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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说寡妇门前是非多，我虽说有丈夫，可和平离得太远，发生这样的事我只能放在心里，不敢张扬，怕无聊的人们捕风捉影（题外话：现在社会上一些色情服务行业多了，这样的事就少了，包括强奸案也少了，对一些孤儿寡母来说，反而多了一些安全感）。
二徒弟的到来让小店多了生气，没有电的时候，我和两个徒弟就领着女儿跑到不远的山坡上去摘些野花，把自己和女儿满身满头都插满了花。再采些蘑菇回来做菜。在有月色的时候由徒弟们叫上山后面的几个男孩，带了笛子提琴吉它跑到茶树林里去习地而坐，边弹边唱也有几分情调几分诗意。
以下删去一大段。
逃过一劫
姐姐和二毛生的孩子才一个月就发现有先天性心脏病，孩子365天没有几天不上医院，小家伙长得特别漂亮也很聪明，小名叫小旭，我每次上他家他都要跟着我，我离开时他往往哭得嘴巴发青，我也非常喜欢他。
可是小旭的胸部左边一天天的突了起来，医生说是心脏在长大，如果孩子不在三岁前手术可能没救。还不到三岁的孩子心脏已经有成年人的大了，姐姐俩人很着急，他们把这孩子看得十分宝贵，总想选个最好的医院去做手术。
姐姐电大毕业，工作能力很强，可是为了这孩子三天两头的请假，事业也荒废了。那时她在二坑搞财会，二坑领导也很重视她，因为那时文革后没有几年，国家正处于人材青黄不接的时候。要是孩子不这样生病，她完全可以在事业上有所发展，用最俗的语言来说就是可以混过一官半职。
当年社会正走向经济开放，姐姐高中时最要好的一个同学那时已是遵义一个国家一级企业的处长，他们厂正好派他带领一群人马上万山特区帮助特区办硅铁厂，特区不光是高薪聘用他们，其它待遇也很好，走哪里都派车，那时候的车可不像现在这样普遍，当官的有专车的还不多。
姐姐这同学在学校时和姐姐关系就好，在高中时曾经为我家的事还受过牵连，连大学也没能上成。他一到万山就来找姐姐，他手下的一帮人有些社会关系也很广。看着姐姐为小儿子的事焦头烂额的，就想帮助姐姐，到处找关系联系医院，后来他们就给姐姐联系了北京中日友好医院，手术费很高，为了能治好孩子，姐姐和二毛就带着孩子去了。
那时别说没有手机，就是单位也都是手摇电话，要先把电话打到总台然后由总台转。在万山就是在本单位有个别亲戚朋友来个长话都得由电话室的工作人员跑很远的路去叫人，但是这样的情况太少了，姐姐走后就和我们完全失去了联系。
特区花了几百万资金把硅铁厂建了起来，拉来一些矿石也就不了了之了，办厂的人陆续回去了，硅铁厂的工人上班也就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舅舅的儿子慧明是我的表弟，那时也调进了硅铁厂。
那天正好赶集，中午时分，赶集正是高潮，我理发店里也堆满了人，有烫发的也有陪同的，门处排满了卖菜和卖柴的人们，给我的感觉是乱哄哄的。表弟突然出现在门口，样子非常着急，见我第一句话就是，“出事了，快点关门。”看他那着急的样子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心里突然怦怦的跳，我说你别这样吓我，到底出了什么事你讲嘛。表弟递上一份电报给我看，电报是给我的，是加急的，上写着：“在京遇车禍二龙已死梅在抢救速带款一万赴京车站有人接”。
