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之潮的涌发冲垮了理智的脆弱之坝〃，嘲讽了理性主义的虚弱，肯定了情感的伟大。
但是现在看来这种〃情感之潮的涌发冲垮了理智的脆弱之坝〃的说法在〃五四〃男性作家笔下尚可成立，而在女性作家那里则多少要打一些折扣。她们首先追求的是女性社会身份的解放，因而在走向自由的征途上，〃五四〃女性尚不能接受真正的〃情〃而〃性〃。
但是这种情形在80年代以后的女性写作中得到了逐步的改观。首先是王安忆的〃三恋〃，在王安忆的〃三恋〃中，我们看到女性主人公性意识已经不是那种羞羞答答、欲言还羞的了，她们选择了肉体的快感，因为对肉体的快感的渴望而真正地陷入癫狂之中。进入90年代则出现了陈染、王静依、林白、海南等新生代女性作家，如陈染的《私人生活》、《与往事干杯》以及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在北方某出版社的另一个版本中，它被取名为《汁液》）。在《与往事干杯》中，氵蒙 氵蒙 在性上的缭乱局面就是一个象征。她先是接受了老巴父亲的性爱，进而又神使鬼差地和他的儿子老巴发生了恋情──这是一个在性上失去自控而陷于癫狂的主人公。在这一代女性叙事中，性意识成了隐伏在女性主人公身后的中心，小说试图展现因为性意识的觉醒而觉醒了的女性，性是她们游戏诸神的无往而不胜的秘密武器。在她们的笔下，性成了反抗压抑的手段，成了争取解放的工具。但是她们笔下的性就是人类应当的性吗？一个正常的社会，绝对不会用它的体制性力量来压抑人的正常的性，同时一个正常的性意识中，也不会将性的放纵理解成反抗压抑的手段，性就是性本身――它不是女性自我解放的手段，也不是社会压抑女性的工具。
从这个角度，让我们将目光拉到9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的一批70年代生作家身上来，他们是魏薇、周洁茹、棉棉、卫慧等，在她们的笔下女性的癫狂状态已经不再是反抗压抑的手段，而仅仅是自我放纵、自我接受的产物。90年代的癫狂症候在她们这里获得了文学的表达：嬉皮士（责任重构）、麻药文化（身份重构）、俱乐部制（亚文化重构）、另类方式（少数者重构）、摇滚、感性本位……这些既是癫狂的内容，又是癫狂的产物，进而成了70年代生女作家写作中的核心景观，她们似乎找到了一种存在的空间，找到了适合我们这个时代精神症候的温床（或者说我们构筑了这样一种文化空间）：昏暗的、颓废的、感官的、动摇的、无法自持的空间，在这里人们释放感性（肢体在摇滚节奏中疯狂地独自起舞仿佛不再受到智力的控制），驱逐灵魂（灵魂在酒精的作用下糜醉了睡着了）。癫狂成了70年代生中国女性写作最好的舞台。
现在，癫狂已经失去了它反抗的意义，而只是放纵、恣意的结果。这一点上新生代作家王静怡的写作可以和她们比较。王静怡在小说《反动》中所展示的是〃虽然已经开始腐朽，却如此强大自信的生活。〃因而可以说，王静怡小说的核心景象依然是理性的，在王静怡的小说中有这样一段话：〃在她的成长过程里，欲望被视成罪恶，压到最低点，她一心只偏激地注重柏拉图式情感的精神，即使在两个个体杰出的那个层面上，她神经质的脑袋里充满的也只有思想，另外，顶多还有一点让她羞于承认的浪漫情调。〃从中我们可以注意到，主人公在恋爱的过程中紧紧地提防着自己和对方的身体，她拒斥那种〃只要稍不约束，便可随处遭遇的激情〃，因而她愿意将恋爱限制在电话里〃以控制爱情的盲目性〃，防止自己因爱而癫狂。而这一切在70年代生女作家的身上就极为不同。魏薇在《一个年龄的性意识》中写道：〃我们是女孩子有着少女的不纯洁的心理。表现在性上仍然是激烈的拚命的。我们反而是女人，死了，老实了。