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留痕- 第1部分

　　
　　目录
　　第一章　找工作
　　家属工——三进复烤厂——小孙——和平——闹鬼
　　第二章　再抗争
　　姐妹反目——朱砂水银——自然减员——护矿队
　　第三章　变化着
　　他走进了我的生活——爸爸有了笑容——做生意赔了本——和平的父亲
　　第四章　出万山
　　二哥、三哥和我——打水泥砖——离开万山——迎宾饭店
　　第五章　财会班
　　小王和小毛——商店琐事——进了财会班——学习期间
　　第六章　悲喜共
　　回服务站——爸爸病倒了——婚礼与葬礼——孤独的妈妈
　　第七章　当妈妈
　　卷烟丝——春节——当妈妈了——女儿
　　第八章　学理发
　　离开服务站——姐妹和好——学理发——邻居白师傅——新的环境
　　第九章　做生意
　　三角岩理发店——学徒与年轻朋友——逃过一劫——发财梦——帮赌徒担保，陷入困境
　　
　　前记
　　
　　很多书上都说，人的命运都是掌握在自己手里。
　　可是，我觉得我的一生就像一只漂泊在江河里的小船。
　　我一直努力的想把好手上的舵柄，把我的生命之船划向幸福平静的港湾。
　　可是历史的刀痕深深的刻伤了我的船舶，无法弥补，岁月留给我的是永远的伤痛。
　　
　　第一章　临时工
　　
　　家属工——三进复烤厂——小孙——和平——闹鬼
　　
　　家属工
　　
　　爸爸复职后没有回原来的机关，被分配到一个叫沙木洞的边远分矿，矿上的工人，只有干部和食堂的工作人员在地面工作，其余的工人大多都在井下，也就是在地下的洞子里劳动。
　　万山是个朱砂水银矿，地下开采有300多年的历史了，整个地下犹如蜘蛛网一样，全是洞子，深的有好几百米，一层一层很多洞口从半山腰伸出来，常有人从半山的山洞里掉下来，摔得粉身碎骨。这样的事大都发生在夜晚。
　　有时洞里塌方上面的房子也就整栋的不见了。
　　我们姐妹也成了非农户口，心里一阵轻松，虽然我们姐妹的同龄人都有了工作，可是我们相信这一天离我们也不远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不象现在，那时人们的等级分得很清，农民是最下等的，其次就是半边户——就是一人在外工作，老婆和子女都在农村的，三是黑人，就是有一人在外工作，老婆和子女都一起离开农村，在外吃黑粮，那时的粮食是按人口和年龄分配的，市镇居民户口有购粮证。吃不完的可以换成粮票存起来，不够吃的可以出高价买粮票购粮。第四是干居民——有户口而没有工作的。可是我们姐妹当时并不悲观，因为我们相信我们当时的无业只是一个过渡。
　　1978年年底，我们姐妹要求解决工作，但是矿领导说我们刚回来，招工指标早已用完了，1979年年底妹妹考上了卫校走了，汞矿又开始了自然减员。汞矿是个很古老的矿了，除了外地来招工，每年本矿只有一次自然减员能解决子女就业问题，自然减员除了因工死亡顶替的子女，其他就是按年龄和家庭环境及子女待业多少为标准。指标很是有限。可按我家的条件，姐姐是当时年龄最大的一个，在未婚青年中我也是最大的。再说我家当时在待业人员里也是未就业子女最多的一个家庭，按理说我家在当时解决一个子女工作是天经地义的。可是没想到，同情我们一家的矿一把手刘书记很快就调走了，接他的位的还是原来的矿长，矿长下面还是以前的原班人马。为了报复我们，一个也不给解决工作，我们去找他们，他们当着人的面说了很多的客观原因，一些不是理由的理由，我们就按招工的标准一一和他论理，他说不过了就说“你们姐妹不是告得凶吗？”明着的打击报复，可是我们没有办法，这不像我爸爸的政策落实，只能是天天去和他去吵架，一直吵到所有的指标都分配完了，矿长和劳资处长对我们说等明年吧。反正也这样了，也只有等了。其实姐姐当时应该按知青政策给予安排解决工作的，当时所有的知青都在陆续收回安置工作。