因为硅铁厂上班不正规，电报在厂里已经压了两天了，再说硅铁厂也没人知道我的名字，不是表弟看到了电报可能还会压在那里，看了电报，我没想电报怎么会发到硅铁厂，更没有看发报日期，在店里也不管这么多顾客怎么办，张着嘴就放声大哭，很多人都跑来看热闹了。问长问短的，我一个也不答理，边哭边把事情交给徒弟，自己拿着存折就上银行去了，银行存折上只有600元钱，我把这点钱全取了，打算先上贵阳大哥那里，二哥那时也在贵阳包工程，我只有向他们去借钱了，救命要紧。
那时交通也不方便，通讯就更不用说，一天只有一班车上大龙，大龙的车动作快也许还能赶到，赶不上我只有上地磅房去找便车了，再赶上玉屏去坐上贵阳的火车了，我心急如焚，一边跑一边在想等我到了贵阳再上北京不知又要担搁多少天，还不知道大哥那里有钱没有，还能见到姐姐的活人不。
原本晴朗的天说变就变，一下子乌云密布，雷声大作，倾盆大雨片刻间就下了起来，这时我对自己说，我不能淋雨，我不能生病，我要是生病就没人能救姐姐了，我就在路边的房檐下躲雨，这一躲就是两小时，我心里万般无奈，我在心里问天，天老爷：你这雨下得这么突然这么急，你是在帮我还是在害我啊？你可要长眼，要救我姐姐啊！
雨停了，我跑到地磅房已经下午三点多了，四处张望哪里还有车，泪止不住的往下淌。赶集的人们开始离去，路上到处都是人，人们用好奇的目光注视着我，我也顾不得这些了，傻傻的站在那里盼望大龙还有拉煤的车来。一个五十来岁的农民跑过来问我，“妹，你是先前在理发店里哭的那个吗？”（万山人爱称女子为妹）我十分的讨厌他没理他，他又跑过来拉我的衣服又问，你是在山角岩理发店哭你姐的那个吗？我忍不住冲他大声吼到，你管闲事管得这么宽，是不是管你什么事嘛？那人一点也没生气，他对我说我不是看你的笑话，是想告诉你，你姐没事，你姐夫刚刚来找过你？这突来的消息让我不敢相信，我说你又不认识我姐，你怎么知道哪个是我姐夫？我都急死了你别拿我开心，你要是开这样的玩笑我骂你了啊！那人告诉我说他说的是真的，他说我接到电报哭的时候很多人在看，他也正好在我门前卖柴，雨刚停就有一男子个子高高的骑辆自行车来找我了。
这场大雨把我堵在了万山，可没有堵住归来的姐姐一家，四坑妹妹的医务室门前就是公路，是出进万山的必经之路。姐姐一走就再没有了消息，她也怕我们姐妹和妈妈担心，所以就在四坑下车了，到四坑一会雨就停了，姐姐就让二毛赶快来给我报个平安，没想到二毛来时我已经离开山角岩了。看热闹的人多，可热心肠的人也不少，人们就出主意，让二毛上四坑路边堵车，要是我还在万山就一定会从四坑过。然后一些见过我的人不管在哪里遇到我都负责通知我姐姐回来了的消息。
一个骗局让和这事无关的好心人都紧张起来，这些卖菜卖柴的好心的朴实的人们一点也不计较我对他们的态度，他们又开始围着我向我补充解释二毛的出现和长相，一边说起安慰和祝福的话。可我由于心急没有对这好心人说一句感谢和道歉的话就一路小跑下了四坑。
地磅房到四坑只有两三公里路，可我感觉这天这路特别的远。到了四坑离妹妹的医务室还很远就看到姐姐站在公路上，看到姐姐的那一瞬间我腿一下子就软了，走不动了。姐姐也看到了我，她向我走了过来，我边向姐姐走去边忍不住的放声大哭，姐姐也不停的擦泪说不出话来。
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了，可我现在想起这事还感到后怕，要不是这场雨，要不是硅铁厂的人不认识我，要是我及时的接到了电报，就是姐姐回来知道有人骗我，在那通讯闭塞的年月她们也无法救我，我不知道在北京等待我的将是什么样的命运。电报是姐姐走的当天拍出来的，姐姐也不知道是谁干的。
