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我们该怎样处理这两个相对立的矛盾体呢？保知想想，“一个中国”的原则只是为巧妙地操纵那些单纯的野蛮人而使用的中国古老谋略中的一个。我们的关系如同小说中的三角恋爱：每位小姐都说“只爱我一个”，并要我们抛弃另一个。基于这一点，在1 / 4 世纪里，我们否认了人民共和国的存在，同越南关系紧张。此后，北京希望我们彻底反过来，否认我们长期的盟友和被保护者的存在。但美国的世界是多重的，不能满足每一个中国政党。
构想的使用
从1895年至1945年的50年间，台湾一直是日本的殖民地，只是在中国共产党接管大陆时，才处在国民党的控制之下，指出这一点对于“一个中国”的神话，面子上是不大光彩的。日本殖民主义者尽管没有发展台湾的文化生活，但发展了它的经济，美国此后的援助，也扶持了台湾的经济发展。总之，来自中国大陆的内地人还有台湾人所开办的企业，创造出现在的高生活水平和在国际贸易中的生产能力。作为海上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因其高度资本化和出口型的工业，已变得不大容易被新的大陆社会所同化，实际上是消化不了。
至于台湾的独立，除了从未以国民党政府实际替代者的面目出现过的地下台独运动分子外，没有哪个中国人会支持这种想法。中国的爱国者根本不想分裂中国的国土。台湾独立不仅会使北京一华盛顿的和解恶化，而且也是对北京的公然挑衅，对此，北京绝不会漠然处之。总之，来自太平洋彼岸与中国有截然不同政治思想的美国人，即使在帮助制造一个并不统一的局面时，也不得不接受中国传统的关于中国统一的思想。
这就迫使我们借助于一种构想。我们无力使台湾回归到大陆的控制之下，因为台湾是一个能独立生存的政体，它装备精良，经济发达，并且积极而坚定地抵抗北京政府的征服。要想扼杀这样一个政体将是徒劳的。由于我们用不着把“一个中国”当成我们政治信念的基本条款，所以我们没有义务打破台湾同大陆的分裂状态，但另一方面，由于我们同台湾的长期合作，在道义上我们颇有责任使它维持下去：对国民党政府约半个世纪的承认（自1928年）以及对海岛王国l / 4 世纪的支持（自1950年），产生了思维的延续性和不能摆脱或是不能轻易丢弃的友谊的纽带。台湾社会毕竟是我们的世界的一部分，它正通过贸易、文化、教育和其他途径，同我们越发紧密地连结在一起。我们有许多相同的观念和宪法机构，破坏这种关系既不可行也不人道。然而，我们同幅员辽阔的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在外交、贸易、旅游和互派科技代表团方面获得稳步发展。北京接待了越来越多的美国公民（其中2 / 3 带有中国血统），安排他们做为期几周的游览。放弃同大约占世界人口1 / 4 的人民进行交往，是不负责任甚至是不道德的，而且，这个政府具有核威慑力。没有北京一华盛顿的合作，人类未来的和平将难以保证。当然我们对苏联也表示关切。至少，我们要使同中国的接触同与苏联的接触程度相等。
正常化
幸运的是，北京与台北在台湾归属问题上的兴趣有所不同。中苏关系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矛盾时，与美国的分歧就成为次要矛盾——包括美国在台湾的插足（ “占领”）。事实上，就现实政策而言，美国在西太平洋的继续存在，是为中美和解局面所接受甚至是所希望的，只要它维持稳定（即抵制苏联的扩张），且不触犯中国的长远利益（如对台湾的主权）。这样，北京理论仁的长远利益就与台北实际的短期利益不同了。我们也就可以从夹缝里溜过去。
以上考虑把我们引到了“正常化”的来龙去脉上来。让我们从理论和实践上把我们的政策作一区别。既然接受“一个中国”的理论，那我们除了以协定的形式承认北京对台北享有主权外毫无办法。如果像中国人那样做一个现实主义者，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接受过去80年的既成事实，即台湾有一个游离于大陆的政府，我们姑且称之为自治，而且看起来无论我们怎样做，它都会长期保持这种状况。基于这点，我们可以断定，北京对台湾的主权是一种延期兑现的主权。原则上，我们任何时候都承认这种主权，而实际上却徒有其名。至于我们的经济关系，如果我们对北京的承认使其在同美国的贸易上获得最惠国的地位，那么在“一个中国”的信条下，我们可以推断，这种最惠国待遇同样适用于台湾。这样我们在处理同北京关系的其他方面时，只要是在“一个中国”的名义下，就能很自然地主张给台湾以平等待遇。当然，有许多法律程序需要解决，以便使台湾的贸易和交往以其原有的方式持续下去。然而，这是美国人的事，它关系到我们所制定的规章制度，但法律的圆滑能使我们得到所需的方案（1980年初，美国国会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就是所需的结果）。
日本把在北京的贸易使团变成大使馆，而把在台湾的大使馆变成贸易使团，这种日本模式为我们铺了路。日本的经验为我们树立了调整法律一经济程序的榜样，在1972年通过有关三方间的艰难协商才找到这样的解决办法。法律的构想使日本在台湾必要的领事功能继续得以执行，并使其在台的贸易、旅游和继续投资成为可能。
当然，日本模式缺少的主要是安全条约，而我们针对台湾的军事部署才是问题的关键。台湾的安全及我们为台湾提供的安全保障的可靠性，对日本有直接的吸引力——是我们的防务承诺保障着日本的发展。
