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上午8点左右醒来的时候，我就阅读所有的电报，并在床上口授大批发给各部及参谋长委员会的备忘录和指示。
这些备忘录和指示一经口授完毕就陆续打印出来，立即交给战时内阁副秘书（主管军事）兼我的驻参谋长委员会的代表伊斯梅将军，他每天清晨都来见我。这样，当参谋长委员会在10点30分开会时，他就有许多书面的东西带给他们。他们在讨论总的形势的同时，是充分考虑我的意见的。这样，在下午3点至5点，除非我们之间有某些异议需要进一步磋商之外，一整批由我或由各参谋长发布的经过我们大家同意的命令和电报就准备妥当了，就可以解决那些需要马上决定的事情了。
在总体战中，很难在军事问题和非军事问题之间划出什么明确的界线。军事参谋人员和战时内阁人员之间所以没有发生过这种摩擦，主要是由于战时内阁秘书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的为人。这位前桂冠诗人①的儿子，不但是一个孜孜不倦、十分称职的工作人员，而且是个具有非凡的毅力、才干和优美风度的人，在他的性格中丝毫也没有一点忌妒心。他最关心的是，战时内阁秘书处作为一个整体应当尽最大的能力为首相和战时内阁服务。他从来没有考虑过他自己的个人地位，在秘书处的行政人员和军事人员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龃龉。
在遇到较大的问题或意见分歧时，我就召开战时内阁国防委员会会议；这个委员会最初是由张伯伦先生、艾德礼先生和海陆空三军的大臣组成的，并由三军参谋长列席会议。这些正式会议在1941年以后就越来越少。②由于政府机构的工作开始进行得比较顺利，我就得出一个结论：由三军参谋长出席的战时内阁的日常会议是不再需要的了。因此，我最后想了一个办法，就是举行后来在我们之间所谓的〃星期一内阁检阅会〃。每逢星期一，就召开一个相当大的会议战时内阁全体阁员、海陆空三军大臣、国内安全大臣、财政大臣、自治领大臣、印度事务大臣、新闻大臣、三军参谋长和外交部的长官都参加。在这些会议上，每个参谋长轮流报告过去七天内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接着，由外交大臣叙述外交方面的种种重要事态发展。在每周的其他日子里，战时内阁单独开会，一切需要决定的重大事情都提到会上讨论。其他大臣则主要是在讨论与他们主管的事情有关的问题时才出席。战时内阁阁员统统传阅有关战争的一切文件，并且阅读所有由我发出的重要电报。由于信任的程度日益加深，战时内阁就不更多地干预作战的活动了，尽管他们对战事是密切注意和充分了解的。战时内阁阁员几乎替我承担了内政和党务的全部重担，从而使我从其他事务中摆脱出来，集中精力处理主要问题。关于所有未来的重大军事行动，我总是及时同他们商量；他们虽然是很仔细地考虑有关战争的问题，却常常要求我不要告诉他们日期和详情，而且的确有几次在我正要告诉他们日期和详情的时候，他们阻止了我。
①指桂冠诗人罗伯特·布里奇斯（1844…1930年）。译者
②国防委员会在1940年开会四十次，1941年七十六次，1942年二十次，1943年十四次，1944年十次。
我从来没有打算使国防大臣的职务体现在一个部里。如果我那样做的话，就需要立法手续，而我在前面谈到的一切微妙的调整大都是依靠个人的善意而自行解决的就不得不经过不合时宜的制定宪法的自由讨论之后，才能得到解决。不过，在首相的亲自领导下，是设立了战时内阁秘书处军事组进行工作的，这个组战前是帝国国防委员会秘书处。
领导军事组的是伊斯梅将军，并由霍利斯上校和雅各布上校担任主要助手，另外还有一批从三军中特别选拔出来的青年军官。这个军事组就成了国防大臣办公厅的参谋处。我对这个组的成员感激不尽。随着战事的进展，伊斯梅将军、霍利斯上校和雅各布上校的军阶和声望不断提高，但是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调换过工作。在这样一个与机要事务如此密切相关的圈子里，调职换人是不利于连续地和有效地处理事务的。
参谋长委员会议经过初期的一些人事变动后，几乎保持了同样的稳定。1940年9月，空军参谋长纽沃尔空军元帅任期届满后，调任新西兰总督，他的职务由大家公认的空军名将空军元帅波特尔接替。波特尔在整个战争期间始终同我共事。于1940年5月接替艾恩赛德将军职务的约翰·迪尔爵士，在1941年12月随我前往华盛顿之前，一直担任帝国总参谋长。其后，我派他担任我和美国总统联系的私人军事代表兼我国驻美英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代表团团长。他同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的关系，在我们的一切工作中成了宝贵的纽带，当他两年之后殉职时，他享受了无比的荣誉，安葬在阿林顿公墓这个烈士纪念堂在此之前是专门用来安葬美国战士的。艾伦·布鲁克爵士继迪尔爵士之后担任帝国参谋总长，并和我共事一直到大战结束。