一件事让我相信，我没有受骗是上天安排的，是上天让我躲过这一劫。
在这里我要顺便说一下姐姐的小儿子小旭，小旭在中日友好医院做手术，手术非常成功，可手术后就得进观察室，观察室里就孩子一人，到处插有管子，晚上孩子醒了害怕就哭，口里喊着“妈妈，我怕。”可医生护士不让人进去，孩子哭得声音都哑了，孩子在里面哭姐姐在外面哭。接下来的一些日子都要特护，特护每天工资是一百元。那时候的一百元钱差不多一个人一个月的工资了，对于工新阶层不是个小数目。
手术后的孩子要准时抽痰，姐姐两夫妇心里非常担心，怕护士忘记时间，时不时小心翼翼的去提醒特护，这些护士也许认为自己生长的北京，瞧不起这些外地人，说话总是居高临下很不耐烦的样子。孩子的命在这些医护人员的手里，姐姐也不敢过多的去打扰她们，按说特护就该守在病人身边，不然花这么多的钱请特护干嘛？护士一直在聊天，姐姐担心就悄悄的走进去看一眼孩子，见孩子脸色铁青，姐姐吓坏了大声的叫了起来。原来护士没有按时抽痰，痰堵塞了孩子的气管，结果马上抢救，把孩子的喉管切开抽痰。
姐姐平日小心翼翼是因为孩子在这里医治，怕得罪护士，可孩子出了这样的事事姐姐就忍无可忍了，她拍桌打板的谴责护士不负责任，并扬言孩子出了事她就要把医院告上法庭。
后来医院也出面陪礼道歉，姐姐见孩子又活过来了，想想孩子还得在这里医治也就算了。没想到几天后孩子于同样的原因窒息了，姐姐心痛欲绝，嚎天大哭，可医院告诉姐姐这不属于医疗事故，旁边人也对姐姐说你自己不懂医学就是打官司你没有医学界的权威人士帮你佐证，你是打不过医院的，再说孩子当时已经死了，官司打赢打输孩子也没了有什么用？
姐姐后来边流泪边对我说：“我心里实在无奈，出了医院，我就像个没有理智的人一样，就坐在医院的路边大声的喊天，人在过分悲痛时根本哭不出来，我也没有了眼泪，我只会一声声的喊天，天老爷，天呀，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二毛怕我出事，他边哭边安慰我。医院的人跑来问二毛，孩子的尸体怎么处理？是放这里处理了带骨灰盒走？二毛说你们处理了吧，骨灰盒也不带了。这时二毛突然放声痛哭说：“让我再看他一眼吧！”小旭已经放进了太平间，可当二毛去看他时发现孩子脸色发红了，他马上去叫来医生，孩子便奇迹般地活了过来。”
但是活过来的小旭开始天天的抽筋。一些医院诊断是脑外伤引起的癫痫，一些医院诊断是恐吓过度引起的癫痫，为看这病姐姐夫妇带着孩子走遍了全国很多有名的医院，十多年来就治这病的医疗费已经花了几十万，可一直没能治愈。
看着60岁的姐姐还在为这孩子操心受累，我心里常常在想，这孩子的命是姐姐喊天喊回来的，这孩子的病可能只有老天才能治好了，在这里我也有喊声老天爷，老天爷；你发发慈悲，让这孩子的病快好起来吧！
发财梦
文革结束后，经济开始放开，农村的土地开始包产到户，在邓伯伯“让一小部分人富起来”的精神指导下，很多的农村人也做起了发财梦，一些多余的劳力也纷纷出来打工。大哥那时正好管工程，也是事业最顶峰的时候，一个湖南老乡求哥哥给他介绍防水工程，那还是八十年代的事了。
我们一家在湖南农村吃了不少的苦，受过不少的气，可是在那里生活了这么久，对那里还是有着浓浓的乡土情和家乡观念。二哥手里没有防水工程，大哥就通过朋友给这位老乡介绍，让他到贵州钢铁厂搞屋顶防水工程。
