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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刘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逆境，总有屈才和自卑的感觉，特别在人前会表现出自傲的样子。有一天我去饭店玩，小赵对我说，尤桂兰，我不是看在你的面子上真的要把他俩退了，他说姚姐早上起得太晚，非八点钟才起床，说起小刘时他这样告诉我：“我是老板我还没骂他，叫他干活他动不动就骂我，我是拿钱来找气受？”我过后就说姚姐让她起早一点，姚姐说自己身体不好，起不来，我很为难，我觉得他们失去这份工作暂时找不到活干生活更无着落，我很担心，又去说小刘，姚姐也帮着说了他，小刘说不想干了，原来对姚姐特别好，在我们眼里是个模范丈夫的他竟然为妻子帮着批评了他当着我的面打了姚姐的耳光。
小刘真的走了，生活重担落在了姚姐一人身上，那天我拉木材回来，晚上我上饭店去看姚姐，她病了，我问她看病没有？她舍不得钱没去看，第二天我带她到疗养院医务室，让医生给她打点滴，让他们用好药尽快给姚姐治好病，因为她得干活，我交代医生所有的医药费由我来结。
那晚打完针我送她回去睡，姚姐留我陪她，我担心她晚上要人照顾也就在她那里睡了，我们两睡一头，小声的说话，很晚了下面有停车的声音，不一会有人上来，几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声音，女人是在饭店帮干活的女孩，年龄不到20岁，她是从农村来的，来店里干活不要工钱，只要包吃包住就行，这样的劳力哪里去找，小赵就答应了，女孩每天干活，我们也没看出来她怎么特别。
女孩走过我们窗前正好和客人谈价，年轻的100元，老头200元，后来又听到男人们争先和后。我小声问什么要200元？姚姐告诉我这女孩在暗地里当‘鸡’接客。常常在外跑的我这时才知道鸡的意思原来是妓女。天呀！这样赤裸裸讨价还价我还是第一次见到。第二天这女孩很晚才起来干活，样子非常疲惫。没过多少日子她脸上长了很多的小红豆，有人说她得的是性病，又没过多久她就走了，听说去大地方去了，几个月后我再见她时她已经再不像农村出来的样子了，学会了化妆，穿着也洋气多了，但整个人身上全没了一点清纯。
听姚姐这样告诉我，我很是震憾，我想不明白这孩子怎么要这样毁了自己，姚姐告诉我，她家有父母和弟妹，父母身体不好，家里穷。姚姐对我说，可能是走投无路了吧，我说再走投无路了也不能走这条路，姚姐说，人活着要是只为自己一个人就好了，在真的走投无路时为了家人可能什么事都得去做。
我听姚姐这样说急了，我说你可不能瞎想啊！不管到什么时候你都还有一双手还有朋友，她笑了，她说我只是这样说，我没说我，因为我还没到那个地步，如果到了只有这样才能养活儿子时，我也会做。她说这话时我突然想到了另一个朋友，她儿子去世时他这样对我说过，要是有人能救我儿子，他让我去卖我都不会说个不字。于是这一晚我想了很多很多，我想到了《悲惨世界》里的方丁，为了养活女儿把自己的两颗门牙卖了。我又想到了这女孩，现在社会开放了，能做生意能办厂了，能靠自己的智慧发家了，可是却在这方面也开放了，这些事情到底是社会进步了还是落后了，到底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我怎么也想不明白，最后还是在迷糊中进入梦乡。
春节送鸽子上火车