从1941年起，在大约四年的时间里其中最初的一段时期是在许多不幸和挫折中渡过的在三军参谋长和国防部参谋人员这一小部分人中，只是由于海军上将庞德的殉职，才有过一次变动。这在英国军事史上可以说是一件从未有过的事情。罗斯福总统在他自己的圈子里也达到了同样程度的稳定性。美国三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金海军上将和阿诺德将军，后来又加上李海①海军上将从美国参战之日起便开始在一起工作，并且从来没有变动过。由于英国人和美国人当时建立了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因而这对大家都有难以估计的好处。同盟国之间类似这样的事情还是前所未闻的。
①原文为Leahy，发音应为莱希，这里从旧的定译。译者
我不能说在我们内部从来没有发生过意见分歧，但我和英国参谋长委员会之间滋长了一种谅解，那就是：我们要彼此说服，而不是压服。其所以能够作到这一点，当然是得助于我们讲的是同一的术语，拥有一大套共同的军事理论和战争经验。在这个变化无常的局面中，我们的行动就像一个人一样，战时内阁授予我们更多的自行处置之权，并且始终如一地坚决支持我们。〃大礼服〃和〃黄铜帽〃①（会把事情弄糟的讨厌字眼），也如同上次大战时的政治家和军人一样，他们之间没有发生过不和。我们的确是亲密相处，而且建立了友谊，我相信大家是非常珍惜这种友谊的。
①〃大礼服〃指高级文官，〃黄铜帽〃指高级军官。译者
战时政府的效率，主要是取决于最高当局批发的决定是否真正得到严格地、忠实地和及时地遵照执行。由于战时内阁对于我们所致力的基本目标抱有巨大的诚意、理解和坚定的决心，所以在这危急存亡的关头我们在英国做到了这一点。
按照给与的指示，船只、军队和飞机行动起来了，工厂里的轮子转动起来了。由于采用了所有这些方法，由于大家对我表示信任、宽容和衷心拥戴，所以我不久就能够对战争的几乎每一个方面发出全面的指示。这实在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局势是那么的糟糕。这个办法被大家接受了，因为每个人都认识到死亡和毁灭是多么地近在眼前。不但是个人的死亡人生终有一死近在眼前，而且关系无比重大的是，英国的生存、英国的使命和英国的光荣也处在千钧一发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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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把我个人发给美国总统和其他国家与自治领政府首脑的一系列函电加以解释，就不可能充分阐明在全国联合政府领导下制定的政府施政方针。我必须叙述一下这些函电。
在内阁作出有关政策的特别决定后，我就亲自起草和口授文件，大部分是按照发给朋友和同事的亲切便函形式写的。一个人用自己的话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总是能够表达得好一些的。我只是偶尔才事先向内阁宣读函电的内容。由于我知道他们的意见，所以我放手进行我的工作。我同外交大臣和外交部自然是密切配合的，任何意见的分歧都是在一起解决的。
我把这些电报交给战时内阁的主要成员传阅（有时是在拍发以后送去传阅的）；凡是同自治领大臣有关的，也送给他们阅读。在拍发电报之前，我自然要各有关部门把我的要点和事实核对一下，所有的军事函电几乎都是通过伊斯梅之手送给参谋长委员会的。这种通信同大使们的正式联系或工作毫不抵触。这事实上成了洽商重大事务的手段，在我指挥战争方面所起的作用，并不次于我担任的国防大臣职务，有时甚至还过之。
经过遴选而处在我周围的人，完全可以自由发表他们的意见，他们对于我起草的函电几乎一致表示同意，这就使我日益增加信心。比方说，同美国当局的一些分歧，在第二级是无法解决的，但通过最高一级的直接联系，往往在几小时内就解决了。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最高一级处理事务的效率确实显而易见，因此，我就倍加小心，不让它变成为处理部一级的普通事务的方法。我曾一再拒绝我的同僚们要求我亲自就重要的细节问题致函罗斯福总统。如果把这类问题不恰当地纳入私人的通信中，那不久就会破坏私人函电的机密性，从而破坏它的价值。
我同罗斯福总统的关系渐渐地变得如此密切，以致我们两国间的重大事项实际上是通过他和我之间的私人函电往来处理的。这样作法，我们便获得了充分的谅解。作为国家的元首，同时又是政府的首脑，罗斯福在各个方面的发言和行动都是有权威的；而在使战时内阁同意我的意见的情况下，我也几乎能够同等行动自由地代表大不列颠。这样就获得了高度的配合，而且大大节约了时间和减少参与其事的人数。我把电报送交美国驻伦敦大使馆，它通过特别的密码电报机直接同白宫的总统联系。获得答复和解决问题的速度是以小时计算的。我在傍晚、夜间或者甚至是清晨2点拟就的一切电文，都能在总统就寝以前到达他的手里；当我第二天早晨醒来时，他的答复往往就回来了。我总共发给他九百五十份电报，收到的回电大约有八百份。我觉得，我是在同一个非常伟大的人保持联系，这个人同时是一个热心的朋友，一个在我们共同努力的崇高事业中站在最前列的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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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阁赞成我试向美国政府要驱逐舰；我便在5月15日下午起草我担任首相以来第一次致罗斯福总统的电报。为了保持我们之间的通信的非正式性质，我在署名时自称〃前海军人员〃；而且在整个大战期间我几乎毫无例外地一直使用我喜爱的这个称呼。