这位老乡原本是个补锅匠，一天到晚担着担子屋前门后的叫补锅，从改革开放后，他就放下补锅的担子出来给人打小工，后来就开始包些小工程，再后来就自己做防水油膏，贵钢是个大厂，听说这人就从这里起家了，后来他生意越做越大，进入九十年代时他就有近千万的资产。他发家之快引起轰动，他是我们地方上第一个办防水油膏厂的，在他的带动下地方上也有不少的人办起了这类厂子，也有不少人发了，但没人能超过这个补锅匠，因为他做得最早，后来他又第一个上深圳去炒地皮的，成了远近闻名人物，连我们家从湖南来的亲朋也常常提起他。他成了人们心目中的榜样，有点事业心的都想向他学，但是各人有各人的命，都是做油膏，有发的也有赔的。
我开发廊的生意也走上了正轨，每月也能挣个几百元钱了，除去我和女儿的开支，手上每月多少有些结余了。一天妈妈突然带着原来姑妈生产队的一个老乡来了，一个曾经帮助过我家的老乡，比我大几岁，姓代，人们叫他老方。文革期间我家被整时他帮我家拉过煤，文革时他还很年轻，出身又是贫下中农，什么也敢说、什么人也不怕，人们背地里叫他冲天炮。他一直崇拜二哥，在我们离开农村时他已经结婚，女方也是文革期间随父母遣送回农村去的，人长得很好，后来女方又随父母回城了，但是这女子心地善良，舍不得丢下老方，老方就跟着老婆当了黑人，老方身体好，人也长得帅，有点小聪明，但是做事不太稳重。
我们家回矿后就再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这次妈妈突然把他领来了，原来我在农村因为年龄差距不大，出于害羞我很少和他说话，这次他突然冒出来，也许是他乡遇故人吧，再说大家都这么大年龄和有家了，再没有了儿时的顾忌，我很热情的接待了他。原来他跟爱人到了外面，为了尽一个男人的责任，他开了个服装店，可是生意不好做，只好关门，这次他把剩下的服装带了来，想让我帮他卖，妈妈因记他在我们逃出家乡后他帮妈妈拉过煤的情，再说妈妈和他奶奶感情很好，妈妈也说让我帮他一下，一是帮他在我的店门口卖剩下的衣服，二是帮他上水城钢铁厂找找关系，找点防水工程做。
把他带来的衣服摊出来，我的天啊！全是些多年前农村人穿的了，现在的人特别是在工厂还有谁会穿这式样的衣服？就是农民都嫌太土了，没办法，妈妈硬是想帮他把这些衣服卖掉，后来每缝赶集妈妈还亲自出马来守着卖，一件卖五元都卖不出去，妈妈还很认真的每卖一件还用本子记上。最终也没卖完还费了很多的周折把衣服又带回了老家。
小代让我帮他上水城找熟人推销防水油膏，我从来都没有接触过这些事，也没有关系，再说我要开店也没有时间，可小代一个劲的求我，让我陪他去趟水城。他说他的讲的湖南话别人听不懂。他说家乡有几家办防水油膏厂的，有不少的产品积压卖不出去，如果我们能找到工程不用先付货款就能拿到油膏，防水工程利润特别的高，他只要能打进这个厂一定能发财，到时候他会拉我合伙，妈妈也不停的帮他说好话，说我会说话，让我去试试，妈妈总想着小代曾经同情过我家，再说几个在乡下的堂舅上万山来看妈妈，也常常说起补锅匠办油膏厂发财的事，妈妈也相信这是条发财的路子。
没办法我只好答应下来，把店子交给徒弟就和小代上了去水城的火车，小代人长得还好，就是那性格让人受不了，火车上他不停的找我聊天，一聊就是他原来托我姑妈给我讲过媒，说我那时不同意，我也知道这事，可那算什么嘛？那时我才十三四岁，我姑妈来说时还被我爸爸妈妈笑话过，姑妈人老实总说人家出生好人也长得好，这事在家里引起过笑话所以我记得，这根本谈不上同不同意，在我家看来是件荒唐事。小代在车上当件正经事来聊让我反感，我感觉他头脑简单不爱答理他。我也不知道怎么评价这人好。我不理他，他感觉无聊就说要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