圆圆结局，天心与人世之间，可以彼此默认心许到山川无声……
直至清末，寺中还藏有陈圆圆小影二帧，池畔留有石刻诗。
关于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时的处境，前面已经详细分析过，当时吴三桂正在不断地窥测方向，陈圆圆不过是一个引子，恰逢时机地引发了吴三桂对李自成的不信任。吴三桂山海关战役之前，介于顺、清之间的吴三桂，确实具有举足轻重之势，他无论投向哪一方，这一方将会在山海关战役中致胜。而这一切，据说都是为了那个叫陈圆圆的女人。
李自成兵败至永平府范家店时，狂怒下将吴骧处斩。四月二十六日，李自成回到北京，又杀吴三桂家属三十四口，只留了陈圆圆一人。可见李自成对吴三桂的勾引清兵、叛变欺诈极为痛恨。
而吴三桂却在山海关战役刚刚结束时就率领关辽军民剃发降清，由多尔衮承制封为平西王，赐玉带、蟒服、鞍马、弓矢等物。
诗人吴伟业因此在《圆圆曲》叹道：“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简直就是神来之笔，诛心之句。吴三桂因一貌美年轻女子背父弃君，以剃发背国、全家成灰的代价，换来“一代红妆照汗青”，字里行间，刀笔戮入心肺骨髓，已把吴三桂一生事业盖棺论定。
后人多数认为，如无陈圆圆，吴三桂得吴骧书信，必然与李自成合，而无乞师清庭的举动，清军也不能长驱入关，中原战乱还不知鹿死谁手，清人统治中国，也许不能成功，那么，三百年的历史就要重写了。所以后人认为导清入关者其实是陈圆圆，她在明末的政治风云中起了极为重要作用。
过去也常常有人把历史的兴衰、朝代的更迭归因于一个女子，如夏灭亡罪在妹喜，商纣之覆罪在妲己，夏桀之亡罪在褒姒，安史之乱罪在杨玉环，而清军得以入主中原的关键又在于陈圆圆这么一个妓女，陈圆圆也因转移国脉被列入了亡国女流。其实，这种看法，把历史的转折归因于一个女人，是根本不正确的。
宋太祖乾德二年十一月，赵匡胤灭南唐，天下人都认为是蜀主孟昶沉溺酒色误国。花蕊夫人写诗为她自己辩解说：“君王城上树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传闻赵匡胤见了这首诗后，有感于花蕊夫人的故国之思，亡国之痛，竟对花蕊夫人起了爱慕之心。
花蕊夫人的这首诗说出了事情的实质，十几万军队缴械投降，君成了降国之君，臣成了降国之臣，民成了降国之民，花蕊夫人反倒成了这一切的罪魁祸首。连皇帝、大臣、将军们都不能决定一个国家的前途与命运，最后却要说红颜祸水，那实在是推卸责任的说法。
但吴三桂因为夺妻杀父之恨，从此心态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与李自成结下了不解深仇。他的心狠手辣不但用在了追击屠杀大顺军身上，也用到了后来的南明身上。从这个时候开始，吴三桂变成了一头发怒的猛兽，他的军事才华也施展得淋漓尽致，几乎是所向披靡，战无不胜。
法国传教士柏晋在他所著的《康熙传》中说：“事实上，鞑靼人（注：此处应为满清，鞑靼为蒙古）在征服帝国过程中，几乎没有付出任何代价，而是汉人互相残杀。加上汉人中最勇敢的人，反而为了满清人去反对他们本民族而战。”意思是说满清在征服中原的过程中付出的成本相当低廉。吴三桂就是这些“最勇敢的人”中最突出的一个，我们不得不说，吴三桂之所以成为最著名的汉奸，不在于他引清兵入关，而在于他后来为满清取得江山立下的功劳最大。
吴三桂在山海关曾召集当地乡绅领袖“八大家”议事，发誓共同抵抗农民军。正是这些乡绅领袖从当地百姓中为吴三桂征集乡兵和粮草，后又支持吴三桂作出与清军联合的决定。
吴三桂引清兵入关还得到了南明政权的嘉奖。南明福王立为弘光皇帝后，听说吴三桂引清兵入关破贼，立即遥封吴三桂为蓟国公，并从海路运米三十万担、银五万两犒劳吴军。弘光皇帝派遣使者左懋第、陈洪范赍银币到北京向多尔衮致谢的时候，还特意到吴三桂军营转达弘光皇帝的问候。吴三桂谢道：“时势至此，夫复何言，惟有闭关束甲，以俟后命耳。”没有接受弘光皇帝所赐的礼物。（事见《吴逆始末记》）
而对于满清来说，上天幸运地眷顾了多尔衮。多尔衮的才能并不比他的父亲努尔哈赤和兄长皇太极更高，不过他运气更好。倘若他事先没有接受范文程的建议南下，山海关毫无疑问地会落入李自成的手中，历史将不会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样。