鸽子考上重点高中（铜中）后，嫂子开始改变对他的态度，在生活上关心他，常常还给鸽子炒些菜带到学校去，在人前常常说自己有两个儿子了，嫂子对鸽子的变化让我们这些做姑姑的也感到安慰和开心。鸽子是个很乖的孩子，后母对他改变态度后，他又像以前一样，妈前妈后的叫她，放假期间一般都呆在家里，除了看书就帮着洗碗洗衣。因为鸽子从小没妈，他又特别的乖，又会读书，可以这样说，他身上没有一点坏毛病，在我们六兄妹所生的十个孩子中他最能让人，最能吃苦也最听话，也最惹人疼爱。因为他不像其他孩子吃了苦会说出来，他总是忍着，所以所有的大人都会特别的关注他，怕他顾不着自己。
鸽子在高中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原本以为他会报考清华或北大，可当他高考时他的老师却建议二哥让鸽子考中国科技大学，老师说鸽子的性格适合搞科技，于是鸽子就进了科技大学，记得那年科技大学在全国排第三，也很不错的，就是离家太远，他每个学期回家返校回合肥时，车票都很难买。那时候的学生，别说坐卧铺，就是硬座也很难买到票，特别是春运时期。
也不记得是1993还是1994年的春节，鸽子返校时买不到火车票，他带着他的一个同学——这同学的父亲是汞矿的老医生，姓邓，在疗养院我们有过接触——来找我，想让我帮买火车票，因为我离玉屏火车站近，原来又在大龙火车站附近的饭店工作过，大龙离玉屏只十多公里，我在大龙车站也有些熟人。
鸽子来后我就去找大龙火车站的熟人，想通过他们找玉屏火车站的人买两张票，可没想到大龙车站的朋友告诉我，别说帮你，我自己家人要走都难上加难，现在哪还买得上票，今年春运人特别多，玉屏火车站现在还有几万人在等着，车站挤得水泄不通，全国很多地方火车站都挤死人了。听了这话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了。
第二天我带着侄儿和他的同学小邓去了玉屏火车站，到车站一看，哪进得去？那时春节都还没过完，气候非常冷，时不时的下点小雪，车站外面的地坪里都蹲满了人，地上到处是黑色的泥水，脏得一塌糊涂，可还是有人在这露天坝里用塑料布垫上躺在这又冷又湿又脏的地面上。想进车站连插脚的地方都没有。我正为买车票发愁时鸽子的另一个在车站等车的同学跑过来了，看到我们像见到救星似的眼里发出希望之光，他说他在车站外面蹲了三天三晚了，这同学看上去非常疲惫，样子也不像鸽子的同学，看上去要比鸽子年龄大得多。我问他为什么不住旅社，他说附近的旅社全住满了，再说他也没打算住旅社，后来鸽子告诉我这是他高中同学，家是农村的，很困难。
鸽子的这个在农村的同学也把希望寄于我，可是我在玉屏车站一个朋友和熟人都没有，而且，在这个非常时期，就是有熟人朋友、不是帮不上忙，就是躲得远远的。有些就是弄到车票的，听说也买了高价，很多地方听说火车票都被有关系的票贩子买去卖高价了，关于票贩子的事后来电视上也有过报导。
我只好答应鸽子那个农村同学能帮上忙一定帮他，便带着鸽子和小邓回来了。为了鸽子返校的事，我心里很着急，可是没有办法可想。我想了一晚上，国家当时有照顾学生，优惠优先学生返校的政策。电视上也天天在说，可是这些政策并没有真正的体现落实下来，学生还是被困在车站，有些已经等上多天，人都快支持不了了，鸽子农村的同学就是例子。想来想去我要去找车站站长，他有责任帮助这些受困的学生，主意拿好后我才睡着。
可是那时候的站长哪是想见就见的，要是说为坐车去找他，一定连人影也见不着，想了很久只有撒谎。清晨起来把自己特地打扮了一翻，化了一点谈妆，把头发盘得高高的，穿了一双高跟靴子，精心挑选了衣服。心里想，我一定要给人高尚稳重的印象，在镜子前照照，既时尚也不轻挑还算满意。因为我去找站长，首先要能过为站长拦架这帮人的关，见不着站长，鸽子和他的同学就不能按时返校，在我心里读书是神圣的。
