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埃萨·德·克罗兹＇葡＇
翟象俊 叶扬/译
译本序
《阿马罗神父的罪恶》于一八七六年在里斯本刚一问世，便给葡萄牙文学界带来一股清新的气息，致使沉湎于幻想和美化现实的浪漫主义更加萎靡不振。它所以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是因为它对人民群众所痛恨的宗教势力给予无情的揭露，对当时教权与政权互相矛盾又互相利用的背景作了真实的反映。故此，这部长篇小说被认为是葡萄牙文学史上难得的一部批判现实主义作品。
这部小说创作于葡萄牙的政治形势尚在乍暖还寒之时。欧洲的政治大动荡的风暴，逐渐透人葡萄牙，吹皱了一池春水；一八六四年第一国际的宣告成立、一八六八年英国的改良主义运动、同年西班牙共和国的组成、法国拿破仑三世的失败和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成立等等，无不给葡萄牙的政治形势和政治思潮带来重大的影响。
十九世纪中期，葡萄牙正处在教权主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空想的社会主义互相较量和鼎立时期。教权虽然日趋没落，但死而不僵，仍有一定的势力；新兴的资产阶级接受了法国《人权宣言》的思想，准备彻底推翻封建和教会的统治；同时，空想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思潮被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工人接受，也形成了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在文学界，随着政治形势和新的思潮的传入，也面临着新旧交替的过程。法国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的作品被介绍到葡萄牙，受到青年学生的欢迎。嗣后，福楼拜的著名小说《包法利夫人》在葡萄牙文学界流传甚广，成为一些进步的作家借鉴的对象。相形之下，当时盛行于葡萄牙文学界的那种虚伪的理想主义和不切实际的美化现实的创作倾向显得那么苍白无力。法国的几位文学大师，无论是雨果，还是巴尔扎克和福楼拜，他们对反动教会势力的揭露、鞭笞以至揶揄，都被当时葡萄牙深受教会之害的青年作家所推崇，反教会成为当时重要的题材。
《阿马罗神父的罪恶》便是在上述几方面背景下创作的。作者若泽·马里亚·埃萨·德·克罗兹（Jese Maria Eca de Queiroz，1845—1900）生在波武阿—迪瓦尔津，他是一个私生子，从幼年对私生子受歧视的生活便深有体会。他的生身之父是个法官，法官的私生子更是对法律的嘲弄。埃萨·德·克罗兹出于对法律的反动性和道德的虚伪性的痛恨，常常把私生子作为他作品中倍受同情的人物，同时，那些虚伪的家庭伦理道德、私通和乱伦则是他揭露和鞭笞的对象。成年之后，埃萨·德·克罗兹考入葡萄牙著名的学府——科英布拉大学。在那里他广泛地阅读了法国、英国和德国的文学名著。一八六四年，科英布拉与巴黎有了直达的铁路，这使他欣喜若狂，大量的书刊从法国源源不断地运来，进一步开阔了他的眼界。据他的书信和日记记载，当时他常常接到装满了米土莱、雨果、勒南、普鲁东、孔德、黑格尔和福楼拜等人的作品的书箱。同时，他的书信和日记也披露了他对科英布拉大学保守型教育的不满，他恨透了学校周围黑色高大的围墙，认为这是禁锢主义的象征；他的进步思想溢于言表，公开主张把第一国际工人支部的安特罗·德·肯塔尔选为学生领袖。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他参加了重要的文学团体——“七十年代派”（因这个团体的成员大多是科英布拉大学的校友，也称“科英布拉派”）。