〃这种情况在卫慧的《像卫慧一样疯狂》中也可以见到，作者在写到手淫时如是说道：〃那一刻除了快乐就是快乐，所谓的幸福不也就是对痛苦烦恼的遗忘？〃〃趁我还年少时的激情，我愿意！〃这种对性快感的直接认同在其他场合也比比皆是。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70年代生女性写作对王静怡、林白、陈染们构成了挑战。癫狂已经是癫狂本身，而不需要任何其他理由。又如，棉棉《九个目标的欲望》小说流动、飞翔、迷乱、慵懒而又颤栗感觉，这是一种由饥渴感、失措感、失控感武装以来的癫狂美学。
当然压力并没有解除，意识形态话语并没有在以〃性〃为武器的癫狂面前土崩瓦解。中国女性写作依然在旧道德的攻击之中。瓦解旧道德不是感官的力量就可以达到的，只有道德可以和道德为敌：这里的问题是当代中国女性写作是否在她们的书写中建立了另一种新的道德，以便和旧道德抗衡。
纵观上述过程，我们发现二十世纪中国女性写作的癫狂史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以丁玲《莎菲女士日记》为代表的为了女性社会解放而佯装癫狂的阶段，佯癫实醒的莎菲女士形象是莎士比亚笔下的忧郁症患者哈姆雷特的东移，它是〃五四〃启蒙文学大潮风起云涌的原因又是它的结果；以陈染《与往事干杯》、林白《一个人的战争》等为代表的为了女性的身体解放而佯狂实癫阶段，它是〃五四〃启蒙主义文学思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延续和发展，它以性为突破口，将缭乱的性当成了女性实现身体解放的秘密武器；以棉棉《九个目标的欲望》、卫慧《像卫慧一样疯狂》为代表的为了癫狂而癫狂的阶段，它是女性癫狂写作的极端化，癫狂已经不再是追求〃人性〃解放的工具，而是目的本身，是为了追求极限体验、高峰快感。在此，中国女性癫狂写作由追求解放的产物变成了追求放纵的产物，走到了自身的反面。
穷人的道德地位
而历史已经在这个过程中遗忘了二者的因果关系―他们到底是因为道德上的欠缺而贫穷还是因为贫穷而在道德上有所欠缺。常常人们认为这二者是互为因果的。
但是，历史上，穷人在道德上居于劣势。例如贫穷在大多数的时候被认为是懒惰、愚钝甚至赌博、嫖妓、滥吃、酗酒等道德恶习的结果，因而，穷人意味着道德上的次等。
这一点在经过马克思主义的颠覆以后就变了过来。在马克思主义的道德天平上穷人居于优先地位。因为马克思发现了富人的富裕是来自于他们对穷人的剥削：一方面这意思是说，富人在富裕之前就已经在道德上犯下了罪孽；另一方面则是说，穷人越勤劳意味着他越是贫穷，因为他被剥夺得更多。因而穷人为了达到富裕，首先要做的不是勤劳，而是不勤劳―消灭劳动―消灭了富裕阶级赖以存在的剥削劳动，那么他们就消灭了自己贫穷的基础。因为不是勤劳将使他们富裕，而是消灭勤劳。
这就是鲁迅在他的《一件小事》中所阐释的思想。车夫的道德对知识分子构成了拯救。穷人在道德上优于富人。
钱钟书是个反启蒙的高手
最近看了《当代作家十批判书》，对其中关于钱钟书的批判颇感兴趣。我不知道孙王君是何许人，但是看来此君并不善于读小说。钱钟书是必须批判，但是说他〃理智大于感情〃、〃理念大于形式〃、〃比喻失当〃等等，无论是说钱钟书其人，还是说他的小说都没有说到点子上。钱钟书生的病有三种，一种是道德鸵鸟症，这种病是他在文革的时候得的，此后就一直没有治疗过，想一想一个在文革那样的环境中，竟然可以对身边非人道的事实视而不见，却将脑袋埋藏在图书之中的人，他难道不是一只道德鸵鸟吗？第二种病是知识表演狂，他自己以为自己是一个知识分子，就坚持所谓的〃知识分子写作〃了，在小说中卖弄知识，结果将《围城》弄得像个知识垃圾坑，而这些知识又都是掉书袋的知识，因为钱钟书实在是一个有知识没有思想的人，如今那些所谓想搞钱学的人完全是在起哄。