按照1972年尼克松一周恩来的声明及以后的允诺，美国答应削减和从台湾撤回美国军队，但并未提及在菲律宾和冲绳的美军基地。从苏比克湾到台湾并不很远，而且美国单方面声明将保护该岛不受攻击，这具有永久的可信度。美国的义务不再是保护一个已不承认的政府，而是保护一个区域，同时还要避免触犯北京有关主权的思想，我们单方面允诺的．只是“保持西太平洋的稳定”。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应以尽可能少的官方意识来理解，我们认为，如果有必要，第七舰队仍会巡护台湾海峡。
同北京进行艰难地或许是非正式地商讨，也许能解决向台湾军队提供军援的问题。但作为一个向半个世界提供武器的国家，通过第三方或其他途径对台湾进行某种形式的援助不是不可能的。
要解决这个问题，法律构想必须相当成熟。我们可以要求，在承认“一个中国”的条件下，有权向驻京使馆所不及的地方派遣领事。或者，我们让驻香港的总领事馆对其附近的岛屿享有管辖权。我们早先同中国做生意的商人，充当了以商业利润为报酬的领事。国际法中有许多在特殊环境下产生的特殊解决方法。
这种正常化的设计，把我们从在一场尚未结束的内战中疏远一方的境况中解脱出来。它不会解决北京和台北间的军事对抗，而我们那份虽经掩饰却是真正保护台湾的承诺，仍会使我们介人中国的政治。但更明确地承认“大陆中国”的存在，不再充当中华帝国古老的“一个中国”神话的奴隶，将是向现实主义迈进了一步。它使我们能自如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双方共同关心的关系全球生存的议事日程进行磋商。台湾的稳定相对于更大的目标，只是一个开端。
所有必要的能解决我们继续保持与“大陆中国”以及西太平洋上“海上中国”关系的创造性的安排，应以一种务实的和不给人难堪的态度来对待。这些必要的法律构想，相对祟高的政策、原则而言，是低层次和次要的，只是给双边关系带来了某些方便。我们同北京未来的关系，应以北京所得到的具体好处来说明其正确性。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将证明，彻底放弃同台湾可能保持的关系是值得的。不管法律构想是否可行，没有谁能威胁今天的人民共和国或中国人民的长期利益。我们老是把它们的存在解释成一种对“一个中国”伟大理想的必要反应，而这并不是一个可操作的事实。
有一点是基本的：从正常化退回来，将是向上个世纪潜伏着可怕战争危机的帝国主义的倒退。说得实际点就是，虽然我们承认“一个中国”的思想，但我们不能接受任何一方，即北京和台北的中国朋友所提出的“一个中国”的要求。如果我们永远不能从中国的内战中坐收渔利，那就必须在北京为台湾安置的自主权（延期的）和台北的自治权（有限的）中选择其一才能得以解脱。这样才能保持西太平洋的稳定。
第四章 文化大革命
1979年，华盛顿——北京关系正常化，正巧在这一年，中国人开始揭露1966年至1976年10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真正令人战栗的罪恶。
我们听到过有关那个年代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官员的迫害、折磨及破坏，但形势的变化已经改变了反毛主义者。最新的、有价值的研究报告促进了国外的研究工作，使我们能更详尽、现实地了解人民共和国发生了什么。这里评论的是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的学术著作，他研究了“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同时威廉姆·辛顿、凌恳和梁恒也以第一人称记录了他们的亲身经历。
18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20 世纪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是中华民族的复兴。直到19 世纪9O年代，在世界范围有影响的古代王国中，中华帝国一直是最稳固的一个。这个帝国现在已演变为被称作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它强加给中国公众的政治秩序，缺乏我国公民所享有的那种自由权。毫无疑问，旧中国对专制主义实行了某种限制，但这种限制在复兴的国家中如何起作用，尚不能确定。现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正在减弱，而且已从报纸头版中消失。学者和记者正对毛在这场革命中的专制地位以及新秩序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生活质量，作出成熟的判断。许多中国人就像遭龙卷风袭击的幸存者一样，一直搞不清自己究竟受到了什么打击。但至少在目前，一连串的回忆以及与局外人较轻松的接触，使我们对这场革命有了更加’清楚的认识。