这个团体的成员常在一起聚会，讨论葡萄牙文学的出路问题。他们反对浪漫主义作家沉湎于幻想和美化现实的创作方法，主张文学创作应当如实反映社会的现实以求改造社会。“七十年代派”于一八七一年创办了文学月刊《投枪》，埃萨·德·克罗兹担任了主编。刊物的宗旨是揭露和讽刺“由立宪制、资产者、土地占有者、空谈家组成的弊病百出的正统社会”。在一次“七十年代派”的讨论会上，埃萨·德·克罗兹发表了著名的演说：《艺术中的现实主义》，这篇演说起着宣言的作用，为葡萄牙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正当“七十年代派”异常活跃，准备召开一次“历史学家批判耶稣”的讨论会时，政府下令封闭了会址。这个事件更使埃萨·德·克罗兹进一步看清了教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在科英布拉大学读书时，埃萨·德·克罗兹便开始了文学生涯，当时他只有二十一岁，一八六六年开始为《葡萄牙新闻报》撰写一些散文诗。当时他并未摆脱浪漫主义的影响，同时又学习了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的象征主义风格。直到两年之后，当他阅读了福楼拜和普鲁东的作品时，才决心借鉴这两位法国人的思想和风格。《阿马罗神父的罪恶》是他的第一次尝试。一举成功使他更加信心百倍，于是他的作品按踵而来，一八七八年他发表了另一部长篇小说《堂兄巴济利奥》，从内容到形式都在有意模仿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这部小说以葡萄牙上层小资产阶级的生活为素材。塑造了一位与包法利夫人极为相近的人物形象——路易莎。路易莎为了物质利益与唐·胡安结婚。婚后生活枯燥，百无聊赖，只能从爱情小说中去寻求安慰，最后也是由于与人私通，造成一场悲剧。
埃萨·德·克罗兹自认为最成功的一部小说是《马亚一家》（1880）。作品通过对一个大家族与社会交往的情节，深刻地揭露了贵族生活的自私性、狭隘性、堕落性和排他性。但是，作者对贵族青年的一代仍抱着希望，认为他们如果遇到深刻的社会改革运动，是可以改变的。
埃萨·德·克罗兹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首都》是在他逝世后出版的。它揭发了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新闻界的种种罪恶和黑暗。
埃萨·德·克罗兹二十七岁时进入外交界，先后出任驻古巴、英国和法国的外交官。直至四十岁，才与一位贵妇人成婚，在巴黎度过了晚年并在那里逝世。由于他长期生活在新闻界、外交界和贵族圈子之中，他的作品中的人物便是周围各类人物的写照。也正是由于这种原因，他的笔下从来没有塑造过工人、农民等下层劳动人民的典型人物。这无疑是个局限性。但是，由于他对小资产阶级和贵族人物生动逼真的描写，作品仍然富于现实主义色调和强大的艺术魅力。所以，上述的局限性并未妨碍他被公认为葡萄牙现实主义的先驱和大师。
埃萨·德·克罗兹不仅有丰富的现实主义创作的实践，而且也有一套自己对现实主义的观点。‘葡萄牙著名文学史家若泽·萨拉伊瓦将他的论点概括如下：“他认为，作家应当客观地描摹社会现实，以改变现实为目的，为此，作家应当竭尽全力。埃萨有一句名言：‘打倒英雄！’这句名言概括了他的现实主义小说的一个基本概念：人是一个结果，一个结论，是所处的环境的产物。因此小说家不应该去描写个别的和特殊的现象，而应当去描写一个社会或一个阶层的典型事例。”
《阿马罗神父的罪恶》正是按照上述的原则进行创作的：全篇小说中没有任何英雄人物，每个人物都是所处的环境的产物，是社会的结果。
例如阿马罗神父，他是作品的主要角色，尽管书名是《阿马罗神父的罪恶》，但是他所犯下的罪恶的真正根源是社会，是宗教。罪恶是他所处的环境的产物。
