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发现工厂里的工人都不干活，每天的时光都被开会、政治学习耗费了。由于缺少原料，工厂的生产一再延误。梁恒决心实行一项秘密读书计划。此时他49 岁的父亲因患中风，不得不退休。到1976年毛主席逝世时，梁恒已经当了两年农民、四年工人。他给该疏通的人都送了礼，得到工厂的推荐去上大学。1977年，中国恢复大学人学考试，梁恒突击准备了两个月，顺利通过考试（他那个工厂只有他一人通过），进了湖南师范学院，学制四年，毕业后当教师。此事是在1978年2 月，他23 岁。当接到录取通知时，他第一次坐上了汽车。除了没当过兵，他经历了他那一代人所能经历的一切。尽管家里的人分散在各处，他一直同他们保持着联系。两个姐姐在农村结了婚。尽管缺少家庭生活，他终于活了下来，而没有靠共产党收养。他只知道努力工作，给上司送礼，以便走后门。他从不向别人谈自己的思想，但还是保住了自己的知识分子形象。
《革命之子》一书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对爱情故事的描写。这部分一开始便描述梁恒与年轻姑娘们之间的悲欢离合。其中一位姑娘是广州人，他一直与她通信，还到广州去看过她。但是她父亲猜出梁恒的右派家庭出身，义正辞严地警告梁不要再同他女儿往来，这位姑娘被吓倒了。另一位姑娘是梁在火车上碰到的。梁对姑娘家庭内部的问题感到同情；于是，他又去了一趟广州，假冒高级干部对姑娘继父的儿子进行恐吓，因为后者强迫姑娘代替他的亲兄弟去农村插队。最后，在去上海的火车上，他又遇到一位女列车员。这位女列车员当时正设法帮助另一位受冤屈的妇女。梁恒欣赏这种有侠义之气的人，并很快和这位姑娘发生了性关系。这位姑娘不15是湖南省公安厅前厅长的女儿。当姑娘把梁恒带到她豪华漂亮的家中，把他介绍给家人时，她的父亲极为热情。但后来，这位父亲却严厉斥责女儿竟想同一个门第比她低的人结婚。他接着又对女儿大打出手，极力阻止这件婚事。他们之间的恋爱就这样夭折了。
湖南师范学院偶尔也举办舞会，但有人怀疑这样做在政治上是否合适。男生们都互为舞伴，因为这样保险些。突然，1979年春，“我听说外语系的美国教师准备表演舞蹈……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高鼻子、大眼睛的外国人……她看上去跳得如此放松、如此熟练，与中国妇女的舞姿有天壤之别，因为后者总是把身子绷得紧紧的……观看这种自由洒脱的西方舞蹈，真令人大饱眼福！”同年秋天，他写了一篇英文论文，有人建议他去找这位美国教师帮助修改。“我请我最要好的朋友和我一起到她家去，他听后大吃一惊，因为我们如果去找一个外国人，会有人产生种种怀疑，但我告诉他，如果他不去，那我就一个人去。他听后坚持和我一块去，说这是为了我好。如果我以后遭到盘问，他可以证明我的清白。”
他们一起到了美国教师的家。这位教师借给他一些书，还同意以后有空时和他一起讨论文学。他后来独自去拜访她时，发现她能大谈文学、教育、美学及其他问题。“一个只有25 岁的女子居然如此博学，使我感到惊讶……她从来不打听我的政治背景，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之间的友情与日俱增……我开始懂得，她也极为孤独。尽管学校教师和学生对她都很热情，……但没有人敢真正和她交朋友……我本能地感到，如果我能让她了解我，我就能赢得她。于是，我毫无保留地把我过去的一切都详细告诉了她。她听后极为感动，花了一夜又一夜，把我所说的全都记了下来……我感到她对我的感情越来越深，对我也越来越尊重。同时，我心灵上的创伤也渐渐愈合。”
