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 大’ 越革命。某公社动员两千农民中的强劳力，要建‘ 世界第一高炉’。干了两个月，炉基竣工时。两千人开庆祝大会，连炉底都没有坐满。当时，为什么不想一想，问一问：这样大的高炉，炼一炉铁需要多少矿石？多少焦炭？多少石灰石？用多么大功率的鼓风机？在一片荒郊中，没有铁路，怎么运输？……可是当时没有人去问，也许是不敢问……”
作者又举出了前年秋冬之间的“深翻土地”运动。文中说：
“当时领导号召说，‘ 深翻’ 能增产，土地翻得越深越好。有的地方深翻三尺，有的深翻五尺。实际情况是：任何一个地方的农民都知道：各个地方土质不同，有的土质只有浅浅的一层薄熟土，往下翻一尺就是生土或者是沙子。这是一个连最普通农民都懂得的道理，可是，当时谁翻得深，谁就革命，抵制深翻，就是‘ 右倾’ ，就要被拔‘ 白旗’ ……
“再就是‘ 密植’ ，说是密植能增产，不管什么土壤情况，越密越好。有的地方一亩地播三斗种子，出来的苗子，像毯子毛，如何能够增产？可是当时谁不搞密植，就要挨批判……”
作者还举出了其他各条战线违反“实事求是”原则的一些例子。接着作者论述了我们实际工作中违反实事的原因：首先作者谈到刮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等“五风”的问题。接着作者又提出了很有创见性的说是“四不正之风”：一是，搞什么工作，不区分具体情况搞“一刀切”；二是，只能听一种意见，听不得不同意见造成的“一边倒”；三是，用“大呼隆”“一窝风”式的“一阵风”；四是领导干部中的“一言堂”。这是“实事求是”说得最多，做起来最难的根本原因……
文章结构严密，层次分明，逻辑性强，观点犀利，没有“党八股”气，特别是在“反右派”后，敢于讲真话，这使张敬怀甚为赞赏，佩服。他很久没有看到这样的既联系实际，又上升为理论的并且敢讲真话的好文章了。文章署名为“卜奎”，这个卜奎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张敬怀放下“内参简报”，马上给办公厅打了电话，要他们派个人来见他。
十多分钟后，一个临时为他服务的名叫刘吉有的秘书就来了。这个办公厅的秘书，才三十多岁，头顶已经半秃了。好像是过分发达的脑细胞给顶掉的。
张敬怀让刘秘书坐下，指着茶桌那本打开了的“内参简报”问：“这篇文章你看了没有？”
刘秘书看了张敬怀指着的标题回答：“还没有。”
“这篇文章写得相当不错……”
张敬怀好像是下意识地说了一句，说后他立即感到有些后悔：对这么一篇尖锐的文章，作为省委领导面对下级，先表态是很不适当的。
“是，是！”刘秘书回答。
张敬怀觉得不高兴：你没有看，怎么我说好，你马上就说“是是是”呢？
原来办公厅想让刘秘书当他的专职秘书，他一直觉得这样的人，可能很听话，但决没有一个好秘书的品格，他不喜欢这种性格的人。
张敬怀说：“这个叫卜奎的作者，在哪里？做什么工作？”
刘秘书说：“我马上去查一查。”说着走出张敬怀的客厅，到西厢房打了个电话给报社，不到五分钟，回来向张敬怀报告：“这位卜奎同志是三平地区地委宣传部的一个宣传干事。”
“你打个电话给三平地区宣传部，让卜奎同志来一趟，我想和他谈一谈。”
“好的。”刘秘书见张敬怀不再说什么，转身告辞。
“好吧！”张敬怀说。