阿马罗当上神父，并非出自本人的愿望。他自幼是个孤儿，生活在达莱格罗斯侯爵夫人的身边。就是这位虔诚的天主教的女信徒，为了进一步向教会表示热诚，决定要阿马罗做一名神父。当时他还不到十岁，命运却被这位贵族寡妇注定了。侯爵夫人死后，阿马罗还只有十三岁，没有资格进神学院读书，只好寄养在他的叔父家中，他饱受叔父和婶母的虐待。为了逃避这种不堪忍受的生活，他才盼着自己快快长到十五岁，进神学院读书。阿马罗在全书中对宗教所表现的一点旨趣也只有这么一小段时间。进了神学院之后，他对教士的独身生活感到厌恶，对神学院的清教徒生活感到厌倦，他认为神学院除了一般学校的沉闷乏味之外，只让他领略了监狱中的种种屈辱。阿马罗虽然成为教区神父，但他并不信仰宗教，教职只是他谋生的手段，对教会的清规戒律他内心中只有反感和诅咒。他对阿梅丽亚的爱情并不是虚假的，当教规挡住他与阿梅丽亚结合的道路时，他对宗教的诅咒也是出自内心的，他想到：“如果他不是一名教士，他会成为一个多么好的丈夫啊！他将是那样的可亲可爱，那样的关怀备至，那样的忠诚专一，他可以满怀着仰慕的心情一直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他会非常疼爱自己的儿子——稚拙可爱，抓住他的胡须玩耍的儿子！想到这些可望而不可即的欢乐，他的眼中便充满了泪水。绝望之中，他便咒骂起那位说起话来蝶蝶不休、让他成了教士的侯爵夫人和那位替他涂油使他就任圣职的主教。”阿马罗对自己成为教士有许多抱怨，他埋怨道：“他们为什么要让他做教士呢？这都是那个年老的话匣子达莱格罗斯侯爵夫人干的事。他根本不是自愿放弃做一个男人的权力的！他所以变成一名教士，就像牛被赶进牛棚一样，完全是被迫的。”他对教规也非常不满，教规可以允许教士暗地里去嫖妓女，而禁止教士光明正大地去结婚。他甚至咒骂起教规来：“很清楚，我们这种人休想爱体面的女人，我们只有嫖妓女的权利！好一条教规！”
有些读者习惯于在文学作品的人物中区别“好人”和“坏人”。界限划得非常严格，径渭分明。如果按照这种习惯来读《阿马罗神父的罪恶》便会坠入五里雾中。
阿马罗这个形象，作者并非要将他塑造成“坏人”的典型。按照埃萨·德·克罗兹的创作理论，人物只是社会的一个结果，一个结论。阿马罗这个人物在作者的笔下并不是一位全面被否定和全面受谴责的对象，作者是要通过他，通过他经历的典型事件去揭露教会和社会的罪恶。
首先，阿马罗是个孤儿，命运听任贵族的摆布，他进神学院学习，嗣后成为教士，都是按照达莱格罗斯侯爵夫人的遗愿强行安排的。
他被夺去了人的基本权利，不能恋爱、结婚，不能有家庭，不能有子嗣，失去享受天伦之乐的一切可能性。这一点，从作品的字里行间可以察觉到作者对他的同情。阿马罗对教规的反感和厌恶也是显而易见的，伦之所以要牺牲爱情，根本原因是他留恋教士的权力，慑于舆论的压力和教规的惩罚。
另一方面，阿马罗也不合乎一般的“好人”的规范。他在生活中表里不一，一方面他对教规牢骚满腹，另一方面他又在极力宣扬教规，要人家遵守教规。他自己不愿冲破宗教的桎梏，也不允许自己的情人——阿梅丽亚去冲破教规。他为了维护个人的名誉、地位，不惜强迫阿梅丽亚去忍痛牺牲，甚至变相地杀害了刚刚出生的儿子。他反对教规，只反对那些限制了他的基本人权的几条，而对那些有利于他的权力、名誉和地位的教规，他不但没有反感，而且积极推行。即便对限制了他的基本人权的几条，他也不是站在进步的立场上予以否定，而是站在倒退和反动的立场上尚嫌不足而已，甚至向往着恢复中世纪宗教裁判所的权力：“使他伤心的正是这一点，即教会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正在缩小，教士的权力遭到削弱，这种权力仅仅限于精神方面，而对人的肉体、生命和财富却无能为力。这里所缺少的正是当年教会就是国家、教士就是属下所有教徒的世间主人的那种权威……他宁愿要古代那种开关地牢门的权力！”
