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是美国也是世界上最有声望的汉学家。他的著作及其主要观点代表着美国主流社会的看法，对几代美国学者和政治家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出版此套《费正清文集》对国内读者了解海外在中国问题上的研究成果，冷静看待自己的历史和文化颇有意义。由于费正清是西方的中国问题观察家，看待中国自然也是以西方人的视角，所以，他在书中所表达的观点并不代表我们的认识，甚至有不少观点是我们无法认同的，希望读者在阅读中加以注意。
世界知识出版社
佳评如潮
费正清在美国学术界的地位，他的经历和交际的广度，使他在重建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学术交流中处于圣贤和使者双重角色的地位。
保罗·埃文斯
这本明快晓畅的著作，是费正清著作的精华。我们那些年长的和最有影响力的汉学家，还在以毕生的精力继续做着十字军东征。但费正清的研究挑战着人类生命和智力的严峻局限。他的个性鲜明、充满活力的文章，对那些要了解在过去15年里美国人眼中中国的普通读者，提供了最好的入门。
安德鲁·内森
以罕见的天才和超人的勤奋，灵异的悟性和鉴别能力，将中国史的千头万绪理成清晰的脉络，堪称生花妙笔。
约瑟夫·列文森
以博大精深的学术根基，全面梳理中国历史文化，沟通古今中西，打通文化间的藩篱……笔势酣畅，传神达旨，达到中国学的最高境界。
乔治·史蒂斯
不同于一般外国人的评论中国著作，他一向以历史学家的眼光，透过中国数千年的演变，来分析、评论当前所发生的一切。这是对我国感情最深厚而成见最少的一位正直的美国学者的论著。无论如何，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萧乾
费正清的专业虽是中国近代、现代史，但是他一向承认中国文化不但连续不断，而且自成一独立系统；如果不对中国的传统有所认识，便不能清理它的现代变迁。因此他对近代以前的中国史确有求了解的意愿。
余英时
中文版序
萧乾
在西方世界，美国是汉学家较多的国家。那里，不少汉学家是从哈佛大学远东中心毕业的，他们大都出于费正清的门下。
费正清在《我在中国的岁月》一书中谈到，他是1932年来中国开始学习中文的，一生的工作都与中国有关。40年代他在重庆主持过美国驻华新闻处工作，同当时的中国文化界有广泛的交往。1945年我在华盛顿看到他时，他正在美国新闻总署负责中国事务。战后，他在哈佛大学创立了“远东研究中心”。他退休后，该中心即改名为“费正清远东研究中心”。那是“中国通”在美国的荟萃之地，是观察中国的一个重要场所。80年代，他应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之约，主编了长达15卷的《剑桥中国史》。在美国的汉学家中间，他肯定是最具有权威的一位。
1945年，我与杨刚重逢于旧金山。当时我正准备在采访完“联合国大会”之后，即绕道去东岸旅行，当然要访问美国首都华盛顿。杨刚告诉我，在华盛顿很难订到旅馆房间，就写了封信给费正清，介绍我去借住。抵华府后，我即去新闻总署找他。他对我说，他所住的公寓正在毒杀老鼠，他本人也只好暂时另外寻地栖身。但他还是为我找了个旅馆房间。那是我们初次结识。
1979年我重访美国之际，曾去他在波士顿的寓所便酌，并从他那里觅到一些有关杨刚和林徽因的资料。1983年我第三次访美时，他托人送给我一本他的回忆录《我在中国的岁月》。其中最引起我兴趣的，是他和梁思成、林徽因伉俪之间的一段深厚友谊。他称这对夫妇为他毕生最要好的友人。抗战期间，梁、林二位蛰居在四川一个叫李庄的小村。在交通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费正清还曾前往访问并住了一个星期。书中写道：“徽因瘦极了，但依旧那么充满活力，并且在操持着家务，因为什么事她都比旁人先想到。饭菜一样样端上。然后，我们就聊起来。傍晚五点半，就得靠一支蜡烛或者一盏油灯来生活了。八点半就只好上床去睡觉。没有电话，只有一架留声机和几张贝多芬、莫扎特的唱片。有热水瓶，可没有咖啡。毛衣也不少，就是没有一件合身的。有被单，但缺少洗涤的肥皂。有笔，可没有纸。有报纸，可都是几天以前的。”
费正清花了不少笔墨来形容这对在学术上卓有成就的夫妇所过的清苦日子。最后慨叹说：“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他们仍继续做学问。倘若是美国人，我相信早已会丢开书本，把精力放在改善生活境遇上去了。”
1984年，我读完他的《我在中国的岁月》，曾给他去一信，指出书中一些小疵。知在谈到杨刚时，说那个“刚”是钢铁的“钢”之类。同年8月20日，他回我一信，除了表示感谢，并对当时的美国局势说了些愤慨的话。接着，他谈起他主编的《剑桥中国史》第13卷中有一章写“中国学术界的勃兴”。
