掉下来马上钻到地底下去了，工人（待业青年）们个个争着把石头上的水银用手抹下来放在各自带来的小盆里，然后把它装进水银罐里，不一会，带去的水银罐就装满了，一罐水银有75公斤，可地底下还有太多的水银，工人们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派人走进洞里的罐头——也就是电梯，那里有个电话，是供井下和地面联系的唯一的通讯工具，在那里把这一消息告诉坑领导，坑口马上派待业队的负责人下来，并带了两个水银罐下来。待业队的头头说话声音特别大，人们后面叫他大炮，是个文革造反派小头目，文革中因为派性吃过不少苦头，也整过不少人，给人的印象是天不怕地不怕的那种，坑口领导把一些得罪人的事都让他出面，他也很乐意这些差事，感觉很受领导重用。他又是当地人，虽然没有文化，可嘴还是很会说，一些俏皮的待业青年只有他能制住。第一天我们装满了三个罐子，还装满了各自的小水瓶，队长兴高采烈的向坑长报了功，把回收回来的水银放在待业队的办公室，可是没两天办公室的门就被撬开了，小偷把水银偷走了一部分。
社会经济开始开放，什么东西都能在市面上卖了，朱砂水银也一样的大摇大摆的放到市面上交易了，赶集日有小半条街都摆上了各种不同规格的朱砂，有外地人也有本地人光顾这一市场，能卖钱当然就有人偷了。当时我们大家挖水银没有定额，不管谁弄多弄少都一起分钱，钱是由队长说了算，水银很值钱，可它是国家的，当时在水银矿的人们和领导不像其它没看到过水银这东西的人们，把水银想得很可怕，特别是待业队的队长，从来就没有想过这是有毒的东西，要给这些待业青年多一点钱，让他们吃些保健品，（那时人们还没有保健食品这一慨念）就是多发点钱给他们让他们去买点鸡鸭肉之类补补身子也好。我们所得到的只是一天一元多钱，所以待业青年也一样的偷，有些就在装水银时把自己带去的小瓶子装满，再拿去卖掉，一小瓶子水银就有好几斤，市面上可以卖11到13元一斤。办公室被偷后，队长想了个办法，把弄回来的水银放到我家。他说放到我家，我也没想过这东西有毒啊，还有怕别人上我家偷什么的，就答应了，放我家时也从来不先过称称，可想而知，我爸爸妈妈教出来的我有多傻，我竟然没有发现一个待业青年卖水银，是后来办学习班，有百分之九十的待业青年进学习班承认错误，我才知道大家弄钱的事。但是这次我破例的不觉得他们做错了什么，反而为他们高兴，因为当时要不是这些青年，也不一定有人想起要去把这些水银挖出来，因为这个冶炼炉已经很多年不用了，也没人管，直到厂房顶上的瓦都掉下来了、房柱都偏了，整个房子都快倒了才让这些找不到活干的待业青年去干这活。
厂房下面乱石上的水银挖完了，人们就把这些石头搬开，用锄头把一些泥砂挖出来，放山边的泉水里淘，泥砂就在上面，水银全在盆底，时间长了，慢慢的不太能弄得到水银了，队长就下令，工资按各人弄的多少提成，这样有些人就不愿干这活了，只有少数几个年龄大一点的，还有就是一个年龄虽然不大，可因为在家受她后母母亲虐待的女孩一起干了，就是这样我分到的钱还是比平常高，就是傻，一点没想过把水银拿去私自卖掉，别人问到家里来都没想过，后来我为这事还开过爸爸的玩笑，说爸爸教出来的人全是傻子。
干了不到三个月我满口牙开始出血，四个月后吃饭时拿筷子的手指不听使唤的抖个不停，再后来抬碗的手也开始抖动，妈妈说别去干这活了，和我一起的几个待业青年也都出现这种情况也都不去干了，这活就由家属去干，但是水银已经挖得差不多了，不是很容易就弄得到了。