我虽然变换了职务，但我相信你不愿意我中断我们之间的密切的私人通信。正如你必然知道的那样，局势已迅速地恶化了。敌人在空中显然占了优势，他们的新的技术正在法国人的心中产生深刻的印象。我本人认为，地面战争才刚刚开始，我很想看到群众都参加战争。直到目前为止，希特勒还是在用特种坦克部队和空军作战。那些小国简直像火柴杆一样，一个一个地被粉碎了。虽然还没有肯定，但我们必须预料到，墨索里尼也将急急忙忙地插手进来参加劫掠文明国家。我们预料，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这里会受到空中袭击以及伞兵和空运部队的袭击，我们对此已有所准备。如果必要的话，我们将继续单独作战，我们是不怕单独作战的。
但是，总统先生，我相信你会认识到，美国的呼声和力量如果压抑得太久，也许就起不到什么作用了。你将看到一个完全被征服的纳粹化的欧洲很快就会出现在眼前，这个压力也许是我们承受不了的。我现在所要求的是：你宣布非交战状态，这就是说，你们除了不实际派遣武装部队参战外，将尽一切力量帮助我们。目前我们迫切需要的是：第一，借用你们四五十艘较旧的驱逐舰，以弥补我们现有舰只和我们从战争开始时就着手建造的大批新舰艇之间的差缺。明年的这个时候我们就有足够的舰只了，但是，如果在这段差缺期间，意大利又用一百艘潜水艇来向我们进攻，我们就可能濒于崩溃。第二，我们需要数百架最新式的飞机；这些飞机，你们正陆续得到交货。我们可以用正在美国为我们制造的飞机来偿还。第三，防空设备和弹药，如果我们能支持下去的话，我们的防空设备和弹药明年也将是很充足的。第四，由于我们的矿石供应是来自瑞典、北非或许还来自西班牙北部，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在美国购买钢材。其他原料也是这样。只要我们还能付美元，就继续用美元购买，但是我有理由深深相信：
即便我们付不出钱，你也会照样把物资供给我们的。第五，我们得到许多报告，说德国伞兵部队或空运部队可能入侵爱尔兰。如果美国派一支分遣舰队访问爱尔兰的港口（最好是延长访问期），那将起到巨大的作用。第六，我指望你们能够使日本人在太平洋不要有所行动。你们觉得怎样利用新加坡好，就可以怎样利用。我们手中的详细材料，将另行送上。
致良好的祝愿和敬意。
5月18日，我接到了总统的复电，对我们继续私人通信表示欢迎，并且还谈到了我的特殊要求。复电说，借用或赠与四五十艘较旧的驱逐舰，需要国会授权，目前进行此事尚非其时。他愿尽力使各盟国政府顺利地得到最新式的美国飞机、防空设备、弹药和钢材。我们的代表，非常能干和忠诚的珀维斯先生（他不久之后便在一次飞机失事中牺牲了）在这些问题上提出的意见将得到最善意的考虑。关于我建议美国派遣一个分遣舰队访问爱尔兰港口一事，总统将仔细考虑。
关于日本人，他仅仅谈到美国舰队已在珍珠港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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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3日星期一，下院召开特别会议；我要求下院对新政府举行信任投票。在报告了充实各部人员的进展情况后，我说：〃我没有别的，我只有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贡献给大家。〃在我们的全部悠久的历史中，没有一位首相能够向议会和人民提出这样一个简明而又得人心的纲领。我在结束时说：
你们问：我们的政策是什么？我说：我们的政策就是用上帝所能给予我们的全部能力和全部力量在海上、陆地上和空中进行战争；同一个在邪恶悲惨的人类罪恶史上还从来没有见过的穷凶极恶的暴政进行战争。这就是我们的政策。你们问：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可以用一个词来答复：胜利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胜利，无论多么恐怖也要去争取胜利；无论道路多么遥远和艰难，也要去争取胜利；因为没有胜利，就不能生存。大家都要认识到：没有胜利就没有大英帝国的存在，就没有大英帝国所代表的一切，就没有促使人类朝着目标前进的那种时代要求和动力。我满怀兴奋和希望，担负起我的工作。我深信，人们不会让我们的事业遭到失败。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我有权利要求大家的支持，我说：〃起来，让我们把力量联合起来，共同前进。〃
下院对这几句简单的话，一致投票赞成，并且一直休会到5月21日。
我们就这样一起着手进行我们共同的工作。在此后的五年中，我从国内各党派人士得到的忠诚和真诚帮助，是任何一位英国首相从他的内阁同僚中未曾得到过的。议会在进行自由的积极的批评的同时，对于政府提出的全部措施始终给以压倒多数的支持；全国人民空前团结，热情奋发。这真是好的很，情况应当是这样的，因为即将落到我们头上的事情比任何人所预料的都更加可怕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