　　虽然回矿了，爸爸的工资养这么大一家人实在困难，姐姐去参加了外包工，打边山，抬石头，我找沙木洞坑口的坑长要事做，坑长指定让我和家属一起做家属工。可不曾想到，在家属们的眼中我还是一个成份高又才从乡下回来的乡巴老。有些家属公开欺负歧视我。
　　家属工不是天天有工做的，我参加她们做就要分走一部份钱，有些家属不乐意我挣走她们的钱。客观上，她们大多都是家里有好几个儿女，家庭负担很重的，这才出来做家属工，而且要坑口给活才有得干，不给活就没有了收入，这个月家里经济就非常紧张，那时没有几家有存款，基本上家家都是每月的工资用每月用。因此，她们不欢迎我也有她们的道理。
　　当我第一天拿着工具跟着干活的队伍从地面上的洞口进洞，打着手电筒走三百多步梯子，从半坡的洞口出来，再下几百步梯子下到坡底的工地时，家属里的组长把我一人分到一边，不让我和她们一起干。我一下子觉得非常的丢人，又想起了在乡下的日子。一些好心的阿姨们觉得这样对我不公平，当着我的面替我向组长求情，却让我更觉难堪。还有个为我说话的阿姨住我家前面一栋房子，她有四个儿子，有一个儿子常常用大眼睛偷偷的看我，看年龄和我差不多大。可他已经工作多年了。
　　当时我们那里都用公厕，公共厕所是用水泥板一格格的格起来的。我做家属工的当天，吃晚饭后，天还没黑，突然组长骂上门来了，我莫明其妙，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后来爸爸问清楚才明白，组长说我在厕所里看到她时对她吐了唾沫。天啊！我怎么会这样，我根本就没看到她呀，我怎么解释她都不听，一个劲的骂，不光是骂脏话还骂我地主崽子。我知道她是找茬不让我干活，可是她这样说我、骂我，我很委屈也很气愤，我怎么可能做出那些泼妇动作来呢，我出生在一个连脏话都不会骂的家庭，怎么会有如此的举动。但是为爸爸落实政策吵的嘴太多了，我不想和一个泼妇吵架，我感觉很累，便不再解释，因为我们姐妹回矿也有些日子了，邻居们对我们姐妹也有所了解，大家出来帮我说话，说我不会那样做。爸爸也不相信我会这样，事情过去后爸爸反过来安慰我，其实我当时好想哭，可我不想让爸爸为我难过，强忍着眼泪勉强的笑笑。
　　我每天这样默默的干活。我很能干，慢慢的大家开始接纳我了，组长也对我友好起来。
　　我渴望有个工作，我也老大不小了，和我一样大的大多数结婚生子了，我出门常常能引来一些好奇的目光，还有一些男孩友好的目光，很多人开始打听我是否有对象，可是每当听到我没工作时，马上能感觉到对方的遗憾和轻视，一种新的歧视开始撕咬着我。
　　我多么希望早一天有个工作。
　　天冷了，没有家属工做了，贵阳复烤厂的好友三妹来信让我去做季节工，可是再进复烤厂也要有点勇气，因为当时复烤厂的老季节工在人们心目中就是些社会浪子。人们把这些人看成老油条，可是我不能让爸妈养着，我希望家里人的生活好一些。
　　接信后我马上起程了。
　　
　　注一：自然减员：指因为退休、工伤或死亡等‘自然原因’减少了的工作人员数。在计划经济年代，为了补足工作人员数，一般采用两个办法：一是由‘减员’家庭中子女填补；二是另外招收工人。
　　注二：打边山：土话。开山，‘打掉半边山’之意。
　　
　　三进复烤厂