朱迪思·夏皮罗1953年生于纽约，她在布莱尔利学校念过书，1975年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她在普林斯顿学的是人类学，也学了点中文，后来又到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中国研究所继续学中文。1977年，她又在伊利诺斯大学取得比较文学硕士学位，随后便首次到了中国。1979年，她在伯克利取得亚洲问题研究硕士学位后，来到长沙任教。在学了八年中文之后，她对有机会接触中国、了解中国的革命而兴奋不已。在与梁恒的第一次长谈后，她告诉梁，她在一夜之间从他这里了解到的有关中国的情况，比她以前在中国六个月了解的还要多。他们很快感到，两人在一起很投缘。
由于怕别人发现，他们向学院负责人提出要求结婚。尽管当时并不禁止中国人和外国人通婚，学院当局还是劝他们不要这样做。他们严肃地对梁恒说：“你要记住你是中国人。”“你要热爱祖国，要内外有别。”他们说要征求他父母的意见，这突然导致了一场危机：梁恒赶紧和朱迪思一起去见他母亲和父亲，生怕学院当局动员他父母反对这桩婚事。学院当局对此事一直拖而不决，院长的态度是：学生是不许结婚的，如果梁恒要结婚，就必须退学。
最后，朱迪思直接向中国最高领导人、北京中共中央的邓小平提出了和梁结婚的要求。“这在当时——甚至现在——看来都是不可思议的。但是中国最强有力的领导人邓看了朱迪思写的上诉书。一位官员后来悄悄告诉我，邓在读上诉书时不断皱眉头，还说‘当然应该让他们结婚’，然后就在上面写了批示。”这一大胆举动，终于使他们如愿以偿。最后，他们回到纽约。梁恒现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朱迪思·夏皮罗在国务院任翻译，陪同去中国访问或中国来美访问的代表团。《革命之子》之所以成功，关键在于它描写的是梁恒的经历，却由朱迪思·夏皮罗执笔。梁恒只是提供情况，书中的词句都是朱迪思的。写这么一本书需要双方密切和长期的合作，甚至比他们一起生个孩子所需要的合作还要密切、长久得多。我们应该祝贺这对幸福的夫妇。把大相径庭的中文或日文译成英文无疑需分两步走，首先必须完全掌握原文的真谛，但把它“译出来”需要用英语进行再创造。拿《革命之子》来说，所有的笔记和回忆录都是中文的，书中所有情节和谈话都得由两位作者用英文写或翻译出来。他们两人都忠于中国人民的事业，但也深深了解中国领导人易犯的错误和人民共和国所面临的许多令人不快的现实。
这本用第一人称写成的书颇具现实感，读者会从中得出自己的结论。我本人离中国很遥远，而且不是农民。因此，我感到吃惊的是，中国人居然会始终不渝地保持他们在社会中的作用。毛革命的一个既定目标是打破知识分子的特殊地位，而这些知识分子是历代王朝通过官方考试造就和选拔出来的。过去，学识是权力的工具，是进行思想灌输和维护正统思想的关键。然而，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却受到残酷的迫害，这说明毛轻视他们，把他们贬为“寄生虫”。即使这些观点过去有其正确的一面，现在却是完全过时了。毛面临的真正危险，是官员们肆无忌惮的独裁和共产党内的新官僚以及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并反复向别人灌输的独裁主义思想作风。
