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当然不会这样做，而且也没有理由这样做。但是，他们显然需要限制现代化中的美国化成份，这不仅因为美国化的代价很高，而且还因为那种更微妙的仇外传统。谢尔的著作题为《警惕这些外国客人！》，这个题目正好揭示出中国的这种传统。总之，务实主义也有它自身的限度，在同美国打交道时不能全力以赴。
此篇评论的是奥维尔·谢尔所著《警惕这些外国客人！》，发表于1981年4 月16 日的《纽约书评》，题为《一滴一滴》。
跋
对本书各章所讨论的著作，有两点必须加以说明。首先，这些著作涉及的主要是美国人眼中的中国，探讨的是美国商人、外交官、传教士和士兵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或美国记者在中国生活和革命中的遭遇。其次，这些著作都以不同的方式正视两个社会中个人地位的差异。毫无疑问，这种对我们现在称为人权的东西的关注，反映出美国人为在国外增进人权以便在国内捍卫人权所作的巨大努力。事实上，美国人长期享有的自由看来已越来越阻挡不住技术的进攻，因为技术总是能找出新的途径，把美国人并人电脑化的单～经济和社会之中。在1830年后传教的百年中，上帝并未完全在美国人的生活中占统治地位，向国外派布道团主要是为了改善教会在国内的艰难处境。现代不分宗教派别的人权事业，今天也处在同种状态：它必须在国内和国外同时得到支持。
美国的这种信念，究竟使我们同中国的差距有多大？这是一个难以捉摸和需要耐心分析的问题，由于中国人通常都是家族和社团的一部分，因此比美国人的集体化程度更高。从个人行为方面来说，我们必须看到，儒家强调的是责任，而西方人强调的是权利。中国人可继续完善的孔教信念能在什么程度上与基督教的观点产生共鸣？中国传统特权阶层的儒家人文主义，在何种程度上能成为中国新的大众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一个儒家共产主义真的正在中国出现吗？
不管结论如何，我们都能预料，中国人达成的一致意见会是保守的，他们拥护的是国家和社会的利益，而不是个人利益。因此，80年代后期，在党的权威与个人言论自由之间的继续斗争中，我们可能还会站在某一边。
1987年，这一斗争的形式是学生为争取“民主”而发动的游行示威，不管这种“民主”的概念如何，这些游行示威导致了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的镇压，而且有人把“资产阶级自由化”斥为来自国外的“精神污染”。
无疑，那些对中国感兴趣的美国人，很可能同情中国的知识分子，而不是那些官员。然而，为了避免把这个问题搞得过于简单化，我们应注意某些有利于这些官员的背景因素。
首先是中国变化的速度加快了。80年代中期所发生的变化，若非痴人说梦，至少在70年代是不可思议的：乡镇企业家真正富起来了；工人发现铁饭碗裂缝了，雇用期的长短已更紧密地与工作表现联系在一起；知识分子现在能对各种政治制度说长论短；作家和艺术家正在进行试验。中国的文化界充满了巨大的活力，似乎几十年受压抑的创造才能，现在正迸发出来。中国人的才能也在国际上显示出来。但是，这种创造性的发展，也导致了许多问题，例如，在生产和贸易方面，个人的积极性助长了腐败。用某些市场经济的特点来改善指令性经济并非易事，通过合资企业引进外国技术和资金的政策已经受到限制。邓小平的开放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经过8年经济改革的伟大实践后，学生们要求实行政治改革，从而威胁到中国共产党的国家政权。4000万党员中有一半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入的党，他们中具有毛思想的党员，可能会设法改变路线。
最难评价的因素是中国共产党的情绪和状态。中国共产党能在多大程度上放松其专制控制并同时保住政权？它能否真正从按照毛的教导实行统治转化为按宪法立法程序实行统治？如果任何革命都是正义的，农村集体生活所要求的一致性也是正义的，就更不用说共产党是正义的了。那么，人们就不能期望共产党会容忍持不同政见者。在毛领导下的中国，政治上持不同意见等于犯了叛国罪，它比偷盗罪或杀人罪更为严重。把政策与爱国主义分开和容忍反对派都是不可能的。今天，古老的儒家学说已深深扎根于中国共产党的体制；领导人靠智慧和永远正确实行统治；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政策是反映领导人特征的一种形式，因此攻击政策就是攻击统治集团。甚至在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有许多政治犯在接受劳动改造。总的来说，拷打是被严令禁止的，但中国人的政治犯罪、法律程序和劳动改造等观念，允许剥夺人身保护权；不断逼供和使用侮辱、减少定量、单独监禁、戴手铐和在同等地位的公民中进行批判等方法，使犯人在思想和行为上就范。法律的这种不发达状态，是中国学生强烈要求“民主”的原因之一。当然，中国的学生只是一个小小的特殊阶层，根本无法与美国的学生相提并论。他们自诩为古代学者当政传统的继承者。作为潜在的政府官员，他们是国家利益的监护人，并还要看当时的情形，哪怕不在场，也必须做出一种政治姿态。一批经过精心挑选的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大学学习，成绩优良，但这并不能改变他们在中国工作时可能会面临的艰苦条件。他们所关心的事和我们所关心的不大可能是一致的。