　　
　　上大哥家要经过复烤厂，刚下公共汽车一大股烟叶味道迎面扑来，很多往事涌上心头，犹如就在昨天，一首打油又浮在脑海里，“男不进贵钢，女不事棉纺，憨厚包脓包进水泥厂，流氓阿飞进复烤厂。”不由得脸上一阵阵发热。很怕遇到熟人，也不知道见嫂子时是什么感受。
　　进得家来天已黑了，嫂子不是很开心，晚上我还是和胖乎乎12岁的侄女挤在一个70公分宽的小床上，侄儿还是睡上面的铺，晚上睡觉总是让侄女睡里面，生怕她掉下来，到时嫂子责怪我。寄人篱下的感觉又一次缠绕着我。
　　天刚亮，三妹把我带到了复烤厂一车间，三进复烤厂还是撕烟叶，厂里已开工好些天了，一共8个台撕烟叶，每台两个人，和我一起干活的小女孩比我小七八岁，满口流话，用瞧不起的眼光冲我“这么大岁数了还来做季节工，是干居民吗？”我回不出话来，只觉得脸烫得难受，这时几个板车工拉着烟叶过磅来了，小女孩大声叫“给我们台了，”拉板车的人不理她，拉给了别的台。
　　撕烟也是有任务的，做得多也会有一点奖金，但是就是一个品种的烟叶有好撕的有不好撕的，特别是次品烟叶，有些已变质，结成了硬块，要费很大劲才能撕开，灰尘又大，看得出来和我一起的小女孩没有人缘，最后给我们的一车烟叶就是没人要的，女孩边骂着粗话边和我把烟叶抬到台上。
　　我三进复烤厂，看到大多季节工年龄都很小，感觉很丢脸，只有看到比我年龄大的临时工时心里才有些平衡。结婚了的不算，那时的年轻人总把结婚了的女人叫做伯妈，伯妈就意味着不可能再安排工作，再找男友，不管别人多年轻，背后总这样称呼，话里有着蔑视的成分。
　　当时国家有政策，所有的知青都在陆续回城。其中有些知青在农村已结了婚，结了婚的当时安排工作要困难一些，所以就来做了季节工，因此板车工里有好些年龄比我大的男青年，和这些人在一起我才感觉到一点安慰。
　　那时的正式工和临时工的地位差别特大，尤其在复烤厂，只要是个正式工就比季节工高一等，所有的正式工在季节工面前都以管理人员自居。
　　三妹见别人不要的烟给我们台，心里不舒服，找到了车间管板车的正式工，让他和拉车的打个招呼，照顾着点我。
　　三车间只有两个正式工，一个是过磅的女孩小吕，一个是管板车的男孩小孙，有个正式工朋友罩着，别人对我就自然要尊重一点，为了维护自尊，怕社会上的这些青年乱说话，我时时都故作矜持，日子不多，管板车的小伙和过磅的女孩慢慢的和我熟悉了，自然就不像对其他人一样大呼小叫的，当然这里面也有三妹的面子。
　　贵州的冬天非常冷，上夜班二点钟时有半小时休息，别人的饭都是拿去蒸热，厂里专门为这些人弄了个热饭的，但是气蒸热的饭不好吃，吃饭时也无处取暖。管板车的小伙总会提前把我的饭热在他的工作室，他的工作室煤火烧得很大，一进室就暖融融的，慢慢的我发现我的碗底常常有鱼肉之类的菜，拉板车这帮小伙和我说话都很尊重，从来不用一些低俗的社会语言，每当我和三妹来吃饭时小伙子们总会把最好的位子让给我俩，我也感觉到小孙对我的特别关照。
　　快过年了，正强从水城打来了电报要我上他家过年，儿时的许多往事一下子浮在眼前，心里对他有着兄妹般的牵挂，大年三十我去了水城，那时通讯闭塞，没有电话，信也要很多天才能收到，正强没有收到我的回信，上了万山我家，我出站没人来接，只好在一个这么大的地方访着蔡叔的名字，找到他家时天已快黑了，蔡叔一家很是惊讶，正强邀我去他家过年的事没有和他父母说，但是我的出现还是让二老非常开心。我在蔡叔家住了三天，又回到了贵阳，我刚到贵阳正强又赶到了贵阳，正强来哥家的日子我很为难，这么小的住房，再加上我自己都寄人篱下，我宛转的对正强说出了我的难处，正强只玩了两天就走了，两天里我尽量陪正强逛街和公园，少在家里呆，在聊天中我感觉到他的来意。