阿马罗本人，既是教会的受害者，又是教会的中坚和支柱。作品对这个人物的双重性格与内心矛盾给予充分的揭示和描绘。这个人物既不是宫廷文学和经院文学中把教士描绘为神的那种形象，也不是浪漫主义文学中那种十恶不赦的教士。他与《巴黎圣母院》中的副主教克罗德·佛罗洛不属于同一类型。佛罗洛与爱斯梅拉尔达素不相识。对她，佛罗洛完全出于淫欲，相互没有什么爱情可言。佛罗洛为了得到灵魂的安宁，要么就强行占有爱斯梅拉尔达，要么就置她于死地。而阿马罗和阿梅丽亚相互间是在不断接触中产生了爱情。阿马罗并非去强行占有，而是阿梅丽亚情愿与他结合。他们所以不能成为眷属，是慑于教规和社会舆论。作者的意图非常明显，他给读者提出了一个问题：是谁阻碍了阿马罗与阿梅丽亚的结合？作品与其说是在谴责阿马罗，不如说是在声讨教会，声讨社会。
按照作者“打倒英雄！”的创作原则，《阿马罗神父的罪恶》的确没有塑造什么英雄人物。我们不能把阿梅丽亚的未婚夫若昂·埃杜瓦多错当成英雄人物。当然，作品将他描绘成一个纯朴老实的青年。他在报纸上揭发了教士们的一些罪恶，无疑这也是正义的行为。他对阿梅丽亚爱情专一、至死不变，也值得敬佩。但是他的这些活动脱离不开当时的社会背景，正义行为之中就有不正义的成分。他要揭发教士们的隐私，只能投靠政府势力。戈丁尼奥博士最初将他的揭发文章视为至宝，借以打击教会势力。但是当政府势力与教会言归于好之后，埃杜瓦多则被他们出卖和摈弃。从这一角度来看，他最多只是两派斗争当中的一个小小的筹码而已。埃杜瓦多也是一个虔诚的教徒，平日，他并不觉得教士们可恶可憎。只有阿马罗神父威胁到他与阿梅丽亚之间的关系时，他为了争回失去的爱情才去揭发。而且由于讨好了政府方面的势力，得到了更合适的工作和职位，为此他兴高采烈。这一切都表明了他的思想境界并不高，没有任何英雄的气质。
我们也不会认为印刷工人古斯塔沃是个英雄人物。他长期流浪国外，见多识广。与欧洲先进国家比较，他认为葡萄牙需要革命，并且在酒醉时，讲了不少革命的言词。但是，从他的言谈中可以了解到他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和革命前途认识得非常模糊，一心只等着西班牙共和运动的成功。他破口大骂教会和政府，但又提不出什么见解。虽然作者对这个人物没有去精心塑造，但是这个人物在当时的葡萄牙仍是有典型意义的。他证明了工人阶级本身是不会自发地产生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在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传入葡萄牙之前是不会产生改变世道的英雄的。由此，更可以说明作者在当时提出的“打倒英雄！”的创作原则是正确的。这不是对现实主义的背离，而恰恰体现了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
《阿马罗神父的罪恶》不仅没有塑造英雄人物，而且将大多数人（包括教士）都描绘成教会的受害者或是教权与政权相互斗争相互利用的牺牲品。这种创作观点也是符合现实的。
葡萄牙在中世纪时期，宗教势力高于一切，皇权也要拜倒在教会的脚下，随着启蒙思想的兴起，社会上反教权势力的增长造成了皇权与教权平起平坐，平分秋色的局面。十九世纪开始，资产阶级兴起，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对封建的教权势力不断进行冲击。统治者为了维护权力，对教会势力有斗争又有联合。在这个总的形势下，无论是教士、信徒，还是亲政府的人们都是受蒙蔽者或是受害者。当然，由于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受害的程度也有所不同。全书人物当中，尤以阿梅丽亚受害最甚。这位涉世未深的闺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