第三种病是知识分子自虐症，利用小说这种形式歪曲知识分子形象，诬蔑知识分子，钱钟书在中国做得是最好的，这方面一部《围城》要比十部《儒林外史》都利害，看了《围城》真的是让人感到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没得救了，他们已经从根部烂到了骨子里，是一群世界上最丑陋的苍蝇。究其原因，恐怕就是钱钟书的〃文人相轻〃的毛病犯了，他自己觉得自己是个文人，就轻视其他的文人，把文人往坏里写，无所不用其极。总的说来他的手段要比四人帮利害得多，可惜四人帮当时被他的教授头衔给弄糊涂了，不知道他其实是反知识分子的健将。问题是直到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还被钱钟书的这根闷棍打得晕头转向，没有找着北，不知道自己在这个国家的位置到底在哪里。他们也只好像钱钟书一样当鸵鸟，因为他们在道德上、人格上已经被一个钱钟书弄得毫无自信心了。
我得说钱钟书的毛病主要在上面三点上。至于孙王君先生所说的〃理智大于感情〃、〃理念大于形式〃则完全不在理上，要说〃理智大于感情〃、〃理念大于形式〃，难道博尔赫斯不是更是老祖宗吗？人家不是写得相当好？问题是用什么理智，什么理念来写。像钱钟书那样用病态的理智、理念来写自然是不行了。而孙王君先生指责钱钟书的小说〃故事极为平淡〃，〃中间既无曲折，又无叫应〃，〃完全没有一个核心的情节和高超的场面〃则纯粹是门外话。要知道，对于一个叙述功底到家的人来说，例如像钱钟书这样的人吧，要他把一个邪门的故事，像金庸那样叙述出来还不是小事一桩。小说的最高难度就在于将无故事的故事写得妙趣横生，精彩纷呈。而钱钟书正是在这点上做得非常到位，他用各种各样个妙语将一部《围城》打扮得花枝招展，颇有魅惑力。《围城》为什么能改编成电视剧？电视剧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收视率？原因就在这里。
我说钱钟书是反启蒙的高手。五四文化运动的一个最重要的成果就是确立了中国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启蒙者地位知识分子在精神上、操守上高于大众，因而是大众的启蒙导师。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建立了，他们已经不再是封建时代的仕――帝师王佐，而是新文化的建设者，新时代大众的启蒙导师。但是钱钟书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将知识分子写得一钱不值，――在《围城》中，中国知识分子之委琐，之不可救药，对于中国社会来说，仿佛知识分子根本不可能肩负起启蒙的使命，相反，他们倒是需要被教育教育。钱钟书散布了一种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的情绪，进而是对知识分子的敌视、诋毁情绪――五四新文化着力塑造的知识分子启蒙者形象就这样被击垮了，而且是以小说的形式，在喜笑怒骂之中击垮的。
道德主义与道德主义者
看到那种学者，他们走路时的样子是佝偻着腰的，仿佛知识的重量已经使他们不胜重负，他们谈话的时候总是引经据典，仿佛除了引用别人的话，他们自己就没什么话好说了，他们一生的时间都在解释别人的话──在纸面上，在生活中都是如此。做学问，对于他们来说就是看别人是怎么说的，从这本书到那本书，如果把他们的文章中的引文去掉，他们的文章剩下来的就只有引号了。他们的眼睛特别发达，不仅用常人的肉眼，还要加上两只镜片，他们的眼睛似乎生来就是看书的，看书中的圣贤怎么说，然后跟着说，于是他们成了实足的道德主义者，他们得上了一种共同的病叫〃道德主义病〃。