先在大龙火车站的熟人那里打听到站长的姓名，到了火车站我目不斜视直接走向办公楼，还没上楼就被拦住了，工作人员问我干什么？我说找陆站长，他问我你找我们站长干嘛？我说见他还要先告诉你干嘛才能见？他说你是公事还是私事？我说先公后私，他问，你有预约？我说我见他从来不预约。工作人员看看我，犹豫了一会，把我带上了二楼站长的办公室。
陆站长年龄看上去40上下，很英俊，气度不凡，我叫他站长时，他用疑虑的目光看着我。我直接说，站长你不用猜，我们不认识，我是没办法才出此下策，我是骗过你的工作人员才进来的。说这些话时我很严肃认真。站长微笑着问我那你说说有什么事？我就把这些孩子要返校的事说了，站长很为难说现在根本想不出办法。我就说了，站长，你们这里给学生留了多少票？我说国家不是有政策优先学生吗？站长说：“你看到了，现在混乱成这样，我们是力不从心呀！”我说：站长，你怎么也要给我解决三张车票，我说我要帮助的都是国家重点学校的学生，这些孩子将来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材，帮助他们，在公有你这站长的一份义务，在私他们不会忘记你。
站长听了后对我说想想办法，他问我要哪里的车票，我告诉他，有一个是清华大学的学生、一个是中国科技大学学生、还有一个是南京大学学生。他出去了一会拿来两张车票，他说：实在是想不到别的办法了，但是他答应南京大学这个学生可以和合肥的一起走，到时候由他上车打招呼。我谢过陆站长喜出望外的回来了。
第一趟就是鸽子要坐的车，车好像是从贵阳出发的，给玉屏留了两个车箱。我叫上鸽子的同学和鸽子一起排队，还叫上站长，因为很乱，没有站长亲自招呼车上的工作人员一定不让没票的这个同学上。
车一进站，躺在地下无精打采的人们一下子兴奋起来，哄的一下子挤了过来，车站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个个手拿长短一样的木棒，劈头盖脸的乱打，把人们打散，让有票的排队上车。车上所有的车窗玻璃全关着，不然等车的人们会不顾一切的从窗子爬进去。
先是有座位票的上车，然后就是特站票的上车。鸽子上车了，他从车门一直走到车箱尾部坐下。上南京的那个同学在站长的帮助下也跟着上去了，上去后就站在他身旁。车箱里面也有不少的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里面的工作人员问鸽子的同学要票，可他连站票也没有，工作人员就提着棒子乱打，一点不听解释。我在下面看了急得不行，可是当时的情况太乱，别说在车下面，就是当面也要大声吼叫才能听到，我看到鸽子站起来要去帮他的同学，我担心他也挨打，我在下面用力的给他打手式，让他坐下，由我来处理。上面的工作人员一直把这学生打到车门口，并一脚把他踢了下来。那孩子等了这么多天的车还被这样打，我心里焦急和心痛真的无法形容，眼泪忍不住的往下淌，可是陆站长见孩子上了车就走了。我只好把这孩子拉过来再去找站长，站长又一次向上面的工作人员说明原因把人送上了车。我看着离去的火车，眼泪像决了堤的水，忍不住的哭出了声，很多天后我只想起这事就难过得掉泪。到现在我回想这件事，当时除了可怜和同情这孩子也许还有一种女性天性和本能吧。
送走鸽子和他两个同学，北京的车要来了，我还得把鸽子的另一个同学送上车去，小邓个子也不高，一看就是个学生，文质彬彬的，我担心太挤，我得看着他上车才放心。可没想到的是，上北京这趟车票虽卖了，可在玉屏停车却不开车门，连窗都关得死死的。下面的人像蚂蚁一样围着转，直到车开走人们才失望的无精打采的回到地上蹲着。
