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烈的感染着我，我觉得自己身上也有了活力。
服务站有四十个床位的旅社，旅社下面有饭店，总称为迎宾饭店。旅社住宿天天曝满，有时走廊上都用木板搭成临时床；饭店生意特别好，从早到黑都有顾客。因为铜仁地区有八大转运站在大龙，那时交通不像现在这样发达，铜仁地区这么多县每个县每天只有一班车，那时公路也不像现在多，上铜仁方向大龙就是必经之路，铜仁方向的所有货运都得通过大龙，大龙火车站是个货运大站，是当时贵州四川火车运输通向其它很多省市的唯一出口。
由于客运货运的闭塞，迎宾饭店的生意就特别的好，再加谢叔管理有方，这个服务站比起汞矿的其它劳动服务站收入稳定可观得多。除了饭店旅社这里还有汽车修理和汽车运输，运输科当时负责汞矿所有的工业和生活运输，共有一百多辆新旧汽车，待业青年还负责着很大一部分汽车二保，科里还给了服务站三台车跑运输。
因为商店常常短款（不过短款是要赔的），又因为做会计的小伙子不爱说话，让谢叔感到他城府太深，谢叔很不放心，迫切的想找一个人帮他搞好管理，谢叔让我第二天就去上班，也没说让我干什么。
当晚在饭店和这里的青年们一起吃过晚饭，我就上了妹妹那里。这是我第一次上大龙疗养院，里面环境优美，果树和草木都吐着新芽，给人一种生机勃勃的感觉。妹妹见到我十分惊讶，那时不像现在通讯这样发达，就疗养院这么一个国家一级企业的单位都没有一部电话机，妹妹离家只有35公里，都只好通过写信联系，我上大龙的消息她一点不知道。妹妹听说我准备长期待在大龙了，喜出望外，一晚上我和妹妹说话到天亮。
第二天早上八点我就上了谢叔办公室，他的办公室在公路边，离饭店不远，这办公室是用待业青年挣下的钱建造的。谢叔告诉我，让我先在商店干着，过些日子再送我去进修，如果我不愿意学会计学驾驶也行，还有厨师缝纫也行，总之我不管学什么他都出钱让我去学，只是回来后要帮他管理好这个地方。我心里想不是说读书吗？再又想我还能有什么书可读呢？最现实的就是进修财会，我说那就财会吧，谢叔说行，由他联系好再说，我就先上商店卖货。这时我才想起问工资，问每月给我多少钱，谢叔有些尴尬，他不直接说工资，他说你不要看眼前的工资，我这里发展好了我要给你们每个人考虑将来的生活，比如让你们拿养老金，给你们盖宿舍，这里挣的钱都会用到你们身上的。我说到底多少工资呢，他说都是21元，我有受骗的感觉，马上沉下了脸，谢叔又补充，高的26你就拿26吧，我说这么少的收入怎么生活，他说吃饭每月只交6元，都在饭店吃，生活不会很差，我说不能再高点，他说不能，因为人人都一样，如果我能接手会计或直接搞管理了，再给我加工资，我想想只有这样了。
谢叔叫来了会计，我们直接上了商店，到商店谢叔就让我和他们一起盘点，商店的女孩一点准备也没有，原来谢叔是防着女孩，这让我感到谢叔是个心计很厉害的人。盘点完了谢叔叫来了一个个子高高的男孩，谢叔交代，以后我进货由他帮着我搬东西，男孩一句句答应，谢叔这才给我们作了介绍，男孩姓王，也是随父亲落实政策回来的，比我小两岁，盘点完已经到了吃晚饭时候了，小王吃过晚饭又进了商店，说要帮我把商品整理归类一下。这时妹妹也来了，小王话很多，不一会就与我和妹妹混熟了。