次日上午，卜奎就到了张敬怀的客厅。使张敬怀惊异的是，原来他以为这个卜奎起码应该是四十岁的人，没有想到，竟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小青年。虽然戴着一副近视镜，但一张娃娃脸，好像只是一个十七八岁的中学生。
刘吉有先给张敬怀作了介绍，“这是张书记，这是三平地区的卜奎同志。”
张敬怀和卜奎握了手，刘吉有说：“张书记没有别的事，我就回去了。”
“好吧。”张敬怀说，他和小青年的谈话，不希望这个人在场。
卜奎说：“我是三平地区的卜奎，昨天接到省里的电话，今天一早就来了。”
张敬怀说：“你坐下吧。”
卜奎环顾张敬怀的办公室，周围全是大书架，精装的，线装的，摆得满满的，地上的书也是成堆成罗，他想，张书记一定是什么大学毕业的学问家。但他不知道这位书记要找他干什么，在等着发问。
一般像他这样的青年，见到省委书记这样的高级干部，都会有些紧张和拘谨，可是卜奎却坦然地坐在他身旁的沙发上，不卑不亢的样子。
张敬怀指着那份“内参简报”问：“这中间那篇《最常说的，最难做的》是你写的吗？”
“是。”卜奎回答。
“我们这些领导干部。虽然也常常到基层了解情况，调查研究，有时开现场会，到底能看到多少真实的东西，我经常怀疑。你们在基层，比我们更接近实际，我想就实事求是问题，就你自己的感受，再讲一些例子给我听。”
过去和张敬怀这样的高干部谈话，对方经常是“请领导指示”“请领导批评”“对对对”“是是是”等等。可是，这个卜奎却没有讲那些似乎是谦虚或客气的话。
卜奎略微停了一刻，说：“那例子就很多了。”
“你讲讲看。”
卜奎又稍加思索，说：“就以农业来说吧，一讲‘ 密植能增产’ ，不管什么土壤，什么品种，越密越好。农民种高粮，过去一般是二尺五一株。可是在‘ 瞎指挥风’ 盛行的时候，干部拿着尺棍，三寸一株。结果长出的高粮像大葱，连籽粒都不结。谁不照办，就拔谁的‘ 白旗’。所以，老农都说，我们种了一辈子的地，现在都不会种地了。有的地方，在稻子成熟之前，将几十亩地的稻秧，移栽到一小片地里，密到什么程度？坐上个孩子，稻子都不倒。是专门让记者照像的。实际上，没有阳光，拉电线用大灯泡照；不通风，用大功率吹风机吹。结果还是烂秧了。老百姓都说，这是‘ 共产党胡弄共产党’。……
张敬怀不表态，耐心地听下去。
卜奎接着侃侃地说：“从去年夏天，农村就开始闹饥荒。各地都饿死了一些人。我们宣传说是‘ 天灾’ ，天灾固然有，其实，更多的是我们工作中失误造成的。过去我们的报纸，习惯是‘ 报喜不报忧’。什么地方，有大旱，大涝，都是不报导的。现在为了说明‘ 天灾’ ，连几个村子范围内，下了一场冰雹，新闻单位都发消息。这么大个中国，天灾哪一年没有呀？这种宣传就不实事求是。”
张敬怀开始以不住点头，鼓励他说下去。
卜奎又说：“去年，地区为了救灾，又没有粮食。有的公社出现了新‘ 发明’ ：把地瓜秧子，苞米芯子，磨细了，经过发酵，做成发糕，说是营养丰富。为此，还开了多次现场会，让来参观的人品尝。都说好吃。其实，是掺了大量的米面和糖精做成的。”
张敬怀仍然只是点头。
卜奎继续说：“就说大跃进中这‘ 冲天’ 干劲吧，上面要求的是‘ 白天一片人，夜晚一片灯’‘上至九十九，下至刚会走，户户锁头看家’ ，这是‘ 五风’ 之一的‘ 命令风’ 造成的结果，也只是供人们参观的。参观团一来，农民喊着口号，脱光脊背，挥舞铁锹。参观的人一走，就躺下睡觉……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是胡弄谁？”
