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地区性的自给自足，作为中国总的自给自足中的一部分。杜勒斯先生还担心什么呢？
赖斯顿在北京常想起“一个世纪前美国人在边疆生活的情景……国家正致力于使许许多多的合作社仓库充实……使我们想到我们以前简朴的耕作生涯”。这很吸引人，却没给中美的未来带来什么启示。
我们的两种文明显然会继续并存：一个赞美公民自由，一个强调自我牺牲；一个指责警察国家，一个反对个人主义。无论是毛泽东的学说还是美国新闻处的那些记者，都不会把水稻化的中国和汽车化的美国归人平均主义的新世界。美国人会继续相信扩张——不管我们把它称之为在这一代改变世界的信仰，还是把人送上月球的自由企业——而很久以前发明了崇拜祖先、官僚政治和科举制的中国人，将继续把信仰投人到社会组织中。对这些不同文化的直接观察和前后对照，使《纽约时报》的记者们对中国现实的评估远远走在美国政府的前面。35年前，尼克松清洗了一批美国驻华外交人员，诸如约翰·卡特·文森特、埃德蒙·欧·克拉伯、约翰·巴顿·戴维斯、约翰·斯图尔特·谢伟思等，如果他们不被撤职，或许能为白宫提供有益的看法，而这些看法不是源于欧洲的研究。
克拉伯先生进人学术界后，出版过两本关于中国现代历史的重要著作，其中一本《中国与俄国：大游戏》（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1年）把现在的中苏关系放到了两个帝国间漫长而复杂的背景之中。戴维斯先生的回忆录收在《龙尾巴》一书（纽约，诺顿出版社，1972年）中。谢伟思先生出版过一本有启发性的专著《美中关系史中的一些问题》（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中国研究中心编，1971年），分析他第一次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当时，毛和周提出与美国发展一种合作关系。1945年1 月，他们甚至要求会见罗斯福，商议抗日军事合作的细节。我们能为有这些提供当时历史真实的著作感到庆幸，但更值得庆幸的是，作者之一能够参加我们的小组，在1972年2 月21 日后的那个星期访问北京。如果我们在1965年问及这些官员，他们中不会有一个人接受这种观点，即可以用炸弹把亚洲人轰到谈判桌上。
当德顿和托平进行前后对比时，德国记者克劳斯·马汉特向美国公众做了全面而详尽的介绍，并把它同中苏关系做了比较。马汉特熟知四种文化，他父母是德国人；他生在莫斯科，20 世纪30年代初生活在俄国；30年代后期，他到了伯克利和火奴鲁鲁，娶了一个美国妻子；4O年代初他在上海编一本杂志。他最初了解中国是在1929年和1936年。1957年，他又一次到中国。1971年，他借助老朋友西哈努克亲王的帮助，在乒乓外交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前一年，历经一个月，游历了14 个省。
作为一个得到特殊机遇的西德访问者，马汉特行程3000英里，几乎没有遇到一个西方人。他不仅访问了广州、上海、杭州、南京和北京，还到了西安、延安和山西省的大寨以及某些模范单位。他提到些敏感的问题，如奖励制度；他的报道不像《纽约时报》的记者被限制在几百字，而是更丰富、更透彻。如果说美国记者使美国国务院相形见细的话，克劳斯·马汉特则将他们远远抛在后头。这主要因为他很熟悉苏联体制，这有助于他对中国的深人了解。他尤其通晓两个共产主义国家间意识形态领域的论争，在苏联和毛泽东中国两者间，他更容易了解中国。
马汉特在山西著名的大寨大队呆了24 个小时。他得知在这片53 英亩的土地上，住着83 户人家、420 口人，有15O 个全劳力、100 头牲畜、150 口猪、400只羊。全国性“农业学大寨”的日号召来了450 万参观者，这个口号是在1963年水灾后村民们自力更生、重建家园时提出来的。1971年，大寨人甚至建起对电力索道，运送黄土修梯田，〕 ‘今汉特指出，大寨的秘密只是“工作，工作，再工作”——不为金钱，只为“敬仰毛主席和社会主义祖国”。农民们把钱存入银行，却不知道利率。男壮劳力一天得10 个工分；体力差些的女壮劳力一天得7 个工分。这些人没有日工资，只是每天记工分，但薪水标准要在一年一度的村民集会上讨论确定，这主要看人们的“政治觉悟”。（毛去世以后披露的情况告诉我们，大寨是个虚假的典型，不是声称的那个样子，例如有些劳动是士兵们干的。毛精心塑造的样板村庄现在被人们厌恶了。）
马汉特还参观了北京东北的“五七”干校，城市千部和知识分子在那里从事体力劳动，以求更好地“接近群众”。那里有1255 名男女干部和文化工作者。据扼要介绍，这些人改造荒芜的土地，打井，修建住宅，建造砖厂、金属制品厂和罐头厂，人们在毛主席教导和“革命觉悟”的提高中无效而努力地工作着，打扫厕所，运送粪便。只有当人们想到远古统治阶级给予中国文人学士的特权时，才会理解这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多大冲击。