早在2O 世纪50年代末，毛的大跃进就使我们，特别是冷战时期的美国人难以理解。1960年，《中国季刊》在伦敦出版，成为对毛的革命进行学术讨论的先驱。《中国季刊》首任主编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花了8年时间，才使这家杂志出了名，随后，他又相继在哥伦比亚大学和伦敦的皇家国家问题研究所潜心研究“文化大革命”的起因。毛在1966年至1969年间先是打破继而又重建他所创建的国家政体的做法，震撼了中华大地，使世界人民感到极为震惊。因此，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可与1789年和1917年革命相媲美的伟大革命。在这些革命中，政权都被解散，然后又重建。麦克法夸尔先生所著三部曲的第一部题为《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年》，此书于1974年出版后，麦克法夸尔作为工党代表，当过5年议员。他说：“7O年代英国的温和社会主义，远不能与中国的空想共产主义相比。”然而，他在议院的经历，显然使他更加深刻地理解了领导人与追随者、意识形态与政策以及——用他自己的话说——“政客与官僚……良心与妥协”之间的相互作用。三部曲的第二部与他撰写的描述1914年战争起因的外交史杰作（这些杰作在通讯极为发达之前是不可能出现的）一样，使用了大量有关何人在何时、何地说过何话的材料。麦克法夸尔仔细研究了在毛的最后10年（1966—1976年）中出版的大量出版物以及后来的平反工作，找出了导致灾难的毛主义政策的根源及变迁。世界上尚无人对大跃进做出过如此精辟而又全面的总结。
毛主席的弱点是，他总想干自己最擅长的事——发动群众对现状发起冲击。其结果是三幕悲剧：第一幕是1957年的反右运动，把中国的许多开明人士和专家打了下去；第二幕是1958年至l 切刃年的大跃进，使经济遭到破坏；第三幕是1966年后的文化大革命，对知识分子和中国共产党进行冲击。毛在1956年后的全面影响，毫无疑问是使中国倒退了，尽管在此期间中国也取得过一些成绩。中国共产党现在也同意这种看法，尽管这使它感到难堪，但这种看法毕竟是正确的。现在当政的毛的受害者们的地位已十分巩固，完全可以对这段历史作出判断。
麦克法夸尔先生对中国的决策过程，作了专门而广泛的剖析。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都十分繁忙，总在各地巡视，却不断相互磋商。当他们看到，中国农业无力支撑苏联式的重工业化，便于1958年初到各地视察，制定了使用中国最大的财富——人力——来取得中国式的突破，实现经济现代化的计划。1958年1 月，毛首先在上海附近的杭州同地方官员磋商，随后相继到最南部的广西、广东，然后回到北京；2 月，毛去东北；3 月，到了西南部的四川；4 月，毛视察中国中部的武汉和长沙，后来又去了广东；5 月，他回到北京，和他的副手刘少奇一起正式发动大跃进。
在这些磋商会上，毛和他在政治局的同事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使麦克法夸尔得以持续追踪其政策发展情况。他发现毛总是处于主导地位，力主进行带冒险性的巨大创新。例如，公社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刚成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在1957年每社平均只有164个农户，不足以动员所需人力修建水坝、大堤、水渠和其他水利设施。为此，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始合并为更大的组织。1958年的磋商会是鼓励这一作法的，但当时并未替这些组织命名。
1958年4 月，河南省27 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把所属9369个农户组成一个严密的劳动组织。同年6 月，毛突然开始要求把公社作为中国的基本组织，把“农业、工业、商业、文教和民兵合为一体，即全民皆兵”。到8 月底，政治局在海滨胜地北戴河召开会议，在经验尚不足的情况下，把公社正式作为建设中国新农村的多功能万人大军。正如麦克法夸尔所指出的，他们完全忽视了这一乌托邦式的跃进“在意识形态方面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影响”。因为这一跃进使中国人民生活公社化的程度，在共产主义世界是史无前例的。莫斯科后来谴责了这种做法。
毛及其同事在1958年夏天染上乌托邦狂热病，也有国际上的原因：赫鲁晓夫于7 月31 日会见毛，两位领导人未就两国海军在中国沿海进行合作达成协议。8 月23 日，毛独自决定开始对金门岛上的国民党军进行炮击。此举加剧了苏联与美国之间的对峙，葛罗米柯飞抵北京，在毛放弃收复金门的冒险计划后，苏联人才公开表示愿意支持中国。但是，“莫斯科和北京相互怨恨的种子已经播下”，毛和他的同事更加相信应该自行其是。
乌托邦主义很快占了上风。在金门问题上的让步，被一场巨大的“全民皆兵”运动所掩盖，这场运动的目的是组织民兵。到1959年1 月，中国共武装了2．2 亿人，但这些人有武器的不多，有弹药的更少。同时，人人都享受“供给”制，在食堂吃饭，人人都自愿做工，而不需领取物质主义的“资产阶级”工资。教育必须与体力劳动相结合，工厂必须与学校相结合，以便培养刘少奇所说的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这种全国性的狂热病，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