我送正强上火车时，把我上他家时蔡叔给我的20元钱添了几元买了一双毛皮鞋给他妈妈，那时毛皮鞋刚上市还是翻梆的，正强先是很高兴，在等车时他问我会不会唱流浪者之歌，我说会，他又问我会唱丽达之歌吗？我说也会，正强突然对我说，如果我是拉兹你愿做丽达吗？其实这两天里他的很多话都在暗示着这个问题，只是我一直装傻，现在他提出来了，我只好正面的回答他，我感觉特别的尴尬，我低着头对他说，我只能把他当朋友，在我心里我们有的只是兄妹般的感情，我对他不能产生别的感情。正强很难过，把我给他妈妈买的鞋退给我，我不接，我说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邻居。其实在我心里还有个想法，我不能白白的接别人的钱财，这是我家的家教。
　　正强走了，几天后把我和三妹的合影寄给了我，正强是我这一生中正式向我表达了爱的男孩，他表达爱的方式我能接受，可是他不是我理想的男孩。
　　我从小因受哥姐和小说里的小资情调影响，对爱情有着美好的向往，在我心里，爱是一片绿洲，爱的内容是五彩缤纷的，在我心里也有个塑像，我的男友一定风流倜傥，英俊潇洒，浪漫脱俗，知识广泛，柔情似水，正直善良。可是我要是没有工作，就不可能找到自己理想的配偶，再优秀的男孩他首先要面对现实，是不是能养活你，要想脱俗首先也得解决吃饭问题，没有工作就没有选择，那时的社会不像现在能打工，能做生意，那时只有国营和集体两种单位，集体工地位只是比临时工高一点，大多都是饭店和建筑队一类的，一些没有文化人去的地方，但也不是谁想进就能进的。我连集体工人都不是，理想中的男孩谁会找个没工作的，我没得选择，只有老实等待招工，有户口就有机会解决工作。
　　春节后二哥给我寄来了120元钱，让我买块手表，天大的喜讯啊！那时体面人的手腕上都会有一块表，当时最流行的就是上海牌手表，上海表是125元一块，我省下5元钱由哥嫂陪我去贵阳钟表店买了一块宝石花的，一块和手脖子一样大的手表，当时不像现在手表款式繁多，没有现在这样小巧玲珑的，只要是块表带到手腕上就很风光了，走路时不时的把左手的手腕提起来看看，那动作在我们同龄人来说是最潇洒最让人羡慕的了，要是再骑上一辆飞鸽或永久牌的自行车那就是最牛的了。当时社会上刚出现电子表，很多人托熟人上广州去买，每块300多，要家境最好的才能带上电子表，可没几天表就不走了，当我买上海牌表时有个女孩很后悔的对我说，要知道还不如买块国产表了，一块塑胶壳用了她半年的工资。我带的宝石花表在当时也算名牌了。
　　三进复烤厂是我进复烤厂来最开心的一次，特别是和这么多没有工作的同龄人在一起，我也带上手表，不再怕别人问你有户口吗？也穿着流行一时的小喇叭裤，再不担心风把罩衣掀起来露出里面的破棉袄。我学会了骑单车，在周末，我常常和一帮谈得来的年轻人骑车，时不时看看手上的表，上郊外去野餐，一人凑几毛钱，买个135或120的胶卷，最有脸面的朋友就会带上一个百多元的相机，稍懂一点的就会帮着对光圈，对胶距，每个胶卷能照36张黑白照片，还有个别条件好的还会带个手提收录机，声音放到最大，很远也能听到邓丽君的歌。一时间没有了自卑心理。
　　快到五一节了，复烤厂要停产了，小孙说他妈妈要请我去吃饭，在复烤厂，男多女少，一个正式工男青年找一个没有工作的女孩是再容易不过了，作为一个没工作的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