“你为什么写这篇文章？”张敬怀问了一句。
卜奎说：“现在党中央不是又强调实事求是吗，国家、人民吃了这么大的苦头，不该总结点经验教训呀。别的我没有多想。”
“你读过几年书？家境怎样？”
“我家在农村，是贫农。勉强上了二年高中。没有毕业，因为家里再供不起，就退学种地了。我爱写个稿子什么的，在大跃进时，我头脑也发过烧。也写了一些有‘ 浮夸风’ 倾向的报导。成了省报的通讯员。后来被地区领导看上了，就把我调到地委宣传部当新闻干事。到处采访，眼界宽了，见的多了，想的问题也多了。”
“你都读过些什么书？”
“读的不多。眼面前的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该读的都读了。我还爱看些杂书，历史，文学，哲学等也读了一点点……”
张敬怀感到他既没有谦虚，也不是自吹。
这时，张敬怀忽然有了个想法：这个青年不失为一个秘书的好苗子。
沉思了一刻：“是的，在大的地方，大的范围，你会看到更多的事情，眼界一宽，水平就会更快得到提高。”
“是的。”
“你想不想到省里？”张敬怀突然问了一句。
“恐怕不行。”卜奎想了想说“一是水平不行，再就是我家里还有一个老母亲，需要我照顾。三平地委离我们家近，我母亲养我这么大，不容易，我不能离开她。”
“是个孝子！”张敬怀想。一个人如果不孝顺生自己养自己的父母，可以想见，他还能忠于国家、党和人民吗？张敬怀更喜欢这个卜奎了。但是他不能透露自己这个意思，像给他这样级别的干部配秘书，是一件很严肃的事。还必须经过组织部门一系列的调查和考核。
两人都沉默了好久，青年补充说：“张书记，我感到今天对您说的话，有些冒昧和不知道深浅……”
“为什么？”
“请张书记想一想，我才多大年纪？经过、见过多少世面？张书记不知道比我高明几十倍，几百倍，我竟然在张书记面前，说了这些话，实在太无自知之明了。”稍作停顿，又说“不过我讲的都是真话。”
张敬怀说：“敢讲真话的人，水平就高。”
停了一刻又说：“我之所以找你谈，是因为我想听听各方面的各种情况，各种意见，各种看法和各种议论，我需要听真话。”
青年又说：“从大跃进以来，大话，假话，套话，空话盛行。我想：一个人说一百句，一千句，一万句那样的废话，只会坏事，一点用处也没有。如果一个人说了一百句话，有九十句错误，只有十句话有用处。那就会推动我们的各项工作向前发展。可是，现在人们都爱听那一百句大话，套话，假话，空话，而不爱听十句甚至一句有用处的话。”
“你认为这种社会风气，是怎么形成的呢？”张敬怀看着青年，希望他讲下去。
“这我可没有想好。”青年说“可能是……”青年人停住了。
“是什么？”
“什么，什么呢？是不是涉及到民主问题？……”
“什么地方的民主？”
“上上下下内内外外吧……”
很显然，这个问题卜奎是想过的，不过这话他故意说得模糊些罢了，可见这个青年尽管坦率，但还是有保留的。
张敬怀不说话了。卜奎觉得他该告辞了。可是他环顾房间周围的书架，说：“张书记，我有一个问题，不知道该问不该问？”
张敬怀笑了一下：“有什么不能问的，你说吧。”
“张书记一定是个大学问家，”卜奎问“在什么大学毕业呢？”
张敬怀又笑了一下：“我是‘ 红小鬼’ ，放牛娃出身，哪里上过什么大学？只是爱看书。在打土豪，分田地时候，见了书，我都收起来背着。长征时不得不丢弃。解放以后才真正读了些书。……我听你的谈话，你也不像个中学生呀。”
两人的谈话，已经超过上下级的态度了。
