刮蠼猓�10 亿人作概括性论述需要许多说明，但是，这两本书所描述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失望情绪、所受的压力和不快，都是两位作者亲眼所见或亲身感受到的事实，它们反映了一种普遍存在的情绪，而这种情绪并不是在人们了解了它的根源以后就能消除的。
中国人的精神状态对我们有直接和现实的影响，它能影响美国的政策和我们的关系。对那些支持人权并把它当成一种世俗信仰的美国人来说，中国一直是个大问题。从1840年到1943年整整100年中，根据英国炮制的不平等条约，我们在中国享受到种种特权，这些条约还使在华的美国人享受美国法律的保护，这种治外法权现在已被中国人视为不折不扣的帝国主义。现在看来，它等于是美国人要求在中国享有我们在国内享有的民权——享受个人自由、占有财产和甚至通过传教士表达自我的合法权利。这种民权就是自由主义的信念。当前中国的国家和社会对个人进行控制的情况，清楚地说明中国缺乏法制一自由传统。那些受到毛的革命迫害的中国人，只能受到据说是由党组织代表的群众在道义上的判决，而不能要求更高级的裁决。这样，中国整个知识阶层都成了毛及其追随者所痛恨的压迫者。我想，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过去的科举制度，把知识界与统治者联系在了一起。
我们的结论是，我们面临着美国和中国两种不同社会秩序之间的斗争，但在得出这一结论之前，我们应该记住（就像我们的传教士在中国享有治外法权的100年中所看到的那样），中美两个社会各有长短，任何一方都不单独享有廉洁、理智和高效率。中国当前的领导人邓小平原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主要受害者，而今他是一个主要的幸存者。我们希望邓先生及其同事采取建设性措施，并像古代儒家及改革家常做的那样，实行改革计划。
同时，我们自己也存在领导人的问题。如果我们降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尊重，那就意味着原谅了里根先生在竞选时有关改善对台关系的讲话，这样，就会制造出不必要的麻烦。当前的邓小平政权非常需要智力技能，而同美国进行交流能获得这种技能。巴特菲尔德和伯恩斯坦碰到过许多想要逃往国外，以摆脱国内枯燥、千篇一律的生活的中国人。但是，通过电视和口头宣传的美国生活方式，既可能引起对中国现实的不满，也可能引起对美国强烈和不利的反应。我们也许会由于我们常犯的疏忽毛病而再次成为中华民族的敌人。毛发动原本死气沉沉的农民群众参加政治活动的做法，触发了反对知识分子、反对外国人的狂热，而这种狂热现在仍然存在。北京在向前迈进时，不得不考虑到那些从小就知道美国是头号帝国主义敌人的群众和党内知识分子。也许，对中国的爱国者来说，现在最让人感到恼怒的是：在毛的领导下，中国人真正站了起来，他们能自由自在地干革命，但随后又给自己带来了灾难。这确实使人丢脸，把这些完全归咎于“四人帮”无疑是自欺欺人。中国人是按毛的指示办的，是毛把一切都搞糟了。人们总有一天会发现，像所有的伟人一样，毛在领导群众前进时总是走在前面。现在，中国必须面临一个自相矛盾的现实：中国曾经是一个强国，现在却很穷。为什么会这样？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至少能得出一个结论。对里根先生来说，如果同台湾关系“升级”，取消尼克松和卡特促成的正常化（由于这种正常化，美国同北京建立官方关系，而同台湾只保持非官方关系），这只会有利于邓小平的潜在对手。台湾的境况很好，并未因卡特与北京实行关系正常化而遭受损失。台湾当局当然欢迎里根先生这种过时的情感，全然不顾内战已在1949年结束这一事实，仍然称自己为“享有主权的中华民国”。台湾还开展了广泛的公共关系活动，重点是向美国各州和各城市的领导人做工作，通过派遣代表团、免费招待客人、召开会议和派官员访问等方法，加强友好关系。台湾每年向美国派1．7 万多名留学生，是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留学生人数的一倍。我们力图同所有的中国人友好，并且有时天真地为能同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保持密切关系感到高兴。但台湾与里根共和党人更为密切的关系，导致北京发起了反攻。北京感到有必要对我们武装台湾提出异议，这不足为奇。
如果我们不制止这种倾向，那么双方相互间就可能意外地产生严重的失望情绪。倘若中国的生活已变得像巴特菲尔德和伯恩斯坦所说的那么可怕，那我们就应该谨慎行事。中国的群众不一定富有理性，他们可能是沉睡的猛兽。不过，他们也可能对我们持有同样的看法。我们如何才能防止这一不祥的前景？