坑口没再派人去弄水银，后来一些地方上的农民就开始来了，他们体力好，也会弄，他们把我们挖过的地方整个翻了一遍，就开始往深处挖，这一挖就真出水银了。农民们行动大了，惊动了坑口，坑口就开始干涉，不让农民上矿区来了。有一天矿上突然放广播，叫所有的待业青年和所有职工，包括在家休息的职工全都上球场集合，个个都带上武器。其它坑口也来人了，黑压压的一片，个个神情紧张，又像文革那样，我看到这样的场景不免有些害怕，心里也知道与我和我的家人无关，但心里就有那种大祸临头的感觉，后来我自己把它称为文革恐惧症。
人们分三条路向山谷冲去，一路走洞子里下去，一路坐电梯，一路从我家旁边山上的小路下去，我没有武器，在心里想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不可能和别人动武，这是国家的事，没有让我拼命的理由，队长还是给了一根木棒给我，走到我家山后面就看到山谷里二坑长年堆积的废矿石堆里布满了黑压压的人，是些来捡朱砂的农民，这里已经堆积上百年的废石了，一直没人重视过，这些废石里也有少量的朱砂，现在朱砂在市面上能卖了，人们就想起了这些废石堆。
往下面冲去的人们手里拿着喇叭，不停的警告着捡砂的人们，让他们赶快退出，不然就抓人了，待业队的队长声音最大，他领着一帮社会青年，很多男孩都不懂事，特别的爱打架，这帮人虎视眈眈的冲向这些农民，就像斗牛场上的牛，只要队长一声号令马上会扑向这些捡砂的人们，我在一边为这些捡砂的人们担心，可是捡砂的人们并不是很害怕，他们的人也多，两边开始大声的吵闹起来，都摆出打架的架式，捡砂的里面也有身强力壮的。队长这次没有发话让打，他在等上面的意思，坑领导拿起了话筒，语气缓和下来，农民开始往后退，散了。
可是第二天农民又来了，矿里为此就组织了护矿队。
注：做棺材：土话，意为把死者放进棺材里。
自然减员
回矿五年了，一直没有外地来招工，要工作只能靠矿里的自然减员。78年矿上说我姐妹找晚了，指标分完了，让我姐妹等明年；79年矿里说我姐妹告状告得凶，让我姐妹接着告，明着打击报复不给工作；80年我已经参加待业队，在护矿队看守二坑原来扔掉的废矿。
那年有一段时间，爸爸妈妈正好上贵阳去了，我一个人在家。夏天，因为那一年农民闹事，二坑的书记有时晚上也来查看情况，我在护矿队认识了他——我们坑口的书记，也是一把手。
此人姓燕，当时燕书记对我特别的和气，见面总夸我姐妹争气，为我爸爸复职立了功，说心里对我们姐妹早有好评，以后书记有空就常常上护矿队，一天在走路上地面过洞子时，书记特地等着我一起走，问我，爸爸妈妈出去了，我一个人在家有什么困难没有，我说没有，书记又问我有对象没有，我说有追求者了，书记笑了。又问有什么事情需要他帮助的，我说那当然有了，如果他真的想帮我一定能办得到的。他问我什么事，我说我都回城几年了还没有工作，一些条件没我充分的都安排工作了，论年龄，论家庭条件，论在农村下乡的时间，论矿里招工的条件，我哪一条都比别人充分，可是我没有关系，坑口没人帮我说话，矿里领导又因为我为爸爸落实政策和他们吵嘴恨我，要是书记能帮我，把我的名字报上去，再帮我说点好话，这事一定能成。
燕书记当时认真的听我说了这些，想了想便对我说他一定帮忙。他还告诉我让我去找爸爸的一个老朋友，也是落实政策回来，刚当上副矿长的郭伯伯。我感觉燕书记是很有诚心的，就告诉他，我们姐妹落实政策时，常常也上郭伯伯家，在郭伯伯家吃过不少饭，要是今年自然减员郭伯伯能说上话，他也一定会帮我的。
