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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请张伯伦先生担任下院的领袖兼枢密院长，他都一一接受了。这件事并未宣布。艾德礼先生告诉我，在这样的安排下，工党不容易工作。在联合政府中，下院的领袖必须是大家都接受的人。我把这点告诉了张伯伦先生，在他爽快的同意下，我亲自担任下院领袖，一直到1942年2月。
在这个时期内，艾德礼先生担任我的副职，处理日常工作。他在反对党中的长期经验是有很大价值的。我只在有最严重的事情时才到场。这样的情况是经常有的。许多保守党党员觉得：他们党的领袖没有被人看在眼里。每个人都敬佩他的为人。当他以新的身分第一次步入下院时（5月13日），他的党的所有党员下院中的大多数人一致起立，对他热烈表示同情和敬意。在最初的几个星期里，向我致意的主要来自工党议员席。不过，张伯伦先生对我的忠诚和支持是始终不渝的，我对自己满怀信心。
工党成员和某些又能干又积极但未纳入新政府的人，施加了相当大的压力，要求肃清那些〃有罪的人〃，肃清那些应对慕尼黑协定负责或由于备战不力而应受批评的大臣。其中哈利法克斯勋爵、西蒙勋爵和塞缪尔·霍尔爵士成了众矢之的，但是，目前并不是排斥那些长期担任要职的有才干的爱国人士的时候。如果这些爱好批评的人想怎么就怎么的话，保守党的大臣至少有三分之一就不得不辞职。由于张伯伦先生是保守党的领袖，所以我们不难看出，这样的运动对全国的团结是有害的，而且，我也无需研究所有这些罪责是不是应由一方来承担。正式的责任是应由当时的政府承担的，但是道义上的责任则牵连甚广。可以摘引工党大臣自由党大臣也不例外所发表的许许多多言论和投票记录，他们的那些言论和投票都被后来的事实证明是非常愚蠢的，这在我脑子里都记得，而且可以详细列举。我比任何人都更有资格不追究过去的事情，因此，我对这些分裂的倾向进行了抵制。
我在几星期以后说：〃如果想拿现在来裁判过去，那就会失去未来。〃这一论点以及当时的严重局势，制止了那些所谓的迫害异端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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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1日清晨，我给张伯伦先生写了一封信说：〃一个月内谁也不变动住处。〃这就在战争的紧要关头避免了一些小小的麻烦。我继续住在海军部大楼里，并且把地图室和楼下的几个好房间当作我的临时总部。我向他报告我同艾德礼先生的谈话和组织新政府的进展情形。〃我希望今天晚上为英王把战时内阁和作战机构组织完备。战争促使我们不得不赶快完成……由于我们〔两人〕必须如此密切地一起工作，我希望你再次迁入我们都很熟悉的你在十一号的旧居①，并且希望你不要因此感到有什么不方便。〃我接着写道：
我并不认为今天有什么必要举行一次内阁会议，因为陆军和其他部队都在按照预定计划进行战斗，但我仍希望你和爱德华〔哈利法克斯〕在晚间12时30分到海军部作战室来，以便我们一起察看地图，进行商谈。
①在唐宁街的这幢房子，通常是财政大臣居住的。
英国和法国的先头部队已经到达安特卫普那慕尔一线；这条战线在受到袭击之前，看来很有希望可由盟军加以牢固地占领。此事必须在大约四十八小时内完成，并且要认识到这是非常重要的。在另方面，德军还没有强渡艾伯特运河，而且据报告说比利时人打得很好。荷兰人也在进行顽强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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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最初那些天的经历是奇特的。一个人埋头于战事，一切思想都集中在战争上，可是对战争又拿不出什么办法来。在全部时间里，既要组织政府，又要会见客人，还要调整各政党之间的平衡，那些时刻是怎样度过的，我现在记不起来了，我的记录也没有记载。那时，一个英国政府拥有由英王任命的六十到七十位大臣，要把他们像拼图片似的拼成一体，而且在当时还要照顾到三个政党的要求。我不但需要会见所有的主要人物，而且还至少要腾出几分钟来会见大批被选出来担任重要职务的有才干的人。首相在组织联合政府时，在考虑各党中由哪些人来担任分配给该党的职务时，必须充分尊重各党领袖的意愿。我主要是依据这项原则办事的。如果有谁本该获得更好的职位，但由于他们党的负责人的意见而没有选上，或者，甚至不顾那种意见也没有选上，我就只好表示遗憾了。不过，从整个来说，这种难办的事情是很少的。
就克莱门特·艾德礼来说，他是我的一个具有战争经验并久谙下院工作的同僚。我们只是在对于社会主义的看法上有分歧，但是，这些分歧很快就被战争抛在一边，要求个人完全服从国家。在整个联合政府期间，我们一起工作得十分融洽，彼此信任。阿瑟·格林伍德先生是一位颇有胆量和见识的顾问，也是一位善于助人的好朋友。