问题的关键是他们不仅把这种做学问的方法用在他们的文章中，他们还把这种方法用在生活中，对于他们来说生活仿佛不是自己的事，而是书中早就规定好了的事，他们的知识害死了他们，他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实践圣人在书中已经规定好了的预言，生活的每一步都是圣人预言的实现。他们失去了活生生的自己，那个有血有肉的人死去了。他们害怕任何书外的东西，任何圣人没有说过的东西，他们都感到害怕，一件小小的新鲜的东西（例如一块新品牌的冰激凌）都会使他们装满文字的脑壳短路，因而他们除了成天躲在家里做所谓的学问之外不敢做任何别的事情，他们不敢外出，街上的摩登女郎使他们眩晕，摩登女郎的超短裙击中了他们道德主义的脑门，使他们发出非道德主义的惊呼。他们对这个活生生的变化着的世界是恐惧的，他们不敢和这个世界接触，于是他们就用一种理由将自己禁锢起来，这个理由我们经常听到──学者要坐冷板凳。他们太虚弱了，虚弱到霓虹灯的光线也会使他们生病。所以他们只能坐在家里的冷板凳上。
这就是知识在他们身上的反映。他们用知识代替思考，对于他们来说知识就像我们每天刷牙一样无可怀疑。他们生活在知识中觉得无比的安全。所以他们手不释卷，离开了书他们该干什么呢？他们什么也干不了。
中国知识分子病得最严重的地方是道德。他们的道德太多，他们试图为社会建立道德秩序，他们乐意充当社会的道德总裁判的角色。一个手无缚鸡之力头重脚轻的人，他凭什么在这个世界立足，他如何证明自己为这个世界所必需？他说：我的形是颓的，我的身是弱的，我的体是虚的，但是我的魂是强大的，我的灵是高贵的，我的神是勇敢的；他说：一个人在世界上存在重要的是灵魂的安妥和清洁，身体是可耻的粗陋的卑下的污秽的，只有灵魂是伟大的高尚的纯洁的美满的。──文人就是这样利用身体和灵魂的二分法证明了自己的高人一等，证明了自己存在的价值，从而解除了对自己的存在价值的焦虑，把这种焦虑转嫁给了劳力者。
就是这些文人杀死了原始的安居于这个世界的灵肉统一不分的身体本真地处于安妥状态的人，建立了两个妖怪：灵魂的人、肉体的人，并为这两个虚想出来的怪物编织了无数的神话。文人说：道德即知识。文人自己是靠知识吃饭的人，他就说只有知识才能导致道德，言下之义就是只有文人（有知识的人）才是真正的拥有道德的人。由此我想到一个劳动者──一个农民，他会不会象一个文人一样一边在田间劳作〖比如喷洒农药〗，一边说自己的劳动是唯一的道德，〖他不会说只有喷洒农药才会导致道德。〗并要求所有的人都象他一样劳动（喷洒农药）。一个农民，一个纯朴的农民他不会这样，他只是默默地耕耘，他的道德就是他的身体，他的体力，以及他的体力的结果──那些鲜绿鲜绿的青菜、萝卜，那些通红通红的番茄、苹果，当他来到菜市场，他弓腰坐在他的蔬菜摊前，他无需说话，用不着夸夸其谈，他的蔬菜就是最好的语言，他的道德就在他沉默的弓腰而坐的身体里，在他的新鲜而自信的蔬菜里。他的道德是沉默的的身体性的凝结在结果中的，而不是语言的、灵魂的、看不见的、虚幻的和说辞的。文人说：〃爱灵魂不要爱身体，爱上帝不要爱自己〃，〃肉体只是一具臭皮囊而已，最可鄙的人就是只爱自己和那具臭皮囊的人〃。──文人进一步说这个社会的灵魂就是他们，大众这只是这个社会的肢体。在这里人的身－心二分法落实为现实世界的人在主体地位上的（超越主体与一般主体）的绝对等级制度。文人说：道德即秩序。儒家讲〃无违〃，就是要人们对社会等级制度采取一种默认的态度。
在中国，儒家的对于身体的蔑视〖〃君子舍利而取义〃、〃舍身取义〃、〃杀身成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