《革命之子》从底层观察到知识分子和农民的一致，这向我们表明了毛反对的是什么。农民和知识分子都是毛在政治上的追随者。不管农民还是知识分子，都缺乏白己的行为准则，而这种准则是他们与当局持不同意见的思想基础。梁恒的父亲在文学方面有广泛的兴趣，而且“是一位有造诣的诗人、业余作曲家及指挥”。但是，对共产党的忠诚束缚了他的思想。他越是挨整，就越不想对事物作出自己的独立判断。他的知识分子出身与政治上的完全被动结合在一起了，当积极分子无理地批判他的妻子时，他不但不谴责这些积极分子、保护他的妻子，反过来却批判她，并最后和她离了婚，助封为虐。他乐于对人对己采取党要求他采取的行动。他不厌其烦地进行自我批评和自我思想改造，以便脱胎换骨，使自己具备无产阶级思想。然而，当他最后被遣送到农村生产队时，他发现他还是知识分子，是教书先生；农民还是农民，他们随时准备接受他的教诲。他在天刚亮的时候便吹响哨子，召集农民一起学习毛的语录。他成为当地传达上级党组织指示的干部。
他对党的忠诚，从l969年才开始减退。那时，城里的党内狂热分子决心在农村“割资本主义尾巴”，要求农民个人不要再养猪、养鸡、养鸭，以免在农村保留罪恶的资本主义倾向。对梁的生产队来说，这意味着丧失从副业中获得的收人，并导致营养不良甚至饥饿。一位大胆的农民对外头来的一名干部说，他的鸭子是为毛主席养的，他要把鸭子送到北京去，“谁敢杀我的鸭子，那他就是反对毛主席”！这位干部狼狈而去，可梁的父亲还是尽到自己的责任，劝那位农民把小鸭子都杀了。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没有真正捍卫党的政策；他对党的忠诚已经耗尽。
梁的父亲看来是中国所面临问题的具体化身，他极力保持自己的知识分子特征，对权威绝对服从。至于任何与党的命令相对抗的行为准则，他连想都不会想。但是，国家权力以前在村子里不过是表面文章，一点也不引人注目。而现在，国家权力通过党甚至已经影响到农民的鸭子。怎样才能限制国家的权力，保护这些鸭子呢？梁和夏皮罗想要传递的公开信息只有一个，而且这个信息的措辞十分温和：就在梁恒准备离开中国到国外学习时，他认识到：“我是多么热爱我的祖国和人民，…… 在经历了浩劫后，我这一代人明白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道理：盲从是危险的。”
此篇评论的是梁恒、朱迪思·夏皮罗合著《革命之子》（纽约，诺普出版社，1983年），发表于1983年5 月12 日的《纽约书评》，题为《盲从》。
第五章 余波：美国乐观主义的破灭
中国和美国1979年恢复外交关系后，在美国引起一种喜忧综合症，但喜是主要的。邓小平副总理访问了美国；他在得克萨斯州乘坐马车，戴上了牛仔帽。可回到中国后，他对越南发起突然袭击，在中越边境战中对越南进行了中国式的惩罚。
由于事态还在发展，因此我们只能说，对中国所抱有的既钦佩又恐惧的感情尚未消失。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这值得我们支持。但只要认真观察，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的生活中充满了各种丑行。这些丑行与自由主义原则背道而驰，更与过去激进的美国保守主义背道而驰。一些具有开拓精神的美国记者曾到中国作调查性报道，但他们最后都从北京扫兴而归。这些记者试图为我们提供有关中国生活的真实情况。但是，中美两国80年代与日俱增的接触，却增加了美国人过去对中国所怀的感情：中国在旅游方面的特殊吸引力，希望在中国做大买卖以及对中国朋友的品质和中国人的智慧所怀的敬佩之情。目前，我们陷人到一种现实的乐观主义情绪之中：中国有许多弊端，但我们能同它相处。
23 揭露文化大革命的弊端