阿奇博尔德·辛克莱爵士作为自由党正式领袖，感到难于接受空军大臣的职务，因为他的追随者觉得他应该在战时内阁中占有一个席位。但这是不符合小型战时内阁的原则的。
因此我建议：凡是遇到涉及重大政治问题或党派团结的事情时，便请他出席战时内阁。他是我的朋友，而且在我1916年在朴罗格斯提特（〃普拉格街〃）指挥皇家第六苏格兰火枪团时，他曾经担任我的副指挥，他本人也渴望进行我为他保留的范围广大的活动。经过一再磋商之后，这个问题便融洽地解决了。至于贝文先生，我是在战争初期因设法解决海军部对于拖网船的迫切需要才和他认识的，他在加入内阁出任劳工大臣这一极其重要的职务之前，必须同运输和普通工人工会磋商，因为他是该会的书记。这件事花费了两三天的工夫，但是是值得的。这个英国最大的工会，一致同意贝文出任该职，而且坚决支持他五年之久，直至我们获得胜利。
最大的困难发生在比弗布鲁克勋爵身上。我是相信他能做出非常卓越的贡献的。根据我在上次大战中取得的经验，我决定把飞机供应及设计的工作从空军部分出来，我希望他担任飞机生产大臣。他起初好像不大愿意担任这一职务，空军部当然也不愿意把他们的供应部门划分出去。还有其他阻力妨碍任命他担任这一职务。不过，我确信我们的生存有赖于新式飞机的源源不断的生产；我需要他那种生气勃勃的旺盛精力，因此我坚持了我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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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照议会和报界发表的普遍意见，战时内阁必须是小型的。因此，我开始只要五个成员，其中只有一个人，即外交大臣，掌管一个部。这些人自然是当时的主要政党的政治家。
为了便于处理事务起见，财政大臣和自由党领袖是要经常出席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经常出席〃的人数就逐渐增加了，但是全部责任还是落在五位战时内阁大臣的身上的。如果我们不能打赢这场战争，应当被送到伦敦塔山①斩首的，就只是这五个人。其余的人要被处分的话，那只是因为他们掌管的部门有所失职，而不是因为他们制定了政府的政策。除了战时内阁以外，谁都可以说：〃我不能对这件事或那件事负责。〃
政策上的重担是由更高一级来承担的。这在即将来临的日子里使许多人打消了种种顾虑。
①伦敦塔山是中世纪英国监禁、处决囚犯的地方。译者
以下是全国联合政府在大战期间逐日建立的几个阶段。战时内阁1940年5月11日
首相兼第一财政大臣、国防大臣和下院领袖丘吉尔先生*保守党
枢密院长内维尔·张伯伦先生*保守党
掌玺大臣克·理·艾德礼先生工党
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保守党
不管部大臣阿瑟·格林伍德先生工党内阁级大臣
海军大臣A·V·亚历山大先生工党
陆军大臣安东尼·艾登先生*保守党
空军大臣阿奇博尔德·辛克莱爵士自由党5月12日
大法官约翰·西蒙爵士*（后为西蒙勋爵）国家自由党
财政大臣金斯利·伍德爵士*保守党
内政大臣兼国内安全大臣约翰·安德森爵士*无党派
殖民地事务大臣劳埃德勋爵保守党
贸易大臣安德鲁·邓肯爵士无党派
军需大臣赫伯特·莫里森先生工党
新闻大臣艾尔弗雷德·达夫·库珀先生保守党5月13日
印度与缅甸事务大臣L·S·艾默德先生保守党
卫生大臣马尔科姆·麦克唐纳先生国家工党
劳工与兵役大臣欧内斯特·贝文先生工党
粮食大臣伍尔顿勋爵B无党派5月14日
自治领事务大臣兼上院领袖考尔德科特子爵*保守党
苏格兰事务大臣欧内斯特·布朗先生国家自由党
飞机生产大臣比弗布鲁克勋爵保守党
教育委员会主席赫·拉姆斯博瑟姆先生*保守党
农业大臣罗伯特·赫德森先生*保守党
运输大臣约翰·里思爵士*无党派
海运大臣罗纳德·克罗斯先生*保守党
经济作战大臣休·多尔顿先生工党
兰开斯特公爵郡大臣汉基勋爵*无党派5月15日
年金大臣W·J·沃默斯利爵士*保守党
邮政大臣W·S·莫里逊先生*保守党
主计大臣克兰伯恩勋爵保守党
检察总长唐纳德·萨默维尔*（王室顾问）保守党
苏格兰检察总长T·M·库珀先生*（王室顾问）保守党
副检察总长威廉·乔伊特爵士*（王室顾问）工党
苏格兰副检察总长J·S·C·里德先生*（王室顾问）保守党
*上届政府成员。
在我的长期政治经历中，我曾经担任过国家的大部分重要职务，但我毫不迟疑地承认，我目前担任的职务是我最喜爱的。权力，如果被用来对同胞作威作福，或者用来增加个人的虚荣，就应该被认为是卑鄙的，但是，在国家危急存亡之际，当一个人相信自己知道应当发布何种号令的时候，执掌权力就是一件幸事。在任何活动范围内，第一号职位同第二号、第三号或第四号职位是无法相比的。除第一号人物之外，所有其他的人的职责和问题是迥然不同的，而且在许多方面是比较艰难的。当第二号或第三号人物不得不提出一项重大计划或政策的时候，那往往是一件不幸的事情。他不但要考虑政策的得失，而且要考虑领导的意图；不但要考虑提什么意见，而且要考虑在他的地位提哪些意见才恰当；不但要考虑做什么，而且要考虑怎样才能得到别人的同意，怎样才能付诸实施。而且，第二号或第三号人物还得考虑第四号、第五号和第六号人物的意见，说不定还要考虑内阁以外的某个头面人物第二十号人物的意见。每个人都是雄心勃勃的，这倒不一定是为了达到庸俗的目的，而是为了博得名声。