中美两国通过友好接触解决问题的做法，最初是由一个常驻北京的记者家庭提议的。在《10 亿：中国纪事》一书中，杰伊和琳达·马修斯对中国抱有既同情又批评的态度。这种不偏不倚的态度，无疑反映出这两位作者一起在中国生活的经历。琳达·马修斯曾任《哈佛深红色》① 第一位女主编，后来又获得法学学位。最后，她成了《洛杉矶时报》北京分社社长。杰伊·马修斯也曾是《哈佛深红色》的记者，但后来转而研究中国问题，获硕士学位，后来又到《华盛顿邮报》工作，最后成为该报驻北京分社社长。他们俩结了婚，有两个孩子。因此，他们之间既有合作，又有竞争。他们作为一个家庭在中国生活，便具备了探索周围社会每一个角落的优越条件。
① 哈佛大学校刊——译注
他们所抱的友善和不偏不倚的态度，首先表现在书的结构上。此书真正是新闻工作者为掌握众所周知的“中国文化”这个难以捉摸而又无处不在的实体所作的努力（据我所知，这是在这方面所作的效果最佳的努力）。这一实体也正是使中国人运转起来的东西。这本书的第一部分强调了构成中国人行为基础的集体感和办任何事都需要的关系。“做中国人……等于是相互承担义务——数十亿个小关系构成了一个大整体。”接着，作者描写中国普遍存在的历史观念，这与美国人着眼于今天的观念大相径庭。最后，他们还解释了中国人是如何通过人与人的关系，特别是通过工作单位确定各自地位的。这种确定个人地位的方法，是孔子五常的结晶。五常是孔子用以把个人及其家庭连结在一起的一种手段。
此书的三个部分首先描写作者所说的“10 亿”，即中国人民拥塞不堪的生活；接着是组织中国人民生活的“制度”；最后是“出路”，也就是使中国人在其制度下得以生存的消遣活动。这一结构使马修斯夫妇得以讨论许多城里人的日常生活；但他们只同少数几个十分富裕的乡下人谈过话。他们记录下许多谈话和许多人的经历。在题为《工作》的一章里，他们描写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人们进行鼓励和刺激方面继续存在的困难；《语言》一章谈到为改革写作，并使之更有效。在描写性关系的一章里，作者描写了中国人缺乏隐私和性知识的情况。典型的例子是，女孩子们害怕接吻会导致怀孕。他们写道，革命“只革到卧室门口”。在这方面，中国要走的路还很长。同时，婚姻本身仍然是相当牢固的，是经过周密计划并实际上持久不变的。另一方面，中国人生孩子的特长面临一条新法律：北京的宣传栏说“一个就够了”。对中国人来说，这伤害了他们作为世界上惟一的10 亿人口大国的自豪感。
书中有关“制度”的章节，描写中国人是如何通过送礼、走后门等方法，战胜这一制度的。新闻是政府垄断的，但臾泊万份限制发行的（（参考消息》刊登的是外国通讯社的消息。这些消息能把“信息反馈给中国人民”。考试制度彻底恢复，500 万年轻人可以参加考试，每20 个报名者中有一人能考上大学。200万大学生（这个数字尚未达到）只占人口的0．2 ％。和过去一样，受高等教育的人仍然是极少数，是社会的精华。高居显位的人能享受许多特权。
马修斯夫妇还描写了当局对不同意见是何等敏感。，他们相信政府需要知识分子的支持，在限制知识分子自由权方面一定会谨慎行事。不过，“法律”仍像过去一样严厉，罪大恶极者仍然要判死刑。“（西藏东北面的）整个（青海）省可以说是一个监狱殖民地。”就像在苏联一样，劳改营为政府可靠地提供了“廉价劳动力，这些劳动力还可由政府在国内随意调动”。新的法律制度还远远没有克服不公正行为。
最后一部分——《出路》——描述了一种复杂的状况：拥挤、官僚主义化和警察专政等现象，不但被中国的烹调、戏剧和书画篆刻艺术、电影、音乐及文学所缓和，而且还被斗蟋蟀、赌博、打赌、体育等“娱乐”所减轻。两位作者还详细描述了相声中的笑话（相声是巾国的又一特产）。马修斯夫妇还报道了“人们对物质利益和民主的强烈向往，同当权者（他们可以借鉴历史统治者数百年的掌权经验）顽固压制不同意见，两者之间无时不在的斗争”。他们认为中国人已到了“政治动乱……崩溃……绝望的边缘，他们的自尊心和信心……到了临界点”。然而，他们知道如何在现行制度下生存。中国人“痛恨一些人是自觉的，而大部分人几乎是不自觉的）政府体制的压制和干扰，但是宁愿施技巧战胜政府，而不直接去挑战”。
总之，中国人生活在复辟了的官僚主义国家的统治下，这一国家统治是由全体国民的集体精神认可并通过现代技术实施的。正是在这一困境中，中国人实践着我们可称之为隐秘的、小规模个人主义的东西，这种个人主义的自由只涉及与集体无关的小事。西方人信仰的是受法律保护的公开个人主义，这种公开的个人主义在目前表现为我们对人权的关注。对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来说，这种对公开个人主义的信仰比基督教可能更有吸引力。但是，甚至连他们这些人在目前也不得不把国家的整体利益置于个人权利之上。由于我们美国人正设法摆脱电脑的控制，因此我们感到在某些方面与中国人有共同之处。
此篇评论的是福克斯·巴特菲尔德所著《苦海余生》（纽约，时报出版社，1982年）和理查德·伯恩斯坦所著《来自地球中心的报道：对中国现实的探索》（波士顿，小布朗出版社，1982年），发表于1982年5 月27日的《纽约书评）；杰伊·马修斯、琳达·马修斯所著《10 亿：中国纪卒）（纽约，兰登书屋，1983年），发表于1984年1 月19 日的《纽约书评》。
