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才有印刷的书籍，才开始寻求合格的官员，这意味着，毛泽东革命思想的核心“为人民服务”，就是要建设农村，为生活在那里的人民服务。建设国家和发展工业是一个完全不同、更合乎常规，对我们来说也更易理解的目标。但如果不惜一切代价发展工业，就会扼杀革命。因此，毛一直坚持中间偏左，并向那些掌握新闻媒介的激进分子提供攻击政府要员邓小平的机会。
当时，邓小平虽然被另一位代总理排挤掉，可还保留着在党内的基本地位和中央军委的最高领导权。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该如何理解那些攻击邓小平的标语和报刊呢？要找到这一问题的答案，就必须看到，1976年，美国和中国都处在危机四伏的痛苦之中。这一年，我们先进行了30 次总统初选，而后两个政党相继开会，最后是全国大选。中国与我们不同，由于毛泽东是革命之父，他们所面临的危机更严重。周恩来先于毛逝世，无疑削弱了毛的势力。如果周恩来仍是国务院总理，尼克松会被再次（水门事件以后）邀请访问北京吗？尼克松的第二次访华，使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这正是尼克松创建的）更加紧密，这也正是中国人民所盼望的，同时也暗示他的继承者在履行1972年2 月签署的《上海公报》中的美国义务时表现迟缓。
毫无疑问，中国人知道这一切。毛主席似乎支持和宽恕了这位因违反宪法而被迫辞职的丢人总统的所作所为。我们只能认为，毛主席对这些原则问题表现得特别迟钝。简言之，尼克松先生冒犯了美国对人权及法律程序的信仰。在美国人眼里，他是一个不肖子，但毛择东似乎很少注意人权及法律程序。也许他曾极力为他以“我的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为基础而发出的邀请开脱，但这仍不能使他的形象在美国人眼中变得更加高大。
如果不是周恩来掌管中国的外交政策，毛泽东主席就会采取另外的方针，这一点我们不会感到奇怪。北京的政策本身就反映出工业革命与社会革命之间的区别。现代工业革命无论在工业还是农业，都由于新技术、新知识、公共卫生、资金投入以及新型组织的出现而提高了生产能力，这在今日中国也是实用的。这是“实用主义者”和“温和主义者”们的研究领域，对他们似乎可以理解、认同（但事实上，他们坚决反对自由企业和个人主义）。中国的社会革命独具一格，远远超出了我们的经验，它是一场针对中国最有历史传统的统治阶级的革命。这一包括孔教关于社会秩序的传统教义，以老少、男女、主仆之间自然形成的不平等地位为基础，注重杰出人物统治论。由少部分人组成的统治阶级创造出中国灿烂的文学和哲学，保护着艺术和商业，而且在靠农民养活的同时统治着当地和整个帝国的大小事务。1927年，毛泽东发表了一篇论述农民问题的异端报告，这实际上是革命的先导。从这时开始，攻击中国陈腐过时的社会结构，就一直是毛的使命。在1936年至1946年延安的ro年间，“解放”使农民获得自由，他们有了学文化和技术的愿望。延安初步培养出一批新的党的干部，他们发动群众投入到生产、战争和政治之中。1949年以后，大型的民众组织和全国性运动又造就了官僚和学者，并逐步消灭了地主和资本家。但毛泽东惊愕地发现，消灭旧统治阶级的残余还远远不够，杰出人物统治论的思想流毒仍弥漫在国家中。革命中新解放出来的农民，不仅具有欧洲式资本家的雏形，而且，其骨子里也有提高社会地位并最终成为新统治阶级的欲望。特权重新出现在共产党内部，并在中国传统的土壤里萌芽了。毛在1966年至1969年这一阶段的“文革”中，曾设法铲除这种特权。“五七干校”显示出中国的独特，它对美国人来说十分陌生。从图书馆馆员到政府工作人员等所有城市白领工人，在“五七干校”里像农民一样干着农活。从此，“阶级斗争”在中国社会历史中有了特殊的含义，“为人民服务”意味着不再有上层阶级的特权。
毛的最高指示使这个国家一直寻求克服的困难变得简单了。现在如此庞大的中国官场，继承了它所声称的对大众实行仁政的传统。在完善中国上层社会“把秩序引人帝国”的责任的过程中，毛作为一位圣人和导师，采用一种教导的方式，把人民大众引人政治生活，使他们走上自我发展的道路。像本世纪初梁启超那样的改革家很需要教育和培养那些对政治不敏感却又经常反叛的农民自治。孙中山把教育作为他政策的中心，毛泽东则把它用在其他方面，但他后来倡导的平均主义的秩序仍然由一些党内精英管理。来中国的旅游者都对中国强烈的等级观念感到惊异。现在中国的等级观念，仍然是社会秩序中不可少的一部分；他们也为党的干部把“为人民服务”这一独特的口号作为其义不容辞的职责而深感震惊。