我第一次接触营业员这活，很不熟悉，感觉太复杂了，经小王帮我把商品归类后看上去好多了，心里也轻松了一些，把所有的事做完快12点了。疗养院离我在的地方有好几里路，走公路远一些，灰尘又特别大，走铁路近，没灰尘，可太黑，小王主动陪我去送妹妹。铁路旁边的小路很窄，火车来时不能退得更远一些，铁轨发出来的响声和呼呼的风声让人害怕，火车惯性所产生的风像是要把人卷进去似的。我真的紧张坏了，拉着妹妹站着不敢走也不敢睁眼。
在回商店的路上小王给我介绍了他自己和待业队的一些情况，他说待业队有三个正式职工，是科里分到服务站的管理人员，这些人每月在运输科拿工资，可是私下却在服务站领奖金，每月奖金的数额高超出每个待业青年的半年工资，可是大部分待业青年不知道，几个年龄大一点的知道也没人敢说。
接下商店的第一晚我就在商店睡了，因为怕小偷偷东西，在商店，不光是白天卖货，晚上还要值班。在商店的第一晚我就头不落枕。我想了很多，我在想谢叔对待业青年前途的思考和发展事业的计划。
这里的待业青年有可能等到他发养老金吗？那时他还在吗？这里这么挣钱为什么不多发点给这些青年人，这些钱将来有可能花在这些人身上吗？所谓的待业，而且待业证上都写的是待业青年，这些人会永远是青年吗？这些人可能一辈子待业吗？每年都有新的毕业生，国家不可能永远不招工，这里应该是个替换的机构，那么这些人挣的钱自己不能享受合理吗？
那时的服务公司，从上到下都是国家职工说了算，因为头头都是正式职工，还有些地方更可笑的是，把一些没有能力的人，占着位子不做事的人放到服务站来当领导，这些人就掌管了所有待业人员的经济大权，在某种程度上待业青年就像他们手下的奴隶，你们挣100元，他说只给你五元你就只能得五元，而且只要是个正式工人，不管你有无能力来待业队就是管理人员，就能名正言顺的在待业队拿奖金，拿待业青年的血汗钱。所谓的“奖金”，数额比待业青年的工资高出几倍。在我心里谢叔是个正直的人，可是他这样对待待业人员我觉得不合理，国家给了他们工资和奖金，他为什么还要在这里拿一份，再说他的奖金要比这些青年人的的工资高这么多，他真的觉得合理？合理的理由在哪里？只给这些待业人员很少的一点钱真是为了这些人的将来吗？那时的我没想过他是自私的，只是想他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我想找个机会在待业青年的工资分配上和他进行讨论。
新环境的生活让我感觉剌激，也让我感到迷惘，我觉得这里待业人员的工资分配很不合理，我为正式职工和待业人员的等级差别而苦恼，可我什么也改变不了，我感到有些人就是典型的二百五，可他就因为有个正式工作就能骑在待业青年的头上拉屎撒尿，我觉得气愤。
商店工作早上7点起床，晚上10点关门，每天开门时间15个小时，连上厕所都没人替换，晚上还得在这里睡，我真的不想干，但有一个愿望支撑着我，那就是公费送我去学习，和书本打交道，在我看来是件高尚的事情，那怕只有半年我也会在这里等待坚持下去，等到学习完再说。
注：汽车二保：汽车保修分大修，二保，三保，二保是其中之一。
第五章 财会班
小王和小毛——商店琐事——进了财会班——学习期间
小王和小毛
商店营业员的生活是枯燥无味的，每天十几小时的工作，上厕所、关店门都会为‘领导们’查岗时遇到而紧张，常常小心翼翼。每天很晚才关门，连上妹妹那里都没有时间，只有妹妹来看我，可妹妹那里星期天也有疗养病人，也只能晚上来我店里，因为路程较远，她不能天天晚上来。新的环境里，没有节假日，没有星期天，没有一丝自由，可我却没有在万山时的消极。看到远处的山由黄变绿，心里也有着草木一样的生机，常常处于一种无名的冲动中，想爬到无人的山顶去高声呐喊。