前年，费正清的夫人费慰梅到北京寓所来看我，欣慰地告诉我，她终于把梁思成的《插图本中国建筑史》整理竣事，在美国出版了。这对夫妇如此珍重友谊，使我深深感动。
我读过费正清的巨著《美国与中国》。在美国汉学界，那几乎是本必读物。
《观察中国》是15年来费正清在美国报刊上所发表的关于中国论文的结集，记录了他对近、现代中国局势的观察及评论。不同于一般外国人的评论中国著作，他一向以历史学家的眼光，透过中国数千年的演变，来分析、评论当前所发生的一切。这是对我国感情最深厚而成见最少的一位正直的美国学者的论著。无论如何，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1997年8月15日
前言
近来，中国已经活跃起来，并重新出现在我们面前。这对我们的未来意味着什么呢？毕业于商业学院的中国问题专家们，赞扬了落后的中国向市场的转化及对他们认为使美国具有活力的经济效益的追求。展望未来，另一些专家预言，一个现代化的中国将很快像近年来的日本一样，在技术上超过我们，在世界市场上以廉价商品同我们竞争。这样想来，他们最终会向我们提供服装和家庭用品，而我们则只向他们出售农产品。但中国真能成为另一个日本吗？这种想法可能仍然是一个美国梦，即中国是一个沉睡的巨人，同中国预计可以进行巨额贸易。但这种梦想从未成为现实。也许延误中国进入当今时代的同样的困难，将继续减缓中国的进步。
中国具有很大潜力的贸易，对我们西方人来说，200年来，一直是梦幻世界中的事。中国留给我们的印象是它有着悠久的历史。我们开始领悟到，我们透过现实、成见和接触逐渐形成了对中国的看法。 正是这两者，构成了中国问题专家们的报道内容。
这本书收编了一位历史观察家论述中国和中美在过去15年的关系的文章。很明显，我只是那些渐被淡忘却很重要的制造舆论的人中的一个。书中提到的作者们在著书、写文章和评论时，都反映出他们对发生在中国或涉及到中国的历史人物和事件的不同认识；他们把自己得出的印象或评论传述给其他人。很快，现实和想象交融了。
本书是写别人对中国的反应，这种双重渗入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知道，出版商和刊物、报纸的评论编辑首先考虑的是，所写的书是否值得出版或评论。当然，本书的内容也许可以告诉我们，是什么吸引了那些关心中国的美国人。喜欢本书内容的人会感到，这些评论反映了公众的意见。我们假定这些评论可能是有倾向性的，是不完整和不明确的，但还是可以同官方舆论相竞争。
导言（部分取自1985年12 月在美国历史协会百年纪念会上的讲演），反映出我的兴趣所在，即美国人对中国的各种不同看法是如何形成起来的。本书共分五部分，每一部分均以一历史事件开始，有些章节甚至先从当今惯用的按语开头；书中大部分内容是第一次出版。
导言 美国人看中国历史的变迁
了解我们自身已相当不易，要理解与我们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和历史、和我们相距遥远的中国人就更加困难。但我们仍需设法去了解，也许，这种了解已有所进展。
以人权这一新的美国宗教为例，它与文化有超过我们想象的密切联系。在中国，人权不会成为主要教义，除非它成为和美国一样的法治社会，但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似乎难以实现。简言之，这是因为权利和责任分别是基督教和孔教的遗产，结果产生了个人奋斗和集体合作的强烈对照，这一矛盾是3000年历史的遗产，不会轻易被消除。
例如，在考虑犯罪动机时，美国法律就表现出对个人主观意愿的重视。故意杀人是谋杀，但意外或没有预谋致死被指控为杀人时，会受到另一种处罚。而在中国古代却远非如此，没有犯罪动机，并不能帮助犯人减轻罪责。举个典型的例子。1821年，一名叫泰拉洛瓦的美国水手从船上丢下一只坛子，砸中一个舢板上的女人，使她落水而死。为能在广州继续做生意，美国商人把这名水手交给了中国司法部门。按照中国法律，他很快就被绞死了。这一事例导致治外法权制度的产生，这在1844年的第一个中美条约中得到充分阐述。从这以后直到1943年这一不平等条约被废除的100年间，治外法权（或美国领事馆官员对美国人在中国的人身、财产拥有裁判权）一直是各种条约的中心内容。它不但使在中国的美国人享有特权，而且也避免了许多敌意。
简言之，在帝国主义侵略时期，英国人和美国人在中国所享有的治外法权，是我们今天称之为人权的具体表现。现在与过去是紧密相连的。在中美关系中，还有两个主要特点，即美国想在中国取得巨大贸易利益的期望至今仍未实现；传教士们想把自己的文化精华传给中国人这一梦寐以求的愿望也未实现。基督教传教士做了许多重要有益的工作，却很少有皈依的教徒。在中美关系中，我们一直想表达我们的文化价值观念，而中国则以自身的价值观来回应。为便于我们应对正迅速到来的、充满未知数的美中关系，我们应注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形成和发展的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