书记很高兴的对我说，这事今年可能能解决了，让我放下包袱，开开心心的。因为那时我有些自我封闭的倾向，封闭自己有几个原因，一是失去了姐姐，和姐姐打架后，姐姐就一直躲着我，本来她去赶集和上矿机关办事、后来再读电大，我家门前的公路是她的必经之路，可是因为我找她打架后，姐姐再不敢走这条路了，只好翻山越岭。我心里很矛盾，特别是刚打架不久，小波波上学都绕道不过我家，我心都快碎了。我爱小波也像一个母亲爱儿子那样，爸爸妈妈都很爱小波，当爸爸把小波叫到家里为他弄吃的时，我忍不住的哭。我不愿意姐姐知道我心痛小波，家里有好菜，我就站在门口悄悄的看他放学没有，看到了就装着碰巧遇上的，把他叫进家吃饭。
和姐姐的反目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另外待业人员里我是年龄较大的一个，有些应届毕业生比我要小八九岁，我有自卑感。所以在参加护矿队时我常常带本小说或杂志什么的一人坐在一旁看书，不加入他们打闹，在这些人当中，我没有一个能说知心话的。有一个比我年龄大的女生姓罗，我叫她罗姐，也是下乡知青，回来两年了没有安排工作，没有安排的原因是她在下乡时嫁给了一个农民，在农村生了三个孩子，所有的知识青年都招了工，她因为丈夫是农民没有给她工作，因为上面没有针对这类情况下有文件，她便成了三不管，成了受歧视的知青，她在这帮小年轻当中也感觉孤立和孤独，有时我俩也聊聊天，可是罗姐成天只会说她公婆怎么对她，说她老公当初怎么追她，还有油盐柴米之类的东西，不像我姐那么有思想，所以我与她之间的交流也不是很多。
走出洞口已是下午吃饭时间，书记问我上哪吃饭，我说自己在家煮，他说他上我家和我一起吃。他还说他带了好菜，因为书记家住在矿机关，机关离二坑就是沙木洞有十来里路，所以平日就很少回去。
书记就上他宿舍去把他从家里捎带来的菜拿来了，我烧柴火煮饭，用柴火、铁锅做的饭特别好吃，厚厚的锅巴又香又脆，书记一点架子也没有，非要帮着我来添柴，我很不自在，有些受宠若惊，不让他帮说自己能行，可是他非要抢我手里的火钳（那时烧火都用火钳和竹子用的吹火筒——现在的城里孩子们看都没看到过的工具）。抢火钳时，他的手捏到了我的手，我不知道怎么的，心跳脸红，我想让自己平静些，就是做不到。我感觉十分的尴尬，可是书记的样子很自然，我好盼望有个人来我家，打破这尴尬的场面。这时和平进来了，书记见到和平打了个招呼，然后问和平有事吗？和平说没有事，吃过饭没事出来转转。和平也是个老实人，见了当官的也没话说，也觉尴尬就走了，书记在我家边吃饭边问我一个人睡觉怕吗？我说那有什么怕的嘛，并开玩笑说那时流浪街头在矿长家屋檐下睡都不怕，现在在自己家里怕什么？
书记笑了，又问我一个人寂寞不。我一时答不出来，睁着眼睛看着他，一会才问他，他说的寂寞是什么意思？书记笑笑不答，让我说说我理解的寂寞。现在想想我那时真的很傻，真的和他讲起自己对寂寞的感受，我说我觉得一个人没有人懂，没有人理解，没有人倾诉，就是在人群中也会感觉孤独，在欢声笑语中也会感觉寂寞。书记愣了一下，装着很严肃的样子对我说，你和其他的待业青年不一样，你比他们有思想，以后你把我当知心朋友，有什么困难第一个找我，你有培养前途，什么包袱也不要背，工作会解决的；只要你听党的话，听组织安排，有想不开的地方多找我汇报。我万分感谢的给他沏了一杯茶，不过书记不喝茶，那天晚上我自己把那杯茶喝了，茶太浓，害得我一个晚上没合眼，从那以后我懂得茶喝了睡不着觉。