满清意外夺得了山海关后，洪承畴等谋士迅速改变了策略。按照洪承畴的看法，进攻中原若要取胜，就需要保证两条，一是彻底击溃李自成的军队；二是改变清军以掠夺财货、奴隶、牲畜为目的的传统战略。
多尔衮接受了洪承畴的建议，召集了将领及贝勒们，对他们说，以往三次入关，都鼓励士兵抢掠，而此行却不同于过去，“要当定国安民，以成大业”。多尔衮与他们相约，此次征战以“救民”为宗旨，不得无故烧杀抢劫。所有降者都要赦免，除剃发之外，不得伤害其身体。旗人若有妄杀乡屯散居之人，或奸淫、抢劫、偷盗牲畜者，一律处斩，其扈从为奴，财产没官。
与此同时，范文程开始起草写给汉族百姓的布告，四处张贴：“义兵之来，为尔等复君父仇，非敌百姓也，今所诛者，惟闯贼。官来归者，复其官，民来归者，复其业。必不尔害。”
跟满清的笼络人心相比，李自成的行为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战败的大顺军逃回北京后，便在京城发泄怒气，他们四处放火，并将彰仪门附近的民宅全部毁坏。
吴三桂得胜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很多北京居民听到了明太子即将复位的传闻，不禁欣然泪下。街市的小贩嘲笑地唱道：“自成割据非天子，马上登基未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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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坐了一天皇帝宝座的李自成】
李自成离开北京前往山海关的时候，明朝降臣礼部尚书杨观光奉命着手为登基大典作准备，可见李自成是抱着必胜的信心去的。在李自成离京期间，丞相牛金星“大轿门棍，洒金扇上贴内阁字，玉带蓝袍圆领，往来拜客，遍请同乡”（《甲申传信录》），太平宰相的风度俨然矣。而牛金星统辖的留守部队已经军纪涣散，有人开始离城西去，并沿途劫掠民宅和店铺。“闯王”出征之时，城中的很多百姓都认为他不会得胜而归。杨观光也乘混乱之际逃出北京，但非常不幸，他一出北京就被起义的农民抓住杀了。（计六奇《明季北略》）
杨观光是山东登州人，是当时颇为著名的理学家。李自成曾经极力想改善他本人与明朝降臣的关系，但因为他是农民出身，实在是件不容易的事情。李自成召见杨观光时，杨观光劝他放弃酒色。李自成哈哈大笑说，若他远离酒色，怎么能享受生活的乐趣？李自成显然不是传统儒家模式理想的君主，他离幸运越来越远了。他的悲剧不在于他输掉了江山，而在于他差一点赢了天下。
李自成从来没有考虑过在北京建都。他曾经说：“陕，吾之故乡也。富贵必归故乡。即十燕京未足易一西安！”从这点上看，他有很高的欲望，却没有与之匹配的足够高明的眼光。
吴三桂起初决定投降李自成后，李自成没有派刘宗敏那样的心腹大将去镇守山海关，以防吴三桂的叛变和清朝的侵袭，而是派在居庸关投降的降将唐通带了几千人去接手山海关（唐通后来在保德投降满清），庞大的人马留在北京享乐。大将军刘宗敏忙着搜刮赃款，“杀人无虚日”，不免有点类似儿戏。
历史证明，大顺政权在驾驭明朝降将上犯了一系列错误。从1644年到1645年，归附大顺的明朝旧将几乎毫无例外地叛变投敌，对于整个局势的逆转影响极为巨大。李自成的嫡系部队既不如清朝满洲八旗兵强劲，对于来附的明朝将领本应授予高官显爵，改编其军队；即便要任人器使，也应以嫡系大将统精兵为主，降将为辅。李自成宽厚有余，警惕不足，往往任用刚刚投降过来的明朝将领率领原部兵马独挡一面。结果风向一转，叛乱四起，终至土崩瓦解，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大顺军败回北京以后，李自成曾经考虑过据守北京，四月二十七日、二十八两天采取了备战措施，责令军民火速拆除城外羊马墙及护城河旁房屋。但是，经过斟酌，大顺军领导人终于决定放弃北京，主动西撤。这是因为大顺军在北京地区不可能集中一支足以固守待援的兵力，跟踪而来的清军一旦围城，大顺政权的领导人物和败回兵将就可能成为瓮中之鳖；加上城内居民亲眼看到大顺军败阵而回的狼狈情况，讹言四起，潜在的敌对势力也待衅而动。在这种形势下，李自成断然决定西撤。
为了日后更好地行使君权，李自成可能一直想在北京更加合法地登基，而不管时间如何短暂。他曾在北京做过皇帝这一事实，等他死后对他的追随者将是十分重要的。大顺余部在南方与南明永历政权联合后，仍称李自成为“先帝”，并称其夫人为皇太后。