我和这里的小姐妹们相处得也不错，情绪也常常受她们的影响变得乐观。不能出去走动我只能买根绳来跳，可是好动的我还是感觉难受，又想起了跑步，每天早上跑几公里，跑到疗养院转一圈叫上妹妹再一起跑回来，我到疗养院时大都正好天亮。
和平每个星期天都来看我，他星期六的晚上来，星期天的晚上走，走时多数找便车。我盼望着他的到来，只有他来了我才能离开商店上外面去走走，由他给我照看一下商店。和平来时一般都和帮我提货的小王挤睡一床。小王对我特别的好，商店重一点的活都由他主动帮忙做了，他和我和妹妹的关系都处得很好，没多久人们就把他叫成我的尾巴，看到我没见到他时人们就会问尾巴呢？没来？可是我们之间却没有一点男女之间的那种感觉，只有纯纯的友谊。平日我们都在饭店吃饭，只有和平来了我才单独炒菜，因为交的6元生活费里不包括客饭。和平常常叫上小王一起吃我们的特殊伙食，时间长了只要和平一来小王就自己跑去厨房打招呼，让厨房不做他的饭，有次和平上妹妹那里给妹妹送东西，在妹妹那里吃饭了，小王不知道还是告诉厨房别做他的饭，后来害得自己没有饭吃，晚上妹妹听说小王没吃上饭笑得蹲到了地上。
小王在待业队负责采购柴米油盐，这活是谢叔特地照顾他的，因小王的父亲原来和谢叔是同事，都是驾驶员，文革初期小王的父亲就因‘男女关系’遣送回了老家河北。尽管小王的父亲也平了反，可世俗的偏见和对遣送人员及他们的子女的歧视还存在，再加他父亲曾经是因作风问题受的处分，所以回矿后就更受歧视。刚到大龙服务站不久有一个问题我不能明白，为什么这个牛高马大的帅小伙子常常受一些小女孩小男孩欺负，有时他也和人争吵，但大多时间他都回避。一天谢叔来我商店，正好遇小王和一女孩吵架，谢叔出去大声的制止了女孩。谢叔回来后我便问他，为什么这些人有些欺负小王，在我认识小王这些日子里，我觉得他是个老实巴交的可怜人，对人也热情，肯帮忙，谢叔说有些情况你不知道，慢慢的你会知道的，都怪他运气不好，遇到这样的家庭。
商店要进货了，那时商店生意很好，谢叔和一个服务站的女的（是疗养院医生的妻子，姓冯，一个嘴很能说的阿姨），他们来帮我看店，让我和小王上20公里外的县城去进货。那天没有车，我们叫了一辆马车去拉东西。我们早早的就出门了，在路上我问小王为什么常常受气，小王告诉了我一些我不敢想像的事情。
小王在农村时找了一个对象，两人是自由恋爱，并得到双方家庭的认同。可小王的父亲却突然平反回矿，小王不忍心丢掉妻子，就把女孩带来了贵州，可是小王每月只有21元工资，除了养活自己还要养一个没户口的妻子，生活非常拮据，女孩又没事做，那年月没户口的黑人很难找到事做。
小王的父亲和母亲感情不好，长期分居。当时这些遣送人员平反后回矿的人，矿上没有现成的空房分给他们，分给他们的都是些旧得没人住的窄小房子，小王跟随父亲回矿后就和他父亲住在一块，一间房，中间拉块布隔开，他和妻子睡布的这边，他爸爸睡布的那边。小王在饭店常常很晚才能回家，白天就他父亲和他对象在家。那时的人们对男女之间的事特别的敏感，特别是他爸爸又是有过作风问题的人，当时的社会就是很多善良的人们也会对犯过作风错误的人抱有成见，在落实政策的人当中，有‘作风问题’的人是最难于被人们所接受的。这样人们就说起了小王妻子和他父亲的闲话，话越传越广，传到了小王耳朵里，小王受不了，就不让妻子和自己的父亲打交道，并要找房子搬出来，可是妻子又不愿意，她认为她和小王离开他父亲生活更没有保障，也许这女孩听不到外面的舆论，她就是要和老人在一起吃住，在这样的情况下小王就和妻子产生了矛盾，他里外都难做人，他和妻子吵架，让妻子去找事做，别人说他嫌弃农村带出来的女孩，他又不能告诉这女孩，别人说她和自己父亲的事，吵凶了还有人公开为这女孩说话；说他把人家女孩骗出来玩够了不想要了，他和父亲共处一室，他又不能天天在家守着，别人又说他没出息，说些难听的话，如什么扒灰之类的话，常常话里有话的伤他。