往往有些观点也可能是正确的，而且有好些观点是颇有道理的。1915年，我在达达尼尔海峡吃过一回大亏，那时，我是一个下级，但却试图发动一次重大的作战行动，结果，我那雄伟的计划遭到彻底的失败。人们进行这种冒险行动是不明智的。这一教训深深影响了我的性格。
居于首脑地位，情况就简单多了。一个公认的领袖，只要他确信怎么做最好，就可以怎么做，也就是说，只要他决定那么做就可以那么做。对第一号人物的忠诚是巨大的。如果他跌倒了，就把他扶起来。如果他做错了，就对他的错误加以掩盖。如果他睡着了，就不要随便打扰他。如果他无能，就撤他的职，但是，最后这种极端的手段，是不能天天采用的；而在他刚刚当选之后的日子里，自然就更不会采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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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战指挥机构的根本改变重实际而不重表面。〃宪法，〃拿破仑说：〃应当简短而且要措辞含糊。〃现有的组织原封不动，人员一个也不改换。战时内阁和参谋长委员会起初还是每天碰头，和过去一样。在英王批准下，我自己担任国防大臣，我这样做，并没有对法律或宪法有所改变。我很谨慎，没有明确说明我有哪些权利和义务。我未向国王或议会要求特殊的权力。不过，有一点是大家明了和接受的，那就是在战时内阁和下院的支持下，由我全面指挥战争。我接任后的关键性改变，自然是由一位没有明确权限的国防大臣来监督和主持参谋长委员会。由于这位国防大臣又是首相，所以他享有这个职位所固有的一切权利，其中包括任免所有专门人员和政务人员的极其广泛的权力。这样，参谋长委员会在和政府行政首脑的日常的直接接触中，第一次获得了应有的适当地位，并且在同他取得一致的情况下全盘控制了战争和武装部队的指挥工作。
海军大臣以及陆军大臣和空军大臣的地位虽然形式上不变，但在实际上却大受影响。他们不是战时内阁的成员，也不出席三军参谋长委员会。他们仍然对各自的部门负完全的责任，但是他们很快地、而且几乎是不知不觉地就不再担负制订战略计划和逐日的作战指挥工作了。这些计划和工作是由参谋长委员会在首相兼国防大臣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因而是得到战时内阁认可的。海陆空三军的大臣是我为海陆空三军挑选的我的非常能干而又可靠的朋友，他们办事是不拘泥于形式的。他们组织并管理日益壮大的部队，而且按照英国人爽快利落、讲求实效的方式尽量帮助大家。由于他们是国防委员会的成员并经常同我接触，所以他们了解全盘情况。
他们的专职部下，即各军参谋长，同他们讨论一切问题，对他们极其尊敬。但是，作战要有总的指挥，他们对这种指挥是忠实地服从的。从来没有发生过侵犯权力的事情，而且在这个圈子里，任何人都可以畅所欲言；但是战争的实际指挥权不久便掌握在少数几个人的手中；过去似乎是非常困难的事情，现在变得简单多了当然，此事在希特勒就不同了。
尽管局势动荡，尽管我们要忍受许多灾难，但是这个机构几乎是在自动地工作，我们的思想连贯一致，能够非常迅速地付之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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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海峡的彼岸正在进行着一场恶战，同时读者又无疑要急于了解那里的情况，但是让我在此刻把我从当权之日起就拟订并执行的处理军事和其他事务的制度和方式描述一下，是有好处的。我坚决主张处理公务要用书面。毫无疑问，事后检查起来，在事务紧迫的情况下随时写下来的东西，有许多难免是不相符的或者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我还是愿意冒险这么做。除了有关军事纪律的事情以外，我觉得发表意见和意愿，总是比发布命令妥当一些。然而，法定的政府首脑兼专门负责国防的大臣亲自发出的书面指示，却起了这样大的作用：在形式上虽非命令，但往往能付之实行。
为了确使我的名字不轻易使用，我在7月的紧急时期发出了下列备忘录：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帝国总参谋长
和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1940年7月19日
我发出的一切指示概用书面，或在事后立即用书面的形式加以证实，在国防问题上，一切被认为是由我决定的事，除有书面记录的以外，我概不负责，希望你们清楚地了解这一点。
当我上午8点左右醒来的时候，我就阅读所有的电报，并在床上口授大批发给各部及参谋长委员会的备忘录和指示。
这些备忘录和指示一经口授完毕就陆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