总之，毛为人民所进行的革命，从一开始就不能由人民来领导，民主参政只能有组织地进行。毛是个伟大的鼓动者，他向人民宣传农民权利、妇女解放、公共福利、科学技术、自尊以及民族自豪。但宣传也是有代价的，要填平山谷就必须削平山峰，要改变整个民族的性格，就必须向人民灌输正统观念和大同思想，限制知识、压制个性。知识分子渴求书本，同时又惧怕教条主义的组织者。高等教育终止了5年，代之以技术培训。中国有些人争辩说，就是尖端技术需要时也可以进口，认为“纯科学”是没用的，他们只看重“实用”。很奇怪，这一现象很少有人研究。那些倡导道德品质（红）而反对物质技术（专）的人，让人想起19 世纪的儒家官员。在儒教帝国中，文人低毁西方的物质文明，主张由德高望重的人来掌权。那些用孔教教义打扮自己的狂热的保守派耽误了一代人向中国现代化迈进。我并不是说毛与19 世纪的那些人有什么直接关系（江青也不是慈禧太后），他们只是在形式上有相同之处。用绝对的道德标准肆意攻击对方，历来是中国人也是毛的习惯。在政治局内部矛盾冲突的背后，还有许多美国政治家们看不到的东西。
北京的路线斗争反映出北京的历史，同时也产生出两个难以决定的选择，即把毛反对的杰出人物统治论和特权的斗争进行到何种程度以及如何重视、培养必需的现代科技管理专家。“红与专”、政治道德标准与技术生产能力仍将是一对矛盾。当然，还有许多其他的问题，旁观者只能透过一层神秘的薄纱朦胧地感觉到。问题之一是神秘感本身，中央委员会像座城堡，一切行动不为人知；外国记者被当成间谍，他们为弄懂中国政策，被迫像中国人一样学习晦涩的词句和间接的厉史引喻。这种状态能持续多久？也许，还需很长时问。1860年，英法的枪炮使西方外交宫能长驻北京，此后17年，中国的外交官才被派驻欧洲各国首都。我们不能只靠自己去评价中国，但我们每天都在努力。如何评价毛泽东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他不是一般人物。让我们看看他是如何对待美国的。在19 世纪和20 世纪初，美国人在中国人发动的伟大革命中助过一臂之力，但在1949年革命胜利后，又反对这场革命。我们根本没必要与中国人在朝鲜开仗；麦克阿瑟在仁川登陆并准备开赴鸭绿江、征服北朝鲜之前，周恩来就警告我们，中国不会坐视紧邻中国东北工业基地的友好邻邦被公开的敌人占领。在朝鲜，我们造成中国伤亡100 万人。这之后，我们又对北越狂轰滥炸，多次入侵中国领空（这是对所有中国飞行员的污辱）。但毛忍受住了这一切，最后，他邀请我们战败的领导人访问北京，因为这时与苏联相比，我们对中国的威胁变小了。显然，他还会就国家大事与这个洋鬼子饮茶座谈。
在周恩来和成千上万人的支持帮助下，毛领导人民共和国走过了一段历史时期，现在这一时期已告结束。毛和他的一代已经成为过去，我们能对中国问题有更全面的了解吗？新一代中国领导人同以往一样仍孜孜埋头于国内事务，我们只有突破语言和意识形态的障碍，自己努力了解中国。毛、周是一对非常出色的搭档。如果我们既要承认北京对台湾的主权，又要保证台湾的稳定与自治，以保持同北京的正常关系，那就必须学习毛、周的深谋远虑、耐心和坚韧不拔的精神。
然而，我们错失了良机。1949年以前，我们与中国接触很多，却没有把握住机会。中国革命领导人在掌权之前就已广泛接触了美国人和美国方式。周恩来与马歇尔将军谈判过。周的情报主任曾就读于上海教会学校，他的姐姐和罗斯福夫人一起工作过。中国派往联合国的第一个代表毕业于清华大学，该校是美国用清朝庚子赔款援建的。他在联合国的继承者曾就读于著名的美国教会大学燕京大学。埃德加·斯诺为毛写传记。当人民共和国在延安还处于酝酿中时，到那里去的美国人比苏联人还多。像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正因为1949年以前美国对中国的影响是如此之大，共产主义革命才觉得必须清除这种影响，因而，美国人有一种“失去中国”的感觉。但从集中体现毛泽东思想的矛盾辩证法的观点来看，尽管美国在中国的历史中站错了立场，但中国人了解了美国，并觉得可与美国重修前缘。后来的历史证实了这一点。
现在，熟悉我们的一代中国人已经消逝。许多在美国受过教育的中国教授和科学家，有的去世，有的退休，或正要退休。1946年马歇尔将军斡旋失败后，中美之间产生了隔阂。那些发动伟大革命并知道美国曾是反日同盟的中国人正在教育一代新人，使他们从教科书中得知，美国是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者，是被打败的轰炸越南的国家。1946年以前存在的中美友好关系消失了，其实我们本应利用这种友好关系，同北京建立更有建设意义的接触，但当时没有这样做。毛、周时代的结束，并没有使中美关系通向和平、发展的道路变得平坦。
此篇部分发表于1976年3 月26 日的《每日新闻》，其余选1976年10 月14 日《纽约书评》中的《论毛之死》。
第三章 正常化之路
冷战时期，美国对“共产主义”无论以何种形式在何时何地出现，都强烈反对。现在，美国对外部世界开始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对中国的看法也开始转变。