但李自成为了同部下接近，一直与普通士兵吃的一样，并像其他大顺将领一样经常戴一顶宽沿斗笠，穿一件天蓝色战袍。他从不在自己与部下之间制造距离，而且与刘宗敏（李自成称其为“大哥”）等将领则情同手足，经常手挽手一起散步。这种情谊无疑使李自成难以行使君主的权威。
李自成既无个人威严，也不喜欢帝王礼仪。牛金星曾想让李自成于1644年四月十五日举行祭天大典，并请他在宫中演习十天。李自成同意了，但演习时他举止匆匆，全不按规定节奏去做。礼官在引导李自成时对这位“闯王”说，必须掌握仪式本身的节奏，要不慌不忙，放慢速度。这位义军的领袖很快就不耐烦了，他扯下袍冠，恼怒地转向礼官说：“我马上天子耳，何用礼为？”然后转身离开演习场，经过御膳房时，还抓了一块生肉吃了。祭天大典始终未能举行，而在士大夫眼中，李自成仍是“沐猴而冠”。（事见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
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北京举行即位典礼后，立即率部西撤。离京前“分付阖城人民，俱各出城避难”，同时下令放火焚毁明代宫殿和各门城楼。大顺军撤退时，“城中扶老携幼西奔者络绎不绝”，一些明朝降官如龚鼎孳、涂必泓等人也自动随军西行。这说明大顺政权在当时仍有相当威望，城中官民对此后局势的变化尚难逆料。
就这样，“闯王”李自成占领北京仅四十二天，只是在最后一天他才做了皇帝，然后他就仓皇离开了北京。在他身后，火焰冲天，大火几乎燃遍北京城中各个角落。
李岩在西撤途中被李自成所杀。因为李自成听信了牛金星的谗言，认为李岩想取代他当皇帝。
李岩是大顺军中少有的温和派，他的队伍一直同百姓相处甚好。他也经常对李自成提点不同意见，阻止更大的破坏发生。李岩专门上书极谏四事，对一些重大问题提出了切中要害的正确意见，但李自成“见疏，不甚喜，既批疏曰知道了，并不行”。（引自《明季北略》）李岩并非李自成的嫡系兄弟，忠言逆耳，李自成已经很不高兴了。至于李岩提出的暂不住皇宫，登基大典缓行等逆耳忠言，就更加犯忌，为后来的杀身之祸埋下了伏笔。
起义军的第四号人物军师宋献策也很有见地，但不敢正面提出意见，只能“一方面私作讥评，一方面借天象示警，以为进言的方便”。宋献策是李自成很信任的心腹幕僚，说话都如此小心，可见言路已经堵塞。
在中国，每一个想要提不同意见和敢于提不同意见的人，最后都是身败名裂，家破人亡。要想生存，就是要把自己的真面目包起来。所以“古今中外，只有中国的脸谱多，令外国人叹为观止”。有个松本一男的日本人专门从事中国学的研究，他写了一本书《中国人的智慧》，里面提到中国人突出的气质，其中有一条就是——“阴郁，外人难于了解其内心”，这与“脸谱多”一句本质是一致的。
农民军攻破北京后，李岩入宫后第一个赶去保护张皇后（天启皇帝的皇后张嫣），扶张后上座，并行九拜之礼。但张后性情严正，当天晚上就上吊而死。李自成开始追赃助饷时，李岩已经认为不妥，后来为了缩小打击面，免得四处结怨，提出“文官追赃，宜分三等”的建议，正是为了阻止任意抢劫和拷打，从而使征罚赎金以供军饷的作法制度化。对于吴三桂，李岩提出及早采取牢笼政策，他可以说是大顺军中最有远见的人，李自成杀了他，可以说是非常可惜。
《明季北略》还记录了李岩被杀之后宋献策和刘宗敏的反应：“宋献策素善李岩，遂往见刘宗敏，以辞激之。宗敏怒曰：‘彼（指牛）无一箭功，敢擅杀大将，须诛之。’由是自成将相离心。”（《明季北略》卷二十三）
李自成一生都在战场上驰骋，可是他最大的对手却是他自己。他没有改变自己，因此他也无法改变世界。他的战场是如此辽阔，他的胸襟却如此狭小。有趣的是，李自成和崇祯皇帝一样，也是一个妒才嫉能的人。他杀李岩，与崇祯杀袁崇焕异曲同工。李岩亦姓李，也是人才，可能会应验“十八子主神器”，他便举起了屠刀。杀李岩，牛金星起了重大作用。这应了鲁迅的一句话：暴君统治下的臣民，可能比暴君更残暴。
『注：李岩死时，据说他那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夫人红娘子正率领一支人马在中原一带征战，侥幸逃过了李自成的迫害。李岩惨死的消息传来，红娘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