这种印象当然非常不可靠，它首先是由那些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权威创造的，其次是由那些旅行家、传教士、记者、领事、商人、学生和旅游者，将其所见所闻转述给他们的听众而形成的。由此对中国产生的印象至多不过像一只万花筒，呈现出纷繁杂乱的景象，而且变幻无常。人们常根据课本、回忆录、小说、电影、广播电视和评论来积累、编织中国形象。在这纷繁的景象之中，每一代美国人似乎都能得出一个为人广为接受的观点，至少是在那些有头脑的市民中。把这些观点发展的不同阶段进行划分，也许能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中国。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有200年的历史，在这200年中，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是从零开始的。我们最早接受的是欧洲人对中国的看法，即18 世纪启蒙运动时期的观点。到18 世纪90年代，英国、荷兰已在北京建立了使馆，这时，弱小的美国对中国的印象仍受着启蒙运动时期的影响，尽管中国为1773年成立的波士顿茶会提供了茶叶：杰西斯显示了早期传教士在我们现在称之为公共关系方面的才能，他写的题为《有益而有趣的书信》的报道广为流传。杰西斯用孔教经典中比比皆是的理想化的词句描绘了中国。为杰西斯提供情况的中国人满脑子充塞着这些美好的词句，他们都是由传统的科举体制的思想工厂中造就出来的。皇帝具有超人的智慧和仁慈（除他在你有错误想法时责罚你之外），他的子民富裕、安乐，生活水准与欧洲人相比毫不逊色。启蒙运动思想家们想用杰西斯对中国理想的报道来说明，没有天启教① 的教训，你依然可以相当文明。当然，启蒙运动时期人们对中国的印象是抽象、神秘和不真实的。
① 被认为系直接由上帝启示于人类的宗教——译注
19 世纪初，西方物质文明有了很大发展，与中国的接触更为直接，从这时起，西方人的幻想开始破灭。18世纪，欧洲人都把夜壶倒进沟里，而中国则有收集、输送粪便做肥料的习惯；但当自来水及洗手间在欧洲盛行时，中国落后了。西方人因与中国贸易而直接闻到了广州街头的粪臭。中国很快“衰落”了，缺少蒸汽机、大炮及其他的文明成果。先不说司法改革、警察、医院这些西方近代的产物，仅就中国至今仍在追求的现代历史发展的两大动力，即科学和民族主义这两方面，西方已处于领先地位。
因此，18 世纪梦幻般的中国被无情地蒙上了肮脏、落后的阴影，当新教的复兴精神使美国传教士前往非信教地区时，他们宣称，工业、民主和基督教是产生西方强国的三大要素。中国的学者、官员认为他们自己更明事理，但却无从证明这一点。船坚炮利是一决定性的事实，而且，极具道德原则的传教士也会无孔不入。
19 世纪上半叶，西方人在与中国接触后感到失望。当时，一名传教士兼印刷商威尔斯·威廉姆斯写了一本全面介绍中国的非常有参考价值的书《中国》，副标题为“中华帝国及臣民的地理、政治、教育、社会生活和宗教”，全书分上下两卷（1848年出版）。1883年又出了增订本，副标题改为“中华帝国及臣民的地理、政治、文学、社会生活、艺术和历史”。这部广为流传的著作，是区域研究的开山之作，它强调必须把一种不同的文化作为一个整体，从各个角度展开研究。在描绘中国时，语言、历史、社会和文化不能相分隔。这种综合研究被称为汉学。《中国》一书综述了两件事：一是英美传教士先驱有关中国沿海地区状况的研究，这主要来自1832年之后传教士在澳门、广州出版的刊物《中国宝库》；二是在书中，威廉姆斯描述了中国在进人现代社会之前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使他和他的读者深信，中国人不但需要蒸汽机和西方的物质文明，而且还需要耶稣基督的精神教诲，在此，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基督教典型的扩张模式：“我们有之，他们缺之，我们把他们所缺乏的给予他们，这样他们就会效仿我们，就会追求我们的理想。”到了20世纪80年代，我们美国人仍在设法使中国人不光接受我们的科学技术，包括社会科学，而且接受我们注重人权的个人主义。显然，我们虽有了进步，但仍未摆脱威廉姆斯在《中国》一书中表达的价值观及其包含的对中国的态度。简言之，在美国人看来，就文化价值观而言，中国的历史有极大的继承性。
继1848年威廉姆斯的中国论著之后，又出现了许多有关中国的著作，其中包括1934年出版的肯尼斯·斯科特·拉托瑞特的《中国人：历史及文化》。这类论著很多，不胜枚举。在拉托瑞特时代，对中国古典文化及历史的研究产生了许多学术成果。中国古代荣耀与现代衰落的对比非常强烈，这种现象今天仍然存在。值得庆幸的是，是英国人而不是我们使用炮舰巩固了我们的治外法权，英国人没有让我们介入他们从印度贩卖鸦片到中国的贸易。历史的记录使我们感到，我们还是非常仁慈的。我们觉得，我们与中国有一种温和的“特殊关系”，但我们没有意识到中国的