马汉特觉得俄国和中国无法比较，一个是工业化和专家管理的国家，另一个是农业化和反专家的国家。他把苏联看成一个注重个人功绩和消费的社会，而中国是注重平均主义和生产的社会。苏联的集权统治和官僚主义同中国的权力下放和自觉性形成了对照。但苏联越来越少于空谈，逐渐对外开放，而1971年的中国却依然与世隔绝，中国正致力于积极分子的自助和毛反对新特权滋长的不断革命的努力。马汉特怀疑用毛思想武装起来的大公无私的人能否被很快创造出来，他担心“中国人的思想可能会被轻易控制、利用”。（他发现对毛的崇拜无所不在，当然，现在这种崇拜已被打破。）阅历较浅的美国领导人将如何对待毛的中国呢？中国特别邀请外国客人到中国去看革命成果，这导致大量著作的出版。雪莉·麦克雷恩写出了《我看中国》。这本书的前半部《由此至彼》详细描绘了她在好莱坞和电视台的经历与麦戈文运动以及那些邪恶的个人主义者、性变态者和市侩商人，毛的革命无论如何要避免这些丑恶现象。1971年底，麦克雷恩受中国外交部长乔冠华（他是个对人类实践感兴趣的社会学家）之邀，率一行12 名妇女到中国访问。1973年4 月，代表团到了中国。她们就像从诺亚方舟来的，人人各异：一位是来自密西西比，体重200 磅，胸部巨大、皮肤漆黑的妇女，一位是来自得克萨斯的瓦莱塞特，还有一名新墨西哥州人，一名12 岁的女学生莱辛，一名严肃的共和党人，几名大学生，一位摄影师。“她们都是争取女权运动的人，都有自己独立的个性和事业。”
这些美国人对在中国的旅游路线毫无准备，被搞得筋疲力尽，并受到巨大的文化冲击，中国“走向她们”。她们身在上海，思想却仍在美国。正如其领队所说：“我同人们谈宗教、死亡、结婚、金钱和幸福，我始终努力去理解他们的新社会。”最后，她们带回了大量信息，无疑，她们的中国主人依然相信毛的思想：“造反有理。”
雪莉·麦克雷恩认为，中国革命的成就，不能简单归之于无产阶级专政，“其中还有一些别的因素起作用，人们以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方式彼此联系着”。她认为，这是自我批评的结果，这种自我批评不允许有个人创造力的表现。“也许在新社会，诚实的人们交换意见不需要个人主义的艺术表现”。她把中国同“狂暴、犯罪和贿赂的美国风气……以及滥用自由的美国做了比较”。一年以后，麦克雷恩说：“中国使你相信，任何事都是可能的。”
此篇部分选自对威廉·德顿，詹姆斯·罗斯顿、西摩·托平和奥德丽·托平所著《＜纽约时报＞对红色中国的报道》（弗兰克·辛格编，纽约，四角丛书出版社，l972年）和克劳斯·马汉特所著《中国回归》（纽约，杜顿出版社，1972年）的评论，发表于l972年2月24日的《纽约书评》；部分选自对雪莉·麦克雷恩所著《由此至彼》（纽约，诺顿出版社，1972年）的评论，发表于1975年5 月1 日的《纽约书评》。
10 毛的劳改营
冷战之后的全球社会，要求个人言沦自由如同粮食和能源一样，成为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在美国，表现为水门事件；在苏联，表现为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事件〕 中国会有萨哈罗夫式的人物出现吗？中国的科学技术！王益发展，对专家已不再提出政治要求。在将会十分拥挤的未来世界，‘扫国个性自由的表现程度比任何其他国家更难以预测，因为中国组织严密，在习俗和道义上都是反个人主义的。他们是否将证明个人主义已经过时了呢？
国际社会常用“中国的发展被延误了”或“中国是独特的”这两种理论，将中国纳入世界。第一种理论是，中国只不过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起步晚了，但一经踏上现代化的路途，就将和我们一样发展工业，并随之会带来罪恶和荣耀。第二种理论，当然也是大多数中国问题专家的惯用理论，就是中国是独特的，并将永远有别于其他国家。（既然中国显然与别的国家有相似和不相似之处，这一问题的争论就是模棱两可的，争论双方都能自圆其说。）
许多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中国必须遵循世界性的发展规律，这一观点使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中国现代科学理沦研究落后于苏联，因此像学者萨哈罗夫这样的事件，在中国至今仍未出现，但将来会有的。我们可以这样推测，也许最终会有一此特殊的知识分子中的精英把他们个人的看法流露出来。但人民中国正处于进化之中，在这一阶段，平均主义仍是主要哲学，教育只是为了公共日的，培养人员掌握技能是为了避免旧统治阶级传统的复活，在大学里不允许出现学生贵族。据此，中国和苏联一样已开始步我们的后尘，但前进的路途仍十分漫长。