然而，我们美国人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能在中国的发展中起作用，也许是好的作用。
费正清：解不开的中国结
傅光明
江泽民主席的访美成功与克林顿总统的回访，无疑为中美关系掀开了新的一页。回首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中美关系，不能不说双方都是饱经沦桑、忧患，由一个情绪激动、脾气暴操，难免情急忘智的毛头小伙子，变成了成熟、理智的大人。尽管有时候两人仍会赌气、任性，干点事后马上后悔的傻事，但远没有翻脸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因为他们心里已达成共识：要接触，不搞对杭，否则两败俱伤。是的，无论是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还是将近30年的冷战，双方都非受益者。美国要遏制中国，中国要冲破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封锁，剑拔弩张，怒目而视。谁捞着便宜了吗？没有。所以，双方聪明了以后，就都能从全球战略意义的高度和彼此互惠的巨大贸易利益出发，尽可能心平气和地通过对话来解决诸如人权、最惠国待遇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等方面的问题。双方都学会了以“小妥协”求“大获利”的本领。由于文化背景和社会制度的差异，今后双方在交拄中仍难免会出现摩擦，这当属正常，但再演化到拳脚相加，战机、导弹分庭抗争，几无可能。中美双方都不必强求彼此喜欢，只要和平共处，便都会相安无事。但1999年5 月7 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用导弹袭击中国驻南联盟使馆，是对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公然挑衅，这会使中美关系出现严重的倒退。可历史的车轮总是向前的。
回眸中美关系史，有一位崛立于美国汉学界巅峰几十年而不衰的泰斗不能遗忘，他就是从1929年起就把全部精力奉献给研究中国历史、文化、思想以及中西关系的学者费正清。在某种程度上，费正清这三个字就意味着美国的汉学研究。他的卓越研究成就，早使哈佛大学在他退休时即把“东亚研究中心”改名为“费正清远东研究中心”。1991年9 月12 日上午，费正清亲自将平生最后一部书稿《中国新史》送到哈佛大学出版社，下午心脏病复发，两天后去世。
费正清是美国中国问题研究事业的“教长”或“前辈”，他除了自己孜孜不倦地研究19 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的政治秋序、社会、经济状况等反映传统中国性质的命题以及中国与西方交往的外交史和制度史等，还在哈佛大学授业培养了数千名大学生，并把滋润着他的研究思想的博士生输送到美国和国外的100 多所大学去任教。
1932年2 月，接受了哈佛、牛津正规学术训练的费正清伴着日本军舰与岸上中国炮兵的对射，乘船抵达吴淞口。仅在一周后，日军在上海登陆。费正清赶往北京。三个月后，他在西总布胡同21 号租了一套华丽的住宅，准备迎接新娘费慰梅的到来。他俩是在皇城根结的婚，蜜月带着童话情调：“我带着费慰梅沿着皇宫的路回家，乘车穿过宫殿的大门，经过充满地方色彩的1/4 英里路程，黄昏时抵达我们居住的胡同。……在烛光下，我们甜美而亲密地就餐，屋外传来中国人举行婚礼的笛声和铜锣声。……仆人们没有时间去增添烦恼，他们念咒召鬼，沉浸在消磨时日的幻想里。我们就置身在这样的语言和城市之中。”
在中国四年，费正清夫妇到过许多地方，查阅档案，观察农村，调查出土文物。他们结识了许多第一流的学者：蒋延铺、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钱端升、章士钊、陶孟知、陈岱孙，以及物理学家周培源等。费正清看到，一个面目可憎的东方强盗正在撕咬蹂确着一个早已衣不蔽体只剩下文化的巨人。事实上，正是这博大精深，不会衰落的文化和那群维系着灿烂文化的开明学术精英深深吸引了费正清，使他开始把近代中国研究作为一个专业课题确定下来。因为透过近代，上可以更充分地认识中国的古老文明，下可以历史地阐释中华文明何以到了近代就开始没落，政权凋败，社会堕落，人民贫穷。他对腐败的国民党的前途表示怀疑，甚至认为，倘若日本扩大侵略，“农民将会默默地欢迎他们，因为农民的处境不会比现在更坏”。他当时并不看好毛泽东领导的共产主义革命，主张美国应为了自身利益尽早在亚洲参战。