《中国的阴影》一书是一篇精彩的檄文。本书在1974年出版后，结束了法国对毛的烦扬热。作者西蒙·雷斯的真名为皮埃尔·里克曼斯，是一位比利时艺术历史学家，曾发表过数部有关中国的著作，其中包括《苏仁山：19 世纪中国的叛逆画家与狂人》，一本词集和由中文经典著作译成法文的《孙子兵法》，他还为法文版《孙子兵法》加了批注。雷斯1955年首次访华，并与一位中国妇女结婚（他写的书是献给她的），对中国人的生活十分了解。雷斯后来又在香港住了五年，他在1971年出版的《毛主席的新衣》一书，无情地揭露了“文化大革命”对中国文化遗产的粗暴攻击。这是一位汉学家对“文革”所作的最无情的揭露。
1972年，雷斯在中国逗留了六个月，他住在北京饭店，到各省访问过七次。他参观了许多城市和北京附近的一些旅游点、古都洛阳和西安、河南林县的灌溉工程、山西的大寨大队、湖南毛的诞生地以及上海附近的苏州和杭州。《中国的阴影》一书的主要部分写于1972年和1973年。1973年，雷斯再次到中国，但逗留的时间很短。1976年以来，他又对此书增加了一些注解。因此，雷斯在中国看到的东西，可与大多数观察家所看到的东西相媲美，但他在知识面和表现力方面却远远超过他们。
长期以来，对毛的解剖都极力贬低毛的经济政策；苏联人仍对毛的政治政策感到愤慨，他们不赞成十几岁的红卫兵抨击党内官僚主义者。但是，在毛为作革命煎蛋卷所打破的所有鸡蛋里，西方公众最关注的是中国文化和知识分子的命运。《中国的阴影》谴责毛的文化大革命攻击文化和知识分子。因此，此书揭示出西方自由主义者同毛主义官僚主义者之间的差距。鉴于这两种人都不会从地球上消失，他们之间的区别值得我们注意。首先，对学者的作用，他们的意见截然相反。在1905年前的1300年中，中国的学者在错综复杂的科举制度中相互竞争，实行自我教育，成为政府的驯服工具。中国直到本世纪才出现由批评家、改革家和革命者组成的现代知识界。作为一位农民组织者，毛从不钦佩也不信任这些知识分子的独立思想和独立精神。在他看来，他们仍然表现出古代学者——官僚统治阶级所特有的傲慢。毛同乡下的农民非常谈得来，这使他既反对知识分子，又反对美的东西。与许多神经过敏、权迷心窍的帝王一样，毛把作家和艺术家贬得一钱不值。他的夫人江青在被监禁之前也曾这样做。
西蒙·雷斯也和大多数研究中国的外国人一样，先是被中国文化的魅力迷住，随后又为中国文化的美所倾倒，最后变得越来越欣赏中国文化，而且感到自己也变得充实起来。这样的经历必定使这些外国人产生一种从属感。尽管他们与中国的接触肤浅、有限，但这种接触在每个人的生活中却显得很重要。他们同情中国同行，憎恨中国官僚机构对艺术和文化的摧残，有时还对中国提出西方式的批评，认为中国政治本身就是对政府的背叛和蔑视。
雷斯的《中国的阴影》一开始便抨击中国的旅游业，包括把旅游只限制在十几个城市，让旅游者住高级宾馆、坐小轿车以及“在人民之间发展友谊”而不许个人之间友好等做法。“外国人只能见到8 亿人中的的人左右……，而这些人的工作就是接待外国人。”他认为，外国人享有的特权使他们与中国人隔绝，并把这些特权称做“帝国主义一殖民主义旧时代的可耻遗产”。他嘲笑那些“驯服的访问者”，因为他们从不和中国人一起乘坐公共汽车，也从不在街头小摊吃面条。他们“随遇而安，住在阴暗的宫殿中，把自己与世隔绝，对中国人的音容笑貌不闻不问”。由于这些“旅游者对中国一无所知，因此他们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到惊奇”，甚至对多年的第二把手（刘少奇）突然成了叛徒，毛长期的机要秘书（陈伯达）原来是个骗子以及毛的第二位指定接班人和“亲密战友”（林彪）出乎意料地试图谋杀毛等问题都不感到吃惊。雷斯也描写了那些受到冷遇的外国人，包括被当成间谍而受到骚扰的记者和集中居住在北京的外交官。“旅游者……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是被关在笼子里搬来搬去；而那些必须呆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