如果强调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就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的社会组织及政治，比我们这些局外人公认得更为复杂。这一观点，同毛的正统哲学相吻合。毛的哲学认为，苏联已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而中国仍保持着共产主义的风貌，且能避免资本主义的邪恶，包括美国式的个性主义。
从这两种观点来看，中国正在建立一种新的模式，在如何运用科学技术为现代生活服务的难题上，得出新的解决方案。例如，由于人口众多，不可能大量生产小汽车供个人消费，这样，中国就避免了汽车文明带来的破坏性后果。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度，社会集团不会轻易瓦解，而且在农村，农民有高度的道德约束力，这显示出一个民族能广泛吸收现代技术而又不致造成当地的社会混乱。
这种观点表明，中国之所以缺乏西方个性化政治表现形式，既有传统的原因，又有当今环境的影响。在中国，人们的生活是依照道德规定而不是《人权宣言》，因为人们更注重一般的道德常识，公众舆论和个人利益服从社会集体利益，而不看重通过诉诸法律来解决问题。虽然有组织的旅游业使人们与国际社会的接触日益增多，但中国人口稠密，足以使毛的这种生活方式在工业化进程中得以维持。鉴于中国的人口、资源和传统，中国人不得不创建一种全新的反个性主义的社会。他们从苏联人那里得到了许多经验，但没有任何国家能为其提供发展的模式。
但那些认为自身有较充分个人自由的西方各类学者，将继续在浩瀚的中国书的海洋里，寻找将来有可能在中国出现的个性主义的迹象。所有的中国人都是一部庞大生产机器中尽职而可互换的零件吗？持不同政见者在社会中的作用如何？他们受到的限制有多大？持异议者是如何被处置的？
中国对劳改营中各类人的处置受到苏联的启发，但又的确是以中国方式而不是苏联方式发展起来的。一位法中混血儿在中国的劳改营中度过了7年贫困的生活，他知道如何适应营中生活，并于l964年法国承认中国后获释。他写了一部回忆录，记录他在“文化大革命”前加多年的遭遇。
吉恩·帕斯克利尼1926年出生于中国，父亲是法国军人，母亲是中国人。他从小和中国伙伴一起长大，相貌、谈吐都像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他在法国天主教会学校学会了法语和英语，并在中国持有法国居民护照。1945年至1948年，他先后在美国第五舰队宪兵部队和美陆军犯罪调查部中做一名民事专家。1953年，他在北京一个西方使馆中工作。1957年12 月，在反右运动中被逮捕。
他因犯罪活动被判处12年徒刑，在中国劳改营中以中文名字包若望度过了7年的劳改生活，成为几百万劳改大军中的一员。劳动改造不同于劳动教养。他于1964年戴高乐承认人民中国以后获释；随后，他第一次回到巴黎。他现在是巴黎一位受人尊敬的中文教师。
1969年，《生活》杂志驻巴黎记者鲁道夫·卡尔明斯基在莫斯科机关工作两年后来到巴黎，听到帕斯克利尼令人震惊的故事。他们俩经过3年合作，写出《毛的囚犯》一书。不久，卡尔明斯基“发觉吉恩和我们写的书都不是反中国人，甚至也非反共产主义的（这真令我惊异不已）。坦率地说，他在劳改营中受到强制劳动，但他不得不敬慕中国人民强大的精神力量以及所遇到的大多数中国干部的正直与尽职”。
此书确实独特，也许不失为一部经典之作。像比尔·辛顿1966年写的《深翻：中国一个村庄的继续革命》一样，书中将对话、人物性格和富有戏剧性的事件巧妙地穿插编织在一起，并创造性地把苏联的劳改营同中国的劳改营做了偏向于中国的比较。帕斯克利尼以冷峻的笔调，详细描述了对他的一次严厉审问，但这一事件是以言行绝对忠于革命为社会背景的。中国古代孔老夫子的学说认为，通过教育和引导，人可以日臻完善。因此，个人必须完全驯服并努力改造自己。
帕斯克利尼证实了研究者从与逃往香港的广东人的谈话中得到的印象，即在中国劳改营中很少形成“囚犯小集团”。在现代美国监狱及斯大林时代的劳改营中，强制的监牢生活在囚犯中造成一种非正式的次文化结构，这种次文化结构控制着囚犯并阻碍着他们的改过自新。斯大林时代的劳改营并不重视政治再教育，相反，那些刑事犯常被置于政治犯的管辖之下，这也许能促进生产，却收不到改造效果。
中国人则避免了这些弊端。帕斯克利尼说，中国对劳改营的管理十分有效，并能从中获益；中国人与苏联人不同，他们知道单靠强制并不能使犯人努力劳动。在帕斯克利尼服刑期间，中国的制度是用饥饿作为一种主要的惩戒，再加上互相监督、互相批评和自我鉴定作为自律手段。除劳动外，主要重点放在学习和自我改造上。对进过劳改营的上百万人来说，这种经历常常伴其一生，很少有人能过上普通人的生活。大多数人在刑满后，就留在劳改营工厂做一名“自由工人”。他们能在严格的纪律下享有一些权利，因为这时他们已经是彻底改造好的具有生产能力的人了。
帕斯克利尼（包若望）被捕后，在一个审问中心关了15个月．由看守人员严密监视。12 名同室犯人经常互相鼓励，要改过自新，并感谢政府给了他们赎罪的机会。政府的政策是：“坦白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