……
张敬怀觉得，他和卜奎的谈话，是又进行了一次社会调查，了解了一些民心、民意，有些情况他是非常需要了解的，有些话也是他自己想说的。他很久没有听到这样的话了。对这次谈话，他觉得十分惬意。
张敬怀觉得谈话差不多了，打电话告诉刘秘书，把这个小青年领到省委大食堂，从身上掏出一斤粮票和一块钱，招待他吃午饭。然后要组织部派一位干部科长到三平地区，考核一下这个卜奎的出身，成分，一贯表现，并且暗示，他可能选这个青年当自己的秘书。
最近三平地区地委祈书记，心情一直很烦躁。省里的“内参简报”发表了他们宣传部干事卜奎的文章《最常说的，最难做的》。尽管文中所举例子，没有指明是在三平地区发生的。可是谁都知道，这是指的他们的地区。如果在“反右派”那时候，揭露我们社会主义的阴暗面，打他十个右派也不冤枉。可是，省委的内部刊物居然给他发表了！编辑部还加了肯定的“按语”。当然，卜奎所反映的问题，所举的事例，不单指三平地区，都是具有全国性的，当那股“五风”大吹大扫的时候，谁也挡不住。即使在他们地区所发生的，现在也都纠正了，谁也不会为此觉得丢脸：当初谁不是想革命呀！可是自己地区的事，上了报刊，尽管是内部刊物，祈书记总觉得不那么光彩。前天，省委又调卜奎去谈话，是什么意图呢？是批评他的“右倾言论”？还是让他进一步揭发本地区所搞的极左路线那一套事实。
想了很久，祈书记让宣传部整理了一份“关于卜奎同志《最常说的，最难做的》一文的调查报告”。这份报告，首先给卜奎做了政治上的结论：说这个同志自高自大，自命不凡，无组织无纪律，他的文章中所举许多事例，很不准确，有许多夸大其词之处，观点也失之偏颇。同时，这篇文章没有经过地委领导审查，就拿去发表，是一种无组织无纪律行为。他的这种右倾观点，是有阶级根源的。
根据我们的调查，他叔父，原来是国民党部队一个中尉。一九四九年，跟国民党逃到台湾去了……等等。
这份材料刚刚写好，是不是上报省委，祈书记一直在犹豫。正在此时，省委组织部干部科长就到了地区。
地委宣传部时部长，马上向祈书记汇报了省委来人要了解卜奎情况的消息。
为了卜奎写的那篇文章，他们不知道省委此次派专人调查卜奎，是要查他什么问题？时部长请示祈书记：“是不是按照我们原来准备的材料，向那个干部科长汇报？”
祈书记问：“省委调查卜奎的意图是什么？是肯定卜奎的文章中的观点呢？还是作为右倾的典型，组织批判？如果是后一种情况，我们先拿出材料，就显得主动，如果是前一种情况，我们原来准备的材料就很不好了。”
“现在还不知道省里的意图。”宣传部长补充说“前天，省里把卜奎找去谈话。”
“谈了些什么？这个情况我怎么不知道？”
“卜奎是前天去的省委，昨天晚上才回来，他没有向我汇报，我还没有来得及问他，所以没有向您汇报。不过……据《内参简报》编者加的‘ 按语’ ，是肯定卜奎的文章的观点的。但是，这是不是一定代表省委领导的观点，我们不得而知。看卜奎回来时的表情，倒是很高兴的样子。”
祈书记沉思良久，说：“这就得具体分析了。”
“是，是。”
“这样吧。你先和那位科长谈谈。摸摸省委意图的底。”
中午，宣传部长，请干部科长吃一顿实际上是宴会的“便餐”，并做了热情洋溢的友好谈话，宣传部长有底了。下午，他向祈书记反馈来的消息是：看干部科长的意思，好像有意要调卜奎到省委工作，这次是专门考核他的社会关系和一贯表现而来的。
祈书记又沉思良久，忽然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