1942年9 月，费正清以国务院文化关系计划联络官的身份第二次来华，主持美国新闻处的工作。以后于1945年10 月到1946年7 月又在战后中国逗留九个月，“对中国人民和美国的对华政策来说，都是希望与灾难交织的时期”。中国岁月使他认识到国民党政权正在丧失民心，走向自我毁灭。除了政权腐朽，经济崩溃，“文化法西斯主义”该是个罪大恶极的凶手。费正清就曾为著名文化人遭受迫害而奔走声援。他想努力培养和营造一种文化国际主义精神，这就要求美国不仅向中国提供杭战所需的军事和技术援助，还要干预中国的教育，以求建立“我们之间共同的基拙，从而使我们能有一个更为积极的共同价值标准”。这一想法很天真，并不比早年硬要把基督教的文化精华移入孔教中国的传教士更高明。倒是他同样基于有点文化沙文主义的长远考虑更实惠，他在后来主张美国在与独裁的蒋介石交往的同时，还应明智地扩大与共产党人的交往，培养和鼓励共产党代表的群众运动，“按照我们的方向来发展，我们才能获得更大的好处”，否则中共将完全投入苏联的怀抱。
费正清有许多关于美国对华关系策略的建议和报告常被送达总统手中。但正如他所说，中国是美国的价值观与其他价值观冲突的战场。他的价值观也同样在中国受到挑战，看来是文化的价值决定人的信仰和行为。从这个意义讲，中国和美国的冲突在实质上一直是文化的冲突，文化的对杭。费正清以为，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中国人真正把科学和民主结合起来，并应用到生活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的群众中，中国社会就能现代化。但他大概忽略了，当时中国传统文化似乎只可能接受科学，这个过程有时也相当缓慢，而对于民主，那根本是不可以上堂的。有家长在一言堂就行，民主是多余的不速之客。费正清由此判断，国民党气数不长了。
当他通过接替萧乾主编《大公报·文艺》的杨刚，接触到同样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共人士，先是龚澎、乔冠华，后有周恩来、叶剑英，并与左翼知识分子郭沫若、茅盾、胡风、周扬等，以及孙夫人宋庆龄交往以后，便为他们的正直、热忱和叶待事业充满自信的忘我精神所感动。尽管当时他并未阐明或暗示美国应当放弃贪污、腐败、堕落的国民党极权政权，但他已感觉到，这些能讲极好的英语，并理解西方思想，甚至像现代美国自由主义的民主主义者那样行事的共产党人，将是一支不可遏制的理想主义的力量——中国革命进程中的领导力量。他不欣赏马列主义，也不了解延安正发生着什么，但他钦佩那些由燕京一清华大学生组成的有点像上个世纪宗教社团的进步团体和共产党人。最后，正是这些人在土地和农民问题上获得成功，并团结民族主义以及社会变革诸力量，取得了共产主义革命的成功。费正清回国后，一直关注中国问题研究和中国国内的政局，惦念着那些常和他通信的老朋友：梁思成夫妇、老舍、张奚若、费孝通、钱端升等。通过他们，他了解到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投奔共产主义事业，对国民党完全丧失了信心。；1949年5 月23 日，钱端升致信费正清：“……你的政府越早以实事求是的方式和态度来看待我们的新政权，它就越容易能够采取一种可行的而且彼此有益的政策。这是你面临的任务。”
从这时起，他真的好像负了一种使命，开始公开发表演说，谈论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交往的好处，主张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让其进入联合国。1949年秋，他进而坦言：“从中国老百性的观点来看，根据现在的中共政权迄今为止的表现，用中国人的思想方法判断，它有望成为中国近代以来最好的政府。”“我认为，共产党政权对中国人民作出的承诺，要超过现存的国民党政权所要做的。”
不幸的是，历史的经验和判断常常难以改变政治，而政治的失策和臆断却往往改变历史。冷战开始以后，中美两国各自经历了这种怪诞而又奇妙的轮回。麦卡锡时期，费正清未能逃过现代极权主义的垂爱，被指控为“老牌的共产党的辫护士。”他那些中国知识分子朋友却不比他幸运甚至更糟，他面对莫须有的罪名还能在听证会上辩白，而他的中国朋友一经划定右派，等着的就只有“牛栩”和劳动改造。
作为历史学家，费正清的许多判断是准确和有预见性的，他认为“中共显然不会是莫斯科的傀儡”； “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是民族自决问题，而非外来侵略问题。”另外，他始终认为美国支持流亡台湾的蒋政权得不偿失，因为“从长远来看，对我们来说，与中国大陆保持和平要比台湾更为重要。”尽管费正清的中国史观也会因世界格局或政治事件的改变、发生而出现转变，但他“藕断丝连”的中国结是解不开的。他一度承认对中国的军事遏制不可避免，却始终寻求努力创造一种以接触替代遏制的局面。越南战争尚未结束，他就已经向美国政府陈述，可以通过旅游同中国接触，取消贸易禁运，进行交流，并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不仅需要历史学家的识见，更得有点军事家的韬略。他这时已经清楚，美国人在对华政策上，是吃了好战和反共的亏。所以他要让美国人知道，了解中国，认识中美关系的历史，会使他们得到一个更安全的未来。
1972年6 月，费正清和费慰梅接受周恩来之邀请，作为尼克松访华后的第一批尊贵客人到了北京，与周恩来举行了会谈。此时距他们在重庆的初次见面已是遥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