首先，中苏关系破裂是60年代国际关系中的一件大事，它在70年代导致了华盛顿、莫斯科和北京的三角平衡关系的构想。回顾以往，我们应对用如此长的时间才承认中国和北越出现的民族共产主义感到惊奇，我们关注的是“共产主义”的极端邪恶，并不相信它会在莫斯科的国际阵营中受到国际强权政治的危害。我们对60年代出现的中苏关系破裂熟视无睹，不予重视。赫鲁晓夫突然把成千上万的苏联工程师和顾问连同图纸一起撤出中国，世界上那些真正的共产主义信徒无不为此感到震惊；而不信仰共产主义的美国人，却只是猜想“共产主义者”又在玩弄什么新计谋愚弄他们。我们卷入越南战争是在1960年之后，当时，莫斯科和北京已公开互相攻击。我们卷入越战，声称是为了把越南从莫斯科伸向世界各地的触角下拯救出来。整整八年，我们试图阻止北越统一越南，以遏制共产主义中国向南扩张。但结果是1979年中国和越南成了兵戎相见的死对头，这一事实使60年代美国参与越战显得更为荒唐。
其次，我们不得不承认——虽然有些犹像和不情愿，毛领导的中国并不像冷战时期美国舆论宣传的那样在亚洲扩张。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从1962年中印边境的武装冲突中得出以上这一结论。
最后，60年代毛的闭关锁国政策显然未使中国有所收益；中国不得不对外开放，扩大与外界的交往。这意味着，美国在改变与台湾关系的前提下，可与中国重新建立正常关系。1972年，尼克松到北京，使美国与台湾的联盟关系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但继续保持台湾省的自治。1984年提出的“一国两制”显然是在这一基础上产生的。
15 重新评估中国的扩张性：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
美国遏制政策的主要依据，是北京的“扩张主义”。印度宣称，l962年10 月，中国突然袭击印度边防军，是没有理由的侵略。这无疑更加深了美国认为中国是“扩张主义者”的印象。内维尔·马克斯韦尔仔细研究过中印边境冲突的材料，驳斥了作为遏制政策对象的中国正在进行扩张主义的观点。他指出，这是世界，尤其是印度的错觉，其次是美国人的错觉。他告诉了我们中国人处理边境争端——如果不是一般外交关系——的方法，并为中美关系的未来，特别是台湾问题，提出了可供思考的问题。
内维尔·马克斯韦尔是一位澳大利亚人，曾就读麦克基尔和剑桥大学，在伦敦《泰晤士报》驻华盛顿办事处工作过三年，后于1959年作为《泰晤士报》驻南亚记者前往新德里，在新德里报道了中印边境争端以及尼赫鲁政府最后几年的情况。周游印度八年后他回到伦敦，在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著书立说。如他所说，在近期发生的国际冲突中，还没有比中印冲突“记录材料更全面……却又被如此广泛误解的”。像阿拉斯泰尔·兰姆（《中印边境：边境争端的起源》和《麦克马洪线：印度、中国和西藏关系研究，1904—1914年》的作者）及其他英国研究学者一样，其丰富而全面的历史材料不仅源于亲身经历，还来自印度方面的保密材料。
即使马克斯韦尔没有北京方面的内幕材料，从印度方面的记录中也可以看出，中国在这场冲突中的表现，从一开始就显得符合情理、富于理智，而印度方面却越来越无理、不理智。尼赫鲁反复强调（l）为了和平事业，他愿与任何人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举行会谈，但（2）他绝不就印度神圣的边境问题举行谈判。尼赫鲁对“会谈”和“谈判”的区分，使他深得世界同情，同时也避免向中国就边境问题提出实质性的解决方案。
中印边境问题为政治家施展才华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它不像今天的台湾问题那样充满火药味。2000年前中印两国人民在喜玛拉雅山脉两侧各自创造出灿烂的文明。但中国和印度各自成立共和国，推翻了帝国主义统治者以后，马上对以前帝国主义统治者设置的边界提出归属声明。
因此，1911年，当中华民国结束清王朝统治以后，马上声明拥有清朝的疆域，包括外蒙古和西藏。蒋介石也一直这样认为，只是当时中国没有能力使这些声明付诸实施。今天，中国人仍为外蒙古处在苏联的支持下保持独立而感到失意。印度在英国统治下从未把西藏变为保护国，使之成为世界公认的主权国家，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把它称为“中国西藏地区”时，从国际法中也找不到可以反对的理由。
中、印有争议的地段是东、西两端的边境。在东端，后来变得非常出名的麦克马洪线，其实不过是一个叫亨利·麦克马洪的英国上尉在1914年划定的界线。中国对此从不承认。此线在阿萨姆平原以北140 英里的青藏高原，沿山脊向东延伸。在英国人撤走前十年，印度声明此线重新生效，并把边界哨位移到麦克马洪线以南的有争议地区。他们继承了这块占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