我同情小王的处境，我自己也是落实政策回来的子女，我对小王更不像其他人那样，我把他当好朋友，当弟弟一样，我走在哪里他都跟着，可也怪，却没一个人说我和他的怪话，而且我在商店的日子，所有的重活，包括每次进货时货物归类的烦琐事都是他干，他为我减轻了很大的工作压力。和小王的相处在我一生中是比较特殊的，小王外表不错，我们常常双出双进，却没有一点异性之间的尴尬，没有一点火花，连和平也没有一点反感。我并不为他的闲话而躲避他，相反会在人前公开的为他打抱不平，为当时人们对落实政策回来的人们继续受到社会不公平的待遇气愤。
来商店售货不久我发现有一老人常常来买天麻牌香烟，几天就来要一条，有一天老人见店里没人就小声的对我说，你能先赊我两条烟吗？我卖完给你送钱过来。我感到奇怪，我这里本来就是零售，他还拿去买，这烟又不是紧俏物资，老人见我迷惑不解，就对我说起了他的身世。老人本来是粮店的工作人员，因贩卖粮票被以投机倒把罪判刑，刑满后就丢了工作，老人诉说时也觉得自己很冤，我没有认真去听老人的历史，但是我知道他现在的处境，他靠在大龙街上摆个小摊维持生活，当时的天麻烟是0。71元一包，而他拿到街上去卖0。80一包，每包多卖几分钱，也是方便一些不爱走路的人。老人拿不出钱上批发部提货，那时批发部只有县一级的地方才有。我见他不容易，再说我是按零售价卖给他，我就答应了，我告诉老人只是悄悄地帮他，让这里的人们知道了我是要受批评的，并且让他卖了一定把钱给我送来，我25号要盘点，老人非常感谢说一定不让我为难。
几天过去了，店里来了个年轻人，样子很讨人喜欢，胖胖的，还没说话就笑，见没有顾客了才从口袋里掏出十多元钱一边说谢谢一边把他爸爸欠我的烟钱给了我，并自我介绍他叫小毛。
小毛是接他母亲的班在大龙街上一家饭店里工作，饭店是集体单位，因一些私人饭店越来越多，集体饭店生意就越来越差，小毛一家人日子过得很艰难，当小毛说到自己接母亲班在饭店工作时，脸一下子红了，很久说不出话来，我能理解他的心情，当时社会上集体单位和国营单位地位差别很大，特别他又是饭店。我看他样子有些难为情，就玩笑说，你感觉在集体饭店很没面子对吧？可我还集体都不是呢，不更没面子了？他却说，可你们是汞矿的子弟。是的，他说得对，汞矿当时在附近几个县都很有名气，汞矿的职工比地方上的职工自豪得多，汞矿的子弟一样的瞧不起地方上的子弟。
以后的日子里小毛常常神出鬼没的上我店里来聊天，一般都在我比较空闲的时候，小毛爱看书，有时手里也拿着书，他看过不少的小说，他谈吐不俗，有时说一些书里的故事，我爱听他说话，有意思的是他常常说几句就回头解释，他看过的一些书我也看过，只是我没告诉他，反正卖货无聊，他来聊天正好解闷。一天他又来聊天了，他就说起了幽灵，他又说幽灵你懂吗？幽灵就是鬼，我就咯咯的笑了起来，他问我，我说错什么了？我说你没说错，只是你常常边说边解释一些很简单的词，幽灵是鬼也要解释，一天书都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