25 仍然面临“两个中国”
中美关系现在处在蜜月阶段，然而展望未来和回顾过去，对我们显然也是必要的。我们很清楚，中国过去每隔一段时期就会醉心于马克思主义，而美国则强调反共。那么，我们能希望中美关系的蜜月持久下去吗？吉米·卡特和邓小平是要两国永世友好，还是只不过开始了一种既爱又恨关系的新周期？中国的革命能和美国的即兴表演和睦相处吗？
美国在1893年至1976年毛在世期间，曾在中国革命中扮演过角色。在1899年至1900年间帝国主义列强侵人中国后，我们宣布了门户开放政策；1912年，我们欢迎中华民国突然实行议会政体的尝试（这一尝试失败了）。当中国1923年开始实行政党专政时，我们把这一政策归咎于赤色分子，并最终支持蒋介石和他毕业于威尔斯利学院的夫人及其哈佛大学毕业的内弟实行的反赤色分子的一党专政。毛后来称我们为帝国主义剥削者，指责我们支持“封建反动派”。他们讲的封建反动派，指的是私有财产、特权和特权阶层。今天，我们再次成为享有特权的旅游者和外国投资者（后者还帮助中国搞现代化的人制造新的技术特权阶层）。历史会不会重新让我们陷入泥潭？
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现代化计划，是中国为解决如何从城市管理农村这一古老问题而采取的最新变革性方法。中国的农村现在有8 亿人口，而城市只有2 亿。到2000年，不管四个现代化是否能实现，中国农村的人口都可达到10亿，城市人口增加到3 亿。粮食和行政管理仍然会是大问题。美国人更习惯于农庄，而不是村落，而且美国的农村一般都成了市郊。因此，美国人只能在脑海中设想中国的情况。人口的压力在经济、政府和道德方面带来不少复杂的问题，包括人权方面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对我们来说都是极为陌生的。
如果我们重复30年代同国民党中国打交道时的做法，只是在城市做生产、搞投资、办教育和旅游，那我们就可能会再次对农村的情况感到吃惊、困惑和愤怒。中国的农民不会像我们的农民那样消失到城市中心去，他们在美国独立前就已经在农村呆着了，而且毫无疑问还会继续呆下去。现代变革才刚刚开始触及他们。周、邓的现代化讨一划正寻求我们在培训、设备和合资企业方面进行技术投资。我们不能再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所熟悉的广州、上海和北京等城市了，应该多考虑我们尚不了解的农村。如果向中国提供帮助时很盲目，只了解他们用英文告知的情况，而不了解中国朋友的困难与问题，那就会重蹈40年代的覆辙，在中国造成另一场美国灾难。
我们现在同意，台湾是一个实行自治、拥有武装的省份，而且从长远观点来说北京对它拥有主权。因此，持续30年之久的两个中国问题已经解决。但是，我们现在又面临另一个“两个中国”的问题，即城市中国和农村中国的问题。中国革命并未结束，它实际上可以分成两个革命：社会革命和技术革命。这两者有时一致，有时冲突，因而导致了总是让我们迷惑不解的政策上的曲折，这些曲折正像人们所说的“两条腿走路”一样，是革命进程中必有的现象。
毛泽东的社会革命，旨在把农民从二等公民的地位、无知和缺衣少食中解救出来，它试图消灭由享有特权的知识分子、官员、商人、地主和一切城市剥削者组成的旧的统治阶段。但是，在发动农民实现这一平均主义目标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对毛的高度崇拜，就像对某种民间宗教的信仰一样；毛晚年的追随者（以所谓“四人帮”为首）最终成了反理性的教条主义者。正如加尔文派教徒清除原罪那样，他们以“政治挂帅”，对“资产阶级倾向”发起攻击，反对物质刺激，认为物质刺激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其结果是既不办教育，也不搞生产，导致了经济停顿。“四人帮”被粉碎后，中国又改变了路线。
在邓小平领导下，旨在把现代技术应用于中国生活各个领域的另一场革命，现在正在进行，我们应该帮助它取得成功。但它到底能取得多大成就，北京是否会把它当作长期的主要国策？这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行为。各种类型的外国人都能在中国找到伙伴。我们的鸦片商曾找到中国人为其推销鸦片，传教士也曾找到乐善好施的中国人。如果没有我们服务总署那些骗钱专家们的帮助，在资本主义美国搞采购的中国人，会真正觉到自己身在敌国。和我们一起吃饭时，他们要用长长的筷子。甚至连住在中国新的大宾馆里的外国游客施舍的10 美元一张的钞票，都能使人堕落。我们尊重可口可乐，它确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