我特别喜欢孩子，隔壁的邻居黄姐生了个儿子，样子十分可爱，每天晚上我都上她家逗孩子，这天吃完饭不见我出去，黄姐就大声叫我，书记听到就走了，走时做了个鬼脸丢了个眼神，说实话，那时我还不知道什么是媚眼。
书记第二天又下来视察工作了，又说上我家一起吃饭，我有些紧张，因为和当官的在一起放不开。我就想起了知青罗姐，把她也拉上了，一开始书记不高兴，说我怎么和一些结了婚有孩子的人玩到一起，说姑娘家应该天真活泼，可是罗姐对书记非常热情，总有话找书记问。罗姐在时我就不觉得受宠若惊了，也不觉得尴尬了，所以只要书记来我家，我就把罗姐拉上，罗姐也特别愿意。后来书记就不来我家了，改上罗姐家了；再后来罗姐的邻居就说罗姐的坏话了。因为罗姐住的房子最差，原因是她虽然回矿了，但是不是职工，没有分房的权利，只能自己找房，她就只能住在山上一栋破烂没人管的房子里。那房子还住着一户退了休的老俩口，俩老的儿女不在汞矿工作，老人住在山上的房子虽破，但是宽敞一些。房子不隔音，儿媳妇曾告诉过黄姐，说公爹不好，儿子儿媳在家也这样疯，和老太太弄得床嘎嘎响，可那时的我20好几了，还一点不明白这话的意思。
燕书记和罗姐的闲话也就这样传开了，只不过我当时没听到，是后来我的工作没解决，爸爸用这话骂了燕书记，并向矿里反应了这情况。
又到了年底自然减员了，我去找燕书记，请他帮我。燕书记不像原来承诺的那样热情，有些吱吱唔唔的，我又去找郭伯伯郭副矿长，郭伯伯告诉我很困难，按理说这次名额是该给我的了，可是阻力很大，原因是坑口燕书记要保罗姐，因为我们坑在我与罗之间只能解决一个，在当时人们的眼睛里，结婚生子了的知青、特别是嫁给了农民的知青，是知青里社会地位最低的，就是地方上解决工作也是这样，很大一部分这样的知青的工作都是最后所有知青解决完了才解决的。为这事郭副矿长和坑口的燕书记吵了起来，这一吵就在矿里产生了两派，为了平熄争论，矿里来个决定：一个都不解决。
又到了81年自然减员了，名额一下马上就分完了，罗姐工作解决了，因为燕书记还在坑口当书记。按理说罗姐解决工作也是应该的，这是我自己当时的看法，我一直没有因为没得到工作对罗姐本人有意见，我觉得她也是时代的牺牲品。可是为什么我就一定不能有工作呢，跟我一样条件的不是都解决了吗？我哪点也不比别人差呀，有年龄比我小的、家境比我好的、没有在农村生活过的都得到工作了；还有，优先知青，可是我比知青吃的苦头多得多，起码知青不受政治歧视吧？不是为我爸爸平反了吗？那为什么我还要受这不平等的待遇？文革的错误是盖棺定论了吗？为什么我要永远当这个错误的牺牲品？我没想通，我意识到这样等下去是没有止境的，我马上跑到贵州省劳动厅反应情况，省劳动厅人事局让我给冶金局劳资处带了个条子，让冶金局处理此事。到冶金局已经很晚了，人们正好下班了，我堵住了劳资处处长，处长姓董，听说他父亲就是冶金局的局长，董处长比我大不了几岁，他听完我反应的情况，有些同情，他说明天讨论一下再回答我。冶金局离哥家太远，我不想上哥哥家，不想让大哥知道我来贵阳了，不想把自己的情绪带给他们，他们为我愁也帮不了我什么忙，冶金局办公室的火炉烧得很旺，我告诉董处长这晚上我就睡这办公椅了，董处长说不会吧，我说是真的，我说没钱住招待所。他又急着回家，他说那我不管你，你要是说真的，你就在这吧。他走时，说要锁门，我说不用，我就在这里过夜，他说不行，我生气的问他，那我上你家？他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