小邓拿着站长给他买的票也上不了车，我只好又去找站长，见到陆站长我告诉他车不开门，他说他知道的，车上已经很挤了，再也上不了人了，我问还有个孩子没走成怎么办？我说你得帮我想办法。陆站长说只有等明天了。我又想起那孩子挨打的事，心里说不出的痛，我对站长提意见，说这样对待乘客是不对的。站长对我说：你只看到打人，可是你想过没有？要是不这样维持秩序几万人见车就挤，会死多少人？我想想站长的话也有理，真的当时就是打都还这样挤，要不这样真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到了那时候说什么人民素质都是空话了。
第二天我又领着小邓去车站，这次我怕火车再不开门，先就去请求站长和我一起送人，虽然多次这样麻烦站长，心里怕人家讨厌，可是没有别的办法，不能误了孩子读书，自己给自己打气，站长帮送学生上车也是他的义务。陆站长真的很好，他没有表示厌倦、也没推辞就下楼了，他和我们一起等到车来，真在意料之中，车不上人，只停下来加水。站长就带着小邓走了，后来站长告诉我他把这孩子送到火车头上去了。当时有人找站长，他告诉我就走了，我来不急对他说声谢谢，可是我心里十分感激他，我想过买点什么去感谢他，可觉得太俗，我就问楼下的工作人员要了一张纸，一支笔，写了几句感谢站长的话，请那个工作人员给我转交给站长。工作人员是个和我年龄差不多大的男士，他接过条子看了一下对我说“你人看上去蛮不错的，可惜没有文化。”是啊！他一点没有说错，我爸爸在时常常骂我，说我写的字和鸡爪出来的一样难看，我也常常为自己写的字脸红，可是没有办法，我在写字上就是蠢，怎么也学不好。
孩子们总算上车走了，可是我心里一直惦记着，不知道他们在车上安全不，不知道挨打的孩子有没有受伤。
玉屏车站也挤死人的消息不断的传来，有人说死了七个人，还传说有一个妇女把自己抱在手上的孩子从车窗里递进去了，可是自己没能上车，车走后这女人疯了，在车站转了几天就碰车死了。自从这次目睹火车这样拥挤，以后到了放寒暑假心里总会为鸽子担心，很多年过去了想着挤火车还心悸。
十多天后分别接到几个孩子报平安的来信，当我看到挨打这孩子用轻快的语言告诉我他一路平安并感谢我时，我心里真是百感交集，这次送行给我留下了永恒的记忆。
第十二章 生计难
为生计奔波——皮包公司——难忘的日子——出了‘家务事’
为生计奔波
汞矿矿源开始枯竭，人们都在寻找关系往好的地方调迁，有的人甚至为了调离花钱找关系。姐姐的同学在广西平果铝厂当处长，万秀约姐姐一起去找她，很快就由她帮忙调进了平果铝厂，姐姐走后一直动员和平也调广西，说广西这铝厂的工资是大龙运输科的两倍，和平因工作顺心又有外快，嘴里虽然答应姐姐，可是迟迟没有动静，我也就由着他，反正我自己也在做生意。
没想到一个排名世界第二，为国家立过汗马功劳的大汞矿说垮就垮，才几个月时间汞矿就不行了，和平不得不考虑调动，可他还是不想上广西，贵州是他出生的地方、离亲人也近，他想留下来。那时贵州的翁湖磷矿刚上马，很多的工人调去了那个厂，妹妹的同事正好也去了，她同事的爱人去后就在那厂里当了处长，于是我就想去找妹妹的这个朋友，上她家找她夫妇给和平帮忙。
在大龙上车就见到一个老熟人，和我一姓，是三哥的同学，在火车上我们打了招呼，一路的聊天，彼此都问过对方上哪里？但是双方都含糊其词说贵阳方向，没有说出具体地址。到了离翁湖不远叫马场平的一个站我们又同时下了车，下车后对视着感觉好笑，再也不问对方上哪里，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